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四年，姜文的新作《邪不壓正》終於與觀眾見面。依然民國故事，依然快節奏和黑色幽默，這一次，《讓子彈飛》的口碑與票房奇蹟還能重現嗎？
「把西山做遠，箭樓大點，我不希望地標性建築那麼虛。」姜文坐在沙發裡，用手上的紅外線筆指點著眼前的投影幕布。畫面裡的哈德門、箭樓、西山都遠到模糊，它們在電影中最多出現幾秒鐘，但姜文心裡有張比例尺精準的老北京三維地圖，他容不得一幀含糊。
《邪不壓正》是一個載體，它讓姜文在繼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之後，又有機會拍一拍他眼中的北京城。
《邪不壓正》劇照
10年前，好友史航把張北海的小說《俠隱》推薦給他。「不太適合改電影，隨便看著玩。」站在編劇的視角，史航並不看好這本小說。姜文拿到書，一口氣看了通宵，書裡的東四九條、北海、前門他都再熟悉不過，男主人公李天然路過幾次的「內務部街」就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
《俠隱》的故事發生在「七七事變」前期的北平，日本人尚未入侵，但已蠢蠢欲動，各種勢力盤踞其中，錯綜複雜。自幼習武的李天然從美國歸來，他想找到殺害師傅一家的大師兄朱潛龍，報一樁血海深仇。在那特殊的歷史時期，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李天然眼中的江湖恩怨與國家的內憂外患摻雜在一起，復仇變得更複雜了。
講的雖是復仇的故事，但小說更令人稱道的是張北海對老北京生活狀態的再現，這也是《俠隱》打動姜文的原因。
「有滋味，都是老北京的吃、喝、玩、樂，但要改成電影，需要重新解剖。」一時想不到該怎麼做，「又不想做糙了」，姜文就把這活兒擱到一邊，先拍了《讓子彈飛》，又拍了《一步之遙》。
《一步之遙》，2014
幫他找到《俠隱》改編靈感的是一幅畫。「畫展上看到的，畫的是個屋頂。」周韻不記得畫家是誰，只記得，姜文突然抓住了電影的魂，「白天一個世界，晚上一個世界，屋頂一個世界，屋下一個世界」。這就是《邪不壓正》的故事和美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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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姜文和他的電影們」
「頭頂上」的世界怎麼實現？
姜文電影裡的人向來喜歡往高處走，《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馬小軍總在屋頂晃悠，還跳了一把煙囪。《太陽照常升起》裡，瘋媽一犯病就往樹上跑，最消停的時候是站在屋頂用溫州話念「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一步之遙》裡的人不再上房了，但在完顏英出車禍去世前，姜文還是把她送到了天上。
對姜文來說，頭頂上的那個世界更自我、更純粹，從前還是用作隱喻，到了《邪不壓正》，這個隱喻就變得具體了。
「頭頂上」的世界要怎麼實現？在電影策劃初期，大家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怎麼才能讓這個屋頂世界獨立而自恰。首先，得從物理空間上解決。屋子挨著屋子，院子靠著院子，屋頂就有了單脊和雙脊，就能走人了。「不能走著走著沒路了，下來走一段。」史航說，大家商量著，用樹、牌坊、電線這些東西來過渡。
