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敢 《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裡程碑式的作品。幾乎在其出現同時，即被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連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稱為「四大奇書」。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藝理論家張竹坡稱為「第一奇書」。其後的《紅樓夢》被認為「深得《金瓶》奧」（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更認為「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吳敢
明代白話長篇小說《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裡程碑式的作品。幾乎在其出現同時，即被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連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起稱為「四大奇書」。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藝理論家張竹坡稱為「第一奇書」。其後的《紅樓夢》被認為「深得《金瓶》奧」（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更認為「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如此一部偉大的著作，其書卻屢遭禁毀，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災多難、可圈可點的《金瓶梅》應該還原其本來面目，應該確定其歷史地位，應該得到今人的公正評譽。
其書
《水滸傳》中有一段西門慶、潘金蓮、武大郎與武松的故事。在《水滸傳》繁本系統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這段故事是這樣描寫的：清河縣人武松景陽崗打虎成名，被陽穀縣知縣參做步兵都頭，巧遇在此挑賣炊餅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東京公幹。
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蓮，經茶坊王婆撮合，與破落戶財主西門慶勾搭成奸。小販鄆哥發現姦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姦，卻被西門慶打傷。王婆、潘金蓮、西門慶索興合夥藥殺武大。武松出差回來，得知哥哥被害，從團頭何九叔處探明真相，乃殺嫂祭兄，又在獅子橋下酒樓殺死西門慶，遂去縣衙自首。知縣與東平府尹哀憐武松是一個仗義的烈漢，僅將其刺配二千裡外，而將王婆判了剮刑。
不料，200年後，這段僅四回數萬字的故事被改造演義成一部百萬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這段故事的性質、因果雖然最終沒有改變，《水滸傳》中的情節卻僅僅變成了《金瓶梅》的依託。《金瓶梅》在武松為兄報仇之前，將潘金蓮娶進西門大院，又讓武松在尋殺西門慶時誤殺了李外傳。結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門慶、潘金蓮卻依然故我。這一巧妙的騰挪，給《金瓶梅》留下了足夠營造輝煌大廈的時空。《水滸傳》這一故事的主體部分，僅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與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餘91回，全與《水滸傳》無涉，而純系生發創造。
《金瓶梅》的書名是書中三個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縮寫。其詞話本從「景陽崗武松打虎」入手，繡像本與第一奇書本由「西門慶熱結十兄弟」寫起，但均很快書歸正傳。略謂北宋山東清河人西門慶，父母早亡，開一生藥鋪子，略有家資，而遊手好閒，與一群「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應伯爵、常時節、白賚光、花子虛、吳典恩、謝希大等結為十兄弟。
原配陳氏，死後遺女名大姐，嫁陳經濟，因避禍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門慶續娶吳月娘為繼室，並收妓女李嬌兒、卓二姐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婦孟玉樓頂替為三房。接著，又收用陳氏丫環孫雪娥為四房。後與武大郎之妻潘金蓮私通，並與拉皮條的王婆一起鴆殺武大，將潘取回府中為五房。再與花子虛之妻李瓶兒勾搭，氣死花子虛，亦娶回為六房。
卓二姐、孟玉樓、李瓶兒帶來大批財寶，西門慶財富劇增。「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武松報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門慶於是日益放縱。如通潘金蓮婢春梅，奸佔奴僕之妻宋惠蓮、賁四嫂，包佔妓女李桂姐、鄭愛月，還常與乾兒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會等。
不久，李瓶兒懷孕生子官哥。西門慶亦賄賂蔡京當上金吾衛副千戶。乃貪贓枉法，求藥縱慾。潘金蓮與李瓶兒為西門慶最寵愛的侍妾，二人爭風吃醋，潘妒李有子優寵，乃訓「雪獅子」貓嚇死官哥，李亦傷心病逝。一夕，西門慶服用金蓮餵服過量春藥暴死。樹倒猢猻散。
金蓮、春梅、陳經濟因私通被吳月娘逐出，金蓮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歸來的武松殺死；春梅則被賣與周守備作妾，竟得寵生子，被冊為夫人；陳經濟流落街頭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繼續私通。卓二姐復回妓院賣笑，孟玉樓偕資另嫁他人，孫雪娥被家奴來旺（宋惠蓮夫）誘拐發賣，為春梅買回為婢，百般折辱，後再賣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備陣亡。陳經濟與春梅淫樂時，被衛卒張勝殺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縱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吳月娘攜遺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靜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夢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內容豐厚深邃、藝術特色新穎鮮明的作品。茲各舉一例，以為佐證。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一家暴發與衰落的過程。這是當時社會（《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個典型家庭。小說創造了西門慶這個商人、惡霸、官僚三位一體的典型。這是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一個空前的嶄新的形象。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河浩浩蕩蕩，流過了將近二千個春秋，到了明代中後期，已是千孔百瘡，積重難行。
把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種狀態形象地描繪出來，是文學藝術作品的歷史責任。《金瓶梅》是第一個實踐這一歷史使命的長篇小說。這種「因一人寫及全縣」，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張竹坡《金瓶梅讀法》）的寫作方法，被魯迅稱為「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
