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知道為什麼張藝謀、陳凱歌再也拍不出好作品了

拍攝《霸王別姬》時，蘆葦（右二）與張國榮（左二）、陳凱歌（左三）、張豐毅（左四）等人合影。

前言

在講我們的主人公之前，先做一點鋪墊。

最近綜藝《演員請就位2》貢獻了不少熱搜，和陳凱歌導演有關的也不少，比如他對劇本清奇的改編，生生把《甄嬛傳》中甄嬛和果郡王死別哪一幕拍成了喜劇。

但這個不再贅言，僅看圖片輕鬆下。

《甄嬛傳》改編版

讓我有感觸的是，他對李誠儒說起《無極》時的耿耿於懷。

李誠儒先是誇讚了《霸王別姬》，然後說了句，受《無極》評價影響，之後的沒再看過。

李誠儒聊《無極》

這一句，立馬觸了逆鱗，陳凱歌開始尖銳地回擊：

他比較保守，梨園世家的子弟，封閉世界裡出來的，相對比較保守。

對那個世界的進步啊不太關心，只要西皮二黃一響胡琴一拉，兩眼一閉，搖頭晃腦戲就來了……

你看見沒有，像他明天他要幹嘛去，他跟我說，他要去杭州鬥蛐蛐……

他是生活和沉浸在過去時代中間的，感受到過去時代夕陽的一位老藝人。

讓陳凱歌衝冠一怒的還有柳巖，當然，不是因為她的美貌。

柳巖在採訪時問陳導：「如果《無極》票房不如預期，會不會傷到您的自尊？」陳導立馬拉下臉來：「我對你的話很不高興，你這個問題非常不友好.....」採訪會結束後，還怒氣衝衝地說：「哪個問問題的小記者？」

柳巖後來回憶說，那時她剛剛出道，做了一個月的噩夢，生怕得罪了大導演，被公司開除了。

......

和這些人不友好了，對那麼牛氣陳導來說，或許不過是 who care?

但是我不知道因為另一個人對《無極》的批評，陳凱歌和他不再相來往時，陳導的心裡有沒有過一疼？

或者，若他有終能于謙卑下來回顧這一生沉浮的時候，他的腦海裡一定會浮現出這個人，而想到他時，陳凱歌會不會有幾分遺憾？

是的，蘆葦——《霸王別姬》的編劇。

《霸王別姬》在豆瓣電影Top250中排名第2

這個名字，很多人恐怕都是很陌生的，但電影界的人極少有人不知道這個名字，如果說不知道，那也恐怕不能稱為界內人士。

他當然不只是《霸王別姬》的編劇。

他還是《最後的瘋狂》、《瘋狂的代價》、《黃河謠》、《秦頌》、《圖雅的婚事》、《狼圖騰》等作品的編劇，每一個拿出來都足夠分量。

當然，還有《活著》。

《活著》在豆瓣電影Top250中排名33

01

《活著》這部電影，我看了不下十遍，然而每看一遍，每一個場景每一句話，還是覺得有味道有感動。

那些看似樸實無華的話語 ，很多瞬間就讓人落淚。就像一個絕頂高手，外表那麼普通，不經意間走過，拍你一下，等走過了，才覺得五臟六腑都受到了震動。

也是從這部片子，我連一個資深電影迷都算不上的人，開始好奇這麼棒的故事，這麼高水準的對原著的改編，誰做到的？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和我同樣的感受，至今為止，張藝謀和陳凱歌的作品都沒有拍出能與這兩部電影比肩的作品。或許畢生，他們也都不會再有了。

因為他們都失去了蘆葦。

此外，還可以舉出反面的例子來說明蘆葦到底有多牛。

王全安拍《白鹿原》時，編劇本來是蘆葦，但王全安對他的劇本改動太大，只用了百分之一二十，電影拍完，蘆葦很失望，覺得它對不起《白鹿原》這本小說，對王全安說，你也別給我上編劇了，有點丟人，你也是影壇老將了，怎麼拍這麼臭的片子？

