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運河今昔 | 作者：趙維平
摘 要：「三言二拍」所收明代擬話本小說，尤其是馮夢龍、凌濠初的自創作品，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明代運河流域的商賈文化。這些作品講述了許多曲折的經商故事，塑造了不少生動的商賈形象；既肯定商賈對繁榮經濟的作用，也抨擊其敗壞社會風氣的惡習，既狂熱崇拜財富又講究取財有道。這些思想內容折射出明代中後期李贄新思想輝光，應該給予重視。
關鍵詞：三言二拍；京杭運河；商賈文化
「三言二拍」所收明代擬話本小說，尤其是馮、凌二人的自創小說，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明代運河流域的商賈文化。這既得益於他們運河流域的生活經歷，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凌濛初是湖州府烏程縣人，他們較多地接觸到運河流域的商賈生活；又得力於他們獨特的俗文學見解和執著。馮夢龍認為擬話本小說是「療俗之聖藥」，他把通俗文學提到與經史和詩文同等重要的地位，並埋頭從事宋元話本的整理，刊行「三言」於世。凌濛初則鑑於「三言」已將宋元話本精華收集改編殆盡的現實，另闢路徑，「因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與飾，名之實與贗，各參半。文不足徵，意殊有屬。凡耳目前怪怪奇奇，當亦無所不有。總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則可謂云爾已矣」。他大力潤色明代擬話本並自創擬話本小說，推出「二拍」行世。「三言二拍」的有關作品塑造出許多個性鮮明的商賈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運河流域的商賈文化。
明代中後期，隨著國內市場的日益擴大、商品運銷量的不斷增大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運河沿岸城市商品集散地和商人輻輳地的地位日益突出。「三言二拍」對明代這種情況的反映，便是寫了運河流域的許多經商致富故事，刻畫了不同類型的商賈形象。一是本非宿商，被迫從商後靠偶然的機遇和運氣致富的故事。凌濛初《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中的王生，雖然「父親王三郎，商賈營生」，但他「年紀七八歲時，父母兩口相繼而亡」，被嬸母楊氏養大。18歲時受嬸母「我身邊有的家資，並你父親剩下的，盡勾營運。待我湊成千來兩，你到江湖上做些買賣」鼓動，走上生意場。初次做生意「先將幾百兩銀子置了些蘇州貨物。揀了日子，僱下一隻長路的航船」到南京去，在黃天蕩被一夥強盜洗劫一空。第二次是聽說「揚州布好賣」，打算到松江置買了布到揚州賣出，然後在揚州「氽了米豆回來」在蘇州出售。但運布到了常州，因「無數糧船，阻塞住丹陽路」只好改道孟河前往，不想在外海又被同一夥強盜打劫。第三次通過求卦問卜決定到南京做生意，不想在長江江面又受到同一夥強人的洗劫，卻因禍得福。來由是王生向強盜哭訴衷情，盜首將他們前一晚劫得的一船無用薴麻留給了王生，而每捆薴麻核心都藏有打包的白銀：見過嬸嬸，又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楊氏道：「雖沒了銀子，換了偌多薴麻來，也不為大虧。」便打開一捆來看，只見一層一層。解到裡邊，捆心中一塊硬的，纏束甚緊。細細解開，乃是幾層綿紙，包著成錠的白金。隨開第二捆，捆捆皆同。一船薴麻，共有五千兩有餘。乃是久慣大客商，江行防盜，假意貨薴麻，暗藏在捆內，瞞人眼目的。誰知被強盜不同好歹劫來，今日卻富了王生。那時楊氏與王生叫聲：「慚愧！」雖然受兩三番驚恐，卻平白地得此橫財，比本錢加倍了，不勝之喜。自此以後，出去營運，遭遭順利。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 運河作為商業活動的黃金水道，在商賈雲集、商事頻繁的同時，隨之而來的還有一些船匪水盜。凌濛初用典型化手法，寫王生三次被同夥強盜洗劫一空，突出了正常行商與搶劫發財之間的衝突。二是本非宿商，主動從商後靠偶然因素致富的故事。《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寫明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州縣閶門外」的文若虛的致富故事。文若虛原不事生計，坐吃山空，將祖上遺下家產快要揮霍一空時，才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獲利幾倍，才思量做些生意，卻又連連賠本。後來他索性隨人「搭去海外要耍」，只用「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洞庭桔，沒想到在海外不僅賣得許多銀子，而且回來時順便帶的「敗龜殼」也歪打正著，因藏有24顆寸許大夜明珠而賣得5萬兩銀子。波斯商人瑪寶哈一番話道出了敗龜殼藏寶的可遇而不可求：此殼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蛻不得亮。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幔鼓，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蛻了此殼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蛻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知他幾時蛻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著？