《金瓶梅》通過西門大院的興衰變化，暴露出當年「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汙吏，遍滿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師覃恩錫爵，西門慶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僕相爭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惡，廣闊地展示了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風貌，可以說是一部明代中後期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百科全書。
《金瓶梅》與此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的單線發展、板塊接承那種結構方式不同，是一種以西門慶為貫照，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為對應；以西門大院為樞紐，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為統系，貫通關聯，穿插曲折的網絡結構。這是後來的《紅樓夢》和近現代小說的經典結構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這種結構方式並獲得相當成功的中國長篇小說。
《金瓶梅》寫了幾百個人物，其有始有終的少說也有幾十人，豈不是頭緒紛繁，讀來模糊嗎？小說「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後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張竹坡《金瓶梅讀法》），提綱挈領，綱舉目張，非常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從這種開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書的總綱，第五十一回是後半部的關鍵，布局極為均衡。
《金瓶梅》以社會基層結構為單元，描寫的是西門慶扭曲變態的家庭生活，其重點人物潘金蓮又是一個淫婦、妒婦、悍婦三位一體的典型，加上當時朝野猥褻，以風流為談資，《金瓶梅》難免有一些自然主義的性描寫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經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寬容。但在其流傳的三、五百年過程中，不少衛道者急欲焚之而後快，其也被歷朝歷代列為禁毀書目。
學術界一般認為《金瓶梅》成書於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萬曆24年（1596年）之間。這一階段，正是法國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創作《巨人傳》，西班牙的塞萬提斯（1547－1616）創作《堂·吉訶德》，英國的莎士比亞（1564－1616）創作戲劇的時間。塞萬提斯、莎士比亞謝世的次年（1617年），傳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梓行。
難怪有人給《金瓶梅》罩上諸多「第一」的光環：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第一部個人創作的長篇小說（一部分研究者認為非個人創作而為「集體累積」），第一部網絡結構小說，第一部由人物類型化向典型化過渡的小說，第一部最有爭議的小說等等。因此，《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說：「《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
其作者
萬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詞話》開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話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顯然，《金瓶梅》的作者是「蘭陵笑笑生」。「蘭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該序最後一句話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笑笑生」只是筆名，究為何人呢？該本欣欣子序後接著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話說「《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則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就是說，「笑笑生」是明嘉靖間「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罷，仍無真實姓名。這就為後人留下研討《金瓶梅》作者的充分餘地。《金瓶梅》作者成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廣有影響者為：
一、王世貞說。明屠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曆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此說20世紀30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年朱星重倡此說，並列舉出十條理由：（一）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二）他能寫小說，另有小說傳世；（三）他有能力個人完成宏篇巨製；（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夠時間；（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官場大場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揚；（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九）他祖籍山東，又做官山東，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條件；（十）他知識面廣，能寫出《金瓶梅》這樣的百科全書。黃霖、徐朔方、趙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說重又混入諸說林立的迷茫之中。許建平《金學考論》、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再次舉起此說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許建平甚至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二、賈三近說。這是20世紀新時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說。倡論者為張遠芬。其《金瓶梅新證》提出十條證據：（一）蘭陵是山東嶧縣，賈三近是嶧縣人；（二）他有資格被稱為「嘉靖間大名士」；（三）小說的成書年代與賈三近的生活時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閱歷足可創作《金瓶梅》；（五）小說中有大量嶧縣、北京、華北方言，賈三近分別在這些地區居住過；（六）小說中有幾篇高水平奏章，賈三近正精於此道；（七）小說中有些人物事件類似賈三近；（八）小說多有戲曲描寫，賈三近有此生活積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閒居，有創作的時間保證；（十）他寫過小說。
三、屠隆說。黃霖首倡。他發表了一組八篇文章，提出七條依據：（一）小說第56回的《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出自《開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說有不少浙江方言，與屠隆籍貫相合；（三）他祖籍武進，古稱蘭陵；（四）他潛心佛道，與小說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縱」罷官，堅持寫作「淫雅雜陣」，其情慾觀正是小說的思想傾向；（六）他具備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與文學素養；（七）他與劉承禧、王世貞關係密切，此兩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當為屠隆所贈。