蘆葦與陳忠實討論劇本《白鹿原》

他無法不憤怒，《霸王別姬》他寫了兩稿半，《活著》寫了兩稿，《白鹿原》寫了7稿，他花費了如此多的心血，結果王全安把它拍成了田小娥情慾史。

蘆葦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他說：我死後，我的《白鹿原》劇本如果能夠投拍並公映，請把電影海報在我的骨灰盒前燒一張。」

在電影界無論是否與他交好，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有傲氣。

人們都說他是「中國第一編劇」。

他卻說，這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職業」。

蘆葦（左）與張國榮

02

蘆葦等當上編劇純屬自學成才。

他只讀到了初二，在老師眼裡，他是一個不招人待見的壞學生，三門功課不及格，很可恥地留級了。

後來他做了編劇，老師驚訝不已，這個壞娃子，怎麼就當了編劇。

老師不知道的是，在這些表象背後，這個頑劣的壞娃子有些得天獨厚的條件,已無形中給了他春風化雨般的滋養。

1950年3月蘆葦在北京出生，三歲那年，他跟著父親坐火車來到古城西安。

延安時代，他父親給邊區主席林伯渠當司機，後來被調到西北局任機關的車隊隊長。

他父親出身貧苦，只上過二年私塾，卻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多才多藝的人，他喜歡音樂和讀書，什麼東西一學就會，甚至自己動手做了一把小提琴。父親還自學英語，後來達到能夠用英語直接閱讀文學原著的水準。

蘆葦說，他從小是一個性格矛盾的小孩，好動又安靜，天真又早熟，熱愛閱讀卻不愛上課，覺得學校的書本死板無趣。同時又是一個愛玩鬧，想入非非的小孩，經常帶著一群孩子偷蘋果偷桃子，到處招貓逗狗，惹是生非。

這個問題小孩，卻對美很敏感，少年時代的他，自傲的是畫畫，還曾在市裡獲獎。

多年之後，他還記得，在他家附近，那時周圍還是大片大片的農田，天氣晴好的時候，連綿起伏的終南山盡收眼底。從窗戶遙遙望去，可望見大雁塔，夕陽中的塔樓，古樸蒼邁，感受到關中大地的美。

年輕時的張藝謀、陳凱歌

成名之後，張藝謀、何平等都很快搬走，但30多年了，蘆葦一直守著他的古城。蘆葦一生都對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眷戀，這種眷戀也深深融入到他後來的創作裡。

更愛的是讀書。

父母開明溫和，家裡衣食無憂，總有各種經典書籍可看，他看到的第一本父親的藏書，是哈代的《苔絲》。

父親工作所在的西北局圖書館，藏書非常豐盛，世界名著等各種書籍琳琅滿目，他可以看到各類世界經典名著，還可以看到很多那個時代世面上看不到的藝術畫冊，在圖書館，按著索引卡片在書架上翻找，遇到好書就放不下，雖然似懂非懂，但卻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西北局每個禮拜放一場電影，他很早就接觸到經典電影。1957年，他7歲的時候，就看了義大利新浪潮經典電影《卡比利亞之夜》《警察與小偷》《偷自行車的人》等。

初中時，他迷戀上蘇俄文學，尤其是契科夫的作品。

他說：契科夫作品中「含著眼淚的微笑「深得我心，他的故事大多講面對困境中的情感與心靈，團結尖銳又寬厚，人性的優美在他傷感的文字中閃爍，在他娓娓道來的詞句後面，有一顆高貴的靈魂。

而如果我們對蘆葦的作品很熟悉，那就會知道，這一點對他影響有多麼深。

十五歲時，他讀肖洛霍夫《靜靜頓河》，半夜三更，看到動情處，他悲痛欲絕，聲淚俱下，母親聽見了，以為他神經出了問題，把書沒收了。

18歲那年，自在美好的生活戛然而止。

電影《活著》劇照

03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風暴襲來，他的父母很快收到衝擊，被下放改造。

1968年10月，正值他高考那年，他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到了到寶雞縣八魚鄉清巷堡村。寶雞縣屬於關中西府地區，是周朝的發源地。民風淳樸，處處皆是古蹟與典故。

