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外交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基地首席專家 孫吉勝
內容摘要：語言影響人們的思維和認知，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交流和溝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維度。特定的話語可塑造威脅身份，敘述危機故事，對言語對象製造話語障礙，形成話語壓力，建構話語危機，影響相關政策，使特定問題安全化，並影響安全程度的高低，導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戰爭。中國在近三十年來一直面臨來自西方世界的話語壓力，在國際輿論場中經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時由於某個話題成為輿論焦點，遭遇話語危機，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威脅南海航行自由」「中國威脅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日益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中國亟須研究和應對話語壓力和話語危機。中國需要加大世界發聲力度，提高話語主動性和自覺性；加大中國文化理念的國際宣傳，重塑中國話語的國際語境；努力提升國際話語權；避免話語與行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話語攻擊和誤解、有針對性地做好美國關於中國話語的改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夠減少話語障礙和話語壓力，有效緩解和化解話語危機。這是為中國塑造良好外部環境、提升中國國際形象、使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更關鍵詞：話語安全；話語危機；國家安全；安全危機；話語權；國際關係
語言是影響人們思維和認知的重要因素，也是進行安全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觀察國際關係的很多實踐可以發現，很多危機的塑造先從語言開始。經過一系列言語互動，語言不僅促使某些本不屬於安全範疇的問題安全化，還建構安全問題的緊迫性和威脅程度的高低，從而製造話語危機。一方面，語言的運用與軍事、經濟手段等相比成本最低，行為體之間很容易進行話語博弈，產生話語對峙，導致危機，如美國和朝鮮之間的很多博弈是在話語層面展開，經常惡語相向；另一方面，語言本身具有政治性、建構性等特徵，言語者通過一系列言語手段和策略形成某些話語，生產出看似科學的知識，甚至常識，最終改變人們的認知，塑造共識，建構危機。語言有些時候甚至成為一種政治武器。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川普在其講話和推文中使用「中國病毒」這一命名，招致中國強烈反對。中國和美國在一段時間內圍繞病毒命名、病毒來源地、「中國責任論」等展開了激烈的話語交鋒，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語言會建構意義，進而產生很多後續影響。再比如，2016年，美國的「南海話語」在世界上建構了「中國影響南海安全」這樣的錯誤認知，在國際輿論場中建構了南海危機。這些交鋒首先是通過話語在輿論場中產生一種話語壓力，有些話語則導致話語危機。
當前，世界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日益複雜。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國際政治的演進，網絡、大數據、人工智慧、傳染病、深海、外空等新領域和新問題不斷出現，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未知數，很多問題已經成為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人們去探究、解釋和理解。例如，人工智慧會對未來產生哪些影響？如何影響大國競爭？是否會影響未來戰爭？等等。話語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直接影響人們的安全認知，甚至塑造新的安全問題，建構安全危機，影響相關政策。本文明確提出話語危機這一概念，旨在系統研究話語危機的成因，語言如何產生話語危機以及話語危機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近年來所經歷的一些主要話語壓力和話語危機，以加強對話語危機的認識和理解，並思考中國應如何應對。
一語言與話語危機
語言本身可以建構危機，產生話語危機。話語是形成於特定社會語境中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的具體言語行為之中，是一定的言語者與話語對象之間在特定社會語境中溝通活動的產物，涉及言語者、言語對象、文本、溝通和語境等要素。話語也是在構建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意義結構，每個話語都包含一定的意義體系，這些體系一起構成了社會知識網絡，成為人們認識和理解社會的基礎。話語的形成依賴於語言的使用，某些言語通過不斷被重複而積澱為一種社會話語，進而影響社會實踐。國際政治中的很多危機都是通過話語建構而來，表面上看是安全危機、能源危機和安全隱患或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實際上語言在整個危機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安全危機首先從話語危機開始。
（一）語言的特點及社會影響
話語危機是通過特定詞彙的選擇以及修辭手法和敘事手段把某個問題描述為緊迫的威脅，在話語層面產生危機感，讓人們感到威脅的存在，並認為必須加以應對解決。話語之所以能夠建構話語危機，主要是由語言的以下特點決定的。
1. 語言具有行事功能和建構功能
人們可以利用語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構功能建構社會現實，建構社會存在。這種認識也與哲學領域人們對語言的認識相關。語言有創造和摧毀一切的能力。隨著語言哲學的發展，人們對語言的認識更加體系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發生了語言轉向，人們對語言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以約翰·R.賽爾（John R.Searle）、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為代表的哲學家們開始強調語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構功能，認為語言不僅可以用來傳遞信息，發出言語的同時也伴隨著行為的發生，即言語行為。因此，語言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種實踐。語言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要點，不僅可以映像真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產生有意義的社會實踐，把所說的內容變為人們認為是存在的東西。語言的建構性不僅體現在它可以建構社會存在，同時也建構社會意義。不同的言語實踐會建構不同的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甚至是「知識」或是「真理」。對於同一個客觀事物，人們對其進行不同的命名，採用不同的敘事方法，使用不同的修辭手法等，體現出言語者不同的觀念和態度，產生的建構效果也完全不同。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紐約時報》把中國對武漢的「封城」評論為「給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帶來了巨大損失」，而對義大利的「封城」則評論為為遏制新冠病毒肺炎，「冒著經濟風險」。語言在此產生了象徵效應和特殊意義。人們經常從外部吸收能量產生對世界的看法，形成對世界的認知，而這些能量經常通過語言來傳遞。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都無法像語言一樣深刻影響甚至改變人們的內心和外在世界。由此可見，話語本身不是客觀的，它體現人們在使用語言交流中形成的共識，具有主體間性，從這個角度看，話語對社會存在而言具有本體意義。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語言的建構作用也日益引起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關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關注話語危機的一個原因。