四、李開先說。此說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的一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一句刪除。據說這一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1982年6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說。徐朔方因為是「集體累積說」的創始人，所以他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徐朔方的根據是：（一）李開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條件，如為山東人，歷任京官，創作有戲曲多種，其《詞謔》、《詩禪》表明他對市井文學的愛好和修養，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實的「嘉靖間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證明了其與李開先關係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開先《寶劍記》第五十齣原文等；（三）《金瓶梅》與《寶劍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處。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證》支持此說，並提出四點新見：（一）李開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詞意與感覺均與「笑笑生」相似；（二）李開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門慶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寶劍記》使替身（侍女錦兒）死去，而主要人物（林衝之妻）繼續發展故事，這種手法與《金瓶梅》同出一轍；（四）西門慶形象不統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後來卜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內證，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群等一些資質，集此說為大成。
五、徐渭說。最早透露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遊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一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60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應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通過《〈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一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他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洩憤為誰冤》一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
六、王稚登說。魯歌、馬徵提議。他們提出十三條根據：（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三）他對屠隆不滿，因選其《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入小說，以示譏刺；（四）小說中的詩歌曲與王稚登所輯《吳騷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記》中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詩文與小說詩文一脈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說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與小說均有中原正統觀；（九）他符合「嘉靖間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貞的門客，故以小說為王世貞之父報仇；（十一）小說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醜類之再現；（十二）小說三次引用他感觸深刻的詩句「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十三）小說反映的作者模樣正與他的情況若相符節。
此外還有湯顯祖說、馮夢龍說、李先芳說、沈德符說、李漁說、趙南星說、盧楠說、李贄說、馮維敏說、謝榛說、賈夢龍說、薛應旗說、臧晉叔說、金聖歎說、田藝蘅說、王採說、唐寅說、李攀龍說、蕭鳴鳳說、胡忠說、丁惟寧說等，不一而足。
儘管《金瓶梅》作者候選人名單越來越長，而且如黃霖關於屠隆說，卜鍵關於李開先說，魯歌、馬徵關於王稚登說，許建平、霍現俊關於王世貞說，潘承玉關於徐渭說等，在當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並稱五大說，但平心而論，尚沒有一說為學術界所普遍認同。
問題在於，所有各說皆無直接證據，都是間接推論。譬如，不少人順著從「蘭陵人」中探查「嘉靖間大名士」的路子去尋繹等等。難免新說層出不窮，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為什麼不能另立他說呢？不可避免，新說中間標新立異、弄虛作假、東搭西湊、譁眾取寵者，時見其例。因此，吳小如《我對〈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幾點看法》呼籲：「在一部作品的作者問題無法徹底解決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把氣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時無法得出結論的牛角尖裡兜圈子。」
但知人論書卻是文史研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從小說內證中去尋找作者，只能是一種啟引與補證。應當在外證即直接證據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萬曆間刻板成書之前，以抄本形式廣為流傳，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擁有全本的即達4家，而且均系當代名流，其蛛絲馬跡，一定在晚明筆記叢談中還有載錄。說句笨話，遍翻明代嘉、隆、萬年間史料，是不會沒有收穫的。這工作雖然不必趨之若鶩，但還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蘇、浙江不約而同上報有電視連續劇《蘭陵笑笑生》的創作計劃。江蘇該劇的創編，我是策劃人與撰稿人之一。我們希望將「蘭陵笑笑生」描繪成這樣一種形象：出身基層，極具悟性，科舉入仕，頗有政績，於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場沉浮，表面上嬉笑怒罵，骨子裡憂國憂民，晚年隱居，乃娛以筆墨，獨罪財色，遂成《金瓶梅》小說。
相信21世紀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開「蘭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紗。
講演者小傳
吳敢
1945年3月17日生。原中國《金瓶梅》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研究員。浙江大學土木系本科畢業，徐州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主治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已出版《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年譜》、《張竹坡與金瓶梅》、《20世紀＜金瓶梅＞研究史長編》、《＜水滸傳＞導讀》、《古代戲曲論壇》、《曲海說山錄》、《中國小說戲曲論學集》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