和那個時代的幾乎所有知青一樣，他也受了很多苦，打炮眼、背石頭、扛水泥。

修水庫時，他用1.5米長的鋼釺掄鐵錘，雙手不知磨破了多少層皮，流了多少血，結了多麼次痂....雙掌最後變成了打著厚厚老繭的熊掌，鐵錘也打到最後只剩下70公分。

但印象最深的還是挨餓，他個子大，都是吃不飽，偷苞米偷蔬菜都幹過。

在那裡，他還目睹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生命的脆弱，讓他深深感到人生的哀傷和無常。

農民的悲慘與命運，也使之前一直衣食無憂的意識到，許多國人的短視與自私，都是源於飢餓困窘。

和那個時代的很多青年一樣，他也受了很多苦，總是繁重的超負荷的勞動，印象更深的是挨餓，他個子大，總是吃不飽。

嚴打」時期公告

王天兵說，蘆葦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常常會是：人家「沒吃過苦」，只有他受的苦算苦；（1983年嚴打時，因跳家庭舞會，還有過11個月不堪回首的牢獄之災）

但是蘆葦只是說「誰沒吃過苦」，因為在蘆葦看來，苦難大概是生活的語境，每個人都在熬著各自的困難，天子與賤民無從倖免。

那是一種寬廣，更是一種眾生平等的悲憫。

當然，也因為，那片土地、那段經歷給了他更寶貴的東西。

這片土地也給他那麼豐富的滋養，在田地裡幹活，聽著農民唱秦腔和眉戶，他幾次就學會了、領會了那唱腔中飽含的悲苦情感。

農民語言的生動多彩讓他驚嘆不已，他把那些對話都些進日記，那種魅力和不可捉摸的神奇，讓他明白，語言就是人物，多年後他說，沒有這段經歷，後來的《白鹿原》、《狼圖騰》、《歲月如織》是寫不出來的。

就像王天兵說的：對鄉土的迷戀與認同，使他自稱為半個農民……他除了擁有一個西化的大腦外，還有一副醇正的中國心腸。

呼嘯了千年蒼涼的北方朔風，艱苦的生活， 粗糲了他們的面容，卻讓他更接近了民間的真實，柔軟堅定了他的心，奠定了他不變的來自民間的立場。

歷史複雜之處，是扭曲的時代中未被泯滅的人性，那種人性的力量，更讓他感受了那種氣數：我們普通人歷盡萬難不屈而能夠綿延下來的氣數。

這種氣數始終隱含在他的作品，更在他血液裡。

編劇/ 蘆葦

04

1971年他很幸運，招工進了工廠，那個工廠叫5702，是空軍的一個修理廠，在當時算是最好的單位之一。

先在青訓隊待了一兩個月，接著分到車間當車工，很多年後，他仍然清楚地記得在一架620型車床旁邊，一個師傅操著上海普通話，認真的教他怎麼操作車床，但半天的操作之後，只不過讓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幹這個工作。

那種日復一日機械化的重複勞動，讓他覺得自己成為機器的附件兒，他害怕失去自由，害怕變得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這個軍工廠在八個小時工作之外，每天再加一個小時的政治學習時間，還有沒完沒了的批判會，各種政治運動，這讓他感到窒息般的痛苦。

不到兩個月，他就說要走，工廠的勞資幹部特別驚訝，和他說，本單位有5000名職工，自從成立以來，只有進不來的沒有進來還要走的；說進了廠子要走的，第一個人是個神經病，你是第二個。然後提醒他，你是不是神經不大對頭了，該到精神病院檢查一下去。

蘆葦直接告訴他，我有沒有神經病無關緊要，貴處本人是不待了。

也有人揣測，他如此瀟灑了炒了別人打破頭都難進的國營單位，該是分到上好的去處。

他沒有更好的去處，他只是想再回到農村。

在他看來，農村雖然苦，窮，但是在鄉野開闊的環境中感受四季變化，看蒼茫大地，萬物枯榮，春去秋來，大雁南飛，遠比在工廠封閉壓抑的小環境，面對冰冷的沒有生命的機器，要好得多。

