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丨吳天戈:我的父親吳貽弓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向大師致敬」單元，放映了去年離世的吳貽弓先生的兩部代表作《闕裡人家》（1992）和《城南舊事》（1983）。

吳貽弓導演

實際上，去年上海電影博物館做過一次追思活動，放映過他所有電影，因為是膠片拷貝，沒有修復，所以《流亡大學》（1985）和《巴山夜雨》（1980，與吳永剛合作）的拷貝效果不太好。但去年上海藝術電影聯盟在「建國七十周年影展」放映的《巴山夜雨》和《闕裡人家》，是上海電影技術廠2k修復拷貝，影迷有幸看到目前最佳的清晰版本。

吳導還有另外兩個電影事業身份，一是上海電影局和上海文聯的老領導，二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創辦人，我們如今能看到這麼多大銀幕佳片，得感激吳老這一輩電影人從無到有的開拓。

吳貽弓（左）和謝晉，牽頭髮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認可的A類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

吳導作品不多，從與張鬱強合作的《我們的小花貓》（1980）、金雞獎最佳故事片得主《巴山夜雨》、金雞獎最佳導演得主《城南舊事》、《姐姐》（1984）、與張建亞合作的無釐頭喜劇《少爺的磨難》（1987）、《月隨人歸》（1990）、《闕裡人家》（1992）、到應海軍強軍建設要求拍攝的《海之魂》（1997）。

要了解這些電影背後的故事，去問吳導獨子、吳天戈導演最合適，他不只是父親創作上的見證人，知曉數部作品與他本人生活的關聯，還與他一起合作了三部電影，《大捷》（1995）、《我的愛情日記》（2001）、《第十三個名字》（2001），都是父親編劇，兒子導演。

「我父親的想法是很怪的，三十五年前想到拍西南聯大，這是很超前的想法，他拍《姐姐》，也早於第五代導演的西部片探索。《城南舊事》也不是兒童片，而是純文藝電影。」

吳天戈說起父親，眼睛裡都是笑意，既是說一個值得敬仰的電影大師、影界前輩，也是說一位性情平靜、心底溫柔的好父親，仿佛他還在身邊，「父親為人、做事，不溫不火，不疾不徐。那個『度』，基本可以控制在『剛剛好』的水平上。無大喜，無大悲。」

知父莫若子。在吳貽弓先生家附近，老上海腔調十足的凱文咖啡館裡，吳天戈跟我聊他父親，兩小時過得很快，也很愉快，電影就是一件愉快的事。

【對話】

從《城南舊事》說起……

張閱

：我最近讀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原著，再對照重看修復好的電影版，發現你父親完全吃透了這本小說的主題和意境。他是怎麼想到拍這部電影的？是一開始就很喜歡它？

吳天戈

：當時的出品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徐桑楚，開完全國創作會議後，當時的（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石方禹先生推薦《城南舊事》給徐桑楚，他們都很看好本書，覺得也是統戰思想的好角度，但沒人敢接拍，感覺從小說改編到電影難度太大，和以前拍故事片的經驗不同，它是散文性的東西。但我父親一向喜歡詩，他很喜歡，徐桑楚和石方禹兩位先生點將，他就認領這部作品來拍。當時徐桑楚也頂了不少壓力，讓我父親這個新導演來駕馭這麼難的題材，還是上海人拍北京故事。所以好的製片人、出品人能起關鍵推動作用，他對具體創作不管，但他選擇了正確的導演、思路和題材，眼光了不起。我父親一直感激徐老先生，還有石方禹先生，他們也很器重我父親。

《城南舊事》榮獲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吳貽弓（中）在馬尼拉電影節獲獎現場，左邊是扮演宋媽的鄭振瑤女士，右邊是時任電影局局長的石方禹先生。

張閱

：我看小說，發現妞兒不一定是惠安館瘋子秀珍的孩子，但她們在精神上又是一對苦命母女，最後的死亡結局，也是透過病重的六歲孩子聽到的碎片語句拼湊出來的，這種不確定敘事，又有心理真實感，吳導讀出來了，而且用了回憶等方式表現那種亦真亦幻，還讓觀眾看妞兒脖子後面所謂胎記，實際上是她被養父母毒打的淤青。

