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之死引發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從中深刻折射出抗戰時期複雜的政治環境。各方圍繞著吳佩孚因何而死、是否附逆及其歷史功過展開激烈爭論。日偽方面指吳佩孚之死為正常病逝，重慶方面則堅稱吳氏系死於日方毒害。關於吳佩孚對「和平運動」的態度，日偽和重慶方面更是各執一詞，互相攻訐。雙方皆高度評價吳佩孚，不過側重點卻大相逕庭。此外，中共和部分其他媒體亦表達了對吳氏之死的態度。因此之故，作為「過氣」政客的吳佩孚在其身後一度又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在北平溘然長逝。消息傳出，各界莫不表示驚悼，反響十分強烈。《中央日報》、《大公報》(重慶版)、《大公報》(香港版)、《新華日報》、《盛京時報》等報刊皆在6日報紙的顯要位置刊登吳氏死訊。作為曾經的「中國最強者」，吳佩孚逝世後引發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從中深刻折射出抗戰時期複雜的政治環境。
自河南一役落敗下野之後，吳佩孚先是避居蜀地，後遷居北平。雖然對外標榜「解甲歸田」，但一直希冀東山再起，「再展宏圖」。1935年後，華北局勢日益動蕩，蔣介石曾遣鮑文樾勸告吳氏遷居南京，為吳氏所拒絕。「七七事變」後，素有「討赤」之名且與國民黨有隙的吳氏被日方認為是「重慶政府之外，碩果僅存的有能力領導一場得人心的運動的國家重要領袖」。[1]為組織傀儡政權，以土肥原賢二為首的日方當局與吳氏頻繁接觸。吳佩孚亦秉持「剛柔相濟」理念與之周旋，以實現由自己來完成中國統一，恢復「法統」，驅除外敵，求得「中國大興」的理想。由於吳氏堅持「和平要領，則以保全國土恢復主權為唯一之主張」，並表示「恢復和平，必須是全面的、平等的，惟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故必須日本先撤兵」，[2]與日方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故直至其逝世，日方雖一直致力於脅誘其「出山」，但吳佩孚始終拒絕日方所請，未曾出任偽職。正因為在吳氏逝世前存在著這些極其複雜的前因，其逝世後的輿論反應尤其顯得紛繁複雜。本文擬在已有成果基礎上，充分挖掘相關報刊史料，考察吳佩孚逝世後各方圍繞著其因何而死、是否附逆及歷史功過等問題所展開的爭論，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吳佩孚這一重要人物及抗戰時期複雜的政治環境。
一、誰殺彼乎
吳佩孚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各方莫不表示驚悼。「北平街頭民眾之第一反應即為『誰殺彼乎』?」吳佩孚逝世當日，重慶高層即得知這一消息。此後，重慶方面通過各種途徑表達對吳氏死因的懷疑。《中央日報》社論稱:「據昨夜港電所傳，吳將軍的病與病歿前的情形，頗成疑問，吳將軍是否由病而死，不久必可明白。」[3]此外，還通過美聯社宣稱:「此間政界方面，一般認為吳佩孚將軍之死，『情形可疑。』彼輩指出，吳氏拒絕日本之拉攏，不肯出任偽組織首領，自必遭日人之忌，故日本醫生為彼施行手術，實不無令人置疑。」[4]與此相對，代表日方旨意的《盛京時報》亦迅疾表達對此事的態度，堅稱吳氏實屬因病而死，日方在這一問題上無須承擔責任。