殼不值錢，其珠皆有夜光，乃無價寶也……如此偶然致富故事，歌頌了海外冒險精神，反映了明代中後期運河沿岸人們對財富的崇拜和希冀。三是偶然經商，靠高尚品質致富的故事。馮夢龍《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的呂玉，家住「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在孩子丟失後，「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大倉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匹，各處販賣，就便訪問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同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第五個年頭開始做「經紀」，遇到一位大布商，索性「同往山西脫貨，就帶絨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在一次從山西返回的路上拾得白銀200兩，「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下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於是他主動歸還失主陳朝奉，卻因此得以邂逅失散多年的兒子：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個小廝，貌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著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恃，也當我一點薄敬。」呂玉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裡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為情。」當下便教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後來呂玉領子返鄉，遇到客船失事，他又使出20兩銀子獎勵水手下水救人，而被救的人當中就有自己的弟弟，得以合家團圓，從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四是宿商之後，靠機智和協作青出於藍的故事。馮夢龍《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寫明朝弘治年間應天府上元縣的黃公因家中無人照管，就讓小女黃善聰「假充男子」隨自己出門經商，從南京購「線香」「雜貸」到江北的廬州賣出。兩年後黃公客死廬州，女扮男裝、化名張勝的黃善聰「哭了一場，買棺盛殮，權寄於城外古寺之中」。但她並不因「年幼孤女，往來江湖不便」而退縮，毅然選擇了與李英合做生意的人生之路。李英也是從小跟隨父親出外經紀的應天府籍販香客人，他因「父親年老，受不得風霜辛苦，因此把本錢與小生在此行販」，在黃善聰看來是個老實本分值得依賴的人。「一人往南京販貨，一人住在廬州發貨討帳」，最後二人「幾年勤苦營運，手中頗頗活動」並喜結良緣。五是無賴奸商，損人利己致富的故事，凌濛初《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中的衛朝奉，本是徽州人，卻在南京三山街開解鋪，當地陳秀才向他借了300兩銀子，他卻要謀奪陳秀才價值千兩的莊園：衛朝奉平素是個極刻剝之人，初到南京時，只是一個小小解鋪，他卻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他卻把那九六七銀子，充作紋銀，又將小小的等子稱出，還要欠幾分兌頭。後來贖時，卻把大大的天平兌將進去，又要你找足兌頭，又要你補勾成色，少一絲時，他則不發貨。又或有將金銀珠寶首飾來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便一模二樣，暗地裡打造來換了；粗珠換了細珠，好寶換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細述。那陳秀才這三百兩債務，衛朝奉有心要盤他這所莊房，等閒再不叫人來討。巴巴的盤到了三年，本利卻好一個對合了，衛朝奉便著人到陳家來索債。陳秀才無奈之中，只好提出「衛家那主銀子，本利共該六百兩，我如今一時間委實無所措置，隔湖這一所莊房，約值千餘金之價，我意欲將來準與衛家，等衛朝奉找足我千金之數罷了」的解決方案，當中人傳話時，衛朝奉卻說那房子只值六百兩，並以只要銀子不要房子相要挾。陳秀才無奈，又提出房價折成八百兩，衛朝奉倒找二百兩即可的方案，對此，衛朝奉「也不答應，迸起了麵皮，竟走進去。喚了四五個伴當出來，對眾人道：『朝奉叫我每陳家去討銀子，準房之事，不要說起了。』」逼得中人同「伴當」一起向陳秀才索銀，迫使陳秀才忍痛割讓了房產，衛朝奉滿足了自己發昧心財的願望。圖2 明代商人必攜手冊
