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奇怪的思考：因為看了不少族群研究的東西，知道唯有在相互的比較中族群才有意義的，單獨存在於亞特蘭蒂斯，封閉式的烏託邦，對於裡面的人來說，所謂的族群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了他者，無論你怎麼解釋，甚至說成是「自在」而未達到「自覺」，也不過是為了迎合當下歷史論述的扭曲。同時，也能看到，一個族群為了顯示出自己的特性，或是殫精竭慮地在細微之處下文章，賦予其意義；或是開闢新的特徵，甚至是在我們看來相當血腥的自殘行為--血的、性的、生的、死的--這些關于禁忌的似乎完全無法避免。
也看了不少傳統中國的著作，大概是為了論述的邏輯和完整自洽，書中的中國大抵是明亮而清晰的，即使是複雜繁瑣如「面子」的關係，也僅僅著墨於此世中的人事。另一方面，即使今天，所謂封建迷信依然盛行，往前推的中國，應該也有這樣的一面：充滿禁忌、憚於非人世力量，被某種不可言喻的力量籠罩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世界如何相互滲透，彼此溝通，應該是眾多儀式亟待解決的。骯髒與潔淨的分法似乎並不能完全概括，骯髒的可以被潔淨，可以被避免，但是依然存在某些禁忌，屬於籠罩性的力量，盤旋於舊日每個人象徵世界的上空，投下不可迴避的陰影，如若缺了這重世界，我們大概無法理解叫魂，無法理解義和拳，這些撲朔迷離的東西卻有著如此的動員力量，一但發動，旋即席捲帝國的大片土地。在清晰明了的背後，應該是有著血色陰影的。
觀看紀錄片《生門》的時候，震撼於母親們堅忍的同時，一個問題始終在腦海中縈繞：為什麼醫院裡，自然生育的比例這麼低？生育過程中定期的檢查，往往會發現接生婆時代完全不會預料到的種種嬰兒「缺陷」，但這是因為環境的持續惡化導致的生育質量的下降，還是因為醫院檢查、醫學過度監控和介入本身造成的泛濫？為什麼現在動不動就是剖腹產，以至於即使經過許多年的下降趨勢，2018年我國剖宮產率依然高達36.7%，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問題的另一面是，在中國，孕產行為為什麼會在民國時期成為醫學介入的對象？它是如何走進醫學的視野當中，取代原有的生育習慣？孕產行為本身，其實經歷過一個典型的醫學化現象：「非醫學問題被界定成醫學意義上的疾病問題或障礙問題並對其加以治療的過程。」（楊蕾、任焰，2014:2）今天我們看待孕產行為，無非是一系列定期的產前檢查，調整營養攝入，臨產的時候提前住院，等待陣痛的來臨，孩子生下來之後馬上被送到新生兒科。整個過程是完全科學化並且由理性主導的，直到擺滿月酒和百日酒（作為儀式），生育的社會性才慢慢湧現——作為家庭生命周期轉折的重要關口，生育理應是家庭成員角色重組和社會聚合的關鍵時機。
那麼，在科學沒有介入以前，孕產行為具有什麼樣的文化和社會意涵？對於民國以前的人來說，小孩子出生，意味著生命從受超自然力量支配的世界中脫胎，進入到一個可支配的、世俗的且由家庭倫理秩序規範的人世，把小孩子生下來並不意味著支配世界力量轉換的完成，相反，由於嬰兒還沒有經過「恰當的禁忌儀式和與另一個世界的交接（李潔，2018:5）」，它身上暗含著從屬於未知世界不可言說的危險和神秘因素（嬰兒的胎毒、產婦的血穢等），這就需要在嬰兒出生以後經由「通過儀式」從彼在過渡到此在。同時，中國傳統社會誕生禮俗並非一次性的儀式過程，而是由一系列繁複的儀式操演組成的，「涉及多重關係主體，在不同時期反覆展演和推進，從而實現逐層確認與通過，並最終確立與再生產社會結構的複合性儀式過程。」（李潔，2018:6）
從陰間託生到陽世的過渡階段，需要藉助「隔離—淨化—重組—聚合（李潔，2018:17）」四重儀式環節加以實現。在隔離階段，嬰兒尚被視為處於人/非人的模糊邊界，產婦因為成為兩個世界溝通的通道沾染了汙濁之氣，二者都需要被隔離開來，避免與陽世的人有過分接觸，接生婆由於其特殊的身份成為唯一能夠來去自如的人。通過在一些特殊「關口」舉行特定儀式，包括洗三（洗去汙濁，被接受為此在的生靈）、「請娘娘」和「送娘娘」、滿月剃髮（胎髮在母體中生成，與彼在有關聯）、剁絆腳絲（周歲舉行，剪斷另一個世界遺留下來的絆腳絲），嬰兒得以淨化，脫離了那個神秘而又危險的世界，成為這個世界富有生命力的一員（但這尚不意味著它成為了人倫世界的一員）。緊接著，通過捏骨縫、滿口和挪騷窩，加諸於產婦的種種禁忌逐漸破除，產婦恢復重新納入到家庭關係和社會網絡當中。嬰兒在經歷了開口、報喜、滿月和百日，被母親父親、兩個姻親家庭以及生活社區所接受，正式被納入到人倫推演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完成了進入人世的整個儀式。可以看見，整個過程並非線性且一蹴而就的，如百日儀式，剁絆腳絲完全切斷與彼在的聯繫從而完成淨化，另一方面成為父子間精神性關係確立的重要關口從而完成聚合，不同過程相互重疊，相互補充，且都帶有著豐富的社會意涵，如此，生育不僅僅是生物意義上人的誕生，而是被投入倫理世界的完整的人的再生產，意味著社會關係的重組與更新。