(一)日本方面的「壽終說」
吳佩孚因牙疾這一國人平素皆認為的「微疾」遽爾離世，自然不免令人生疑。吳氏逝世前數日，《盛京時報》猶刊文稱吳佩孚「近日身體非常健康」，「體健神旺」。[5]加之其坐困北平，更增添國人對於其死因之懷疑。不過，在吳氏逝世消息傳出前，其病危消息已見諸《中央日報》、《大公報》(重慶版)、《大公報》(香港版)及《盛京時報》等報。「吳佩孚病危，患血毒症」、[6]「吳佩孚在平病危」、[7]「吳佩孚因牙患血中毒，傳病勢漸沉篤」、[8]「吳子玉將軍危篤」[9]之類的消息，此前早已廣為流傳。
吳佩孚逝世次日，《盛京時報》即於頭版顯要位置刊載這一新聞，特別強調吳氏「患敗血症壽終於私第」。[10]此後，又刊載《吳佩孚將軍逝世前後記》一文，稱吳氏患病初系因「牙套作祟」，並詳述其由發病到逝世的經過，稱:
吳將軍患病的起始是在上月二十四日那天吃午飯的時候，左邊槽牙金牙套忽然被肉絲塞住，自己用力一剔，牙套刺入牙內，疼痛異常。當時吳將軍認為只是局部受創發痛，並沒有在意。
第二天，吳將軍只覺得牙還是發痛，沒有想起找醫生。也是因為在早年，便犯過牙痛，近些年來，上火的時候，往往牙痛，所以並不認為怎樣嚴重。不過，午飯吃麵的時候，又燙了一下比第一日顯得厲害一點。
當天下午吳將軍發覺受了感冒，頭部略微沉重，鼻子不通，但並未發燒。二十六日也就是第三天，牙床腫起來，裡面已經有膿。家人將伊東牙科醫院的伊東大夫請來，伊東先生主張非拔下去不能治，吳將軍以為拔下去總可很快的痊癒，於是允許伊東的療法，把那顆牙拔了下去。
牙拔下去以後，全身不爽，作冷作燒，而且右顎也浮腫。於是，由天津請來一位大夫，大夫診視一下，又聽說未見大便，斷定「有熱」，開藥方，下一兩二錢石膏。這一劑藥吃下去，仍不見大便，次日大夫又改成熱藥，用麻黃桂枝湯，吃了還沒有效驗，自然更沒有大便。大夫主張吃羚羊角，羚羊角吃了，仍舊沒有起色。所以，只好遍請名醫，蕭龍友、楊浩(如)、汪逢春、孔伯華，和西醫方石珊。不過，有些大夫看了看，無法下藥，也僅止看了看便告辭了。起初是左臉腫，後來連帶上嗓子，到前天出入氣都覺得發緊，說話聲音沙啞，脈搏很沉緩。下午便昏迷不醒，家人自是焦急萬分。
昨天早晨，曾請同仁醫院寺田先生來，寺田先生認症為「骨膜炎」，打過強心針，臉似乎更腫，情形頗惡，可是能勉強喝半碗麵湯。到十二點鐘，臉色更不好看，下午兩點，便可以說不省人事了。
過兩點，趕忙又請來寺田先生，寺田先生認為必須施手術，才或者能有救，結果開刀了，刀子在吳將軍的左臉上劃一個十字。但是開刀之前沒有塗麻藥，只嗅了一點麻醉劑，以致吳將軍痛楚難忍，「噯呀」一聲，以後便不再出聲。醫生忙派人回醫院去取強心針，不免耽誤此時間。等到強心針取回來，吳將軍幾乎沒有氣息，只有脈搏在略動著。下午四點，樓上有一片哭聲，吳將軍終於逝世，四肢木然，臉色蒼白如紙，沒有一點血色，和他那斑白的鬚髮一樣。絕世英雄，便從此長眠![11]