更重要的是，得有一個屋頂上的生存法則。「那上面有樹，有果，有花，人們在上面聊天，朋友和鄰居可以串門。」男主角彭于晏說，姜文把所有最正義、最乾淨的戲份都移到了屋頂上。那裡不只有男女主角的感情，還有一群不願與地上的世界同流合汙的人。
姜文說他不喜歡武俠，但這個「屋頂上」的浪漫逍遙卻不輸任何武俠世界。「他要復原一個北京城和那時人與人的關係，不是把它們從地裡挖出來，而是直接送到了天上，這是極致的浪漫主義。」史航說。
《邪不壓正》工作照花絮，李天然與關巧紅的屋頂戲
實際拍攝時，劇組在雲南搭了一個4萬平方米的胡同場景，各式各樣的胡同、街道組合都有了。像《邪不壓正》一樣，劇組也分天上、地下，兩個世界被腳手架隔開，大家站在腳手架和搭建的木板上幹活，所有屋頂戲份都是實景拍攝。
一天一地，兩個世界，這已經讓《邪不壓正》與《俠隱》的美學氣質完全不同了。
按姜文十分敷衍的說法，原著小說對他的意義就是「壯個膽兒」。「當小說跟我產生碰撞之後，我腦子裡就想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已經跟小說不一樣了，而我不得不去追這個故事。」在《騎驢找馬——讓子彈飛》裡，姜文的解釋還算嚴肅。
《俠隱》重在勾勒北平生活圖景，但姜文追求的向來是強烈的人物情感和戲劇衝突，即便拍民國的上海和北京，他要呈現的東西也不是舊式的，而是具有極強現代性的情感與衝突。
電影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多面性，可以用來做參照的是《讓子彈飛》的改編。原著《盜官記》中，「張麻子」是假縣長的本名，「張牧之」是媚雅的假名。電影裡，姜文把這個設置對調了，名字的背後是身份的改變，張麻子從一個窮出身的綠林好漢，變成了一個逃避為軍閥賣命，落草為寇的軍人。原著裡，葛優的角色湯師爺是個窮科員，跟了張麻子後任勞任怨，臨了還惦記著領導的死活。但電影中的師爺油嘴滑舌，貪財惜命，善於在大佬之間周旋，但臨死也說了幾句善良話。
《俠隱》中目的單純的人物當然不能滿足姜文的胃口，他得動手大刀闊斧地改。
《讓子彈飛》，2010
拍完《一步之遙》後，他和周韻去香港見了何冀平。後者是寫過《投名狀》《明月幾時有》等名作的編劇，又是北京人，更懂怎麼講老北京的故事。
那次，姜文沒像寫《太陽照常升起》時一樣，為編劇們講了個幾乎完整的故事，而是大致提了自己對人物和故事的要求，留下一堆參考資料就走了。
「三年三稿。」何冀平回憶，三年間，她和姜文還有幾個編劇在北京、香港、古北水鎮多次討論，直到2016年春天，她才把手中的第三稿劇本交付給姜文。
「但那離可以拍還有很大距離。」顯然，「姜文風格」在何冀平的劇本裡體現得並不顯著，雖然離開機已經沒幾個月，但劇本還是得再寫。
這時，李非接到了姜文的電話。「你能不能來？幫我寫《俠隱》的劇本。」李非一口答應，只是沒想到姜文要得那麼急：「別下周了，你明天就到。」李非連夜重讀了張北海的原著小說。
「這是姜文三部民國電影裡歷史背景最實在的一部戲，前兩部都是架空的。」姜文有自己的歷史觀，但他無意在電影裡研究這個，對於他來說，時代背景只是展現人性的大舞臺。李非說：「姜老還是關心一個個具體的人。」
故事到李非手裡時，男主角李天然的氣質已經完全變了。原著中，他18歲經歷師門不幸，遠走美國，25歲回到北京時，已經成了一個心裡裝著事的沉默男人。但在《邪不壓正》的預告片裡，彭于晏飾演的李天然陽光帥氣，撇嘴傻笑，一副美國大男孩的模樣。