在一系列精巧的儀式操演中，嬰兒逐漸被走向俗世的光照之下，身份逐漸明朗，成為人世網絡中佔據不可或缺位置的一員，更加形象地說，「通過儀式」把嬰兒從另外一個世界接管過來，投入到人世的湖面上，在這個差序格局的世界當中泛起陣陣漣漪。在這裡，接生婆扮演著把嬰兒從母體通道引入人間世的關鍵角色，抵擋了昏暗血汙，操演儀式完成淨化，在這個意義上，她們不是簡單的鄉土世界「醫療工作者」，而是飽含濃重社會功能的「擺渡人」。
對於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來說，接生婆是他們信賴得過的人，只有她才具備這樣的權威和「魔力」完成生育過程的種種儀式，對於鄉土社會來說，接生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在接生婆被取代的過程中，沒有新的公共話語以及行動空間，承載著嶄新的看待身體態度的專門化醫院能被普羅大眾所接受將是不可想像的，更不用說這涉及一種新的思考和行動範式的生成。孕產行為的醫學化是在「國家權力、科學主義和市場力量等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逐漸被建構和形塑的。」（楊蕾、任焰，2014：10）
民國初年，輿論認為「醫療活動關係到整個民族身體的康健，對其實施嚴密監控的重要性應不亞於警察對人民生命財產的保護措施。」（楊念群，1999:5）只有在科學的指導下，民族身體才能強健，而由接生婆這樣缺乏專業訓練、醫療水平低下、不時還利用缺乏循證的巫術來治病的人來完成生育，自然被貶斥為落後的、危險的。為此，國家機器與西醫制度相結合，將衛生示範區和生活社區相疊合（蘭安生模式），專業的護士、醫生定期走進社區，統計居民的各項身體信息，並對接生婆進行再培訓，經過種種措施，接生婆的不再是接生的操作者，其存在的社會空間最終被擠壓。建國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醫學實踐直接地、全面地滲透到人口的孕產行為當中，生育不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反而需要國家的許可，國家利用準生制度將婦女生育集中到醫院進行，醫院成為了人們生育的唯一場所。一系列儀式被貶斥為封建迷信，接生被為不夠安全，「當一種生活方式被破壞的時候，失去其中的某些要素，將導致所有的其他要素貶值。」 （列維-史特勞斯，2009：424）在這個意義上說，接生婆的退出，反映的恰恰是社會整體思維的轉變，科學打倒了巫術，屬於神鬼的彼岸世界整體落幕，即使殘留在邊緣的社會空間裡，也再不能恢復整體的意義。
另一方面，科學的安全性承諾和孕產中對疼痛和營養的控制尤為重要。醫生對產婦各項身體數據進行定期的檢測和登記，對通過醫學介入、產婦營養攝入的調整，生育的風險因此大大降低。而自控鎮痛技術的推廣，「使得產婦對分娩的疼痛實行主體控制，更加強化了自身對鎮痛技術的使用和信心。」 （楊蕾、任焰，2014：8）雖然不斷有新的風險存在，但總體來說生育日益變得可控，建立在數據安全基礎上的醫學獲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如自證預言一般，越是介入，則越是信任；越是信任，則越是介入。此外，改革開放後醫療制度市場化改革，去除社會功能的生育已經全然成為工具理性的對象，被切割、持續介入，生產降格為產婦和新生兒個體在身體和心理層面上的標準化數據模板，身體甚至能夠成為可供出售的商品，在追求效益的畸形醫療系統中，孕產行為難以避免走向過度醫學化——自然，剖腹產比自然分娩涉及更多的收費項目。
生育從清末到今天的轉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手」觸及到這片原本帶有禁忌的領域，國家控制下的人口政策、科學對於身體的切割與劃分、市場以價格衡量生育，並生成了新的看待自我的方式，它是種種新話語交叉重疊的結果，舊有的附著於生育之上的濃厚文化意涵以及重整家庭網絡的社會意涵逐步消失，它不簡單地意味著接生婆的失業、嬰兒死亡率的下降，而是伴隨著代表科學的工具理性、代表國家的管理理性和代表市場的經濟理性侵入的整體文化結構的再造。
參考文獻
【1】列維-史特勞斯.憂鬱的熱帶.王志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李潔.「人」的再生產——清末民初誕生禮俗的儀式結構與社會意涵.社會學研究,2018
【3】楊蕾,任焰.孕產行為的醫學化:一個社會建構過程的反思.開放時代,2014
【4】楊念群.「蘭安生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社會學研究,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