這篇新聞刊載於吳佩孚逝世8日後的12月12日，可視為日方解釋吳佩孚死因的一個完整版本。其中四點信息尤為重要。其一，吳氏突患牙疾系由於偶然原因———「自己用力一剔，牙套刺入牙內」，並非日方有意加害，且其早年「便犯過牙痛」，意謂吳氏本有舊疾。其二，吳氏沒有及時就醫，且所延請的天津醫生不高明的醫術使其延誤治療的最佳時機並導致病勢驟然加重。吳氏病入膏肓後，中國醫生束手無策，日本醫生認為「必須施手術，才或者能有救」，方為吳氏施手術。其三，日本醫生是在「吳將軍的左臉上劃一個十字」，這一細節描寫或是為了特別強調手術部位並非要害。其四，日方雖承認日本醫生忘帶強心針，耽誤搶救時間，但觀其言辭，此亦不過小失誤。很顯然，日方希望通過這篇報導來撇清其在吳佩孚逝世問題上的責任，吳氏之死並非「重演皇姑屯一幕」。[12]同時，日方亦不得不承認，「雖至最後，(吳氏)仍拒絕同仁會寺田博士、德國病院史特克赫爾德博士等之執刀，藥劑皆狼藉枕外」，[13]且「由二十四日到四日，由牙痛到病逝，只是整整十天」。[14]可見日方雖竭力辯白，但違背吳氏本人意願強為其施行手術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日本國內媒體對吳氏死因亦持同樣解釋，指出吳氏逝世的直接病因為由骨膜炎並發的敗血症。《大阪每日新聞》還稱吳氏是在宴請偽漢口市長張仁蠡及陳中孚等人時驟患牙疾，[15]或為凸顯其生命最後關頭仍在為所謂的「和平運動」奔走。
關於吳佩孚的死因，作為吳氏重要幕僚的汪崇屏曾回憶稱:「(吳佩孚)逝世前兩天，病已嚴重，即使日本醫生不開刀，他也絕無痊癒的希望了」，「(日本醫生)一刀下去，吳就斷氣了。」[16]吳佩孚逝世20周年時，臺灣方面出版的由吳氏生前友好及僚屬楊森、趙恆惕、秦德純、劉泗英、汪崇屏、丁治磐等人編輯的《吳佩孚先生集》則特別指出當時系「日人統制糧食」，吳氏患牙疾即因為「某日晚餐觸及飯糝砂石」，[17]或有暗指吳氏患病及至逝世與日方不無關係。至於吳氏身後陸續出版的多種傳記，則明確持「遇害說」。
(二)重慶方面的「遇害說」
吳佩孚逝世次日，《中央日報》即指出，「吳死後，吳宅周圍俱有敵憲兵站崗監視，出入者必須經過嚴重檢查。」[18]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種面向農村的通俗雜誌———《田家半月報》據此聲稱，吳氏之死「不見得不是敵人下的毒手」。[19]《大公報》(香港版)在12月6日關於吳佩孚去世的新聞中亦指出，「吳氏亦自知不能倖免，早有決心，故處之泰然」。[20]吳氏既然早有「成仁」之決心，且此前早有吳佩孚遇害的傳言出現，[21]此時「暴卒」，自不免「種種謠言」產生。這一初期或還被視為「謠言」的說法經重慶方面的報導而逐步得到「證實」。
重慶方面最初報導吳氏去世的新聞，採用日方的說法，稱「其死因當為拔牙後患血毒症而亡」;但同時亦指出，「據日本醫生昨日宣稱，吳氏病象並無生命危險。但在施行手術時，即行逝世」。[22]12月7日的《中央日報》據外訊指出，「吳氏死於敵醫之手」。日本醫生經坂西同意後，對吳佩孚施行了拔牙手術。術後吳氏「即轉入昏迷狀態」，且「最後乃語其夫人曰:『死得好』。日醫此時復為之注射，吳氏即復入睡眠狀態，延至下午六時五十分乃與世長辭」。[23]雖然該說法與此後的「遇害說」尚頗有出入，但從重慶方面的報導看，日方與吳氏之死無疑有著千絲萬縷的牽連。12月13日，《中央日報》刊出一則天津來人的談話，「遇害說」遂正式成型。據稱:「津來人談，吳佩孚將軍之死，據各方調查，得悉吳並非因病致死，確係敵威脅利誘，迫其發表擁護新政權宣言，被吳拒絕，乘吳牙疾就醫致死。某德醫及郭眉臣大夫到達時，人死已多時，臨危並囑其左右□□□，至死勿為敵用，如得機會，可向政府及民眾聲述本人至死不降之經過。