「電影裡，他13歲出國，15年後回北京。姜老希望他簡單點，和處於各種勢力中的男人們在觀念上有明顯區別，中西方的衝突更強烈些。」李非說，不僅是李天然，姜文本人飾演的藍青峰、周韻的角色巧紅還有廖凡的大師兄，他們的身份和性格都比原來複雜得多。
《邪不壓正》劇照。在屋頂騎行的李天然
人物的複雜化在意料之中，但感情戲的圓滿卻令人意外。一直以來，姜文都不擅長講你好我好的愛情故事，《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是單戀，《太陽照常升起》裡的情讓人疼，《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裡，愛和不愛都是一場空。
但《邪不壓正》突然浪漫、溫暖起來，沒有人一直等待和犧牲，男人也不再推脫逃避，李天然和巧紅的感情建立在信任、尊重和惺惺相惜之上，是一段能帶給彼此成長和改變的關係。
張北海筆下那個似有似無的民國武林也被姜文改掉了——熱兵器替下冷兵器，崇高被黑色幽默取代。作為一個懷疑主義者，他本能地排斥權威，想解構一切崇高，「武林」就是那個需要被解構的東西。
熬出來的演員
戲劇評論家童道明曾寫到，青少年時代，姜文最愛看的是于是之主演的《茶館》，他問過姜文，「《茶館》的最大成功是什麼？」姜文回答他：「是演員的表演。」
可見，演員出身的姜文多懂得戲劇和影視作品中表演的力量。
最近四處宣傳電影，姜文對《邪不壓正》劇情最經典的回答是：「就像李小龍闖進了卡薩布蘭卡。」他想找一個像李小龍一樣陽光、敏捷的人來演李天然，最終選定了彭于晏。
這是彭于晏第一次與姜文合作，聽到「李小龍」這個造型要求，他立即節制飲食，開始控制體脂。健身，彭于晏很在行，如今需要的只是足夠的時間和對訓練內容的微調：「這個戲有跑酷，要在屋頂上跑一些動作，腿和腰的力量要非常好，平衡感也要好，所以這次對小肌肉群和核心的訓練特別多。」
彭于晏飾李天然
除了在身體上接近李天然，姜文還要求彭于晏練習北京話，而且是那種「沒有太多兒化音的」北城的北京話。籌備期和拍戲間隙，彭于晏就念《俠隱》的段落給姜文聽，讓他一字一句糾正自己的語速、聲調和重音位置。姜文也沒閒著，找了很多說北京話的老電影、話劇給彭于晏，還讓他沒事聽聽《駱駝祥子》。
姜文是演員出身，他懂演員的敏感、脆弱和恐懼，在片場，他再急也不會衝演員發火。「他不是拉著你說戲的那種導演，他有自己的方法。」周韻說，她是親眼見證彭于晏一點點在戲裡戲外變成李天然的。「電影開拍一個月左右，他的戲都是在不停地跑，屋頂上跑，馬路上跑，騎著自行車跑。這些戲可能很多最後都用不上，姜文就是想用體能上的消耗把他身上的明星氣打掉。一開始，跑起來還注意髮型，照照鏡子，後面累得什麼都不管了，那時彭于晏才真的成了李天然。」
我跟彭于晏提起這個導演訓練演員的方法，他卻一點也沒察覺到，「只知道整部戲都在跑，二十、三十、四十條地跑，不知道導演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但他心裡踏實，姜文有種氣場，能讓演員心甘情願地暴露自己，把心和力氣都獻給他，這是種天賦。
十幾年前，周韻就感受過這種天賦。「其實姜文是個非常尊重女性的創作者。」為了客觀，周韻不是透過姜文來看他對女性的態度，而是透過他電影裡的女性角色，「不管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米蘭，還是後來陳衝、劉嘉玲她們那些角色，女人都不是又哭又鬧的花瓶，是主動表達，主動選擇生活的人。這種態度很西方，是高級的。」
周韻飾關巧紅
