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家有一套花園別墅，他整天在書房裡研習《公羊春秋》，多年來足不出戶。哪怕園中蟲鳴螽躍，他也心無旁騖，被人稱讚為
「三年不窺園」。元光元年（前134年），23歲的
漢武帝劉徹舉辦了一場「選秀」，董仲舒憑藉著名的
《天人三策》一鳴驚人。他將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光環罩在皇帝身上，並跟漢武帝說，要約束人們的思想，消滅「邪闢之說」。具體做法，就是只讓人們讀儒家「六經」、學孔子之術，其他學說棄之不用。
當年
秦始皇焚書，不允許民間讀《詩》、《書》，現在漢武帝只準別人讀一種書，好像也沒差。
漢武帝親政後，「尊儒」成為大漢的基本國策，此即所謂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在歷史上有很大爭議。目前中學課本所採用的「獨尊儒術」一說，自近代以來深入人心。1916年，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第二卷，就曾說孔子自古常為野心家所利用，淪為
「百世之傀儡」。漢朝皇帝卻不認為自己獨尊儒術。漢武帝的曾孫
漢宣帝在位時，告誡他兒子：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咱漢朝治國，歷來是霸道與王道並用實行，怎麼可能純粹用道德教化呢？董仲舒為漢武帝帶來了用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引導帝國從百家爭鳴、私人著述的「
子學時代」進入國家壟斷思想的
「經學時代」。然而，董仲舒當時的地位並不高，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他也不過是與其他儒生合為一傳。這意味著，漢武帝並沒有全盤採納董仲舒的對策。漢武帝說是獨尊儒術，實際上更傾向於重用法家的文吏，大儒董仲舒難免被邊緣化。獄吏出身的
公孫弘同樣研究《春秋》，學問不如董仲舒，卻善於奉迎漢武帝。有一次，他趁機對皇帝說：「董仲舒適合去膠西國為相。」膠西王
劉端是漢武帝的哥哥，此人殘暴兇狠，還是個同性戀，因為他寵幸的郎官與宮女偷情，就誅殺了這個郎官一家。每次有官員到膠西國任職，要依法辦事，劉端總會找罪名誣告他們，甚至將他們毒死。在這個小小的諸侯國，多次發生二千石高官死於非命的案件。公孫弘建議派董仲舒去膠西國為相，也許是想借刀殺人。所幸劉端對大儒董仲舒表現得挺客氣，但沒過多久，董仲舒就告病退休回家了，留在膠西國，怕是遲早要完。漢武帝把董仲舒放到膠西國為相，卻重用獄吏出身的公孫弘，而公孫弘也看出了漢武帝外儒內法的真面目。獨尊儒術對漢武帝而言，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面而已，治國，不能只靠儒學。公孫弘是個帥哥（「狀貌甚麗」），有著人到中年還能讓漢武帝一見傾心的顏值。他早年在家鄉齊地做獄吏，下海賣過豬肉，後來跟隨大儒
胡毋生研習《春秋》，成為朝臣時年過六十，古稀之年才拜相封侯。
漢武帝一朝十三個丞相，四個因罪免職，兩個絕望自殺，三個論罪處死，老狐狸公孫弘卻在陷害多名同僚後仍能壽終正寢，靠的就是以儒飾法，打通儒家與法家之間那堵牆。每次朝議，公孫弘總是引經據典，以公羊派學說對帝國法令進行裝飾，以此討漢武帝歡心。遇到難辦的事，他都會對漢武帝察言觀色，按照皇帝的意思發言。或者讓直臣
汲黯先發言，如果別的大臣在皇帝那裡碰壁，公孫弘就立馬改口，讓不少大臣栽了跟頭。長此以往，汲黯忍無可忍，你公孫弘不能老是把我當槍使啊。汲黯向漢武帝揭發公孫弘的虛偽行徑，說：「齊地之人擅長詐騙，嘴裡沒實話。每次商議時，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到上朝時，公孫弘總是出爾反爾，這是不忠。」眾人的目光落在公孫弘身上。公孫弘卻反駁道：「了解臣的人都說臣忠誠，不了解臣的才說臣不忠誠。」漢武帝也就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漢武帝在北方建