並自撰一聯雲:『得意時，清白乃身，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退休後，倔強到底，灌園抱甕，真箇解甲歸田。』敵多田駿得悉後，甚為感嘆，當召□□□□□□囑勿以吳遺言發表。」2該報導甫一面世，輿論便為之譁然。《申報》、《大公報》(重慶版)、《大公報》(香港版)、《新華日報》以及寧波《國民日報》等紛紛予以轉載，此後一系列雜誌亦予以刊發，當時即有人稱對於「遇害說」是「堅決相信的」。蓋民眾早已對「壽終說」有所懷疑，《中央日報》既言之鑿鑿稱吳佩孚係為日方殺害，空穴來風，事必有因，雖然對關鍵人物的姓名秘而不宣，仍然不降低其影響力。此前，輿論雖然推重吳佩孚，哀悼甚多，在時人看來，吳氏猶不過是「風骨嶙峋，老而彌堅」，「足為我國軍人之模楷」。[24]「遇害說」出現後，其「以身殉國」的形象日益凸顯。
吳佩孚究竟因何而死?作為旁觀者的《字林西報》認為:「日人決不欲吳氏死;重慶政府亦然，縱令氏非其好友。蓋氏在世一日，拒絕日人一日，氏即予重慶以絕佳之諭旨:『君其識之:即如吳佩孚，彼亦不願與日人共事者也。』」這一判斷應該說還是較為客觀的。作為一個早已「過氣」的政客，吳佩孚的死因之所以引發如此激烈的爭論，與抗戰時期複雜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這場爭論實際上是一場宣傳戰。孔祥熙在追悼吳佩孚的大會上便明確指出:「今日蓋棺論定，子玉先生已對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我們紀念子玉先生，應該效法其為人，尤其是淪陷區域的人民。這樣足使敵人知道每個中國人，都有不朽的人格。」[25]重慶方面認為，在部分人士對抗戰前途失去信心的情況下，打贏這場輿論戰對於鼓舞士氣、凝聚民心無疑均大有裨益。被視為「北方人心所歸」的吳佩孚若因堅貞不屈而遭日人殺害，對於教育和激勵民眾，特別是淪陷區的北方民眾，以及北籍軍人都是極其有效的。因此之故，此時國民政府在宣傳層面對於吳佩孚的死因才如此重視。北伐戰爭期間吳佩孚同樣曾被傳出死訊，但是彼時作為「反動軍閥」的吳佩孚與1939年作為「民族英雄」的吳佩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即有人撰文《管他(吳佩孚)的死活呢!》。[26]
二、是否附逆
吳佩孚逝世後，輿論關注的第二個焦點便是其對所謂「和平運動」的態度。吳氏生前，關於其是否附逆投敵的議論便已沸沸揚揚。《何梅協定》籤訂後，土肥原賢二即「希望擁立吳佩孚樹立五省自治政府」。[27]「七七事變」後，日方更是多方活動試圖拉攏其下水，以提高傀儡政權的聲望。1939年1月，日方還自導自演了一場鬧劇，試圖造成吳佩孚與日本合作的既成事實。從現有史料看，吳佩孚並未附逆，然而在戰爭環境下查證其是否投敵是不容易做到的。這便給輿論場上關於吳氏是否附逆的爭論留下較大的空間。