2. 語言的使用者具有能動性
語言除了具有建構和行事功能外，其最基本的作用是人們通過語言來交流信息、傳遞思想，這也是語言最基本的社會功能。人是社會動物，可以通過語言實現交流目的。從哲學領域對語言的認識過程看，維根斯坦等首先認可的是語言的鏡像觀，認為語言可以呈現事實，語言起客觀媒介的作用，人們通過語言把事實或世界客觀展現出來，別人通過語言所認識的也是這樣一個客觀事實或世界。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只是起了傳遞作用，像鏡子一樣映射出世界的本來面目。這種觀點實際上忽略了語言本身的豐富性和語言使用者本身的能動性。人在語言面前是積極的創造者，在語言面前是可以選擇的，人們通過估量詞語的受眾來選擇用詞，同時使用他們所希望的能最有效傳達自身信息或達到預期效果的語言風格和習語。語言所產生的意義不僅取決於單個詞語的意義，還取決於單個詞語如何與其他詞語一起使用以及詞語之間的相互關係。世界上每一種語言都是豐富的，具有眾多的詞彙表達，如對於同一事物的命名不同，所賦予事物的標籤就不同，所引發的意義體系也存在差異，直接影響認知體系。多數語言還具有眾多的修辭手法，如隱喻、擬人和排比等，不同的修辭手法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話語效果，對於政治語言來說尤其重要。政治修辭本質上是一種說服論證的技巧和能力，尤其是政治權力要想獲得合法性，使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政治權力，更離不開政治修辭。不僅如此，從語篇角度來看，言語者採用的不同敘事風格、敘事模式、敘事角度以及敘事時段都會為言語對象呈現不同的畫面，產生不同的敘事效果。總之，語言使用者選擇了什麼樣的語言，直接影響話語效果。
3. 語言是影響力和權力的體現
語言不僅促進溝通和集體行動，同時也體現權力，強化權力。人們可以利用語言和精神活動來改變社會生活，給自身的存在建構一系列意義。語言不但建構社會存在所需的意義網絡，也建構和疏通社會運作所需的權力關係網絡。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其強調語言與社會的同一關係，認為語言是一種「象徵資本」，具有象徵力量，是整個社會結構進行再建構和再生產的一個中中介，語言和社會都同時貫穿著「象徵」和「權力」。政治語言尤其如此，它與與所描述世界的關係是不準確和模糊的，在獲得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政治語言會產生重要影響。權力在話語中得以體現和彰顯。其一，人和國家都可以通過語言進行政治溝通、政治宣傳、政治說服和政治動員，使政治權力合法化，進而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權力和利益服務。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於1946年發表的「鐵幕演說」不僅拉開了冷戰的序幕，更是對西方國家進行的一場有力動員和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發出的強烈信號，對世界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二，在實踐中處於不同權力地位的人，其話語影響力不同，對國家而言同樣如此。例如，正是由於美國總統的影響力，川普的推特（twitter）備受關注，成為推特上粉絲最多的國家領導人。其推文經常涉及外交話題，如中美關係、朝核問題、北約問題和卡達危機等，儘管有時違反外交慣例，但經常在虛實之間影響世界輿論議程，被人們稱為「手指外交」，足以顯示其話語背後的權力。而美國在國際輿論場中具有廣泛的軟影響力，這與其背後的硬實力及其世界話語霸權地位和強勢話語權密切相關。
（二）話語危機的產生
對語言特點的分析表明，話語可以改變人們的認知，產生話語壓力，形成話語危機。對於話語強勢的國家更能發揮其話語優勢，更容易使其特定的對手陷入話語危機中。一般情況下，經由以下過程塑造話語危機。
1. 話語塑造威脅的身份
危機一般都是由威脅而起，感受到威脅或是面臨危險，更多時候是一種感知，而非完全客觀存在的反映。威脅的塑造經常是通過對比或是某種關聯而實現。威脅的建構主要在產生威脅的主體和受到威脅的客體之間展開，或是說建構一對產生威脅和受到威脅的身份，二者通常相互對立。威脅的身份可以是產生威脅主體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國家，也可以是一個問題領域或是一種現象。塑造威脅身份最基本的手段是進行命名，通過命名賦予意義，賦予某人、某物或某個現象以特殊的標籤。採用了某個命名實際是激活了與該命名相關的所有框架，而不同的命名在大腦中激活的框架也不同。例如，關於歐洲難民問題，在敘利亞男童「小艾蘭」（Aylan）事件後，很多關於難民的報導是把難民定位為犧牲者、受害者，更多是從人道主義角度來報導，歐洲自然應該發揮救援者的作用，幫助難民。但是，隨著難民問題的持續，加上恐怖襲擊的出現，難民被更多地貼上「恐怖主義來源」的標籤，被描述為「威脅安全」，難民問題因此被安全化。
命名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命名，即選用某個名詞或短語，如「失敗國家」「無賴國家」等；另一種是採用隱喻或是類比等修辭手法，使人們通過熟悉的事物來理解那些不熟悉的事物，從而達到更生動和易於理解的話語效果，例如，把國隱喻為「家」，把開國元首比喻為「國父」等。國際關係中經常把國家比喻成為理性行為體，這樣就很容易理解國家在選擇行為時會努力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使用隱喻的最大好處是生動、易懂，容易達到所期望的交流和建構效果。國際關係中的隱喻非常常見，如「修昔底德陷阱」「國際體系結構」等。著名認知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強調，隱喻和框架是控制話語權的兩大利器。隱喻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命名，同時也可以喚起與隱喻相關的一系列意義。在政治話語中，對問題的命名和界定也是話語權之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美國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而中國強烈反對此類汙名化的命名，指出這種做法違背了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共同制定的相關命名準則。
2. 選擇威脅主題與邏輯關聯建構完整的危機敘事
任何一個人、一個事件或是一個現象都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或是多個主題，如何把這些不同主題關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敘事，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反應和認知。一旦圍繞某個主題形成一種威脅或危機敘事，這種敘事就會直接影響後續的安全政策。例如，在討論氣候變化時，人們可以討論氣溫升高、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排放國、威脅島國安全、惡劣天氣、《巴黎協定》、環境治理、氣候難民、發展問題等多個方面，選擇不同的主題來敘述，會形成不同的故事，建構不同的威脅，直接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會把人們的注意力框定在不同的點上。一些太平洋島國，如巴布亞紐幾內亞、萬那杜等國在討論氣候變化時，重點是講述氣候變暖會使海平面上升，將導致部分太平洋島國面臨消失的威脅，大量居民會變為氣候難民。這樣一種敘事邏輯主要是喚起人們從道義角度重視氣候變化。相比而言，美國等發達國家則更多強調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同發達國家一樣承擔同樣的減排任務。
