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阿爾巴尼亞少見的一部彩色電影，最後一批進入我國

阿爾巴尼亞電影《初春》拍攝於1975年，1976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

1976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共譯製了五部阿爾巴尼亞電影，而這五部電影，也是阿爾巴尼亞電影在中國的絕響。

據譚慧著《中國譯製電影史》書後的附錄「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電影（故事片）目錄」記載，這五部電影分別是：《石油讚歌》、《初春》、《貝尼自己走》、《最後的冬天》、《斬斷魔爪》。

《貝尼自己走》後來改名《小貝尼》，應該還是上映的。《最後的冬天》是電影院裡最後放映的最後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而《斬斷魔爪》直接沒有公映，當時中阿關係已經破裂，電影引進的速度趕不上時事的變化。

這樣，《初春》是阿爾巴尼亞電影在中國最後一批上映的電影之一，它應該排在倒數二、三位左右。這是一部彩色電影，而當時阿爾巴尼亞電影的彩色膠捲衝洗技術並不過關，彩色影片都是運送到中國來衝洗的，按照這樣的推理，《初春》裡的彩色洗印技術還是當時中國的水平。

《初春》拍攝於1975年，拍完之後，立刻由長春電影製片廠譯製成功，國內的引進速度還是挺快的。

它是不是第一部阿爾巴尼亞在中國公映的彩色影片？顯然不是。在1975年上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在平凡的崗位上》也是一部彩色影片。按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初春》是第二部在中國公映的阿爾巴尼亞彩色影片。

雖然電影有了色彩，但是通觀整個電影，反而黑白影片，更能體現出電影裡的現實主題，彩色反而在阿爾巴尼亞電影有一種喧賓奪主的冗贅之感，人物的形態與動作，都有一點造作生硬的不自然之處，不如黑白片裡帶著一種原生態的視覺衝擊力。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感受。

《初春》的公映時間應該在1976年11月份。這個時間段，正值阿爾巴尼亞的解放日，是每年阿爾巴尼亞電影進入中國的一個常規時段。

據《趙景深日記》記載，1976年11月8日這一天的日記中，他寫道：「略看電視阿爾巴尼亞的《初春》。」

可見，當時這部電影在電視裡播放了。

而據《湖州市電影志》記載，這部電影放映時間卻是在1977年。

而這部電影放映後，在國內報刊幾乎沒有找到評論的文字，而之前的阿爾巴尼亞電影每一部公映的時候，中國的主流媒體都有刊發例行公事的評論。《初春》的放映確實有一點低調到出人意外。

這不能不說與當時的中阿關係在悄無聲息中發生了逆轉有著密切的關係。

《初春》的題材，今天看來，應該屬於驚險片。影片的最後一部分，還是比較緊張的。

影片裡的義大利侵略者，在阿爾巴尼亞建造了一個儲藏軍火的基地，遊擊隊的目的，就是炸掉這個軍火庫。

為了達到目的，地下組織派出派出地下黨員，冒充修造倉庫的工人，進入到基地內部，伺機炸掉軍火庫。

但是，義大利法西斯對倉庫看管甚嚴，根本沒有辦法把炸彈帶進去，最後，遊擊隊經過反覆磋商，用火絨作為引火工具，然後引燃倉庫裡的炸藥，從而起到炸彈引爆的目的。

這裡在情節上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炸藥是如何帶進戒備森嚴的倉庫。在影片裡，地下組織在研究時，認為在往倉庫裡缷貨的碼頭上監控不太嚴，這樣，就可以把炸藥作為正常的運送物資，帶進倉庫。

如果一箱炸藥，都可以捎進倉庫，那麼，定時炸彈應該更容易一些，所以，電影裡在想出火絨引爆炸藥的時候，給人的感覺，這並不比帶進去炸彈要容易得多。這樣看下來，電影的情節有一點故弄玄虛，缺乏推敲。

影片的最後一場驚險場景，實際上就是人的逃離速度與火絨引發的火束行進比快慢。遊擊隊已經在倉庫裡點燃了火絨，然後火星慢慢地沿著鋪陳在地面上的炸藥向前遞進，而這時候，工人們已經撤離了倉庫，人的速度與火藥燃燒的速度在影片裡形成了一種交叉蒙太奇的壓力，然而，橫生枝節，敵人發現了倉庫裡的看守被害，於是開始追查是誰幹的。

影片的主人公承擔了責任，這樣，他被扣留在倉庫的敵人營地裡，最後，他與軍火庫及敵人同歸於盡，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目標的實現。

問題是，敵人僅僅因為他一個人的口供，就把他抓起來，如果敵人把所有的工人都作為人質，扣押在軍火庫附近，那麼，很可能最後離開的工人，都得成為爆炸的犧牲品。電影裡的敵人顯然有一點太愚蠢，而遊擊隊炸毀敵倉庫受條件所限，沒有採用定時炸彈，而用火絨作為引爆源，也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遺症，那就是置放炸藥的遊擊隊及配合的工人們安全得不到保障，實際上，整個電影的主題更像是一場引爆自我與敵人同歸於盡的人肉炸彈。