朔方郡，公孫弘本來上書反對，漢武帝就派內朝大臣
朱買臣提出十點責難，命公孫弘回答。漢武帝實行
「內外朝制」，皇帝的近臣如侍中、尚書等組成內朝，他們傳達皇帝的意思。作為外朝之首的丞相公孫弘，卻不敢公開辯論朱買臣的「十難」，退一步海闊天空，他一句也沒回答，反而承認自己錯了，態度一轉，為漢武帝打call。還有一次，漢武帝從西域獲得一匹名馬，興奮不已，作一首《天馬歌》，用來配樂演唱。汲黯得知此事後，進諫道，王者創作樂曲，上要繼承祖業，下要感化百姓，如今陛下僅僅得到一匹馬就寫歌，還要以此祭祀先祖。先帝與百姓該作何想法呢？公孫弘沒有忘記汲黯這個眼中釘，他見漢武帝一臉不高興，趕緊順水推舟，進言道：「汲黯誹謗聖朝制度，罪當滅族！」好在漢武帝保持清醒，沒有因此殺了汲黯。汲黯也不吃漢武帝那一套，他敢當著眾臣的面說皇帝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什麼尊儒講仁義，只不過是幌子罷了。
在漢武帝手下吃得開的，不是儒生，而是執行皇帝意志的刀筆吏，比如酷吏
張湯。酷吏就是執法嚴苛的官吏，他們捍衛的是至高無上的皇權。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採納大臣張湯的建議，進行第一次幣制改革，推出了
「白鹿皮幣」。所謂「皮幣」，主要材料就是一張方尺寬的白鹿皮，飾以紫色花紋，價值40萬錢。同時規定，王侯宗室朝見，一定要花錢換皮幣作墊子。這種只能用禁苑的白鹿皮製成的超級貨幣，只有漢武帝才有權力製造，他可以利用皇權，人為地操控其價值，將地方的大量現實貨幣無條件地收歸國庫。大司農
顏異對新幣制的推行表示強烈反對：「王侯朝賀的玉璧一個價值才幾千錢，而作為墊子的皮幣卻值40萬錢，這不就是本末倒置嗎？」大司農是九卿之一，主管國家財政，對政策發表看法本來無可厚非，完全合法。但張湯順著皇帝的意思，找人告發顏異，以腹誹之罪將顏異給處死了。腹誹的意思是嘴上不說，心裡誹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湯發現的「證據」是有人去顏異家裡做客，對朝政表達不滿，顏異當時沒說話，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張湯說，這就是腹誹。
漢武帝在位54年，可以列出一張很長的非正常死亡名單，其中多為帝國功臣，或死於構陷，或死於權鬥，或死於背鍋：在加強大一統專制的過程中，遊俠
郭解是另一個犧牲者。郭解在民間素有俠名，他在洛陽時，不管當地出現什麼大糾紛，只要他出面，三言兩語就能化解。有一次，郭解的外甥仗勢欺人，對別人強行灌酒，被那人刺死。郭解找到兇手後，得知他不過是防衛過當，真相是自己外甥蠻不講理，就沒有怪罪兇手，而是把他放了，還說：「你殺得對。」但這位名滿天下的大俠卻被舉報為地方豪強，列為
「徙陵」對象。「徙陵」，是指漢代將地方豪強遷徙到位於關中的帝陵周圍居住，美其名為「護陵」，實際上是強制他們離開原籍，處於政府的就近監視之下。「徙陵」名單一出，大將軍
衛青替郭解求情，說他的資產並不符合「徙陵」的要求，家裡沒那麼多錢。漢武帝聽說後更加憤怒，認為郭解不過是一介布衣，竟可以讓大將軍為他說話，可見他確實有錢有勢，頗有威脅。郭解遷到關中後，常有權貴豪強與他結交，更加引起漢武帝的猜忌。後來，有舉報者被郭解門客暗殺，漢武帝終於找到機會，下令將郭解逮捕。經過一連串調查，
郭解（點我）被滅族，罪名是他身為布衣，卻「任俠行權」。漢武帝興儒術、任用儒生，卻也重用酷吏；他建太學、推行察舉，卻也加強集權。易中天教授說，橫行霸道的結果，就是
「兩面三刀」。「兩面」是賞與罰，「三刀」是法家的法（嚴刑峻法）、術（陰謀手段）、勢（君主權勢）。漢武帝的帝國，是皇權統治與官僚政治的帝國，與其說漢武帝獨尊儒術，倒不如說是唯我獨尊。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將軍
衛青（點我）在一年之間兩次出擊匈奴，殲敵過萬，為大漢狠狠地出了一口惡氣。勝利的喜悅背後，是沉重的財政包袱。此戰，漢武帝拿出黃金20萬斤犒賞三軍。上萬名匈奴戰俘也得到厚賞，衣食由當地政府掏錢，讓他們感受一下大漢溫暖，便於招降。將士封賞、軍械馬匹、糧食衣甲、安撫降眾，一個也不能少。連年的戰爭耗盡了文景之治的國庫儲蓄，使大漢王朝陷入