一般而言，只關注一個主題很難產生一個完整的故事，通常人們會選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關主題，在這些主題之間建立某種邏輯關聯或是情節，進而將其敘述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例如，圍繞烏克蘭問題，俄羅斯積極與西方媒體進行博弈，強調俄羅斯是捍衛國家利益，其行動是應烏克蘭直接請求的，支持克裡米亞獨立是保護人民的自主選擇權，從而形成一個嚴密的話語過程和合理的故事。這種故事一旦形成會直接塑造相關的主導認知和框架。這也是一些研究敘事的學者們所強調的，敘事不僅僅是講故事，還是一種如何把一些不同事物聯繫在一起的行動過程。人們通過敘事來建構身份，通過身份來引導行動，人們的經歷也是通過敘事來塑造，通過敘事來理解現實。因此，敘事之爭也是話語權之爭的重要方面。
3. 頻繁的話語和特定的語言選擇強化話語危機
在國際關係實踐中，有時話語危機是由在話語方面佔絕對優勢的國家單方塑造而成，而處於極弱地位的另一方，則完全處於被建構的情境之中。如美國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威脅身份的建構。在此類情況下，言語者通過高頻次地重複某些表述威脅以及威脅緊迫性的話語，不斷強化記憶、強化認知來完成對威脅的建構。
另一種比較常見的是言語者之間經常通過你來我往的話語互動，不斷使用更強硬言辭進行話語博弈來顯示自己的影響。這種博弈經常使雙方話語對抗出現螺旋式升級，導致話語危機。相比而言，話語博弈的成本要遠低於軍事、經濟競爭，博弈雙方經常陷入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和朝鮮的話語交鋒。美國和朝鮮經常唇槍舌劍，通過現代社交媒體和官方媒介，話語博弈不斷升級，最嚴重時甚至令人感覺戰爭一觸即發。
這種話語對抗首先體現在言語者選擇特殊的語言定義對方的身份。川普和金正恩在相互定位身份時，語言交鋒不斷，成為雙方緊張關係的助推器。川普稱金正恩為「小火箭人」（little rocket man），金正恩即回報稱川普為「老糊塗」（dotard),「採取行動是對那些迷戀自己又聽不得不同意見之人最好的回應……我一定會用烈火馴服那個精神錯亂的美國老糊塗」。這種口水戰成為美朝緊張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建構敵對身份，也構建了雙方之間仇視的互動氛圍和語境。
其次體現在危機感的不斷升級。美朝雙方語言對抗不斷加劇，使朝鮮半島局勢多次高度緊張，也使危機感不斷升級。2017年3月，美韓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朝鮮外務省聲明，美韓聯合軍演已把半島拖到戰爭邊緣，美國應該對半島可能爆發的戰爭負全部責任，美國則稱朝鮮的聲明是「挑釁性」和「煽動性」的行為。朝鮮強調，當前半島局勢下，朝鮮將不得不選擇「先發制人打擊」以清除侵略基地、實現民族統一。當年4月，在金日成誕辰來臨之際，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發布消息稱，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離開新加坡向北駛向西太平洋海域。川普說：「我們正派出一支無敵艦隊，非常強大。我們有潛艇。比航母強大得多。」而朝鮮媒體則把美航母抵近稱之為「赤裸裸的軍事訛詐」。朝鮮《勞動新聞》表示，「我們的革命武裝已經做好戰鬥準備，一次打擊就可擊沉美國核動力航母」。25日，朝鮮建軍節當天，朝鮮進行了其所謂「史上最大規模」的火力演習，稱如果美國和韓國試圖進行魯莽的「先發制人」打擊，白頭山革命強軍將在不進行任何警告和提前通報的情況下，從空中、陸地、海上和水下對敵人實施徹底的「先發制人」打擊。這種話語對抗把朝美緊張關係推到了極限。隨著雙方言語對抗的升級，雙方的軍事動作也頻頻滑向危機邊緣，國際社會對雙方擦槍走火的擔憂大大增加，朝鮮半島危機一時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和擔憂的熱點。
二話語危機的影響
正是由於語言的社會功能和言語對抗產生的影響，很多危機首先是通過語言建構而來的，某些具體領域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話語危機。話語危機會直接產生相應後果，對相關政策產生直接乃至持續性影響。話語危機導致某個問題安全化，有時甚至助推戰爭。
（一）話語危機影響相關政策
通過話語過程，某個問題不但可以被塑造成為安全問題，有時還可以改變人們的認知，被視為一種客觀事實甚至知識而接受。與此同時，通過具體的程度性語言的修飾，如時間緊張程度、危機嚴重程度和威脅程度等，某些問題被危機化。一旦某個問題通過話語被塑造為危機，尤其是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危機，就會進入國家安全議程，直接影響相關政策，如國家撥款、立法和政策調整等。例如，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通過密集的話語把國家外語能力描述為一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塑造了美國「國家外語能力」危機。在這個過程中，第一個話語重點是強調美國小語種外語人才稀缺，從而導致從事軍事信息破譯和解碼的人員數量不足，這是美國沒能阻止九一一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2000年9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副主席艾倫·萊普森（Ellen Laipson）在向參議院提交的報告中指出，情報工作的整個流程從收集、利用、分析到形成最後成品，外語能力始終發揮重要作用；缺乏必要語言能力和優秀語言人才會給情報工作及政策決策造成很大問題。對九一一事件的相關調查顯示，聯邦政府的語言資源不足是美國未能預見和阻止恐怖襲擊發生的原因，如果美國在該事件發生前能對恐怖分子的機密文件和交流信號進行及時、全面和準確截取和解碼，就可以採取相應措施，或許就可以避免該事件的發生；而實際情況是美國在軍事方面的外語人才緊缺，無法及時處理軍事情報和關鍵信息，這正是美國面臨的一大危機。第二個話語重點是美國對外國語言、文化等不夠了解，這對美國反恐極其不利。情報工作不僅需要相關人員學習過阿拉伯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或波斯語，還需要精通這些語言和熟知各種方言，既要達到語言上的真正流利，又要通曉與各種語言相關的政治、經濟、歷史和人文知識。第三個話語重點是美國認為本國外語教育體系不能適應國家安全的需要，迫切需要調整。2004年，美國國防次長朱思九（David S.C.Chu）發出警告，如果語言學家還不重視國防部的關鍵語言，美國很多年輕人將無法在所處的複雜的新國際環境中做好準備。實際上，美國的外語教學和外語人才狀況長期以來一直如此，但九一一事件後通過頻繁的話語建構，「國家外語能力」危機被成功塑造，並與美國安全緊密聯繫在一起後，美國政府也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措施。該危機被成功塑造後開始體現出政策影響力，美國將國家外語能力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外語能力成為國家安全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開始積極推動國家外語能力建設，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如實施相應的國家外語能力建設項目，加強關鍵語言教育等。國家外語能力危機令整個社會意識到了國家外語能力的重要性，在全社會營造和強化了「國家外語能力建設」的氛圍，激勵民眾學習外語，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外語能力。