吳天戈

：《城南舊事》的確是有介乎於現實和超現實，甚至是魔幻的一些影子。他既忠實於原著，又有一些他的創造性想法，還原得很準確，很厲害，他找到了一種方法去表現，對小說吃得比較透。

張閱：

原著的主題其實是離別，他把林海音在後記裡的文字放在開頭做旁白，一定讀到過她提醒大家注意故事裡所有人最後都離開了她，最後一個離開的是她爸爸。吳導精確地用鏡頭表現了「離別」，比如說張豐毅演的小偷知道自己已經暴露，很快要被捕，鏡頭就一點點拉遠，暗示他會離開。小偷也知道是小英子無意中洩露了他的行蹤，吳導設計了一個書中沒有的細節，讓被捕的小偷衝她眨眼睛，意思是他不怪她。

吳天戈

：對，這樣可以讓孩子心裡好受點。這種設計，取決於導演本身的善良和溫柔。他生活裡也是一個非常溫和、平靜、好相處的人。不管你高低貴賤，他都一視同仁，平和相處。

張閱：

《城南舊事》講的就是這個啊，小英子分不清好人跟壞人，瘋子跟正常人，僕人跟主人，她都一視同仁做朋友。書中有個蘭姨娘的故事，沒拍，只把革命元素糅進瘋子的故事。

吳天戈

：蘭姨娘的故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環境下也不適合表現，涉及到性幻想、性啟蒙，很難表現。這孩子承受的信息量已經太大了。從篇幅上，88分鐘選取三個故事，瘋子，宋媽，小偷，「爸爸的花兒落了」只是幾個情境，給電影一個收尾，如果故事再加一個，就會變得冗長，喪失抒情的篇幅。這部電影用於故事敘述的篇幅並不多，留出大量篇幅在寫看似無意義的空鏡，日常生活……

張閱：

比如兩個小孩跟小雞玩，居民打水的地方……

吳天戈

：對，他把夏天那種令人昏昏欲睡的感受拍出來了，胡同裡熱得，只偶爾有幾個人走動，賣東西的都睡著了，知了在叫，樹都不動，一絲風都沒有，銀幕真的讓人感覺熱，聲音有功勞，但擺畫面的方法，對陽光和陰影部分的比例選擇，給人印象很深。

《城南舊事》劇照

從愛電影到拍電影

張閱：

修復版特別明顯，知了叫得響。

吳天戈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電影語言的能力？他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的是前蘇聯的方式。他被打成右派，也是因為認定不應該只學前蘇聯，而是學習全世界包括美國的電影方式。我講一個很浪漫的故事，我父親喜歡電影，是他的童年造成的。他在小學時代，隨我祖父回上海居住，祖父下班時會路過一家電影院，是他朋友開的，祖父眼睛近視非常厲害，不看電影，就坐在朋友的辦公室聊天，這位影院老闆做小買賣，人手不夠，邊聊天還得看著放映室，就在隔壁小房間喝茶，我爹就趴在放映室那個孔看電影。爺爺告訴我這件事，我覺得簡直就是《天堂電影院》。他看了三年多，從解放前到1950年影院歇業，老闆去香港。那時候上海放好萊塢電影多，就算每個禮拜只去一次，也看了海量電影，他非常著迷。那時候電影語言已經很豐富了，《卡薩布蘭卡》都出來了。

張閱：

就像法國新浪潮那幫人有法國電影資料館，他有他的小影院。

吳天戈

：對，這個事情很滑稽，我爺爺說當時沒有管住他，後來他去考電影學院，爺爺非常憤怒，說，你去做戲子啊！後來也沒有因為他做導演，出名了，就褒獎過他，或者對他從事的行業改變看法。