「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的財政困難。為了挽救帝國財政，漢武帝憑藉高度的集權，把原來放任民間的財富與勢力，通通收歸中央，利用文景之治以來積累的財富，集中力量辦大事。漢武帝推行了幾次貨幣改革，將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鑄造
「上林三官五銖」，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五銖錢。在壟斷鑄幣權的同時，漢武帝從工商業主手中奪回「山海之利」，將國有化改革延伸到當時利益最為豐厚的幾大製造業——鹽、鐵、酒，實行
「鹽鐵官營」。
為漢武帝推行財政改革的大臣也都不是儒家，張湯本來是長安獄吏，而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自年少時就在宮中當漢武帝的跟班。漢武帝對獨霸一方的諸侯也揮動了鐮刀，按照大臣
主父偃的設計，實行
推恩令。主父偃不是儒生，他的思想屬於縱橫家。推恩令的具體做法，是讓諸侯把土地拿出來，分封給子孫，顧名思義，就是將皇帝浩蕩隆恩延續到下一代，分封諸侯子弟為侯。諸侯子弟本來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當然舉雙手雙腳贊成。這樣一來，諸侯國越分越小，對中央有威脅的也就所剩無幾。推恩令實行後，諸侯國實力削弱，但地盤還在各地宗室手中。漢武帝決定把剩餘的肉也摳下來，於是想到了一招
「酎金奪爵」。漢文帝後，每年祭祀宗廟，諸侯都要獻金助祭，這叫「酎[zhòu]金」。漢武帝的方法就是，規定諸侯獻上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夠的，取消封號，收回封國。這其實是巧取豪奪。酎金的分量、成色是否達標，漢武帝自己說了算嘛。在初次實行酎金奪爵的元鼎五年（前112年），諸侯中被奪爵者多達106人。丞相
趙周還因此丟了性命，在獄中自殺身亡，起因是有人舉報他明知列侯所獻黃金不足卻不上報。諷刺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由於處事不慎，在齊國工作時逼死了亂倫的齊厲王，最終被群起而攻之，丟了腦袋。極力勸說漢武帝痛下殺手的人，還是老謀深算的公孫弘。緡，是穿銅錢用的繩子。算緡，顧名思義就是通過計算商人手中積蓄的財產，按實際數目徵收財產稅，以充盈國庫。一種說法是兩千錢而一算，即每二千錢課稅一百二十錢，也就是抽取6%的財產稅。此令一出，起初只有一人響應。這人叫做
卜式，是個牧羊的「土豪」，曾經向帝國捐了一半財產。卜式說：「我平生與人無爭。家裡貧窮的，我就借錢給他；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我去到哪兒人緣都很好，沒人冤枉我。」卜式說，我愛國啊，天子要打匈奴，我認為，有賢能的人要為大節而死，有錢的人應該捐出來，如此，匈奴可滅。算緡法頒布後，天下富商跟漢武帝玩起了捉迷藏，爭先恐後地隱匿財產，卜式卻再捐了20萬，成了模範富豪、愛國商人。為了對付那些隱匿財產的豪商大戶，漢武帝在算緡令兩年後頒布了告緡令，鼓勵全民舉報，凡是被告發隱瞞不報或所報不實者，將抄沒其全部財產，並將一半財產獎予告發之人。隨著告緡遍天下，不僅富商和高利貸者受到整治，全國中產以上的家庭幾乎都被捲入其中，面臨破產的命運。朝廷沒收的財物堆滿了上林苑，史書記載，
「中產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漢武帝在位54年，對匈奴作戰長達44年，從馬邑之謀開始，對盤踞在北方的頭號外患匈奴展開了反擊。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帝國名將
衛青、
霍去病各自帶兵出徵，並至漠北，深入匈奴腹地，這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規模最大的一場。少年英雄霍去病封狼居胥（今蒙古肯特山）後凱旋，從此，漠南再無匈奴王庭。漢武帝未曾停止開疆拓土的腳步，46歲的他，收復南越，將南方邊遠之地重新納入帝國的版圖。