但農村也回不去了。

那時農村也人口過剩，好不容易把知青們打發走，又來分社員們的糧，縣上也不肯接受。他就這樣晃蕩著，懸著，成了沒有戶口，沒有單位的黑人黑戶社會閒人。

幸運的是，這時候他父親解放了，有工作有收入。父親很是開明，看到他當時雖然沒有工作，卻一天到晚看書學習，覺得他不是遊手好閒之輩。

他把物質壓縮到最低限度，在父親的庇護下如饑似渴地讀書學習。他說那時的自己就像動物園裡的困獸，對社會、人生道路都有一腦門子問題。

對他而言，思想的出路比暫時的生存重要十倍，這事關一個人的終生方向感。

思想的路，只有在書裡，在那些先賢們的質疑、思辨和智慧裡。

他和幾個志趣相投的青年偷偷組織了一個地下讀書小組，讀羅素，讀維根斯坦，這對他來說是種人生觀上的啟蒙，認識到人類思想天地其實非常廣闊，空間無限自由。

這個小組裡的很多人很多人後來都成為日後中國政壇 、經濟領域的風雲人物 ，這其中就包括當時剛被招工到陝西歷史博物館的中央的一位高官。

陳凱歌與蘆葦

05

在黑人黑戶，無業游民的生活四年之後，1975年，有人給他介紹了西影廠一份工作：去當炊事員。

他當然不樂意，但彼時無可選擇。所幸的是，進了工廠，領導問他有什麼特長，蘆葦想了想，自己曾經和西安的一位油畫家張榮國先生學習過一段時間繪畫 ，就說自己會畫畫 ，於是便被安排做了廠裡的繪景工 ，這是美術部門最低級別的工種。

那時西影廠的廠長是吳天明，周圍都是年輕的新生力量。好多跟他一塊玩兒的朋友都當了導演，他們常拉他做美工，因為熟悉，好使。

其中就有周曉文，周曉文的第一個電影是《他們正年輕》，劇本研討時，美工也參加，蘆葦邊看邊罵劇本不好。

周曉文問他：「你說不行，你覺得怎麼行？」聽蘆葦說完後，覺得靠譜，劇本就交給他改，電影拍完後，大家都覺得好玩。

但此時，也還沒有誰覺得他可以做一個真正的編劇。

《最後的瘋狂》電影海報

真正讓人們認識到他有這個功夫，是周曉文拍《最後的瘋狂》。他拿到劇本後，又開罵，周曉文又讓他改。

蘆葦很清楚地記得那一天，他把劇本交給周曉文，在屋外和周曉文老婆聊天，不一會兒聽見周曉文在屋裡鼓掌，蘆葦知道他認可這個劇本了，心裡非常興奮。

這部電影後來大獲成功，1987年到1988年，不但賣了三百多個拷貝，還得了金雞獎。

周曉文為組織下一個劇本，給了蘆葦200塊錢經費，蘆葦來到齊白石的老家，和齊白石的孫子和侄孫子生活了半個月，七天的時間，寫了劇本《星塘的阿芝》。（十年後，一個朋友幫他把這個劇本參加夏衍電影文學獎，還獲了獎。）

後來，蘆葦又為周曉文寫了《瘋狂的代價》，迄今為止，這時改革開放以來最早、也最成功的警匪片。

吳天明愛才，找到蘆葦，對他說：「蘆葦，你也別當美工了，寫劇本吧。」

他的編劇之路正式開啟。

很多人認為蘆葦編劇是天賦異稟，其實一切都是博積薄發。

他珍愛一本叫做《世界電影》的雜誌，一遍一遍地翻，直到現在，他保留著1981版的《世界電影》。

他當一個學徒工一個月才掙二十塊， 他會借了錢，專程自費坐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慢慢搖到北京，在電影院門口買黑市票。他喜歡《黑神駒》 就拿著速寫本和鉛筆走進影院，看了五遍，每看一遍，又寫又畫，從導演風格、劇作、表演、攝影、美術、音樂六個角度進行分析。

每一部電影，他都猛做筆記，做筆記多了，忽然有一天，他想到電影跟類型有關——任何一部電影都是類型電影。

這條路，通了。

然後，陳凱歌找上他，拍了《霸王別姬》。

然後，張藝謀找上他，拍了《活著》。

.....