（二）話語危機使某些問題安全化並影響安全化程度
話語危機可以把本不是安全問題的問題安全化，在話語上將其轉變為安全問題，從而影響對其採取的相應政策。近年來，各類全球性問題不斷增多，如難民、貧困、自然災害和疾病等，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如何理解和認識這些問題，實際上與對該問題的描述語言密切相關，這些問題可以被認為是安全問題，也可以不是，甚至在同一國家，不同領導人針對同一問題的話語也完全不同。例如，氣候變化問題由來已久，但是美國不同的總統卻對其使用了不同的話語，所採取的政策也不同。柯林頓總統執政期間高度重視氣候變化，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柯林頓政府都通過話語把氣候變化與安全緊密聯繫起來，把氣候變化塑造為國家安全問題，並採取了安全應對政策。而同樣是針對氣候變化問題，小布希總統執政時卻持完全不同的立場，不但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程度降低，在國際層面，美國還退出了《京都議定書》。
相比而言，柯林頓政府主要通過大量的安全化話語，把氣候變化塑造為一個美國必須應對的安全危機：氣候變化被描述為正在影響每一個人的安全，將加劇政治和軍事動蕩，等等。柯林頓政府主要通過以下話語手段實現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安全化和危機化。
第一，頻繁強調氣候變化問題，提升氣候變化在各場合、各類文件中的話語存在，增強民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度；同時，通過提供各種數據等具體信息，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感。
第二，針對氣候變化問題，柯林頓政府在承認它是環境問題的同時，更加強調其安全問題的特性，認為美國要把氣候變化問題作為一個安全問題來應對，進一步把氣候變化問題擴展到了軍事和安全層面。如1996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大規模的環境惡化以及人口快速增長破壞和加劇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穩定。在隨後幾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反覆提到環境災難的危害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和人們生活的威脅，以凸顯國家政策中的環保因素。
第三，強調氣候變化對每個個體和後代的影響，增強民眾的危機感，讓每個美國民眾意識到氣候變化時刻影響自己的安全利益。1998年，柯林頓在國情諮文中指出，「如果人們不就削減溫室氣體立即採取行動,全球氣候變化將會給下一代人未來的生活帶來巨大的風險」。對這些因素和緊迫感的描述極大地激發了公眾的憂患意識。
第四，強調氣候變化的受害者是美國民眾，增強民眾的危機感。民眾被表述為是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境惡化的主要受害者，這些問題對他們構成了生存性威脅。1999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環境威脅（如氣候變化、平流層臭氧的破壞、妨害性動植物物種的引進、對魚類及森林和其他生物資源的過度利用以及有害化學品和廢品的運輸等）直接威脅著美國公民的健康和經濟福利。柯林頓政府通過上述一個話語過程成功使氣候變化問題安全化、危機化。
（三）話語危機助推戰爭
話語不僅能夠把本不屬於安全領域的問題安全化和危機化，還可以助推戰爭。助推戰爭不是指它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主要是指為發動戰爭的必要性、合法性和緊迫性提供充分的論證，使發動戰爭成為一個必然結果。2002年，美國小布希政府通過話語把伊拉克建構為美國迫在眉睫的威脅，將其建構為美國的安全危機，從而「有理有據」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國也是巧妙地敘述了幾個主題，並將其聯繫在一起。
第一，把伊拉克命名為「邪惡軸心」，將其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恐怖主義聯繫起來，從而成功地塑造了伊拉克的威脅身份。
第二，提出「先發制人」戰略和預防性戰略，為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充分理由。小布希強調，針對「無賴國家」，必須在它們能夠發動進攻之前就將其摧毀。2002年6月1日，小布希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指出，「依靠防禦是不能贏得反恐戰爭的勝利的，我們必須對敵人發動戰役，擾亂敵人的計劃，在威脅出現之前就要和這些最危險的威脅鬥爭……我們的安全要求我們做最壞的打算，要意志堅決，必要時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和生命先發制人。」此類話語不斷被重複，成為2002年小布希話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語言。
第三，將民主、自由與恐怖主義聯繫起來。小布希總統指出，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應該改變那些發動襲擊的人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民主、自由與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對立，民主和自由的傳播能夠使美國更安全。通過一個話語構建過程，小布希政府把伊拉克建構為美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安全威脅，其主要話語邏輯是伊拉克及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是核武器，是對美國和世界的威脅，如果不消除這些威脅，美國將面臨九一一式的襲擊，但是，這次襲擊者不會像九一一恐怖襲擊者那樣使用飛機，而是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是核武器，美國受到的襲擊將比九一一事件更嚴重。美國通過以上話語和邏輯，為發動伊拉克戰爭提供了緊迫性和合法性。
第四，充分利用媒體，強化危機。小布希總統本人頻繁參加電臺訪談，經常在星期日、節日等期間露面，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ield）及其助手則在政策出臺前撰寫文章試探民眾反應，為政策進行理論鋪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則負責為布希的安全政策辯護，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則扮演鴿派，讓輿論保持微妙平衡。
總之，小布希政府通過一個話語過程把伊拉克塑造為美國必須立刻解決的危機，為發動伊拉克戰爭做好充分話語鋪墊，繼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三中國面臨的話語危機及其化解之策
話語可以塑造危機，直接影響國家的內外政策、國家間關係，甚至影響整個國際關係的進程與結果。中國作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與美國等西方大國在國際話語權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在世界輿論場中經常面臨話語壓力，甚至有時也會陷入話語危機。它們不僅在國際層面為中國增添了負面影響，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同時也加深了世界對中國的誤解和誤讀，給中國的總體對外環境製造了更多負面影響。很多時候中國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回應、解釋，耗費了大量資源。中國要採取有效措施來化解話語危機的後果以及對相關政策的影響，減輕在和平與發展進程中面臨的軟性壓力，為中國與世界的互動營造良好的外部氛圍。