明代運河沿岸城市也是外地商人的重要活動區。馮夢龍《蔣興歌重會珍珠衫》中的蔣興哥，湖北襄陽人氏，原本跑廣東的生意，後來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便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到蘇州散放發賣。而他的情敵陳大郎「是徽州新安縣人氏」，「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豆之類」，然後「僱下船隻，裝載糧食」，「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在柴米牙行「投個主家脫貨」。這樣的生意他「每年常走一遍」。《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的陳朝奉，對呂玉作自我介紹時說：「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閘上開個糧食鋪子，」也是把揚州作為經商理想所在的外地客商，而運河沿岸城市商賈做生意也跑到萬裡以外，凌濛初《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提到「蘇州商人販布三萬匹到遼陽，陸續賣去，已有二萬三四千匹了。剩下粗些的，還有六千多匹，忽然家信到來，母親死了，急要奔喪回去」。可見當時商賈經營範圍的廣遠。明代中後期社會矛盾重重。思想領域「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與「好貨」「重情」新思想尖銳對立，重農輕商與商賈至上觀念此消彼長，在政治領域封建集權政體與社會對商人、金錢力量的認可既衝突又相融，在經濟領域官辦壟斷經營與商人資本的自由經營既較量又依賴，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生活一面鏡子的「三言二拍」，在描寫商賈形象和商業活動時，思想傾向上難免存在著不協調和不和諧。一是關於商賈對社會的影響，既肯定其對繁榮經濟的作用也抨擊他們敗壞社會風氣的惡習。首先，肯定商賈活動促進了商品生產，繁榮了物質生活。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寫到一北一南兩個運河城鎮的繁華：這話本也出在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佳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裡之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為市，好不富庶。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裡，有個多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前段節錄寫河西務鎮數百家居民「邊河為市」的壯觀景象，用群體商賈形象突出了商業活動在當時社會的舉足輕重。後段節錄通過一個盛澤小鎮，以一斑窺全豹，反映明代嘉靖年間江南運河流域商品經濟的繁榮，一方面「千百餘家」一起從事絲織品生產，另一方面「四方商賈」蜂攢蟻集來採買絲織品，表現了商品生產與商賈活動相得益彰的關係.其次，否定商賈「無奸不商"和「飽暖思淫慾」的惡習，商賈以贏利為目的，買賤賣貴本無可厚非，但靠坑蒙拐騙謀取錢財實在傷天害理，上文提到的衛朝奉巧取豪奪別人莊院就是一例。「人生碌碌仗貪泉，不畏官司不顧天。何必廣齋多懺悔？讓人一著最為先。」凌濛初的這首開頭詩否定了奸商行徑。商賈長期奔波在外，即便像《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講究做人的呂玉，也因「少年久曠」，「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商賈對社會風氣的敗壞可見一斑。一些闊商還以誘姦別人妻女為能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徽商陳大郎，見蔣興哥妻年輕貌美，「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裡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為人在世』」。至於道德和物議，他是置之不顧的。為了一己私慾，誘姦了別人的妻子，他沒有絲毫內疚，反而拿著女人的信物向別人炫耀自己的神通。馮夢龍為陳大郎設計了個為劫匪所殺、妻子嫁給蔣興哥的結局，用一報還一報的方式對陳大郎的無恥行徑進行了否定。二是對待財富的態度，有狂熱崇拜也有等閒視之。馮夢龍《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寫明代「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後生宋金，父母雙亡之後上船打工，被船主劉翁招為女婿。後身染重病被嶽丈欺以上山砍柴拋在荒遠，卻因禍得福發現強盜波在深山的8箱財寶，後來他把這批財寶運到南京成為巨富，以錢員外的身份包嶽丈的船且向妻子提親，發現妻子忠貞不改時才相認，終於破鏡重圓。作品通過宋金暴富前後眾人的變化，反映了時人也表達了作者對財富的態度。凌濛初《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中的楊氏就是一位看重道義、淡泊錢財的女性。她作為王生的嬸娘，在哥嫂雙亡後承擔起撫育王生長大成人的責任。第一次她「收拾起千金東西，支付與他」去南京做生意，王生在黃天蕩被洗劫一空，楊氏安慰他道：「這也是你的命，又不是你不老成花費了，何須如此煩惱？且安心在家兩日，再湊些本錢出去，務要趁出前番的來便是。第二次楊氏「又湊了幾百兩銀子與他」去揚州做生意，結果王生在外海被搶劫，又一次空手而歸，「難得楊氏是個大賢之人，又眼裡識人，自道侄兒必有發跡之日，並無半點埋怨，只是安慰他，教他守命，再做道理」。第三次楊氏又湊起銀子，催他出去，終於使王生意外獲得大批銀兩。沒有楊氏的無私支持，就沒有王生後來「出去營運，遭遭順利。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的發達。三是鼓勵人們經商致富，尤其提倡取之有道、不違仁義。