她總喜歡把鄧麗君的《再見！我的愛人》作為最後一首歌，第一句歌詞「Good bye，my love」唱出來，觀眾就知道今天的演出要結束了。
四十年前的許多事物都太遙遠了，但唱粵語流行歌的梁容娟一直記得香江酒樓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廳到晚上點起蠟燭，「好浪漫噢」。
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時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東西包裹，她無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個尚未完全開放的年代裡，她擁有了短暫的享受美麗的自由。
流行音樂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漸漸走進了深圳歌舞廳，初代流行音樂人們回憶起來那段歲月，完全不記得流行音樂進入中國最初的幾年裡遭遇過什麼阻礙，人們不需要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聽了一輩子革命歌曲和民族音樂的人們，太容易被更新鮮更靈動的詞曲俘虜。
深圳第一臺電子琴
竹園賓館的港方經理陳子芳1980年把第一把電子琴從香港帶到深圳的時候，從深圳業餘藝校走出來的江禮還只接觸過風琴和管弦樂。這臺「像桌子一樣」的樂器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事物，連圖片也沒有見過。甚至缺乏想像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樂器的空間。40年之後，已經旅居英國的江禮仍然記得那時候電子琴散發出的味道：膠、木頭和電子版混合在一起，他後來常常在新樂器被拆封的時候聞到這種味道，但四十年前第一次聞到它時的感受是全新的，那種記憶沒辦法被替代。陳子芳給他們演示電子琴的使用。他是個吉他手，並不怎麼熟悉電子琴，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陳子芳記得自己「只是隨便按了幾個鍵試了一下音」。那個時刻帶給江禮的卻是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琴鍵的音一出來，他覺得簡直「瘋了」:「你看他的手也沒有怎麼動，腳也沒有怎麼動，但是整個聲音一下子就出來了。好像看到一個現場的大樂隊在那裡，一聽到鼓聲可以看到人在打鼓，一聽到吹小號就看到人在打小號。」江禮那時候聽過的最接近現場樂隊的聲音是從卡帶機裡傳出來的。卡帶式錄音機70年代被香港人帶來深圳,一般附帶著一個示範性的音樂卡帶，來展示卡帶機的功能、音效和音色。江禮從那些卡帶裡聽到的是「音樂」，他會仔細聽低音是怎麼走下去的，鼓點是怎麼打出來的。要很久之後，他才能理解在那些卡帶裡，是技術的革新讓聲音可以往更高頻和低頻處擴張。江禮那幾年從深圳業餘藝校走出來，被挑選到寶安縣宣傳隊拉手風琴，又經歷了宣傳隊解散，去到深圳汽車技工學校學技術，業餘時間繼續玩音樂，一到了建軍節、建黨節、國慶節這些日子，一些機關單位在文化公園的燈光球場裡組織唱歌，江禮用手風琴為他們伴奏。他與藝文事物結緣早，常常會反駁「深圳是文化荒漠」這樣的論調。江禮的父親在電影公司工作，童年時期的他對人民戲院和深圳戲劇印象都很深。人民戲院的椅子是木的，日場電影得關上全部的窗簾，夏天來臨的時候，售票員拿一根長竹竿推一下天花板上的風扇，它才能轉動。一些電影首映禮的時候，人們用大紅花把裝著電影膠片的柜子抬出來，帶著橫幅敲鑼打鼓走上街。江禮第一次見到黑膠唱片是在朋友家裡，那張唱片的封面是一個化了妝的漂亮女子，寫著「天皇巨星汪明荃」七個字。沒法完全理解這句話，「除了毛主席，還有誰能被稱為天王巨星呢？」後來成為第一個粵語流行歌手的梁容娟那幾年在粵劇團工作。常常把所有的東西拿床單一裹，提上一個水桶就去下鄉演出，運氣好的時候有招待所住，運氣差的時候只能在稻草上鋪一層蓆子入睡。