張閱：

結果你又從事這個行業……

吳天戈

：爺爺那時候過世了，並不知道（笑）。父親說當年報考大學，兩家學院排在招生最末，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央工藝美院。我第一次知道父母是拍電影的，是1977年他們回上影廠，帶我去單位玩，四號棚，走進去一看，世界上還有這種工作啊。那時候搭了《於無聲處》的景，話劇改編的電影，我父親做副導演，那是他「文革」恢復工作後參與的第一部戲。我感覺拍電影有意思，好玩。拍《我們的小花貓》是1978年，我正好上小學，他讓我推薦同學去演那個小男孩，最後找的演員陳文杰其實是我們家隔壁弄堂裡的鄰居。《巴山夜雨》我去過一次棚裡，船艙內的戲是在棚裡搭的。《城南舊事》在上海的外景，就是有水井的那條街，L型的一條胡同，全部搭在江灣機場。《少爺的磨難》我去玩得比較多，這是在上海很多地方拍的，這部戲我父親作為總導演，要管的事情挺多。其實我父親是個很幽默的人，上海話講，「冷麵滑稽」，自己不笑，逗人笑。

吳天戈

：除了當導演助理，他「文革」前也沒有自己拍過電影，荒廢了很長一段時間，四十歲左右才回到電影，自己做導演，內心累積了很多想要抒發的東西，之前只能通過文學和音樂、美術來自我滿足，他對文學和文字的熱愛好像絲毫不亞於電影。「文革」時候，他喜歡給我們講故事，他在外祖母家「故事會」講到深夜，輕聲細講，但說到動情處和激越處，像「小說連播節目」的播音員一樣聲情並茂。我至今記得母親他們深陷情境的神態。

他沒有放棄愛好的東西。他其實自己偷偷在寫劇本，我只看到他在埋頭寫，因為我們一家三口住在十三平米的老房子裡，很艱苦，衛生間四家人用，廚房六家人用，鄰裡關係都很好，如今還在來往。我印象中，他寫過話劇劇本和電影劇本，手稿我都捐給上海電影博物館了，我認為博物館會比我們個人保存好，還有照片、筆記。

《我們的小花貓》劇照

《巴山夜雨》劇照

張閱：

《我們的小花貓》三十來分鐘，其實是從一個困惑的孩子的角度講「文革」歷程，孩子就像小英子，不懂外面發生了什麼，還以為是小花貓把科學家爺爺家砸亂了，最後就像《巴山夜雨》一樣美好，小花貓找回來了。《巴山夜雨》簡直是童話故事，所有人都在幫助失散的父與女團聚，這可能也有學習好萊塢思路。

吳天戈

：他喜歡happy ending，挺浪漫的，是個嚮往光明的結局。

張閱：

主角是詩人，妻子是舞蹈演員，一片狼藉的處境，他們還要在一起，這種愛情也很美。

吳天戈

：把所有的美都堆在一起。他和吳永剛老前輩兩個溫柔的人拍這個故事。老先生對女性電影很早就有關注，有中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神女》。

父親說當時拍得心很安定，吳永剛不是每天都到現場來看，不幹涉他，給了父親最大的創作自由和空間。但他們都住在一艘船上，開來開去一個月，來回三峽線五六次，有老先生坐鎮，晚上聊天，匯報拍攝情況，問問意見，老先生似乎既離他很遠，又離他很近，我父親很尊重感激他，這位中國電影史泰鬥。這是很幸福快樂的感受。我後來又跟老先生的孫子一起拍戲，一個著名的美術指導，吳嘉葵。

父親和母親的電影故事

張閱：

《闕裡人家》裡有你母親……

吳天戈

：是，我父親和母親是拍攝《李雙雙》的時候認識、相愛的，一個是導演助理，一個是配角。《闕裡人家》那個角色很適合我媽媽， 她就是北方人，來自天津郊區，曾外祖父是那邊的小地主，她就是那種長子媳婦的樣子。《闕裡人家》除了山東外景，家庭的內景戲也是在棚裡拍的。他們去曲阜下生活下了很久，在那裡住了幾個月。

吳貽弓夫婦早年合影

張閱：

現在曲阜已經很城市化了，電影裡都是荒草，但埋葬孔家子孫的孔林現在很漂亮了，弄得像公園。《闕裡人家》為孔林留下了往日影像。

吳天戈

：其實《闕裡人家》靈感來源於我母親的家庭，那個太爺爺就是我曾外祖父，那一家人的構成跟我母親的家族很像，當然兒子和父親之間的矛盾，這些都是虛構故事，她家沒那麼戲劇化。我一直很想把《闕裡人家》排成話劇，做個紀念，它很適合做話劇，人物關係很緊張，故事很緊湊，戲劇張力很大，場景也很集中。孔家是作為一個家庭的代表來寫，因為中國家庭很多問題都一樣。那個孫子也有原型，就是我大表哥，寧理演的那個好高騖遠的孩子。