如我們所知，這兩部電影都拍出了高水準，也贏得了無數讚譽。國家影壇也覺得中國電影突然具備了大片的敘事能力，電影故事能橫跨數十年，而且人物命運與歷史洪流相輝映，「有了史詩般的巨製」。

蘆葦也很興奮，是他看到 了沉寂已久的中國電影發軔的前兆 ，讓他的創作達到了「關注生命，凝視靈魂」的境界。但後來，他在很多場合又說過這樣一句話 ，「那時我以為我們中國電影終於起步，誰知道那就是我們的終點。」

只是春夢一場。

張藝謀與蘆葦

06

他說很有幸在陳凱歌、張藝謀藝術生命力最純真最旺盛的時期和他們合作，那是一段非常珍貴的時光，他講起的時候無不懷念。

那個時候他們都是很純粹的追夢人，張藝謀和他商量劇本都是騎自行車到他家，餓了就隨便整點饅頭、方便麵什麼的。實在太累了，拉條毯子往沙發一靠就對付了。

、

張藝謀《秋菊打官司》工作照

為《秋菊打官司》採景時，張藝謀的便飯就是，一碗麵就一頭蒜，同行的人挺不住，埋怨西安人就知道吃麵。

那時他們的關係就像哥們那種親密，不分彼此。一切以電影藝術為重，也常常爭論，爭到急處，口無遮攔，互相譏諷，都臉紅脖子粗了。但不管怎麼拌嘴，心裡熱乎，因為離心中的電影夢又近了一步。

他盛讚拍《活著》時候的張藝謀，創作心態，激情、技藝達到了一個高峰，承認他已經超越了自己所做劇本的水準。他記得張藝謀的誠懇，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後總結了三十多條經驗。

年輕時的陳凱歌

他也清晰記得那時的陳凱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跟陳凱歌出門都坐北京街面上最便宜的面的，連大點兒的計程車都捨不得坐。陳凱歌一米八四，蘆葦一米八二，兩條大漢蝸居鬥車，卻在雄心萬丈地縱論電影。

他們經常忙到三更半夜，在北京到處找豆汁喝，一壺也就一兩塊錢。

但聊起往事，蘆葦更多的是悵茫。

他們後來不是沒有過再合作的機會，蘆葦參加了《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劇本研討會，在討論了八天後，他覺得劇本太爛。

張藝謀聽後不以為然，自信滿滿地說：「一個周潤發，一個鞏俐，一個周杰倫，一個我張藝謀，組合起來就是兩億票房。你信還是不信？」

他突然醒悟：已今非昔比。

陳凱歌拍《風月》時也找過他，但蘆葦翻閱了舊上海大量的資料後，覺得這個「拆白黨」的故事靠不住，他說人物沒有不真實感，這怎麼拍呢？

陳凱歌籌拍《荊軻刺秦王》時，蘆葦憂心忡忡地去找他說，這個劇本完在主題、人物、情節上有嚴重缺陷。你這是拿大商業片的投資去搞——好得好聽，搞一部實驗性的五類型電影，這樣幹你踏實嗎？

陳凱歌回答：踏實得很。

當時他面對陳凱歌，腦子裡卻冒出一句湖南人常用的喟嘆：喚不回來的。

喚不回來了，那時的純粹，那時的勃勃生機。

追夢時代過去了，追夢人無夢可追。我當然希望回到那個時候，可是已經回不去了。現在一個電影還沒拍呢，已經被各種欲望搞得支離破碎了。

就像謝園說過的：當時我們的真誠是一紮就疼的，我、陳凱歌導演和攝影師顧長衛的眼神都是純粹的，沒有任何雜念。而現在無論我們怎樣針灸都無法觸到那個穴位了。

他自此看著他們被商業潮流裹挾，委身俗流，一路失守， 一路下坡潰不成形。

他為張藝謀痛心：「如今呢，張藝謀動輒就做好幾個億的大片，把商業運作，投資項目看得很重，這樣拍電影難免摻雜了太多違背藝術規律甚至主流價值觀的因素，我很奇怪張藝謀這樣的大導演，怎麼會拍出漏洞百出的電影呢？

