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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期的詩壇，出現了相應的繁盛。文學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不能完全等同，也不能簡單地比附。然而文學的發展是絕不可能脫離社會的，因為它植根於社會文化土壤。到了世祖後期，統一天下的徵伐早已結束，那些有較強遺民意識的士人也陸續謝世，士大夫中的離心傾向便漸至淡化。此後，儘管統治階級內部不斷有爭權奪利的鬥爭，且常常伴隨著宮廷流血，但整個社會較為穩定，農業、商業、海外貿易等，都有很大發展。總之，進入元代中期，出現了「承平」氣象，人們把大德、元祐這段時期目為元代的「盛世」。這自然是相對而言，但對於飽經戰亂之苦的黎民百姓來說畢竟比戰亂年代要好多了。
經過元代前期的醞釀準備，到大德、延祐年間，元詩的發展出現了彬彬之盛的局面。許多著名詩人云集一時，如號稱「元詩四大家」的虞集、楊載、範槨、揭傒斯，都活躍在這個時期。他們的創作，形成了多聲部的合唱，但又共同體現了元詩的主旋律。至此，區別於唐、宋，在詩史上有自我風貌的元詩，真正地成熟了。「延祐之盛」所體現的元詩特徵是什麼？或者說，元詩最有代表性的審美傾向是什麼？可以一言蔽之，曰「雅正」，元代詩論家歐陽玄說：「我元延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鹹宗魏晉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之士之京師者，其詩亦棄其舊習焉。」（《羅舜美詩序》）歐陽玄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較客觀的。元詩的鼎盛時期，「雅正」是最主要、最突出的審美傾向。
「雅正」是儒家正統的詩學觀念，淵源於儒家詩教中的「風雅」。「風」、「雅」，本是「詩六義」中的兩類，後指詩歌創作中的內容有益於教化，有雅正內容的叫做「風雅」。所謂「雅正」，通達一點說，就是「溫柔敦厚」的儒家詩學規範。「雅正」必須是有諧和之美的。「雅正」又包含有「治世之音」的意思。
《禮記·樂記》的作者，把「樂」與時政聯繫起來，指出「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認為「樂」能反映王朝盛衰。在這裡，「樂」這個概念，實際上不僅指音樂，而是包含著詩、歌、舞在內的「三位一體」的藝術範疇。漢儒將風、雅分為正風、正雅與變風、變雅。變與正是相對的，《毛詩序》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很明顯，是指國家由盛變化，而把反映社會變亂、人民怨艾的詩歌稱為「變風、變雅」。相對而言，正風、正雅當然就是「治世之音」了。
元人力倡「雅正」，雖是淵源於傳統的儒家詩教，但又有著特定的時代內涵。漢儒提倡「風雅」，雖然強調「發乎情，止乎禮義」、「不指切事情」，卻又是以有所諷諫為前提的。「主文而譎諫」，畢竟要求有所「諫」。這便是「美刺」傳統，既要有美，又要有刺，兩者不可缺一。唐代白居易寫「新樂府」，大倡「風雅比興」，實際上主要是講「美刺」的社會作用，其中更突出「刺」，「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以「美刺」作為衡文的根本標準。
元人之所以只講「雅正」，不談「風雅」、「美刺」，是他們抽去了「美刺」內涵，而只以詩為「治世之音」了。元人戴良說：「我朝自天曆以來，學士大夫以文章擅名海內者，有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黃公，一時作者涵醇茹和，以鳴太平之盛。」（《元詩選·庚集》）這是極有代表性的說法，認為延祐前後詩人們的創作，集中體現了所謂「盛世之音」。
元代詩人對有宋之詩頗為不屑，一再聲稱元詩是「盡洗宋、金餘習」，「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以繼承唐詩、規摹唐詩而自期、自詡。元人致力於學習唐人的渾融流麗，體式端雅，而不同於宋的瘦硬峭健。但是，元代社會中期儘管較為安定，但終究無法與盛唐同日而語，盛唐詩人心靈世界的壯逸，也決非元代詩人所可比擬。因此，元人學唐，類於形貌，多是平和淡遠、溫潤流麗一類，能夠真正動人心魄的詩作，在中期詩壇上是很少的。而這恰是元詩的特徵，也是其區別於唐宋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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