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給大家分享的經典電影叫《悲情城市》，當代臺灣社會的灰色寓言 以同情的觀點捕捉都會裡的浮世風景，浸淫著曾被埋沒的悸動和痛楚 以悲天憫人的基調展現著一部最完整的臺灣史 １９８９年出品 導演：侯孝賢 主演：梁朝偉 辛樹芬 陳松勇 ·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 ·第二十六屆臺灣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道精神獎 侯孝賢是當今臺灣影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影片一貫與臺灣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密不可分，著力為臺灣人的生活、歷史及心境塑像。《悲情城市》被看做是他最為成功的一部絕作和最為成熟的一部臺灣史。《悲情城市》以顧名思義的字面意義解釋，重在表達一種氛圍和情緒。在這座城市裡，各色各樣的人在演繹著屬於自己的那一角色，這一切像極我們所必然依附的人文環境社會、歷史和時代，人物牢牢地嵌在越來越壓抑的空間裡做戲，艱難而又堅韌，說不出來的可悲和可敬。
《悲情城市》一共出現了６種語言：臺語、粵語、國語、日語、上海話、客家話。這些五花八門的語言，各種腔調混雜著、交織著、衝突著、輝映著，勾勒出那個年代小島特有的一種人文風貌。看上去荒誕不經，可一閃眼，便顯出了悲劇性和嚴肅性。《悲情城市》的創作靈感最早是來自一首名為《港都夜雨》的歌曲裡的薩克斯風節奏，"當時心中很有感觸，想把臺灣歌豔情、浪漫，帶點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侯孝賢語） （《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則"出入，是以知識分子展現為現象，描述"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由此反觀回去，孝賢的電影美學其實一向如此…… --著名作家阿城 《悲情城市》借著臺灣"二·二八事件"前後，將一個地方大家族的興衰事跡揮灑成一部時代轉換與個人命運緊緊相扣的臺灣史詩。全片在多線敘事、眾多人物關係的網脈中，不帶乖張暴戾地訴說著歷史。 --《中國青年報》 ∫真的敬佩侯孝賢的影片自《悲情城市》起凸顯的歷史厚重，因為他使人看一遍就是一胸襟的味道。
侯孝賢書寫著自己的影像版的臺灣史，而我們則是看過之後便有了一種更關乎自己的悲情。 --影評人Ｃｉｎｅｋｉｎｏ 看完《悲情城市》，哭是哭不出的……悲情城市，城市悲情，一幅幅萬馬齊喑的畫面歷歷在目。那是"忍看朋輩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緇衣"的悲惻，那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那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憂…… --網友鮮衣怒馬 １９４５年，臺灣。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自此結束了"日據時期"。在臺灣基隆有一戶姓林的人家，林家在日據時期經營著一間名為"小上海"的酒樓，現在又重新開了張。
林家有兄弟４人，老父親林阿祿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當家，他因妻子只生了一個女兒，於是又娶了一個太太，終於生了一個兒子，為此合家歡樂；老二文森本來開診所，戰爭期間被日本人徵到菲律賓當醫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徵到上海給日本人當翻譯，戰敗後以漢奸罪遭通緝，回到臺灣後精神受了些刺激，一直住在醫院；老四文清幼時跌傷致聾，現在在小鎮上經營一家照相館，與進步人士兼摯友吳寬榮同住，並和他剛來不久的妹妹寬美成為了好朋友。 病癒出院的文良遇見了舊相識"上海佬"，走上黑道，捲入了"盜印日鈔"、"私販毒品"等活動。文雄得知後出面制止，文良於是同黑道分道揚鑣。不料上海佬因為文良的退出而惱羞成怒，勾結政府，於是官匪一家，用檢肅漢奸罪犯條例陷害林家兄弟二人。
結果文良被捕，在獄中飽受折磨，出獄後變成了白痴般的廢人。一次，文雄在賭場裡同黑道人相遇，雙方發生了爭執，文雄的手下阿嘉為了保護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兄弟報仇時被黑道人物開槍打死。至此，能撐起這個家的只剩下又聾又啞的老四文清一人。 臺灣當局宣布查緝私菸，引發了"二·二八"事件，吳寬容為營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施"緩兵之計"，逮捕大量進步人士；蔣介石調動軍隊實行戒嚴，濫殺無辜。寬美護送哥哥回到四腳亭老家避難，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監獄中，他經歷了同獄友的生離死別，對人生有了深一層的體會。文清被釋放出獄後，開始從事革命活動。寬榮在山裡成立了抗政府組織，並將妹妹寬美託付給了文清。兩個人舉行了婚禮，不久，寬美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阿謙，兩個人以為日子就會這樣過去。