1938年10月，日軍相繼佔領廣州、武漢。緊接著的第二次近衛聲明便宣稱「國民政府已退為地方政權」，日方謀求扶植一個全國性傀儡政權的意圖昭然若揭。日方在淪陷區發起所謂的「和平運動」，吳佩孚成為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之一。如果日方扶植起來一個有聲望的全國性傀儡政權，對苦撐待變之中的國民政府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汪精衛投敵之前，吳佩孚是否「出山」一定程度上決定這個全國性傀儡政權能否成立;汪氏投敵後，吳佩孚對「和平運動」的態度仍然與中日雙方的政治角力直接相關。因此之故，吳佩孚逝世後，其對「和平運動」的態度仍為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在這一場爭論中，彼此各執一詞，皆聲稱吳佩孚傾向於己方。
吳佩孚逝世後，何應欽即在談話中指出，「吳將軍生性倔強，向抱與倭寇不妥協態度，曩餘在平主持軍事時代，倭寇即屢圖利用吳氏，出組政權，以與中央對抗，但吳氏不為利誘，不為威迫，數年以來，始終如一。即最近對汪精衛與敵偽各方遊說之使，亦曾一再大罵，不加理會。」[28]隨後國民政府方面更是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唁電，讚揚其「屢以正詞嚴斥敵偽，凜然大義」，並且表示「方期大難敉平，共圖建設」。[29]
追悼大會上，孔祥熙表示:「子玉先生年來對於我們各方面的進展極表關切，每夜必以收音機聽取我們的報告。他對於蔣委員長，尤其表示無限的敬仰，可見過去關於子玉先生的謠言，全屬無稽。」蔣介石亦肯定其「身處危境，心繫中央……苦心支持，艱險備嘗」，並表達「國步未平，方資雄略，胡不憗遺」的遺憾。蔣氏祭文中還有「還我山河」一句，表達繼承吳氏遺志之意。[30]按國民政府方面說法，吳氏雖身陷危城，但其內心實與重慶方面相通。《中央日報》在社論中亦肯定吳佩孚「在抗戰後，他是北洋軍人中最擁護抗戰的一人，也是北洋軍人中最擁護軍事最高統帥的一人，他屢次面折敵人，要求先撤兵再談和平，就充分表示他對於抗戰國策的了解」。[31]
《大公報》香港版亦指吳氏「平日語及蔣委員長輒不勝其欽仰尊崇之情，前月本港有人得彼消息，謂有見之者，猶深以領袖之過於勞瘁為念，而殷殷以蔣先生健康為詢」，而蔣介石也「深佩吳氏之人格」，吳佩孚「亦極服蔣之才德」，[32]二者可謂惺惺相惜。《大公報》香港版並稱「去冬風聲正急時，吳之舊交某君，嘗銜中樞某政要之命，由渝赴津，設法訪吳，經吳派人接赴平寓，潛住一周，密談屢夜，歸渝復命，則為『應付裕如，勿勞遠念』數語」。《申報》亦稱吳佩孚嘗對日本某說客言:「先撤兵，中國事交給蔣介石，這人不錯，這人行。」[33]
同時，吳佩孚的遺言亦通過《中央日報》等報為世人所熟知。吳佩孚「四日午後稍清醒，欲招親友及舊時僚屬談話，然終不可得，最後乃語其夫人曰:『死的好』。日醫此時復為之注射，吳氏即復入睡眠狀態，延至下午六時五十分乃與世長辭」。[34]有人即將吳佩孚臨終前的這一句「死的好」與文天祥遇害前的「義矣仁至」相比較。鄒韜奮形容這句話裡「是含著無限的血淚，是表示著吳將軍寧死不屈的精神」，「吳將軍臨死時『死的好』三個字激勵了全國愛國同胞的心弦，引起了全國愛國同胞的悲悼，加強了全國愛國同胞對於抗戰的努力。」[35]之後的天津來人更是帶來了吳佩孚的遺言，「臨危並囑其左右□□□至死勿為敵用，如得機會，可向政府及民眾聲述本人至死不降之經過」。
