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是日本侵略中國時候的代名詞。曾妄言要在三個月內拿下中國的日本鬼子，其侵略計劃並沒有得逞。而日軍則在其佔領區域的中國大地上，對普通百姓犯下了累累罪行。或許現代的人們不禁想問，既然日本鬼子的統治很殘暴，那淪陷區的百姓們為何不逃走呢？畢竟在當時，還有大片的中國土地並沒有被日軍佔領。
雖然沒有準確的數據，但事實上，有很多中國人逃離了淪陷區。不過一個重要的節點是，這種大規模的逃離，發生在戰爭未爆發之時以及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而且這些逃亡的中國人，絕大部分生活在城鎮等交通便利的地方。
城市人先跑了
之所以生活在城鎮的中國人能逃走，跟他們生活的環境，以及自身所處的階級，有很大關聯。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社會，戰爭在推進的時候，都是沿著重要的交通線路和城鎮在進行的。而且民國時期的城市已經有報紙、電報、電話等現代的通訊設施和信息交流模式，一旦要開戰了，生活在城鎮裡的人們很早就能得到消息。如此一來，就給人們的逃亡預留了充足的時間。
然而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生活在城鎮裡的中國人都能逃走，這就跟人們自身所處的階級有關係了。所以當日本鬼子來了，最先逃跑並且逃得很順利的，應該是官員、大商人、大地主這些處於社會統治階層的人。
首先他們消息靈通，很多人既是官員又是商人，能夠第一時間從政府的渠道得到最新的消息。其次他們有龐大的社會資源可以利用，即使在逃亡的路上，他們也可以坐車、坐船、甚至於坐飛機。即便是逃亡，處於這個階層的人也佔據主動地位，手握主動權。
這些處於上層社會的人，基本在戰爭還沒打響之前就逃走了。等到戰爭開始的時候，就該是城市裡，那些中產階層的人開始逃了。尤其那些搞文學創作的人，在逃亡的路上還不忘做一點記錄，寫一些文章。「我們逃出來，就算不容易了，有些學生在車站被日本憲兵帶去以後，就沒有下落的，不知道有多少。又有人說，票價貴一兩塊錢，有什麼關係，總比困在天津法租界，被旅館敲竹槓高明得多。船內說話的人聲很複雜，有男人，有女人，有老年，有少年，有商人，有軍官，有學生。在黑暗之中，我們無法去分辨他們的面貌；但有一點相同，大家都是在難中，在流亡中」。[1]
中產階級的人逃跑，相對於上層階級就慌亂許多了。他們一沒有政府的可靠消息，二沒有可利用的社會資源。等到日本鬼子兵臨城下了，他們才慌不擇路的開始了逃亡生涯。加上在混亂的局面裡，一些不法之徒趁機作惡，要麼是搶劫和偷盜；要麼是吃飯、住宿、住店坐地起價。但不管在路上忍受多少的欺侮，這些人還是能夠逃走，並且最終在後方安定下來。
電影《黃金時代》裡，就有蕭紅在抗戰時逃離青島的描寫
逃走的人已經逃了，留下來的人要麼是主動選擇不走，要麼是想走而沒有這個能力。那些城市裡的社會底層平民百姓，他們沒有勢力也沒有錢，逃亡對他們而言，比留下來直面日本鬼子更加生死未卜。更重要的是，在當時混亂的局面下，多數人並沒有渠道得到日軍殘暴殺人的信息。甚至在很多人的落後觀念裡，戰爭只是軍隊與軍隊之間的事情，跟老百姓沒關係，不管是哪一方的軍隊佔據了城市，自己只要老老實實的做順民，他們還能為難自己嗎？當時很流行這麼一句說法：「什麼時候會為難做買賣的人」，這種觀念在當時多數人的心裡根深蒂固。假如當時人們就知道日本鬼子隨便殺人的話，估計都要連夜逃走了。
農村人不知道鬼子來了
在戰爭最初階段，廣大鄉村地區的中國人，由於信息的閉塞，還依舊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靜生活。在這個時期，只有極少數的人可能會選擇逃走，大部分人由於不知道確切的消息，還是會留在自己家鄉。以日軍佔領的華北地區為例，「在傳統的華北農村,鄉村社會是靠地主鄉紳自治和宗法家族來整合農村基層的,農民只是政治的組織和管理對象。生活在宗法家庭結構中的這種生活方式與集權政治的強力壓迫,使得農民們缺乏獨立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2]正因為對國家、民族這些更大的概念一無所知，因此在戰爭初期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日本是什麼東西，在他們極其有限的概念裡，他們恍恍惚惚只知道又要打仗了。
當日軍佔領城市和交通線後，就會慢慢向周圍廣大的農村地區擴散和滲透。而且此時淪陷區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日軍也要進行統治了。當進入這個階段的時候，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那些之前沒有逃走的人，再要逃跑就要難上加難了。
