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全球都會迎來那個星期四——期待揭曉諾貝爾文學獎獎歸何處的時刻（2018年例外）。明天（10月8日），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即將揭曉，對於華語世界來說，此次是三十四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失去一個漢學家院士投票的時機。
瑞典時間10月17日，是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過世一年。馬悅然院士歸於塵土後，受新冠疫情影響，瑞典學院至今尚未選出繼任他的院士。
近日，馬悅然院士遺孀陳文芬在朋友圈貼出《莊子》的書封，端整的北魏碑體漢字書法，黃色的鋪底襯託整本書的大氣、莊嚴。封面新聞記者電話採訪陳文芬，恭喜《莊子》出版。
馬悅然翻譯的《道德經》《莊子》瑞典語版
在翻譯《莊子》以前，馬悅然就已經立好了遺囑，同時為自己寫下訃聞銘句：「恩賜幹活，日燃光芒。」 瑞典時間2019年10月17日，馬悅然與世長辭。這句話確實是他生命的寫照。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馬悅然依然工作不輟，完成了《莊子》的翻譯，這也成了他最後一本譯作。譯完《莊子》之後不久，瑞典學院出現風波，文學院常任秘書請辭。馬悅然臨危受命，接下了2018年春季的輪值院長，主持危機時期的學員會議。在馬悅然去世後，2018年時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現任諾獎提名委員會主席奧爾松（ Anders Olsson） 告訴陳文芬：「悅然對我們很重要，他真的救了瑞典學院。」
馬悅然
怕給作家帶來困擾
不請他們參加自己的活動
2012年10月，馬悅然攜妻子陳文芬來到上海，就他翻譯的2011年諾獎得主託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兩本《巨大的謎語》和《記憶看見我》中文版，與讀者交流，談論詩歌和翻譯。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也受到出版社邀請，前往上海採訪了馬悅然和他的夫人陳文芬。馬悅然身穿中式對襟長褂，夫人陳文芬也是白底黑花中式衣著，很是相稱。兩人提前二十分鐘到達訪問地點，還親密地手牽手先到外面弄堂裡逛逛，欣賞上海老房子建築。記者交流會上，陳文芬主動擔任主持人並說：「我以前當過記者，也是因為當記者認識馬悅然的！」夫妻倆配合極其默契，常常相視一笑。
8年後，封面新聞記者再度向陳文芬提到這段往事，提到她當時主持記者會這一細節，她笑著說，其實馬悅然先生在中國的新書發布、授課講座開場等交流活動，很多都是她來主持，從沒有邀請過一個作家來參與。這是「悅然特別交待的。因為考慮到自己的諾獎評委的身份，他擔心給對方帶來不必要的困擾，以免讓一些人看到誤以為這位作家在刻意走近諾獎評委。悅然就是這麼心思細膩，考慮周到。所以他的活動，都是我在主持。」
馬悅然師從瑞典漢學開山始祖式的人物高本漢，在漢學領域成就卓著：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譯註和評介幾乎遍及中國整個古代的各個時期和所有的文類：將《水滸傳》、《西遊記》譯為瑞典文，並向西方翻譯、介紹《道德經》《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荀子》《春秋繁露》等中國古代大量典籍；還翻譯了辛棄疾的大部分詩詞。但就像陳文芬說的，「一個漢學家的成就重要性，往往只有行內人才真正懂得。」 在中國，很多人看到「馬悅然」這個名字，首先想到的還是他的諾獎評委身份。（其實是院士身份，但中國人習慣稱評委）
馬悅然與恩師高本漢肖像合影
一個作家被提名並不罕見
進短名單才是真實力
1985年，馬悅然獲選進入瑞典學院，成為18位院士之一。此一身職擁諾貝爾文學獎投票權，為終身制，且名額固定不變，只有遇到有人去世的情況，才會再招募新的院士。作為瑞典學院18位終身院士，他們基本上都是瑞典最為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文學學者、詩人、作家、戲劇家，每人都至少精通四五門外語，而馬悅然是其中唯一一位精通漢語的人。