（一）中國面臨的話語壓力和話語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歷程表明，中國在不同時期面臨不同的話語壓力，有些成為中國營造良好外部環境過程中的話語障礙，有些在某個時段甚至上升為話語危機，對中國帶來了負面影響，有時甚至影響中國外交的走向和中國對外關係。以下分析中國面臨的各種話語壓力以及其所導致的話語危機。
1.「中國威脅論」
這些年，中國面臨的第一類也是最多的一類話語壓力是「中國威脅論」。在不同階段，「中國威脅論」被賦予了不同的內容和側重點。冷戰後，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威脅論」開始在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不斷泛濫，涵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文明等多個角度。1992年，美國學者羅斯·芒羅（Rose H.Munro）在其論文《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的真正威脅來自中國》中稱，「中國將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潛在的最大敵人」。進入21世紀後，「中國崛起」在國際上成為一個高頻話語，「中國威脅論」的內容轉向圍繞「中國崛起」展開，如「中國崛起」不確定、「中國崛起」的「威脅」性等。例如，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Randall G.Schriver）明確表示：「中國正處在一個戰略十字路口，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的未來還沒有永遠不變地固定在一條或另一條道路上。」西方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也經常遵循冷戰思維，把中國崛起稱為「非自由主義國家的崛起和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挑戰」。隨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在不同領域的影響不斷增強，「中國威脅論」的內容日益擴大，涉及更多方面，如「中國軍事威脅」「中國經濟威脅」「中國貿易威脅」「中國文明威脅」「中國糧食和人口威脅」等。進入21世紀後，「中國威脅論」逐漸轉為「中國模式威脅」「生態環境威脅與資源能源威脅」等。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焦慮感上升，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家藉機發起了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歪曲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成績，把重點轉向中國對未來國際秩序、價值觀等的「認同威脅」，認為中國的崛起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和價值觀，是對整個世界秩序和國際體系的「威脅」。當中國國內出現一點問題或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碰到一些問題時，這些話語經常被無限放大，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影響了世界對中國的客觀認識。
2.「中國強硬論」
中國面臨的第二類話語壓力是「中國強硬論」。隨著中國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後，在世界輿論中出現了「中國強硬論」，認為中國越來越強硬，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真的變為一個強硬國家。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中美共治」（G2）概念以及美國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提出的「中美共同體」或「中美國」（Chinamerica）概念更是給人以中國要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感覺。但是，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中國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學者層面都沒有接受這些概念。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針對「中國強硬論」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對比中國政府在2010年前後對於南海問題、美對臺軍售、氣候變化等具體問題的表態，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實際上西方國家所強調的「中國強硬論」並不成立，中國在這些具體問題上並沒有出現大的變化，有些領域甚至更加溫和。
而葉必揚（Bj?rn Jerdén）則以《中國強硬論敘事：為什麼錯了但是仍有這麼多人接受》為題進行研究，認為「中國強硬論」是在特定的話語內的一種主體間性認識，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現實，而不是客觀現實。但是，這種強硬論迎合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視域下權力轉移、結構性衝突等對中美關係的認識，實際強化了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忽視了中國政策中很多受中國文化、中國外交實踐影響而堅持的和平、合作傳統，也加深了世界對中國的誤讀。
3.「中國威脅南海航行自由」
中國面臨的第三類話語壓力是圍繞南海問題美國提出的「中國威脅南海航行自由」。實際上，這一詞語在2016年已成為中國所面臨的一場話語危機。從2015年開始，美國加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選邊態度明顯。中美關係圍繞南海問題話語交鋒不斷。在有關南海航行自由問題上，儘管中國一再聲明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既符合現行相關國際公約和規範，也從未妨礙南海航行自由，更沒有威脅到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美國卻一直不斷通過各種方式把「中國在南海威脅航行自由」作為一個主要話語內容在國際層面炒作。美國政要在多個場合提及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宣稱維護「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國家利益」，反對「任何妨礙航行自由的做法」。美國還警告說，中國「正尋求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航線之一」。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2015年12月的表述更加直接，聲稱南海爭議島嶼附近的船隻遭到不必要的警告，這些警告「威脅」了正常的商業和軍事活動。此類言語令人產生了南海航行不自由的感覺。美國在菲律賓就南海問題提出仲裁前後，不斷批評「中國威脅南海航行自由」，並藉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媒體和強勢話語權在世界傳播這種聲音，認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強勢壓人」，「欺負」周邊小國，「威脅」航行自由乃至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在國際層面給中國造成了話語壓力。中國被貼上了「威脅地區穩定」「破壞航行自由」的標籤。