《英雄》

他說《英雄》是水貨，開了極壞的風氣，它聚集 了最優質的資源，最優秀的演員，最好的製作團隊，如此華美壯麗的畫面，可消費性完全壓倒了價值觀。」

「張藝謀是拍《紅高粱》《秋菊打官司》《活著》電影的導演，誰能相信他竟拍出了《三槍拍案驚奇》這樣的電影呢？」

《三槍拍案驚奇》

他為陳凱歌嘆息：在拍《霸王別姬》的時候他很有激情，判斷力也敏銳，之後呢，多的是精細籌算和自負自滿，而品格的靈氣卻離他遠去了。

他直言不諱批評他們的作品：

他說《趙氏孤兒》不知所云，徹底喪失了方向感，像一輛方向感失靈的車輛開到哪兒算哪兒。

他讀《無極》的批評尤其尖銳，說看時一肚子氣，覺得是部非常失敗的電影。他還用了很多尖銳的詞，說它主題虛妄，也很虛無，情節散亂凌亂。

最讓陳凱歌難以接受的恐怕是那句：拍出《無極》，那是真正的陳凱歌。

在此之後，他和陳凱歌相忘江湖，再無任何交集。

這些年，他合作、支持過不少人，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的多。

比如王全安。

他看了王全安的《驚蟄》後，覺得很好，是可造之材，《驚蟄》後期沒錢了，蘆葦就想辦法給他找錢，讓他做完後期，給五個廠長一人寫了一封信，懇求支持新人。

《圖雅的婚事》也是蘆葦一手扶植上去的，他給王全安找的資金，寫的劇本，給他現場盯。

《圖雅的婚事》劇照

拍到一半沒錢了，王全安準備拉著行李卷回去，蘆葦拉住他，從晚上7點一直說到11點，說服他有錢也拍，沒錢也得堅持把他拍完。

柏林金熊大獎。

但拍《白鹿泉》後，兩人也徹底鬧掰，他從不掩飾他對王全安《白鹿泉》的失望甚至憤怒，甚至說它：「土炕」上一處平庸的情色劇。

他盛讚賈樟柯的《小武》，說是那年最傑出的作品，對他充滿期望。但後來他也坦誠地說：《站臺》、《任逍遙》、《世界》一部不如一部也是事實。

他尤其厭惡《小時代》這樣的電影，說他：因價值觀的腐爛敗壞，導致故事和影片質量的崩盤，變質為這個時代特產的豔俗濁流留下了一份鐵證。

陸川曾驚呼：「天哪，他這麼說話，是要把電影圈裡的人都得罪光嗎？」

陸川後來也一定知道了，他其實也批評了《南京，南京！》，說這部電影價值觀荒謬、敘事角度混亂，登錯了舞臺，搞錯了角色.....

很多記者都說，說起電影，蘆葦是最直言不諱的那個。他的確如此，覺得不好的也藏著掖著住，覺得好的就不遺餘力的誇。

他說：《1942》也有不少問題，但可貴的是有文化堅守的品質；《泰囧》製作目的和方向都很到位的商業品......

他在拍紀錄片的徐童等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光亮，多次誇讚他。

因為在他眼裡，徐童的《算命》、《麥收》、《老唐頭》，把中國人今天的真實生存狀態給雕刻出來了，他相信今天的人未必會認識到徐童的意義，但將來必會，因為徐童把缺位的老百姓，把這個時光雕刻下來了。

.....