瑞典學院成立於十八世紀。當時的瑞典國王創辦這個學院是為了保護瑞典語以及瑞典文學，所以正確的譯名是瑞典學院。據陳文芬介紹，「瑞典學院院士的地位很高，但是這個頭銜、職務，主要是一種榮譽，除了常務秘書有薪水，其他院士們本身並沒有薪水，也沒有自己的辦公室。瑞典學院的任務除了評選諾貝爾文學獎，學院還承擔大量的評選北歐文學各種獎項的任務，學院的語言學家還要承擔瑞典語言學研究的工作，而這個部分的研究工作，馬悅然院士做了許多年，還做了語言研究委員會的主席。」
與很多其他文學獎不同，諾貝爾獎只公布最終拿獎的人，而不對外公開候選名單。按照諾獎的規定，每年的提名者信息和評獎記錄都必須保密，有效期50年。如果你聽到有人吹噓自己或者某某「入圍」諾獎，完全可以不必當真，對之呵呵一笑即可。當然，如果有人把「『提名『進入『長名單』」也當作「入圍」，那也是有可能的。（長名單也不會對外公布）。據陳文芬介紹，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有一個過程：先是接受各種推薦，形成一個大概有200多人的長名單。放在那裡一段時間，經過評審小組篩選形成一個短名單，由院士們認真讀作品、研究、討論。總體來說，一個作家獲提名的渠道總體來說有四個：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或者語文系）教授，就可以寫信提名一個作家；第二，一個國家的作協或者筆會主席，寫信去提名一個作家；第三，得過諾獎的人，也有資格寫這個提名信；第四，瑞典學院的18位院士也可以提名。這些提名，瑞典學院收到會放在大名單上，「每個人提只能一個人。」
馬悅然陳文芬夫婦（2012年諾獎晚宴上）
2012年10月，華西都市報記者在上海曾當面採訪馬悅然，中間問到2012年的諾獎評審過程，馬悅然在回答中做了介紹，「每年的2月1日以前，獲得提名推薦的作家作品及材料送到瑞典文學院，形成一個長名單。然後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小組，將250個被提名的人篩選至30或40個後，介紹給院士們，待到5月底只剩5人。6至9月，院士們專門閱讀那5個人的作品。9月中旬開始開會，討論到底誰該得獎，然後開始投票。一共要投好幾次，每一個人都要把自己的觀點講出來，進行辯論，最終的投票是在10月初。」
對中文作品非常熱愛
擁有龐大的「中國作家朋友圈」
1985年當選瑞典學院院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諾獎評委團中唯一精通中文的馬悅然，在助推現代中文文學走向世界，得到西方世界更深理解，乃至於2012年莫言獲得諾獎，貢獻絕對不容忽視。而馬悅然的離去，使瑞典學院出現對世界最大語言區中文文學理解力的重大缺失，也讓中國文學失去了一個有力的卓越推介者。當馬悅然過世，瑞典評論家指出，將使瑞典學院在語言文學尤其是諾獎的視野出現巨大的空缺，特別是在亞洲的語言方面。
馬悅然於1924年6月6日出生於瑞典南部。1944年，進入烏普索拉大學讀書，頭兩年裡，他選的專業是拉丁文。1946年春，馬悅然偶然間讀到了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由此對中國哲學發生興趣，改到高本漢門下學習漢學。多年後，馬悅然曾撰文強調林語堂這部作品對他學術生涯的意義，「我要是1946年春天沒有機會讀林語堂先生的大作《生活的藝術》的英譯本，我可能就沒有開始學漢語。」
關於沈從文1988年與諾獎擦肩的故事，廣為人知，也得到馬悅然生前確認。不過， 據陳文芬透露，在馬悅然看來，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人最大的錯過，還不只是沈從文，還包括林語堂。陳文芬說，「林語堂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講述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文化，從思想和文筆，水準都非常高，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比如說正是因為他講述中國哲學的英文作品，馬悅然才去學漢學。林語堂成了改變馬悅然命運的人。善於寫中國人生活的美國作家賽珍珠1938年獲得諾獎後，林語堂應該在賽珍珠之後得。賽珍珠也提名了林語堂。但很可惜，當時的瑞典學院評委們，還認識不到林語堂的偉大。」