此外，美國還大肆渲染南海軍事化。2015年7月，美參聯會發布了2015年版《國家軍事戰略》報告，聲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舉動令區域緊張，渲染中國南海填海造地「加重了亞太緊張局勢」。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2016年度《中國軍力和安全發展報告》指出，「中國今年將繼續在南海人工島礁大舉擴建軍事基礎設施。儘管人工島礁並不能為中國在南海提供任何額外的領土與海上權利，但中國可以將這些新造的島礁作為長期的軍民兩用基地，以顯著提高中國在南海的存在，並提高控制這些地貌及其附近海上空間的能力。」實際上，國際航運界一直表示航行自由在南海從來沒有問題。中國比任何國家都重視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各國船舶都享有航行自由和過境通行自由，但這不是指軍事活動的自由。中國同多個國家建立合作機制，以保證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美國拉森號軍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美方軍艦有關行為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損害地區和平穩定。」美國的南海話語不僅對中國形成了強大的話語攻勢和壓力，也壓制了中國的南海話語，在國際層面建構了中國的「威脅」身份。
4.「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面臨的第四類話語壓力乃至話語危機是針對中美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國對世界秩序的「威脅」。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的縮小，學界針對中美關係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影響進行了大量討論。近年來，討論比較多的是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他借用修昔底德的觀點來預測中美關係，認為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和美國面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此論斷一出，在學界和政界被廣泛引用，這與之前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rmer）等學者提出的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結構性衝突使中國和美國未來很難避免戰爭的觀點如出一轍。實際上，中國在2012年就提出中美要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並一直為此而努力。近年來，儘管中美經歷貿易摩擦等一系列問題，中國還是努力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國一直在話語和行動上誇大中國的「威脅」。2017年底，川普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正式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強化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色彩，突出競爭和零和思維。近年來，美國除了誇大中國經濟對美國的威脅外，更直接批評中國的方方面面，從中國制度、中國意識形態，到中國貿易、「一帶一路」和華為集團入手，製造和渲染中國對美國的「威脅」。2019年10月30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哈德遜研究所演講時，直接將題目定為《中國的挑戰》，稱中國共產黨敵視美國和美式價值觀，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挑戰。在這種威脅話語的渲染下，「修昔底德陷阱」經常被用作定義中美關係的代名詞，為中國推進協調、合作、穩定的中美關係增加了難度。
5.「新疆話語」「香港話語」「人權話語」及「新冠話語」
與以上話語類似，中國近年來還不時受到關於「新疆話語」「香港話語」「人權話語」等多方面的話語壓力，這些話題在一些特定時段成為輿論的引爆點，使中國成為國際輿論場中的關注焦點，經常陷入被動境地，耗費了中國很多資源去解釋、回應。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在應對疫情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敘事之爭和話語之爭，中國敘事、美國敘事、歐洲敘事等存在很多差異。圍繞新冠肺炎疫情，美國針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敘事不斷變化，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話語重點，從武漢「封城」之初的「中國限制人權自由」「中國隱瞞疫情」，到汙名「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再到「中國責任論」「追責索賠」等。當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並向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大量人道主義援助時，話語又轉為批評中國抗疫數據不準確，抹黑中國的抗疫舉措和抗疫效果，批評中國的抗疫外交、中國制度甚至價值理念。這些敘事不僅影響了美國的輿論走向，也影響了世界輿論，給中國抗疫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4月29日至5月5日的民調，66%的美國人表達了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這是該中心自2005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高值。同時，此次民調還認為針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義大利和中國做得不好，韓國和德國做得好或優秀。
針對美國的以上話語，中國媒體、外交部發言人、多位中國駐外大使等也都進行了話語回擊和解釋，清晰地闡明中國立場和中國主張。如何有效化解和避免話語壓力和話語危機是當前中國需要認真研究和應對的問題。
（二）話語危機的化解和避免
針對以上話語壓力、話語障礙或話語危機，中國需要採取針對性措施，有效化解他國所進行的各種危機建構，為闡明中國主張、提升國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創造有利條件。
1. 加大中國的國際發聲和發聲質量提高話語主動性和自覺性
中國受語言、文化背景等限制，無論是媒體傳播，還是學術研究，在國際話語方面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發聲不足。話語權是各大國間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各國都很重視。例如，普京第二次當選俄羅斯總統後，尤其重視加大其國際話語權力度。2013年俄羅斯重組國有媒體，成立「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目的就是為了使俄羅斯新聞訊息向西方傳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搶奪話語權。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防部成立了「戰略影響辦公室」，圍繞反恐和安全話題展開宣傳行動，以影響國際輿論。此類發聲和話語權體現在政界、學界和媒體多個層面。就媒體而言，在國外媒體中，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是由外國人講述；而在學界層面，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在國際上的影響比較有限，如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中的發文量要比在科學引文索引（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中的發文量低得多。