與此相對，日偽方面宣傳的內容則大相逕庭。1939年12月6日晚刊的相關報導中，《盛京時報》以較大篇幅介紹吳氏在全面抗戰爆發後的政治取向，稱:「中國事變勃發後，(吳佩孚)見中央軍大敗，懷救國之念，受全國之重望，遂固出馬之決意。本年一月三十一日，高舉反共救國之口號，結成綏靖委員會，自為委員長，命心腹胡毓坤氏赴開封，結成綏靖軍，更援先輩唐紹儀氏謀樹立統一政權，唐氏被暗殺，大志未果。逮起新中央政權問題，立軍政之最高峰。」[36]日偽當局要員、前西北軍將領程希賢在吳佩孚逝世後亦撰文指出，吳佩孚不滿於1927年以來「蔣氏專政，黨人禍國」的狀況，多次堅拒國民政府敦聘，甚為清高;認為吳佩孚在「中原鼎沸，群龍無首之時」，出山組織傀儡政權是可以預見的。[37]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亦在悼詞中表示，「將軍救生憂國之念頗篤，受中國一般民眾之敬愛。詎知協力建設大亞細亞之際，突如中途逝世，拜聞此訃，當不勝惋惜天喪柱石也，吾人亦極哀悼之至」。[38]在張景惠看來，吳佩孚出面組織偽政權亦不成問題。
吳佩孚遽爾逝世，曾謀求與吳氏合作的汪精衛亦電唁其家屬。[39]汪精衛心腹溫宗堯發表文章悼念吳佩孚，文中談及吳佩孚的政治傾向時稱:
吳將軍雖不幸而死，莫伸其救國之志;然其人之生平，與其近一年來奮志救國，外不欺日本，內不欺國人之精神，皆歷史上不可湮沒之事實……宗堯既慟吳將軍之逝，又聞四方之挽吳將軍者，皆幸其死，以為能全晚節，能為完人，是何視吳將軍之輕也。以其不怕死之精神，猶疑其有時而怕死，天下猶有第二可信之人耶?以閉門不問世事，為能全晚節，能為完人，今日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固已百分之九十九，能全晚節，能為完人矣。祖國之存亡，若隔岸之觀火，中國亦何貴有此徒具形骸而無心肝之完人哉!吳將軍之精神，在敢與日本為友，愛吳將軍者，則慮其與日本為友，其對吳將軍之意誠厚，對國家之觀念，則不免於薄矣，中國賢士大夫，群以閉門為自潔者，皆為晚節完人之輿論所劫持，故灼知國之當救，且有可救之道，而終莫敢出而試為一救，吳將軍不幸而死，然使其不死，長為中日兩國所屬望，又不能得一法以互慰兩國，使各厭其意，其處境之難，將求之五千年之歷史而不可得。然則吳將軍之死，乃兩國之不幸，而吳將軍個人之幸也。吳將軍幸逃其難，後此之難，將集於汪先生之一身，兩國人真求和平者，幸勿過為責難。[40]
溫宗堯此文在悼念吳佩孚的同時，亦有為汪精衛等人叛國行徑進行狡辯之意。吳氏困居北平之時，曾與汪精衛書信往來，交換對時局的看法。雙方分歧明顯，吳佩孚不同意汪精衛將責任皆歸咎於軍事當局(即蔣介石)的看法，更諄諄告誡其不要另建政府，在領土保全問題上尤應慎重。[41]溫宗堯稱吳氏在難以求得「互慰兩國」之一法的苦悶中死去，這對於他本人未嘗不是一種解脫。讀罷溫文，不察實情的讀者或許會誤以為吳、汪志同道合，汪氏開展的「和平運動」乃是繼承吳氏的遺志。
與此同時，日偽方面亦有所謂的吳佩孚「遺言」刊布，且註明是由其子吳道時「謹述」，並強調這是吳道時「侍側所親聞」，以增強遺言的「公信力」。該「遺言」內容如下:「餘委質國家四十餘年，本軍人天職，擁護國權，保全領土，歷經險阻，斯志未渝。事變以來，中外人士，共相期待，屬以振導和平。因痛感時勢之艱危，責任之重大，積憂成痗，寢饋難安。不意年已桑榆，未堪憂患，偃臥數日，病勢加劇。惟念中日人民，遭茲浩劫，再不急謀收拾，淪胥之亡，實所殷懼。若能僥倖萬一，沉痾復起，仍當與海內外志士仁人，共致祥和，奠安東亞。餘平生抱負，俯仰天地，無愧無怍，一息尚存，堅持此旨。」通讀這一「遺言」，給人感覺吳氏之情是何其真摯，其之所以驟然患病，實因憂慮「振導和平」責任重大。由此不難推導出吳佩孚與日本關係密切、政治上傾向與日本合作這一結論。日偽方面進而認為吳佩孚去世對於「和平救國運動」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42]