當阿謙稍大一點的時候，由於叛徒的告密，山裡的基地被剿，寬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志給文清來了信，並囑咐他們儘快逃走。危急時刻，寬美決定與文清共生死，他們終於沒走。３天后，文清也被捕了。家裡只剩下寬美和咿呀學語的阿謙，悲劇還在繼續…… 政治神話·歷史記述·聲音意象 從侯孝賢一連串的作品中，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記錄臺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到了《悲情城市》則更加明確。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４９年的臺灣歷史對臺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侯孝賢這次溯源時間長河，直追臺灣４０年來政治神話結構之癥結。《悲情城市》意在述說臺灣自日本政治／文化統治下，如何全面轉為中國國民黨的天下，而這個結構又和臺灣歷史上一直頻換統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滿清 的複雜傳承隱隱呼應。 換句括說，"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議題應該是臺灣"身份認同"這個問題。一個頻換統治者的地區，本來就會在政治、社會、文化，甚至民族層面上，產生若干認同的危機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終即盯緊統治者轉換替代的過程，以蒼涼的筆調和多重敘述的觀點，追索國民黨的全面得勝--新的政治掛鈎勢力興起，舊的村落勢力消退，知識分子對祖國中國 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漸褪色為破碎的理念和絕望、壓抑的夢魘。在結構上，侯孝賢對這種殖民轉化的過程採取了多重敘事策略，劇情、對白、音樂、視覺、象徵上，處處闡釋國民黨之替代日本的過程，並且暗含反諷及宿命腔調。打電影一開始，"光明"、"祖國"、"再生"，便借著臺灣光復、婦人生產、停電復電做多重象徵交錯，構織成一片新生命的樂觀、理想、歡慶的氣息。天皇的投降廣播，光明來時生下的孩子，擁抱祖國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林家後來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 ，新找到的工作，對未來的憧憬寬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裡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凡此種種，都賦予了臺灣的再生重回祖國 一片美麗光明的慶賀和期待。而這種光明、浪漫的節慶氣氛，不久就被紛至沓來的死亡和傷痛逐一破壞，乃至片尾墮入悲情的昏暗空間，小上海酒家內的空鏡頭，昏黑幽暗的室內光，濃豔五彩的鑲嵌玻璃。一種壓抑、狹窄、不開展的感覺，對比了電影開首的光亮、自由與浪漫。
一個家庭在統治者替換的過程中，犧牲了兩個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槍殺，文森生死未卜 、一個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國民黨打成白痴 。剩下來的老弱婦孺，將忍氣吞聲地苟活下去。在如此的結構體制下，《悲情城市》甚少顯出片面主觀的單向思想，複雜的意義經常迴蕩在大陸／臺灣／日本的意象中。舉例來說，雖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日本人徵兵戰死於南洋，雖然國籍及政治的變化使日本與臺灣成為對立，但是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影片仍是超國籍及政治的。 在對歷史的敘述中，影片的態度一直是寬容的，因為即使在歡慶臺灣人脫離日本人的統治的同時，侯孝賢仍未犧牲日本，在這裡，對人複雜面的了解取代了對日單面的譴責。（焦雄屏） 在電影《風櫃來的人》裡，侯孝賢呈現給人們的是一個平靜、悠閒的漁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們成天無所事事，他們看白戲、賭博、逞勇鬥狠。終於有一次，他們因為鬧事鬧得太厲害，被警方懲戒，於是結伴離開風櫃--這個澎湖列島中的一個小島、他們棲息的家，來到了光怪陸離的高雄。當一切都改變之後，他們開始對這個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慮和恐懼。
這是一部將時空背景架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電影，充滿了質樸相扶的人際互動關係，也洋溢著田野自然所孕育的精神救贖。當電影中的人物在高樓獨戶深鎖的現代都會中受到傷害、感到迷惘時，他們還有鄉村父老和土地作為精神後盾，一切的傷痛都可以還諸天地。《戀戀風塵》堪稱侯孝賢電影的一個裡程碑，其間沒有晦澀難懂的鏡頭，出現在觀眾視線裡的是一個平凡真實的愛情故事，一段平淡自然的人生歷程--男主角到金門當兵，發生兵變，音信全無，女主角最後與每天來送信的郵差結了婚。這本來是可以一句話就說完的事，卻實實在在揪著觀眾的心。在侯孝賢獨特的電影藝術裡，每個人都試圖通過電影找尋當年自己的影子，每個人都知道這段愛情的結束不是誰的過錯，可依然會在男主角回鄉時，跟隨他的目光一起眺望遠方的山，然後不知不覺地發現自己已經淚落沾巾。 《戲夢人生》記錄了臺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布袋戲藝術大師李天豢坎坷的一生。在電影中，侯孝賢的鏡頭藝術再次得到了體現，他的長鏡頭、中遠景美倫美奐，不即不離，若即若離，如旁觀者一般地冷漠淡定，散發著一種超然事外的平和、安詳，怡然自得中顯出一派大師風範，讓人不由心生嘆服與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