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 （圖片來源：資料圖）
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於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國師指導下禪坐，連續兩日，當時章嘉國師認為只是初入堂奧，如針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遂於當年二月於結雲堂閉關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禛，身為天子，卻起兩個法號，自號圓明居士和破塵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國歷史上可比於漢唐盛世，後人大多知道漢唐盛世得益於帝王內用黃老之術，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於禪宗心法，尤其是這三代盛世中承上啟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於一身的殊勝風採。
雍正在禪宗上的修證主要得益於章嘉呼圖克圖的教授與印證，章嘉呼圖克圖是聖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於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國師指導下禪坐，連續兩日，當時章嘉國師認為只是初入堂奧，如針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遂於當年二月於結雲堂閉關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
遂又問證於章嘉國師，國師認為這仍不過是庭院觀天，應該更加勇猛精進;於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於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章嘉國師稱讚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國師的最後認可。雍正歷來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真正親參實悟、直透三關的大禪師。
雍正繼位登基以後，於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自號圓明居士，近從王室宗親，遠至和尚道士，無不從學如流。雍正閱讀《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禪宗語錄，並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禪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
雍正選編的原則是，不重虛名浪譽，唯看是否達到真實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從性地流出。雍正親自選編出了12位主要禪師的重要語錄及其它500多位禪僧、居士的禪語，同時還收錄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禪語。特別是，在每卷語錄之前，雍正親自御製序言，諄諄提示，闡明心要，指示學人，實在是十分難得的點睛之筆。
《御選語錄》完全打破了教下與宗門、佛法與道教、禪宗與淨土宗的門派之見。正因為這部《御選語錄》處處顯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見，所以歷來被列為真參實證的學人終生必須閱讀參究的一部重要經典。
歷史上，有過不少僧道參與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廣孝，都是比較典型的。雍正帝則一度重用文覺禪師，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雍正朝前期，接連發生了大將軍年羹堯、皇舅隆科多、皇弟允異、允唐等幾個震驚朝野的大案。
在處理這些機要案件過程中，文覺禪師作為雍正帝的高級參謀，一直出謀劃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覺禪師70高壽，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儀仗隊伍浩浩蕩蕩，如同王公大臣一樣，所過地方的官員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和稅關監督年希堯等要員，都以弟子禮相見，充分顯示了文覺禪師的特殊身份和顯要地位。
雍正帝很注意保護僧舍。西寧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爾寺，位於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臺吉羅卜藏丹津糾眾發生叛亂。為鎮撫青海諸部，年羹堯令丹噶爾寺的喇嘛騰出寺內房屋1500間，讓給留守官兵居住，而把眾喇嘛趕到朝天堂棲身，引起強烈不滿。
雍正帝知道後，親手批示：「將喇嘛寺之僧舍作為營房，似屬不利，自應另造(營房)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直隸唐山縣令反對佛事，下令驅趕僧人，強奪僧舍，改為民房。雍正帝聞訊後，下旨立即將該縣令拘拿問罪。後因侍郎留保出面說清，便對縣令從輕發落了。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繕古剎名寺。江南荊溪(今宜興縣)崇恩寺，曾是玉琳國師傳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諭擴建。浙江紹興報恩寺當初也是玉琳的開堂場所，奉旨維修。浙扛普陀山是觀音大士示現的聖地，雍正帝動支帑金，派遣專官監督修飾這裡的普濟寺、法雨寺。
雍正帝參與佛教事務的內容是，利用皇權調和儒、佛、道三教的關係，使三教融於一爐。他說：「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許多共同的東西。
雍正帝特別強調，三教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比如勸人為善棄惡，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說，「誘掖獎勸」，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導人於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著「致君澤民」作用，同樣有助於帝王之業。
雍正帝在佛學方面大量地著書立說，以影響佛教領域。他寫有《教乘法數》、《園明語錄》、《集雲百問》、《揀魔辨異錄》、《悅心集》、《破塵居士語錄》、《御選語錄》等佛學著作，編有《翻譯名義選》、《禪師心賦選注》、《大覺禪師錄》、《萬善同歸集》、《當今法會》、《經海一滴》、《宗鏡大綱》等佛學作品。
這些佛學論著，表明了雍正帝不僅信佛崇佛，而且對佛家經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發行後，在佛教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雍正帝政事不廢，又搞了這麼多的佛學著作，恐怕也實在難以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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