《初春》的結尾確實驚心動魄，也令人愁腸百結。

在結尾部分，我們看到，男主人公的未婚妻傷感地望著遠方，欲哭無淚。

電影裡的情感線，也唯有存在在男主人公身上，而他與未婚妻在影片裡的一段交往，也顯現出特有的阿爾巴尼亞的風情。

影片裡，男主人公原來在工廠工作，有一個穩定的職業，地下組織領導人，安排他到倉庫裡當搬運工，首先受到了未婚妻父親的反對，反對的原因，是他看不慣自己的未來女婿直接為義大利法西斯幹活賣命。

正是因為未婚妻父親的反對，影片裡男主人公與未婚妻的見面，總是受到幹擾，這樣，這個影片裡的愛情段落，嚴重受到限制，比之前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對情感描寫的比較收放自如，更顯得侷促薄弱。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阿爾巴尼亞的文化傳統裡，對女性的限制還是挺多的。作為我們中國人，我們很能理解影片裡男主角的未婚妻一直聽命於父親的苛刻管理，呆在家裡，安守閨房。因為我們中國的女性多少年來也是同樣的社會地位。

甚至在電影裡，我們還看到，未婚妻的父親在教訓女兒的時候，不惜用棍棒傷人，打得影片裡的女孩滿臉是血。

雖然阿爾巴尼亞與中國相隔關山重重，但這個國家的發展軌跡中，卻有著與中國相似的精神束縛與苦難過往，這也是阿爾巴尼亞電影在引進我國的時候，能夠引起中國觀眾共鳴的原因。

阿爾巴尼亞過去一直是歐洲的窮國，而我們中國也被稱著東亞病夫，兩個國家的命運是相似的，是容易引起情感上的認同的。

影片裡最傷感的段落，是當男主人公準備前去執行最後的引爆任務時，與未婚妻告別，但影片裡的女孩迫於父親的壓力，在屋裡猶豫再三，還是沒有開門見自己的未婚夫最後一面，從而為影片裡的最後犧牲，添加了一注傷感的光暈。

可以說，在《初春》這樣的一部反法西斯影片裡，還是濃縮了阿爾巴尼亞的社會文化的印跡，概括了社會的精神風貌，從而使電影烙印著比較明顯的阿爾巴尼亞文化符碼，從中可以窺測到這個國家的隱性的社會架構。

而在這部電影中，我們也罕見地看到了之前阿爾巴尼亞電影未曾見過的對領袖的讚頌。

在影片裡，當地下組織領導談及炸掉敵人軍火庫的計劃時，脫口而出：「他知道了，會多高興啊。」

一位老工人不解地問道：「他是誰啊？」

地下組織頭兒深情地說道：「我們的領袖，目前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不過你會知道的，一定會知道的。他對我說過：要紮根於人民。」

老人激動地說：「他太英明了。你再見他就說，我已準備獻出生命和孩子。」

這一段看起來有一點突兀，但卻把領袖與人民聯繫在一起，也體現出當時對領袖的一種崇拜意蘊傾向。

《初春》這樣的電影，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它在情節上的脫節與不連貫，這正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總體上存在的一種缺陷，並不能說這個國家的電影有意為之，只能說它在敘事上有時候未能達到文通理順的基本火候。

《初春》的電影情節是不集中的，影片裡的遊擊隊員潛入到倉庫工地，擔任搬運工人，他們的任務應該非常明確，就是炸毀敵倉庫，但是他們在這之前，還去割斷敵人船隻系在岸上的纜繩，導致敵人的船隻被毀，差一點使地下組織受到破壞。後來，男主角還準備偷盜敵人倉庫裡的高級紙張，發現另一組地下組織已經在這裡行動了，所以只好棄置了任務，因為他們的擅自行動，還受到了領導的批評。

影片裡的遊擊隊行動過於容易，都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而影片裡地下組織勸降偽軍官的一場戲，也顯得突兀而生硬，後來這個偽軍官要求進入倉庫裡察看，把自己暴露了，他打昏了敵人，回到了遊擊隊裡，實際上，他執行炸毀敵人倉庫的任務本來就是欠缺周到的，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讓敵人更加嚴防死守。

在這樣的情況下，遊擊隊最後採用火絨引爆軍火庫，便顯得匪夷所思，之前必須依靠定時炸彈完成的任務，最後運用原初的裝備達到了目的，看起來有一點傳奇色彩，實際上，恰恰說明了這一行動太沒有技術含量了。

如果《初春》早一點放映，它的緊張曲折的情節，會引起中國觀眾一樣的對阿爾巴尼亞電影的追捧，只不過，它譯製於1976年，隨即中阿關係逆轉，國內放映力度不夠，導致它基本湮沒無聞，不過，今天來看這一部電影，我們會發現它依然屬於明顯的阿爾巴尼亞電影體系，可以讓我們感知到當年的這個國家電影的引人入勝部分以及存在的排斥弊端。

它更像是一具化石，可以讓我們看到阿爾巴尼亞電影的前世今生。如果我們忽略掉《初春》作為阿爾巴尼亞電影的收尾音步，那麼，我們對影響我們十多年的阿爾巴尼亞電影也無法產生一種整體評估。從這個意義上講，《初春》有值得我們去關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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