朋友一個接著一個去了香港，她覺得在粵劇團的日子又累又苦又無聊。梁容娟不久回了深圳，宿舍和江禮所在的宣傳隊離得近，她記得自己那時候和一堆小姑娘每天竄來竄去，到處聽八卦和嘰嘰喳喳講好玩的事情，很快認識了江禮。年輕的時候，梁容娟喜歡唱鮑翠微的歌，甜甜的、輕輕的、又比較容易上口....她的聲線一直很好，四十歲的時候接起家裡的電話，還會被電話那頭的來客問」小姑娘，叫你爸爸接一下電話。」這兩年，她老覺得自己聲音變沉了，不再是那種又細又甜的聲音。但採訪這天，提到那幾年喜歡過的歌，她在電話裡沒有忍住連唱了好幾段，聲音像從膠片裡流出來的。所有的歌詞她都記得清晰，旋律怎麼轉、換氣怎麼換，她都記得。但四十年前，她沒有機會這樣自由的歌唱。她每天唱完粵劇，晚上躺在床上偷偷聽卡帶機，偷偷學唱那些旋律和歌詞。江禮記得那時候的公開場合聽不到港臺流行歌曲，但人們總能哼上幾句，聽了一輩子的革命歌曲和民族歌曲的人們，很容易被一種更新鮮更靈動的旋律和歌詞打動。在香港長大的陳子芳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玩樂隊，香港的樂隊文化已經足夠發達。他省錢買了一把二手電吉他，把黑膠唱盤從45轉調到30轉慢慢播，一粒一粒音來聽。陳子芳中學時候去香港的酒店兼職彈吉他，因為沒有打領帶被酒店的大堂經理攔在門外，他把襪子脫下來，繞在襯衣上才進去。他始終記得那個酒店經理「好威風」，後來自己進了酒店行業，有一股子年輕人的雄心，他想能在酒店管理上「說得上話」，想自己決定一家酒店裡發展什麼樣的樂隊。但在香港酒店做了幾年之後他反而看不到晉升的希望。他走在街頭，看見深圳建立經濟特區的消息，第一個中外合資賓館竹園賓館要在深圳建立，招募港方經理。他就來了深圳。生活上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在香港他自己開車，來到深圳之後只能在街頭坐單車。計程車「有錢都打不到」。和大陸工作人員很難融入，他們在香港開會習慣用英語，中方的同事一般講客家話。陳子芳那個時候從香港老闆處領的工資是6000塊一個月，比整個賓館其他所有服務員的工資加起來還多。那一年，深圳市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不到800元。陳子芳剛來深圳的時候只感到「孤獨」。晚上下班以後，他從竹園賓館出來，東門走到深圳戲院門口的大榕樹下，吃一碗粥再走回去，這是他唯一的娛樂活動。來深圳的時候，他只帶了一把電吉他，晚上和同事們唱唱歌，萌生了要在酒店酒吧裡做樂隊的想法。樂隊在廣州中唱錄製CD，左起江禮，侯少華，餘勇，容志偉妙麗集團的老闆劉天就送來第一臺電子琴，樂隊慢慢籌備起來。江禮邀請梁容娟來竹園唱歌，她很快答應。事實上，不止梁容娟答應的爽快，江禮也是，樂隊籌備的過程中，沒有人會猶豫是否要接住這樣的機會，屬於未來的、新生活的機會。樂隊沒有名字，江禮演奏電子琴，架子鼓是餘勇，李家健演奏小提琴，歌手有當老師的容卓倫，編制在工會的粵劇演員梁容娟，竹園賓館服務員葉秀卿也常常登臺演唱，司儀則是從廣州來的泥頭車司機何景順兼任。陳子芳偶爾會來客串吉他，他常常在吧檯處給客人調酒，這麼多年，江禮一直誤以為他是酒吧經理。江禮那時白天做的士司機，在當時計程車司機是極其賺錢的職業，香港的客人來坐車用港幣結帳，市場上港幣去兌換人民幣能賺一大筆。事實上，竹園開業那幾年，臺下的觀眾許多都是的士司機，他們隨時拉來客人，又隨時送客離開，自己也會興起坐下來聽幾首歌。但江禮那時總是把車停在路邊，天天泡在竹園彈電子琴。四十年前的許多事物都太遙遠了，但梁容娟一直記得香江酒樓的金色蛋糕裙是「全深圳最漂亮的」演出服，一些歌廳到晚上點起蠟燭，「好浪漫噢「。每天晚上去唱歌的時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美的東西包裹，她無比享受那些夜晚，在一個尚未開放的年代裡，她擁有了短暫的享受美麗的自由。