《闕裡人家》劇照，拎著衣服的這位就是吳貽弓夫人張文蓉，另一位站著的長者是朱旭

張閱：

演員選得都很好。朱旭就是部長樣子，你媽媽就是長子媳婦樣子，長子很嚴肅，寧理就很滑頭但不壞，也很可愛。

吳天戈

：寧理是我低一屆的同學，很好玩，他演得很好，後來在一部非常出名的網劇《無證之罪》中演反派，很厲害。

張閱：

《闕裡人家》是吳貽弓導演做領導之後拍的，他的創作力沒有被行政工作破壞。

吳天戈

：他想拍，就是請假去拍攝很艱難，兩邊難以兼顧。《流亡大學》就相對比較弱，那時候剛剛做領導，他沒辦法全副身心去做這件事，對作品的總體把握、控制不像對其它作品那麼完整。

張閱：

你父母還合作了《月隨人歸》，這部是不是跟你母親的臺灣親戚有關？

吳天戈

：是，拍《月隨人歸》就是因為我母親的叔叔，也就是外公的弟弟，從臺灣回來。1949年外公還在開綢布莊，讓弟弟壓一批貨坐太平輪去臺灣，收完帳就回不來了，太平輪沉了。吳宇森的《太平輪》骨子裡的初衷很好，做成商業巨製受各種牽制太多。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在今天應該拿不到投資拍他曾經拍過的那些電影。外公一家改天換地之後隱姓埋名，失散的弟弟找不到他們，我們也找不到他。小時候我就不明白，曾外祖父為什麼讓我念報給他聽，關心臺灣的事情，後來才知道他小兒子在那邊。直到1992年，才輾轉找到這個小爺爺，我和表哥這第三代去接，他見到我姥姥、就是他長嫂的場面撕心裂肺。他也遇到《月隨人歸》的現實問題，在臺灣成了家，老家的太太終生未改嫁，他帶著臺灣奶奶去給原配上墳，我也陪他們去天津，這件事給我父親觸動很大，寫了這個電影。電影比悽慘的現實生活浪漫，那個人一直在等他。

《月隨人歸》劇照

張閱：

電影就是造夢，如果你小爺爺看完電影，應該心裡很安慰。

吳天戈

：這可能真是受好萊塢電影影響，現實生活很艱難，我們也需要這種麻醉，小爺爺的經歷應該很苦。

上海電影節與愛電影的朋友們

吳天戈

：我父親是個不動聲色的人，第一屆上海電影節辦成，宣布閉幕，最後一個獎是張曼玉頒的，我們上影廠所有年輕人都被抽調去做志願者工作人員，我是分在大型活動部，剛好看到父親走到會場側門口，很激動地拿手絹擦眼鏡，也不知道是擦汗還是擦眼淚。（笑）只那麼一閃而過，我離他十幾米，他也沒看到我。這是很開心很動人的瞬間，他如釋重負。

張閱：

我記得第一屆上海電影節的最佳影片是《無言的山丘》。

吳天戈

：對，王童，王童牛！他也是那麼好，那麼善良、溫柔的一個人，你看他作品就知道，文如其人。

張閱：

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悲天憫人。看完《香蕉天堂》你應該曉得你小爺爺多苦了。

吳天戈

：是啊。我們這些小輩，只要肯親近他，他都很聊得來，對我們很好。真正的老大哥。

張閱：

所以做優秀的創作者和優秀的領導人並不矛盾，王童和你父親都是。

吳天戈

：對，不矛盾，他們有他們的智慧。《無言的山丘》《稻草人》都很棒。他和父親有某種相通的創作理念，惺惺相惜，真心喜歡彼此的作品，王童有大情懷，沒有架子，還有李行導演，大島渚導演，和我父親也很要好。