馬悅然從少年時，就喜歡閱讀。師從高本漢學習漢學，改變他的學術方向。傳說高本漢對學生非常嚴格。 陳文芬說，「高老師表面上是一個嚴肅的人，在馬悅然眼中，他卻是一個最善良慈悲的老師。他推崇中國的古文，認為先秦文學最能代表中國文學。高本漢當時只有六個學生，第一堂課學生不認識一個漢字，就直接讀《左傳》。馬悅然終其一生喜愛他的父親、喜愛寧祖，對於老師言必稱『我尊敬的老師高本漢』。」
1956年至1958年，馬悅然獲聘瑞典政府外交部，為駐華使館譯員和文化參贊。在中國這幾年中，讓他與多位中國現當代作家結識交情匪淺，擁有龐大的「中國作家朋友圈」。在過去幾十年，馬悅然陸續將聞一多、艾青、馮至、卞之琳、臧克家，顧城、北島、沈從文、張賢亮、李銳、曹乃謙、莫言、蘇童、餘華、商禽、洛夫、瘂弦、楊牧、舒國治、也斯、席慕容等中文作家、詩人的作品譯成瑞典文介紹到歐洲，共計50多部。
曹乃謙、陳文芬、馬悅然、李銳（從左到右）
馬悅然喜歡的當代中國作家很多，「李銳、曹乃謙、殘雪、蘇童、餘華、張賢亮、馮驥才、蘇童、王安憶、金澄宇、哈金、戴思傑、白先勇、席慕容、東西等等。其實殘雪的作品在國外有很多漢學家很喜歡，不只是馬悅然喜歡。我認識的很多漢學家都喜歡他。在馬悅然眼裡，中國文學是那麼好，不是非要諾獎來證明。在他心裡，有那麼多中國作家值得這個獎。」陳文芬說。
在陳文芬的記憶中，馬悅然讀中文作品，是如此熱愛，「常常喜歡一篇小說或詩可以立刻翻譯成瑞典文或英文，一早讀了還沒來得及吃早飯，已經翻完了一首詩。我記得有一天，悅然讀到楊牧的詩作《講學》就是這樣的。那種喜歡，願意當下就翻譯的激情，非常美麗，完全不必多想。」
諾獎差點錯過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
諾獎影響力很大，但畢竟不是完美的。除了曾經錯過中國作家林語堂，還差點錯過自己國家的優秀詩人特朗斯特羅默。陳文芬剛到瑞典，馬悅然就迫不及待帶她到特翁家裡，跟特翁夫婦成為很好的朋友。
陳文芬曾聽馬悅然詳細跟她講過，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特朗斯特羅默，按照實力其實應該很早就該得，但是因為一些非文學的因素，一直擱置了30年才給他，而此時特朗斯特羅默已經中風多年。「我想很多人瑞典人親眼見證特朗斯特羅默用那二十一年還活著的意志力，最終獲得諾獎。」
2011年10月，當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獲得者是特朗斯特羅默時，「悅然在現場拭去眼淚，我在他旁邊看到。這也是唯一一次他為一個諾獎得主而哭。他認為特朗斯特羅默值得，一直虧欠他很多年。 」為什麼呼聲很高，實力的確夠，卻久久得不到呢？「就是因為特朗斯特羅默是瑞典人，為了避嫌。因為此前1974年瑞典學院曾頒發諾獎給瑞典學院自己的兩位院士，被指責很多。壓力很大。」
2018年出現的瑞典學院評委醜聞事件，導致2018年文學獎延遲到2019年頒發，必然也影響了諾獎的公信力。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了全世界。20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怎麼評，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分析。
陳文芬回憶過去跟馬悅然生活的幸福時光，她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年開一次的花朵，對全世界的文學市場有很大的影響力。諾獎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真正受到關注是二次大戰以後。它的文學獎的價值前期成長的比較緩慢，歷史本來就有上升的高潮或者墜落的跌宕，一切會歸落於事物的本質。
作為一個漢學家，馬悅然更知道自己審美的追求是什麼，在諾貝爾文學獎以外，在終老以前，面對長壽以後的疾病，他在書房閱讀莊子，用中文古文美好幽默的力量把人性的紛爭安置在門外。當一切落幕以後，他本人如莊周羽化成蝶，讓他的瑞典同胞讀到《莊子》，陳文芬說，「不管20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誰，謝謝馬悅然留給瑞典同胞以及這個世界美好的中國文化的禮物。謝謝馬悅然，今生今世，不遠千裡萬裡走進我的心裡。」