周韻在姜文電影裡的角色也從未柔弱過。在《太陽照常升起》裡，她是獨自撫養孩子長大的瘋媽，《讓子彈飛》裡又成了投奔張麻子、劫富濟貧的青樓女子花姐。《一步之遙》裡的武六自由獨立，她改變了馬走日。這些角色的扮相和背景不同，但內核很像——都是有內在張力的女性形象。
張北海筆下的巧紅是個傳統的漂亮寡婦，跟了李天然就死心塌地，爭起來，最多用「我又不是小孩子」搪塞了事。像無數舊時候的中國女人一樣，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姜文不準巧紅等。《邪不壓正》裡，巧紅根據真實歷史人物改編，她不僅有個裁縫店，還有另一重身份，那個身份讓她拿起槍，也讓她與李天然越走越近。
新派，或正走在成為新派人的路上，這是姜文最擅長表現的一類女性形象。他所熱衷的「現代女性」與她們所處的年代無關，只與「內在張力」有關，沒了那精神內核，即便活在當代，本質上也是個裹腳老太太。巧紅於周韻而言，只需要演出她身上的堅韌和現代性就足夠了。
第二次與姜文合作，廖凡已經是柏林電影節影帝了。手中那座銀熊獎盃有什麼用？名和利都是順帶得著的，最重要的是，它讓廖凡的表演越來越自信了。
廖凡飾朱潛龍
八年前，《讓子彈飛》裡的「麻匪」老三戲份不多，但他亦正亦邪，能發狠的勁頭讓人印象深刻。八年之後，「師兄」朱潛龍的戲份比老三多，人物性格和背景也更複雜。電影很多幽默和荒誕戲份都由這個角色來承擔。
但本質上，朱潛龍還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與其他主角勢不兩立。「所以他在片場都不和人講話，一開始我看他都害怕，心想廖凡怎麼變得這麼怪，後來才知道，他是繃著，怕出了那個角色。」周韻說，只要廖凡出現在片場，他就不把自己當廖凡，直接成了朱潛龍。
剛出鍋的劇本
周韻覺得，姜文的電影有兩個最重要的角色，一個是演員，一個是編劇，所以，他對這兩類人是特別保護的。
電影輾轉北京、雲南、西安等多地拍攝，劇組生活給李非留下了很多難忘的瞬間。大家在零下30多攝氏度的塞罕壩拍師傅一家被殺的戲份，三天拍攝，天氣冷得狗都跑不動，劇組上下每個人的臉都紅成猴屁股。有火車的戲份是在唐山拍的，按姜文的要求，那場戲要有雪。雪是人工做的，道具組找來一節老火車，吭哧吭哧，沒走幾下就翻了車，那場戲拍不下去了。隔了很久，劇組重回唐山補拍，那次，唐山竟下了一場真雪。在雲南拍戲時，那個屋頂世界不僅屬於李天然和巧紅，也屬於全劇組，大家在屋頂拍戲、說戲、吃吃喝喝，曬得一個比一個黑。
《邪不壓正》幕後工作照
這都是些帶著濾鏡的浪漫記憶，更多時候，李非和另一位編劇孫悅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彭于晏記得，進組時，導演發給演員一人一份劇本，劇本是完完整整的，大家還圍讀了三次。但開拍前，導演又把劇本收了回去。從那之後，他就再沒見過劇本，每天拿到的都是新鮮出爐的「劇紙」。
這些「劇紙」都出自姜文、孫悅和李非之手。儘管劇本已經改了三四年，但姜文還是不滿意，或者說，不到拍攝完成的那一刻，他對一切劇本都不滿意。
「橋墩子已經搭好了，在組裡就是摳細節，幹細活的時候。」孫悅說，很多時候就是臺詞的刪改，看起來是少了幾個字，影響的是整部電影的節奏。
不要冷盤，每道菜都得是剛出鍋的，熱氣騰騰的，這是姜文對每場戲的要求。在劇組的每一天，孫悅和李非都坐在酒店、房車和導演身後改劇本，「編劇的房間永遠在姜文的隔壁」。那段時間，李非戒了酒，清醒得不像自己。
因為改劇本的時間太長，姜文得動用自己的一部分腦力來安撫各個部門的工作人員。「一到現場他就挑燈光的毛病，他一來我就知道，劇本還沒寫出來呢。」攝影師謝徵宇說，這是種片場情商，有點混，有點江湖。