張閱：

說說吳導的電影在海外的展映情況，很多人不了解。

吳天戈

：大概2005年，他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做過一次個人作品展映，後來在歐洲的奧地利維也納、比利時、法國也做過這樣的展映，比利時的國家電影資料館有收藏他的作品，資料館的館長老太太，是上海電影節的老朋友，她收藏了很多中國電影。美國猶他州的韋伯州立大學請他去講課，也做了一次個人作品展，因為那裡有個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中心的頭兒，對中國電影研究很深，他們知道他是當代很重要的導演，看他的作品對中國的文化、歷史都能有所了解。後來韋伯州立大學也請我去那邊教書，講中國電影，我去過整整一個學期。

2014年，吳貽弓（左三）參加文化交流活動。左一是比利時電影資料館的館長，右二是奧地利駐中國大使館前任大使的夫人，右一是吳貽弓夫人張文蓉。

父親和兒子的合作

張閱：

你導演過三部由你父親編劇的電影，你們是怎樣合作的？

吳天戈

：《大捷》改編自周梅森的小說，是他寫的「抗戰三部曲」（《國殤》《軍歌》《大捷》）裡的第三部，前兩部都拍過電影，我父親在做領導時買下《大捷》版權，本來要1985年拍，慶祝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劇本寫完卻沒拍成，就到1995年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他做領導沒時間拍不成，我就申請由我來拍，編劇還是他，我也改了劇本。我整個創作過程他也沒空參與，只和周梅森來探班玩了一次。《大捷》我很喜歡，我就想寫這些狙擊的人，不寫敵人，儘量想做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激烈廝殺。

張閱：

《闕裡人家》也有周梅森參與編劇。

吳天戈

：我父親和周梅森交情很深，周梅森對我也很好，我一直很想把《大捷》這部三十萬字長篇小說，做成十集網劇，因為電影只做了後半部分，但現在的平臺不喜歡這種題材。

《大捷》劇照

張閱：

你們還合作過《我的愛情日記》和《第十三個名字》。

吳天戈

：這兩部電影是我請他做編劇，他那時候從電影局領導轉做文聯主席，相對有空，看我總在拍戲，手癢，我就給他個東西寫寫過癮，他歡天喜地開始寫。《我的愛情日記》完全是我自己寫的故事，跟他談了一次，讓他寫這個劇本，他非常開心。

對美術和音樂的愛注入新工作

張閱：

他是《寶蓮燈》藝術指導，大概做了些什麼事？

吳天戈

：他作為出品人、製片人全程參與，一手策劃，找創作班底，找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人，做故事、歌曲、造型，決定找什麼明星配音，他很喜歡音樂，和金復載老師一起做過音樂劇。

張閱：

金復載也就是《金猴降妖》、《三個和尚》這些經典動畫的配樂作曲家。

吳天戈

：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合作的音樂劇是《日出》和《我為歌狂》，《日出》是他們去北京找曹禺的夫人和女兒買版權，她們很爽快就答應了。《我為歌狂》是美影廠的作品，拿版權比較容易，他和美影廠的幾個老美術人都是好友，他做電影局局長，也方便挑頭請這幾個廠一起做事情，《寶蓮燈》就是個例子。他要重振美影廠，也受好萊塢影響，覺得美術片應該這麼搞，請姜文、寧靜這些大明星配音，先把臺詞全部錄製好，再根據他們的配音來設計動畫。對《寶蓮燈》事無巨細都要管，這部動畫也是金復載做音樂。後來那兩部音樂劇，臺詞、唱詞也是父親寫的。我大舅是個美術教育家，學生中有很多有名畫家，在美術方面，他們交流比較多。

張閱：

你父親確實很喜歡音樂。其實《少爺的磨難》為貝多芬的幾支交響曲加入傳統民樂的打擊樂器演繹，也符合電影的洋與中、雅與俗糅雜的無釐頭氣質。

吳天戈

：我最後一次和他聽古典樂是在舊金山，2016年，他過世前幾年。演過《巴山夜雨》、《城南舊事》、《流亡大學》的張閩也是上影廠子弟，她一直視我父親為恩師，他們夫妻看我父親去了美國，就想讓他開心一下，請他聽音樂會。正好馬勒在當代的一個代表性的詮釋者，舊金山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麥可·蒂爾森·託馬斯（MTT）有一場指揮馬勒第八的音樂會，我陪他去聽，他說MTT果然名不虛傳，聽得很激動，很開心。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一起觀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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