對談陳文芬：
馬悅然每次翻開《莊子》，就仿佛「感覺不到疼痛」一般
馬悅然最後的古典譯著《莊子》以參悟生死的智慧哲書，已在秋天由瑞典伏擊出版社出版，與2008年出版的《道德經》譯著是同一家出版社。由於瑞典當下疫情嚴重，文化出版行業受到很大的影響，伏擊出版社的堅持出版，傳為一則美好的故事。
封面新聞：馬悅然生命最後一段時間翻譯或工作情況，是怎樣的情況。請您談談印象深刻的記憶吧。
陳文芬：很好的問題。我記憶很深刻的一個畫面，在馬悅然快要過九十五歲生日，2019年五月下旬，悅然坐在廚房的飯桌邊，瑞典記者有一個很長的電話採訪，問他生日感言，關於「如何面對當下的中國」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馬悅然的回答，「我這一生從來就不害怕面對中國。可是當我們面對中國時，一定要問自己，從中國學習了什麼。我每天都能學習一點新的知識。」很簡單的幾句話，很觸動人心。
封面新聞：在出版馬悅然遺作《莊子》這件事情上面，您做了不少工作。可以具體談一談。
陳文芬：悅然過世以後，悅然的學生，在文學評論界比較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夏谷，在哥德堡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回憶當年，他們在馬悅然門下讀書有紹興酒有餃子，那不是一個普通的大學教授跟學生的關係，而是一個特殊的家庭，有一個「爸爸」，一個不害怕挑戰古文的奇怪家庭。夏谷是詩人，寫小說，電影專家，博士論文寫《文心雕龍》。這次悅然的《莊子》出版，出版社請他寫了一篇序文，其實悅然已經寫了一篇序文了。由於作者過世以後才交出書稿，情況還是很特別的。有夏谷的這篇文章，表示有人專門替出版社閱讀譯文。
伏擊出版社是一家專門出版哲學跟卡夫卡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出書以後我才在網頁看到編輯介紹出版的過程，有一段話很感人：「在2008年《道德經》以後，我們期望馬先生翻譯《莊子》，可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耽擱了，在2017年《道德經》準備再次印行上市，我們很驚喜得到馬先生的答覆，他願意翻譯《莊子》。可接下來卻遇到瑞典學院的危機，在一次郵件通信馬先生寫到：『學院的危機，使我遭遇失去力量和愉悅的雙重打擊』。即使文字流露著失望，我們還樂觀抱著生機，因為馬先生又寫道，』我現在九十四歲了。但我感覺到自己還停留在九十三歲的任何一天。』就這樣，我們有一種殷切期待，而最終在2019年10月17日悲傷地得知馬先生去世的消息。瑞典失去最重要的中國文化專家，我們想要出版《莊子》的機會落空了。可真真沒想到的是，馬悅然竟然已經完成《莊子》譯文，甚至還交代他的夫人陳文芬處理文稿。」
封面新聞：你在一篇紀念文章提92歲的馬悅然患上了壓縮性骨折，身高少了9釐米，體重也減了十幾公斤，還壓迫到了胸腔。但是每次翻開《莊子》，他就仿佛「感覺不到疼痛」一般。 「他這一輩子很少生病，唯一跟大學請假的一次是膽結石開刀。他說那一次的經驗就是，一讀《莊子·秋水》，他就非常』安逸』。」
陳文芬：對，《莊子》是悅然生病時候的止痛良方。他很少評論別人，議論時事的時候，他會說，哪一個瑞典政黨的領袖，那個人特別沒有幽默感。語言的幽默感是他看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悅然是一個非常有童心的人。他每天早晨起床會看三則漫畫才吃早飯。有時候，臨睡前，會再重看那三篇漫畫。逢節日，他會問我今天有沒有成龍的電影，他喜歡看成龍打架特別有幽默感，他也喜歡看澳洲電影《鱷魚先生》。
噫，說到莊子我怎麼扯到漫畫跟電影。是的，在他過世一年以後，我逐漸感覺到他翻譯《莊子》是給我一份禮物，我會在過程當中認真閱讀莊子，我感到他說「每天學習一點新的東西，這才是面對中國。」他是一個很會鼓勵學生的老師。他從不責怪我不夠努力，哪怕只要我肯上進一點點，他都會為我點讚。而我現在的情況，仍然居住在「燕鼻子住客之家」森林湖畔。在整理悅然遺作的過程，常常想到他說的，真的沒有這麼難，只要你每天肯做一點點。
來源：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