馮夢龍《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的施潤澤，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理想人物。施潤澤（施復）是嘉靖年間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人，夫妻二人小本生意，購絲織綢，得利非多，但他拾到6兩銀子，一番思想鬥爭後，用大半日時間等到失主歸還了銀子，此舉得到妻子的讚許：「『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倘然命裡沒時，得了他反生災作難，到未可知。』施復道：『我正為這個緣故，所以還了他去。』當下夫婦二人，不以拾銀為喜，反以還銀為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的，不意愚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節錄中的對話和議論，表達了作者的取財觀。後來施潤澤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工具機，恰好鄰家兩間小房急切出脫。那鄰家起初沒買主時，情願減價與人，及至施潤澤要買，卻比原價增厚，直到心滿意足，方才移去。但是房主不知道地下藏有銀子：施復一面喚匠人修理，一而擇吉鋪設工具機，自己將把鋤頭去墾機坑。約摸鋤了一尺多深，忽鋤出一塊大方磚來，揭起磚時，下面圓圓一個壇口，滿滿都是爛來。施復說道：「可惜這一壇米，如何卻埋在地下？」又想道：「上邊雖然爛了，中間或者還好。」丟了鋤頭，把手去捧那爛米，還不上一寸，便露出一搭雷白的東西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件，卻是腰間細兩頭趫，湊心的細絲錠兒。施復欲待運動，恐怕被匠人們撞見，沸揚開去，急忙原把土泥掩好，報知渾家。直至晚上，匠人去後，方才搬運起來，約有千金之數。施潤澤買房子時不知地下有銀子，而且給足了房價。他做事的原則是：「凡力量做得的好事，便竭力為之；做不得的，他也不敢勉強，因此裡中隨有長者之名。」他致富的門路是：「夫妻依舊省吃儉用，晝夜營運。」這就叫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三言二拍」所反映的運河流域商賈文化，折射出明代中後期以李贄為代表的新思想光輝。李贄肯定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指出經濟生活是意識形態的基礎，人們的倫理觀念就在平凡的現實中。他肯定人們的愛情追求和發財願望：「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萌，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好貨」，就是喜歡財富；「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就是肯定私有制的致富動力。他特別同情商人的賺錢不易：「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貨，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垢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運輸多風險，與關吏打交道屈辱，市場交易低三下四，寄寓了當時人們對商業和商賈的認可與理解。馮夢龍、凌濛初與李贄有相近的看法，只不過《焚書》所言是理性思考，「三言二拍」則更多地訴諸於詩歌穿插罷了。對商品生產的認同，集中地表現在《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東風二月暖洋洋，江南處處蠶桑忙。蠶欲溫和桑欲幹，明如良玉發奇光。繰成萬縷千絲長，大筐小性隨絡床。美人抽繹沾唾香，一經一緯機杼張。咿咿軋軋諧宮商，花開錦簇成匹量。莫憂入口無餐糧，朝來鎮上添遠商。」此詩安排在故事開頭，用來讚賞人物活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流露出對商品生產的讚賞之情。對經商艱辛的同情，表現在《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中。王生三次帶重金出外做生意，三次被船匪水盜洗劫一空，作者就安排了一次巧合，強盜把一船對他們是拖累的薴麻拋給王生，而每捆薴麻中都藏有銀子。「篋底東西命裡財，皆由鬼使共神差。強徒不是無因至，巧弄他們送福來。」這首穿插在小說中的小詩，表達了作者對商人的祝福。應該如何看待「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商賈文化呢？恩格斯說：「商人對於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我國從秦漢到宋元封建社會千餘年，重農抑商的傳統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中國一直處於自耕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元代的生產工具與秦始皇時代沒有什麼質的不同。明代初期仍然沿襲前代窠臼，至中後期商品經濟才有一定規模的發展，商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商賈文化有種種糟粕，但其精華（如海外冒險精神、經商致富觀念和富而有仁意識等）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