就外交和國際關係研究而言，儘管從事這些領域研究的學者眾多，但是中國無論在理論話語權，還是政策話語權方面都比較欠缺，更多是知識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積極推動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湧現了很多新理念、新布局和新實踐，取得了很多創新成果。這些體現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創新要得到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中國就更需要加強話語主動性和自覺性。儘管中國在加大對外宣傳、對外傳播方面做了諸多努力，但是在提升發聲力度和發聲效果方面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否則面對關於中國的一些負面話語或是話語危機，中國觀點很難及時在世界傳播。中國在國際媒體、學術期刊發出自己的聲音，擴大話語存在，提高話語質量的任務艱巨而緊迫。一方面，可以增加英語出版物，如英語學術期刊、英語報紙、英語頻道，使中國聲音直達國外的受眾，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可以擴大在海外的覆蓋面；另一方面，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會召開各類論壇或研討會等，會議的主題經常與中國有關，這些會議是中國積極發聲的重要平臺。相關部門可以有針對性地組織官員、學者、媒體參加，闡述中國觀點，澄清事實，消除誤解，加強與世界的溝通，也可以有力回擊錯誤觀點，引導世界輿論。中國的學者、官員、媒體人士等需要在國外的各類媒體多發表觀點，增加與世界的互動。與此同時，要講究話語質量。當前中國參加的國際活動也日益增多，在主動發聲、積極發聲的同時，更要提高發聲的語言質量和內容質量，達到預期交流效果。例如，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眾議院議長警告歐洲國家引進華為5G技術會「威脅」國家安全，傅瑩當場反問：中國40年前開始改革後引入了各種各樣的西方技術，但仍保持中國的政治體制，西方國家引入中國華為的5G技術為何就會「威脅」政治制度呢？民主制度就這麼脆弱嗎？此類的交流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2. 增強中國話語和中國文化理念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理解中國文化是理解中國話語的基礎，話語影響力和感召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使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認可、接受，甚至歡迎和效仿本國提出的理念和主張。但是，由於中國提出的很多理念和主張都是基於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如中國在對外交往過程中所持的秩序觀、天下觀、交往觀和義利觀等，外國受眾在文化背景、認知基礎和社會語境方面都與中國人不同，因此，對中國話語與中國理念很容易產生誤解和誤讀，或是理解不全面。例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西方學者就將其類比為「馬歇爾計劃」；中國提出中國和美國應該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而美國學者則多次強調結構性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
3. 重塑西方理解中國話語與行為的社會語境
中國的安全觀和安全話語與西方傳統的安全話語完全不同，按照西方的傳統安全理論，提到安全，人們首先會想到安全困境、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國強必霸和大國必戰，或是權力政治、叢林法則和力量均衡等，體現的是典型的二元對抗思維，是一種競爭、衝突的遊戲規則；中國的可持續安全觀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體現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理解這些話語的真正內涵需要理解背後的中國文化、中國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因此，加大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思維和中國行事邏輯的宣傳，是化解話語危機和避免話語誤解需要做的基礎工作。要繼續加大人文交流的力度以更好地促進中外相互理解和民心相通，這一點對中國而言更加重要。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將人文交流貫徹到中國對外交往的各個領域。通過以上努力，最大限度地重塑西方理解中國話語與行為的社會語境，使國外受眾對中國話語與中國行為儘可能產生與中國相近的理解和認同。
4. 提升國際話語權努力使中國話語與世界話語接軌
提升國際話語權有助於中國在話語方面佔據主動，避免被動地陷入話語危機。各國對此也都十分重視。首先，充分利用主場外交以及國際組織、國際機制等平臺發出中國聲音，向世界有效傳播中國話語。近年來，中國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最有代表性的理念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後，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理解和接受，多次寫入聯合國的一些相關文件，逐漸上升為一種中國的世界話語。中國還提出了自己的治理觀、義利觀、安全觀、文明觀和生態觀等。僅僅提出這些理念還遠遠不夠，未來還需要把這些理念有效轉變為更具體和細化的原則、行動綱領或是政策，使其更好地引導外交實踐。其次，加強中國倡議的國際宣傳，努力掌控議程設置權和話語主導權。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明顯增多，最典型的是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至今，逐漸成為中國外交最重要的抓手，也成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同各參與國合作的新平臺。同時，「一帶一路」倡議為應對國際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提供了中國思路，也成為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有效平臺，已經成為典型的中國話語。也正因如此，「一帶一路」倡議廣為世界關注。如何確保其在國際輿論場中保持正面形象，免受負面詆毀和抹黑也是不小的挑戰，需要從話語層面進行整體設計、展示和宣傳。再次，進行有針對性的話語回擊。西方媒體在談論中國時有些領域經常被提及，如人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不公平貿易等，中國可以做一些主動性工作。例如，中國在人權等領域經常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質疑和攻擊，不時陷入人權話語危機。近年來，中國在提升人權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2017年12月，中國召開首屆「南南人權論壇」，使發展中國家凝聚人權領域的共同語言，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會議最後通過《北京宣言》，強調應始終遵行國際法和國際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最為關鍵的就是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幹涉內政。同時也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堅持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不斷提高人權保障水平。不僅如此，中國還主動行動，多次發布《美國的人權紀錄》或《美國人權報告》。這些努力有助於改變西方國家在人權領域的霸權話語和影響，是有效提升中國話語權、化解話語危機的一些有力嘗試。最後，在進行話語回擊時，有時也需要一些迂迴話語策略，在一些沒有十分把握的問題上應避免與對方正面衝撞，要能夠躲避開一些話語陷阱，避免後續陷入被動。時機不成熟時，保持沉默、不予理會也是一個良好的選項。如果要正面回應，就要確保有理、有據，以保證話語的可信度和有效性，避免引發負面的連鎖反應。