1978年，村裡迎來第一臺電視機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來祠堂圍觀，魚骨一樣的天線被放在屋頂上，幹擾臺的信號弱的時候，梁容娟看香港電視劇，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天堂：電視劇的女主角頭髮頂著卷卷的燙髮，穿著百褶裙配，小皮帶一紮腰就露出來，那是香港流行的穿法。她總是很羨慕。在粵劇團的時候，姑姑給她帶來一件印花尼龍上衣和一條緊身牛仔喇叭褲，她歡歡喜喜穿上身。團長保守，接受不了，說她穿得「花枝招展」。她只能換下來，日日和大家一起繼續穿練功服。「你知道那時侯本來就是小女生特別愛美的年齡，看見了美麗的東西，想表達自己的美，但是不可以啊。」在竹園的日子讓梁容娟感受到的是「真的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了」，陳子芳毫無保留地從香港帶來新事物，他常常請樂隊成員們吃三明治和檸檬茶，梁容娟仍然記得那種「好享受」的感覺；音樂設備也越換越好，進口的麥克風讓梁容娟原本尖尖的聲音變得更柔。她在臺上唱喜歡唱《舊夢不須記》、《漫步人生路》，《百花亭之淚》.歌詞彎彎繞繞的，從不直白表達情與愛，在她眼裡這就是那一代人的含蓄。她總喜歡把鄧麗君的《再見！我的愛人》作為最後一首歌，第一句歌詞「Good bye，my love」唱出來，觀眾就知道今天的演出要結束了。樂隊的駐唱讓竹園賓館生意爆火，許多人來聽完歌就順便在賓館住下。早年竹園賓館的樂隊演出時，臺下的觀眾其實並沒有什麼深圳市民。陳子芳印象裡，觀眾很多是深港的貨車司機，晚上沒有辦法過關，就在竹園聽完歌順便休息。江禮印象裡有許多香港來的的投資者在酒吧裡，老闆們來這裡談生意，期望看見深圳新的可能性，酒吧和歌舞廳一度成為香港有名的商務社交場合。歌舞廳在八十年代的深圳噴薄而出。陳子芳1988年在深圳開了第一家卡拉OK。他不能完全確定那是不是第一家，講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會順便交代，"如果你發現更早的一定要告訴我「。到卡拉OK開門迎客的時候，許多深圳人會來這裡，那時的KTV還沒有設包廂，客人們擠在大廳裡排隊點歌。竹園賓館火起來之後，其他的歌舞廳接連開起來。江禮第二年就被西麗湖凌波閣歌舞廳挖走，後來又去了深圳歡樂園。江禮的樂隊第一次有了名字：「旅遊樂團星河大樂隊」，樂隊成員也增加到40多人。那是深圳歌舞廳的黃金歲月。長期關注深圳的媒體人咼中校在一次沙龍分享中說到，80年代有一句話「全國看深圳，深圳看羅湖」。羅湖區那時有700家夜場，每天幾萬人的規模去消費，歌舞廳夜場日鈞營業收入達到在500萬元以上。後來為人熟知的毛寧、楊鈺瑩、戴軍、林依倫...都是從深圳歌舞廳走出去的。陳子芳在70年代與譚詠麟同期出道，見證了林子祥、羅文、許冠傑早期音樂人各自的樂隊從走紅到沒落。他在大陸一直從事酒店管理，每到一個新的酒店都會想方設法留下一些音樂元素。流行音樂最初進入中國的這段歲月和樂隊的故事很少被提及，人們回想起中國樂隊發展簡史，總會先想起北京搖滾，想起《一無所有》。這也是陳子芳一直以來的遺憾，深圳的樂隊沒有形成一股屬於深圳的原創力量。梁容娟在西苑和香江跑場唱了幾年歌，酒樓生意常常爆滿，來聽歌的人騎著自行車來，排隊進去聽歌，回去跟朋友炫耀「我昨天去聽了流行歌」。她那時候白天還做著文化局的工作，住在集體宿舍，晚上的門禁到十點半，她常常要託關係找人留門。領導不喜歡她在外面唱歌，他後來也就不唱了，現在回想起來只覺得「年輕時候太老實」，在權力面前都沒想過掙扎。反而是退休之後，她重新開始自由唱歌。她約上當年的歌友卓小虹，兩個人隔一天就去一趟KTV,開最大的、能容納二三十人的包廂，整個下午場唱個不停。年輕的時候，她站在臺上唱起來那些情情愛愛的歌曲，總覺得在思戀什麼。四十年過去了，年輕的流行音樂變成了有年代感的老歌，她依舊唱那幾首，總唱不厭。那些旋律和詞裡，有屬於她這一代人的含蓄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