拍過很多導演的戲，彭于晏從未在任何劇組見到過《邪不壓正》這種導演、演員和編劇的關係。「編劇花很長時間和演員對劇本，幫忙了解角色，每一句臺詞背後的意義，很多內容是自己想不到的，消化後再表演就會不一樣。」彭于晏還記得，最後的大決戰和幾場天台戲臺詞很多，劇組給演員和編劇找了個小屋子，編劇不停改，演員不停練，拍出來的東西質感的確不同。
最極端的是一場姜文和廖凡的對手戲，戲特別長，演下來得10分鐘。兩個人不停地對話，臺詞量特別大。難度這麼高的一場戲，劇本也是現場出鍋的。寫好當場戲的劇本，李非去找廖凡，連張「劇紙」都沒有，直接把手機給他看。廖凡舉著手機看臺詞，把微信對話框刷了又刷，還不見底，整個人都傻了。
《邪不壓正》劇照
李非也做過導演，比普通編劇更會指導演員。他讓自己演姜文的角色藍青峰，一句句幫廖凡對詞。「姜老一般不讓演員和演員對，一對就熟了，刺激沒有了，他要演戲和寫劇本一樣，都是新鮮、有激情的。」
那場戲一共拍了三遍，每拍一次廖凡都得喝酒，最後把自己喝暈了。
在姜文的劇組裡，寫戲、拍戲和生活一樣，大家常常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當創作上的直覺和技巧相撞時，姜文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直覺。
那是李天然和藍青峰最後一場對手戲，什麼結局、角色如何選擇，導演和編劇都拿不定主意。那天，姜文和李非在酒店裡想到凌晨3點，窮途末路，編不下去了。「算了吧，明天早上再做決定。」李非說，「就跟兩口子吵架，分不分手，一晚上也吵不明白，一覺醒來自然會有答案。」
這種把編劇壓榨到最後一秒的方法，姜文從第二部作品《鬼子來了》時就在用。一開始，李非想不明白，後來懂了：「他就是逼你進入一種編劇和表演狀態，不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時，給出的東西才是最直接、最有力量的。」
《鬼子來了》，2000
做導演20多年，一些老人走了，一些新人補充進來，姜文始終讓自己身邊保有一支年輕的主創團隊。這個團隊相對穩定，大家可以奢侈地花上些時間彼此了解和磨合。
姜文為《尋槍》做監製時謝徵宇就和他搭檔，他們很少在每部戲開拍前討論具體的影像風格。「美學上的共識早在平時聊天時就完成了。」謝徵宇說，不只是他，團隊所有人和姜文的溝通都不局限於電影，有事沒事，姜文就扔一些畫作、視頻或音樂作品到微信群裡，話不多說，讓大家各自感受。
團隊裡還有一些「黑話」，「香」「黏」「脆」，乍聽起來都是吃貨的詞兒，其實是姜文的電影詞彙。「香」指臺詞的層次，只有一個味道的不是好臺詞，有嚼頭、有回甘的生活化對白才是上品。「黏」和「脆」說的都是故事和剪輯節奏，該緊湊的地方不能脫節，該快的地方不能猶豫。
於姜文而言，他不想把《邪不壓正》拍成《駱駝祥子》，也不能是任何一部「京味兒」電影，別人做過的事他沒耐心重複。和交出一部工整、明白的電影相比，姜文還是要在電影裡實現自我表達，有歷史觀上的、美學上的，也有個人記憶的——他把故事從乾麵胡同搬到了自己曾經的家內務部街，母校所在地東棉花胡同也在電影裡出現了。
看完電影後，史航踏實了，這一次姜文找回了《讓子彈飛》式的與觀眾的關係：「《太陽照常升起》像是在和上帝對話，把觀眾晾在一邊了。《一步之遙》情感真摯，但故事講得太飛了。《讓子彈飛》是把觀眾當成上帝，《邪不壓正》大概介於《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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