5. 避免話語和行為盲目自大而引來不必要的話語攻擊和誤解
近年來，中國快速發展，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西方國家警惕中國「挑戰」國際秩序、「挑戰」西方價值、「挑戰」西方理念和西方制度等聲音不絕於耳。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將填補國際體系的權力真空，經常存有焦慮和恐慌心理，從傳統的「中國威脅論」到「中國強硬論」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再到近年來對中國制度、中國模式和意識形態等的攻擊都不同程度體現出這種心理，這些話語也經常給中國在國際層面形成話語壓力，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實施。國家的健康發展是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基礎，中國要做好國內治理，言行合一，避免給西方國家用放大鏡來放大中國缺點或是扭曲中國形象提供理由，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話語誤解。雖然這些誤解不會影響中國發展和對外交往的主旋律，但會影響整個過程的順暢度，同時也會牽扯中國的外交精力，浪費寶貴的外交資源。
同時，避免話語的自大也十分必要。近年來，有些中國學者和媒體宣稱中國在某些方面已進入全面趕超、主體超越美國時期。此類話語很容易引起對中國心態和中國意圖的誤讀。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只是名列世界第74位，中國國內還面臨著方方面面的問題。盲目自大的心態和話語不可取，會引發不必要的反感、警覺甚至遏制。面對外來的話語壓力，中國需要研究和提升話語能力，不能總是被動應對，需要更巧妙地設置和引導話語主題。例如，有學者指出，在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話語權之爭方面，應該把話語的重心放在人道主義方面，更多強調生命、健康與安全，應該圍繞這個主題多做文章，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層面的爭論。
6. 重視美國關於中國的話語改善工作
在話語權方面，美國在國際上處於極強勢地位，不僅僅體現在信息源方面，也體現在其發達的傳播渠道和傳播手段方面。美國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網絡等新媒體方面都具有絕對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世界的新聞議程與新聞流向，也被認為是「第四權」。美國關於中國的話語不僅僅影響中美關係，影響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整個國際社會的中國話語走向。美國的媒體不僅以靈活方式凸顯某個議題，而且使其迅速傳遍世界，美國政府經常通過議程設置來左右媒體，從而藉助媒體來實現自己的話語權。例如，2010年，當歐巴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時，美國就把目標指向人民幣匯率問題，在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威脅」美國經濟。柯林頓執政時期，美國將其利益融於全球利益中，利用人道主義、民主和自由等易於說服別人的語言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66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媒體直接引用美國的報導和觀點。美國學界在國際上的學術影響力更是有目共睹，《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雜誌都具有世界影響力。就外交本身而言，中美關係無論對中國、美國，還是對整個世界可能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各國也對中美關係極為關注。因此，中國首先需要有針對性地改善在美國的「中國話語」，要對媒體、學界等主動做好針對性工作，在與其進行交流、溝通或是交鋒時更應有理、有力和有效。
四結語
話語是人與人之間和國家之間交流和溝通的媒介和結果，話語可以建構話語壓力，產生話語障礙，甚至塑造話語危機，而這種危機不僅把某個本不屬於安全範圍的問題安全化，與國家安全聯繫起來，還影響安全程度的高低，有時也會把話語對立雙方帶到戰爭邊緣，甚至直接引發戰爭。中國作為崛起的世界大國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無論是中國自身的話語，還是世界的中國話語都日益重要，因為它們不僅會影響中國國際形象，也會影響相關的國際政策和中國面臨的軟環境。
近年來，中國所面臨的話語障礙、話語壓力，甚至話語危機更是接連不斷，經常在國際輿論場中陷入被動，並引發連鎖反應。此類話語危機處理不當會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和大量社交平臺的使用，話語傳播的方式、速度和廣度都發生了巨變，即時性、同步性和實效性凸顯，信息傳播本身成為事件發展的內在動力，這些都為國際層面的話語應對提出了新挑戰。中國迫切需要加強相關研究和實踐應對，要在多個方面樹立話語意識，提高話語能力，增強話語自覺性和針對性，掌握話語主動權，巧妙運用話語策略和敘事手段，營造對己有利的話語環境，儘可能減少話語障礙，消除話語壓力，避免陷入話語危機，避免成為國際輿論場中的負面焦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在國際層面也不時面臨各類話語壓力，更加凸顯了化解話語壓力和話語危機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從國家戰略角度明確自身將要向世界傳遞的話語和理念，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人類衛生共同體的目標等；要改變對外宣傳方式，除了官宣外，從內容方面要多講述普通百姓的抗疫故事，以小故事講述大道理；要強調重視人類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價值理念以及中國堅持和平、合作的傳統，講清楚中國抗疫行動背後的原則、具體行動和目標；在話語傳遞和傳播渠道方面，鼓勵多元發聲，如多請公共衛生專業人士、法律專業人士等講述專業和科學觀點，開拓傳播渠道，多利用新媒體和網絡平臺多維發聲。
總之，未來在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道路上，還會遇到各類話語壓力甚至話語危機，需要有效應對和化解，這是中國要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所必須應對的挑戰，也是中國與世界順利互動的關鍵。
（項目基金：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項項目「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外交戰略與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構建」（項目編號：16ZZD029）的階段性成果）
[ 責編：劉夢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