淪陷區日軍設立了良民證制度，為的就是有效的監控中國人。任何時候，日軍可能都會盤問和搜查，如果沒有這個證件，你就將兇多吉少了。而且由於在戰爭時期，在很多地方還要設立路卡，人們要長距離活動，還需要路條等證明。這時候再想逃離淪陷區，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是難之又難。
在鄉村地區，農民此刻才感受到了日軍的殘暴，無論是隨便殺人還是徵收繁重的賦稅，都會讓農民苦不堪言。假如是身處淪陷區的邊緣地區，可能一些老百姓就逃走了，但那些處於淪陷區腹地的農民，只能是眼睜睜忍受著日本鬼子的壓迫。因此，很多山區的老百姓雖然不能逃出淪陷區，但他們可能會選擇躲進深山裡面。有不少深山裡的村莊，都是農民為了躲避山外的日軍，在抗戰的時候慢慢形成的。因此與城市裡的逃亡者不一樣，淪陷區的農民，由於逃不出去，一部分人會選擇就近的深山老林，躲避起來。
日軍的防控讓逃亡變得遙不可及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鬼子有組織、有規模的製造「無人區」，也切斷了中國人逃離淪陷區的道路。日軍製造的無人區，主要集中在華北北部，目的是為了隔絕百姓和抗日武裝的聯繫，以便最終能消滅我們的抗日武裝。「為了鞏固在偽滿洲國的反動統治，在1933年12月3日，偽滿洲國民政部發布了集團部落建設，也就是集家並屯的布告，強迫住在山區偏遠地區的農民離開自己曾經世代居住的家園，遷往指定的集團部落，而且還必須把原來的村莊、房屋一律拆毀。如果不拆，就全部放火燒光，不走的人就開槍打死」。[3]
1941年5月17日，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發出第二六四號《西南地區特別肅正》作戰命令。在這個作戰命令的「要領」中特別指出:「肅正」的重點地區為興隆及青龍縣西南部，豐寧縣西南部、灤平縣西部。並強調要採取「治本措施』，即「建立集團部落，建立警備道路、警備通訊及部落防衛措施」。同年9月15日，日本關東軍防衛司令部又發布了第二八號關於實施《時局應急西南特別肅正》作戰命令。在其「要領」中又特別指明:西南地區特別肅正的實施區域已經從熱河省的局部地區擴大到熱河全省，其中重點是興隆、灤平、豐寧、青龍、承德5縣，再次強調：進行「集家並村」，建設「集團部落」為「治本工作之重點」。根據上述指令，為了確保日本侵略者在偽滿洲的反動統治，斷絕共產黨八路軍與人民群眾的聯繫，日偽當局便決定把曾經在東北實行的「無人區化」政策，也就是「集家並村」政策的所謂「成功經驗「由東北推行到冀熱察地區。在冀（河北）熱（河）察（哈爾）邊界長城沿線，即所謂滿洲國「西南國境線」上，推行「集家並村」，開始製造駭人聽聞的千裡「無人區」。[4]
如此一來，處於這一地區的廣大中國老百姓，由於區域面積廣大，加上沒有交通工具，因此根本沒有可能逃出這片如同地獄一般的淪陷區。「在1943年3月至6月間，日軍為徹底摧毀活動在興隆縣五指山、大小黃崖、狗背嶺的抗日遊擊根據地，便極其野蠻地放火燒山，漫天的濃煙大火一直燃燒了長達四個月之久」。[5]
同樣在華北，日本鬼子也極力推行所謂的「治安肅正計劃」。由於華北地區是一望無際的平原，為了控制民眾以及消滅抗日武裝，鬼子在北起長城，西起太行山的廣大區域內，建立密集的公路網、封鎖溝、封鎖牆、碉堡。公路上隨時有日軍的巡邏部隊，碉堡也能及時監控四方，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籠政策」。在如此嚴密的防控下，抗日武裝的活動都要轉入地下，普通百姓更不敢有逃離淪陷區，這種非分之想了。
相比之下，南方的淪陷區內，由於多山地，很多鄉村地區的百姓在鬼子的壓迫開始後，都進入深山了。綿延的山地，使得日軍並不能構築起像平原地區那樣嚴密的監控網，所以鬼子的壓迫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總的來看，逃離淪陷區在戰爭初期的時候還是可行的，但由於城市和鄉村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很多農民並不知道日軍侵略的來臨，加上農村地區交通不便，農民的逃亡需要徒步進行，從而導致在初期的逃亡潮中，以城市居民的逃亡為主。之後隨著日軍在淪陷區的統治開始，防控加劇，城市居民和鄉下人的逃離，就不那麼容易了。而且，日本鬼子人為的加大在淪陷區的防控力度，使得人們的逃離更加困難。
當然，這期間也不是沒有逃亡的人。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時候，國民黨軍隊一瀉千裡，逃得那叫一個快。像那在河南駐守的湯恩伯部，37天接連丟失38座城池，34萬人被5萬日軍追的作鳥獸散。如果和日軍進行長跑比賽，湯恩伯的部隊一定能拿第一。
參考文獻：
[1]蹇先艾，《塘沽的三天》
[2]江沛，《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社會變遷評析》
[3]、[4]、[5]《抗日戰爭中最悲壯的特寫鏡頭——長城線上「千裡無人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