漢武帝將帝國推向了巔峰。作為皇帝，他第一個用「獨尊儒術」統一思想，第一個用年號紀元，第一個鑿空西域，甚至其在位執政54年的紀錄，直到一千多年後才被清朝的康熙皇帝打破。漢武帝興師動眾打了那麼多年仗，匈奴潰敗，四方安定，衛青、霍去病將星閃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卻不好過。漢武帝後期，民生凋敝，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幾乎消耗殆盡，
「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這首漢代樂府詩《戰城南》，說出了老百姓流離失所的哀怨：
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在功成名就後卻迷信於祭神求仙。
直到去世前兩年，他才知道自己被方士騙了，對群臣說：「以前我糊塗，被方士欺騙。天下哪有什麼仙人？全是妖言邪說。注意飲食，有病吃藥，才能少生病。」李長之先生因此才說，漢武帝有時
「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 漢武帝寵愛的
李夫人去世後，他深深思念，為之肝腸寸斷，實在是想與李夫人再見一面，就請來方士招魂。方士設壇作法，漢武帝在帷帳中看到燭影搖晃，似乎有一輕柔身影飄過，若隱若現。他痴痴地嘆息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元封元年（前110年），泰山道上千裡旗幟飄揚，十萬雄兵集合於盛大隆重的封禪大典，漢武帝將他的功業上告於天。元封這個年號，也因封禪典禮而得名。
徵和二年（前91年），漢武帝風燭殘年，他懷疑有人埋了木頭人偶，用「巫蠱」詛咒他早日歸天，在處死丞相公孫賀後，
巫蠱之禍（點我）蔓延到太子劉據身上。秋風蕭瑟，危機重重，太子
劉據崩潰了，他假傳聖旨，誅殺了離間他們父子的奸人，卻陷入謀反的罪名。面對漢武帝派來「平叛」的大軍，太子逃無可逃，絕望中自縊身亡，他的兩個兒子，也旋即被殺。漢武帝曾經深愛的皇后
衛子夫年老色衰，失去寵愛，太子失勢遇害時，她早已在宮中自殺。
兩年後，年邁的漢武帝在桑弘羊建議擴大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屯田時，頒發了
「輪臺罪己詔」，其中提到：曾經有人奏請百姓每口增收賦稅三十錢，作為邊防軍費，這會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這次派人去遙遠的輪臺開荒，更會使天下人勞累，朕不忍心這麼做；如今應該致力於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減輕對民間的剝削，使天下安定。漢武帝是否下過罪己詔，並且後悔以往窮兵黷武的政策，在史學界歷來眾說紛紜。在《輪臺詔》中，漢武帝說的也不過是「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之類的話，主要是否決桑弘羊等人的建議，並不是自我批評。
據《資治通鑑》記載，晚年的漢武帝確實曾表達過悔過之意，但那是在徵和四年（前89年）封禪泰山時對群臣說的一番話，無關輪臺屯田，更不是詔書：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也許，《輪臺詔》與獨尊儒術一樣，也隱藏著漢武帝的另一張面孔，仍是大漢天子的王霸之術。不可否認，漢武帝締造了一個偉大的時代，於國於民，幾分功過，自有後人評說。在他去世後，他的帝國以及與其同名的民族，巍然傲立於世界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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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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