在講起和王全安的愛恨糾葛時，蘆葦說：我當時支持他也好，批判也罷，都是為電影質量，我和他無親無故，甚至都不認識。

他最常說的一句就是：我純粹是對事不對人。

有人說他那麼點名抨擊曾經密切合作的影壇老友，不成熟，不成長。他說：成長不成長有什麼關係?保留住心中尚存的那點真摯的感覺，使自己的心靈不至於枯萎死亡才頂頂要緊。

在他心裡「歷史是生命，你要尊重它。」電影也是。

他批評了那麼多，從來不是出乎驕傲，只是更謙卑。

編劇/蘆葦

07

這麼多年了，蘆葦似乎永遠穿一件圓領套頭衫，一條綠軍褲（那是在甘肅一個軍用倉庫清倉時買的便宜貨），一雙圓口黑布懶漢，扎條寬皮帶，走起路來大步流星。

從他的外表很難判斷他的身份，有次他參加全國文代會，他這身打扮被門衛當成電工攔在門外，並指著一旁說電錶室在那兒。

蘆葦就是這麼衣著隨意的人，不管是作為文代會代表被國家最高領導人接見，還是在陝西省委的頒獎會上也好，他都是這身打扮。

他至今還住在西影廠的老房子裡，不吸菸也不喝酒不玩牌打麻將，一直堅持用鋼筆寫劇本。

王天兵對此，說：他既屬於又不屬於這些芸芸眾生。仿佛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已做出了身心的選擇和穿著的取捨，之後再也不願在這上面多花費任何心思了。

在他的平凡中，流露著一種貴族的奢侈。

他覺得沒那麼高深，他說「我本布衣，過普通人的生活就好。」

他仍然堅持寫劇本，一年至少一部，甚至更多，但拍出來的極少，大多成了「抽屜劇本」。

他當然也非常遺憾。朋友稱他「不為錢所動」，他糾正說，「我也沒那麼高尚」，「創作的時候，錢不是第一目標。自己有衝動沒衝動，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有太多堅持。

沒感覺的不接。馮小剛曾說找他，他說「不懂喜劇」；他對烏爾善很欣賞，可烏爾善帶著《鬼吹燈》來著他，他說自己擅長的領域比較窄，「不懂玄幻。」

張紀中想找他拍《水滸》、《紅樓》，他說自己沒有膽量......

王天兵感慨他是電影界絕無僅有的肯坦誠自己不懂的人，蘆葦說，那是因為我知道個人的局限，每個人都不過是恆河中一粒細沙……能幹乾脆脆地承認「我不懂」。

很多人請他去講編劇課，他也不太感興趣，因為：可以交流的是劇本的寫作方法，唯獨價值觀的取向和打動心靈的力量是不可說。

他反問：史詩的視角有辦法交流的嗎？這是個人看問題看事物的價值觀與經驗決定的。他說：一切技法皆可教，唯獨感人的力量教不了。

而如果沒有純粹和真正的敬畏，沒有用心用情，又如何感動他人呢？

就像魯迅說：「從血管裡流出的都是血，從河流裡流出來的都是水」。

對他而言，當編劇就是一個「我歌我泣」的過程，是第一個哭的人，「得白紙黑字一場場戲交出來，得流汗、流血，也流淚」。

這些年來，無論如何起伏跌宕，他都有個不變的信念：展現人道主義和人性是電影的終極價值。

因為：人性是「豐饒之海」，與動物與神靈的複雜性相同。面對人性如同面對大海，會感動也會恐懼。

如今的中國電影市場看起來多麼繁盛，他卻說「一片荒蕪」。

他很無奈，因為一部震撼心靈的作品，一定會有一個靈魂在，那就是編劇，然而在中國，明星、導演、出品人才是資本追逐的對象。

在好萊塢，一部劇本的創作費用要佔15%左右，，但在中國不到1%，那些投資過億的大製作，沒有一部捨得投資放在劇作上。

有一個作者說：當我們津津樂道的是編劇時，那時中國電影才會有真正的輝煌。可在四壁喧囂中，這個最牛的編劇卻看起來那麼寂寞。

有人說他過時了。

然而，也許是，他那麼固執的守著【那些本不該過時的東西】，所以，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