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像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這樣在納粹開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前逃離了的猶太人，相對數字是很小的。
費舍爾在《強迫症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症與大屠殺》中寫道：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是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700名猶太人被帶到羅茲西北35英裡處的波蘭小鎮徹爾姆。12月8日上午，被改裝成毒氣卡車的運輸箱式貨車，排成長長的隊列駛抵徹爾姆；700 名猶太人被裝入卡車運走；廢氣通過管子傳送到車廂內；在通往附近森林的路上，車廂裡的所有猶太人，包括婦女和孩子，都被毒氣殺死；而森林便成了他們的埋葬地。當這一幕上演的時候，日本對珍珠港發動了攻擊。「正如吉爾伯特·馬丁所指出的那樣，這兩個事件的關聯是，這一天永遠聲名狼藉」。這一天，也是納粹對猶太人「最後解決方案」開始的一天（20）。
所謂「最後解決」，就是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在此之前，納粹試圖把猶太人驅逐出德國和所有納粹佔領區。猶太人移居海外，儘管困難重重，但在納粹統治的早期，那些相對來說比較富裕的猶太人，逃離仍然是可能的（21）。那些有可能逃離的人之所以沒有逃離，最終在大屠殺中喪生，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他們對納粹的錯誤估計和對故土的難以離舍。
當納粹開始他們的統治時，德國的猶太人大都沒有料想到猶太人將被趕盡殺絕。這裡的原因，部分在於猶太人認知的麻痺，部分在於希特勒早期對猶政策的變幻莫測。希特勒的目標從未發生變化，即把猶太人趕走出德國或者把他們徹底消滅。但是，希特勒也深知，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希特勒於1933年1月成為德國總理。在最初幾年，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權力還不夠穩固，還必須注意自己在國內國際的形象，還要以國際國內和平的維護者的面目示人。因此，這幾年，對猶太人時而進行殘酷的迫害，時而又似乎有所緩和。正是這種狀況，使猶太人難以下定逃離的決心：「斷斷斷斷續續的緩和標誌著希望之光，哄騙了相當多的猶太社區得出錯誤的結論：事態很快就會變好，正如它們過去一直那樣的，或者穩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22）
猶太人難以下定逃離的決心，還因為對德國的熱愛。猶太人已經在德國生存了好多代，他們對德國有著高度的認同。德國是他們的祖國。不少猶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德國軍隊的一員，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獲得過榮譽勳章。他們曾經為德國拋頭顱、灑熱血，他們不願意相信德國最終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所以，面對納粹的反猶行動，「許多德國的猶太人採取了坐視的態度，心懷最好的希望，決定留在德國。」（23）
在德國的猶太人不相信希特勒真的會消滅所有的猶太人，在德國以外的猶太人更不相信。參與以色列建國、曾任以色列勞工部長、外交部長和政府總理的梅厄夫人在回憶錄《我的一生》中也說，「當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夢也想不到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誓言真的會執行。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應該歸因於善良人們的起碼信任，我們不相信這種極為邪惡的事情真的會發生——或者這世界會允許這種邪惡發生。這不是說我們容易上當受騙，只是因為我們不能想像當時還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今天，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不可想像的事了。」（24）
是的，對於猶太人來說，目睹了、經歷了納粹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之後，還有什麼是不可想像的呢？
一開始是不願離開德國，後來，則是想要離開卻無處可去。世界各國相繼對猶太人關上了國門。
然而，也畢竟有人在一開始就洞察了納粹的本質，就毫不懷疑納粹會做出任何瘋狂的舉動。德國的哲學家卡西勒，《符號形式的哲學》和《人論》的作者，也是猶太人。1933年春天，希特勒當上德國總理不久，卡西勒就看到了納粹體制對猶太人意味著什麼。他明白，這個體制的終極目標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猶太人的迫害，而是對猶太人的滅絕。卡西勒看清了納粹主義的本質，即納粹主義本質上具有非理性的毀滅性，它永遠不會停止消滅它真實和想像的敵人。卡西勒私下對妻子說：「我們這種人在德國沒有什麼可追求，也沒有什麼可希望的了。」又說：「我猜想這個政權將持續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惡可能持續一百五十年。」（25）於是，卡西勒及時逃離了德國。
在洞察了納粹的本質後，卡西勒便對納粹的行為不再關心，因為他知道，這些都是必然要發生的，同時，這一切都是過程，而納粹的毀滅也是必然要到來的。費舍爾在《強迫症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症與大屠殺》中說，卡西勒「一直認為，假如一個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條件的本質原則，那麼他就不必使自己忙於這一環境所產生的細枝末節。甚至在他逃離德國的時候，他都沒有讓自己沉溺於最近發生的納粹行為。他所擔心的只是這一萬字徽的國度是變態的國度。它和他過去熟悉的德國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他相信這個新的體制因為自己非理性的動力而最終自我毀滅。依靠以無限的成功不斷證明自己，當成功最終轉向失敗的時候，這個體制將毀滅其存在。」(26)
萊託勒說：「我從沒有離開船，是船離開了我。」卡西勒逃離納粹的時候也在心裡說：「我從沒有離開德國，是德國離開了我。」
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