在日本國內，《大阪朝日新聞》仍然在繼續散布吳佩孚「附逆」的謠言，稱:
洞察民眾的要求與時局，下定決心的吳將軍在懇切之憂國的熱情驅使下，於今年(1939)1月26日發表了決定加入重大的和平運動的想法，並向全國各軍隊、學校發出了通電。
闡明焦土抗戰的失策並強調繼續戰鬥之困難的吳佩孚將軍出馬後的首次發言，得到了苦於迷妄蔣之無益的長期抗戰的全支民眾的絕對支持。(吳將軍)進而呼應汪兆銘先生提出的建立新政權的問題並表示絕對的贊同。
文中還期待汪吳合作成為收拾時局的強大原動力。[43]《大阪每日新聞》則稱吳佩孚與日本的關係與其人生一樣，跌宕起伏，認為吳佩孚雖曾無情地咒罵過日本，但當其意識到與共產黨攜手的國民革命軍「為禍」東亞之時，便捐棄前嫌，與曾經敵對的張作霖握手言和，對日本抱有極大的期待。報導並稱「中國事變以來，中日關係極度惡化及中國陷入大混亂，(吳佩孚)年輕時的精神狀態又徐徐恢復而再復高漲，救國之念難以遏制，一直在糾合從前的心腹計劃再起，只是苦於力不從心，故在愜意於在北京的陋室中讀佛書、飲酒的同時，等待時機的到來」，[44]其後並引述所謂華僑杜雨樵的話稱:「同胞們對於抱有『三不主義』且自持甚嚴的吳將軍的出山是抱有極大的期待的。」[45]
然而，期待也只能是期待，誠如《字林西報》所言:「近數星期中來自日方之傳說，謂將軍已覺其過去拒不合作之非計，似屬毫無根據。此說至多為日方之一片願望而已。」該報導還引用吳氏身邊人士的觀點，指出「世人可信氏之不參予日人監視下政府之決心至死不易。吳氏對財政、軍事及外交行動完全自由之保證，堅持如故」。以今日「後見之明」觀之，以「一戰恢復舊山河」相號召，以伯夷、叔齊、齊田橫及蘇武等「節士」[46]相標榜且「始終對日人執拗難與」的「真愛國者」吳佩孚，沒有附逆投敵當無太大疑問。不過，時人自然難有此「後見之明」，因此圍繞這一問題才有如此激烈的爭論。
三、蓋棺論定
吳佩孚生前，時人對其一生功過已經眾說紛紜，譽之者稱其為「中國最強者」和「元敬(戚繼光)再生」;[47]當然亦有人譏諷其「假慈悲」、[48]「野心不死」、[49]「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吳秀才」，甚至斥其為「蛆蟲」。[50]可見對吳佩孚的評價在其生前呈現出兩個極端。而在他去世之後，各方評價卻大體上都加以褒揚，其中不乏溢美之詞，貌似已經蓋棺論定。在多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尖銳對抗的抗戰時期，一個政治人物逝世後能夠得到如此普遍的肯定並不多見。不過，各方在褒揚吳佩孚時所側重的方面卻大相逕庭。從這個角度看，離蓋棺論定又還距離甚遠。
(一)重慶方面
對於一個曾經的對手，曾經的革命對象，如何做出客觀允當的評價是重慶方面需要面對的一個大問題。在號召舉國精誠團結、共御外侮之際重提帶有內戰性質的北伐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因此，重慶方面的報導刻意迴避了北伐這段「不愉快」的經歷，轉而突出強調吳佩孚的大節。這也是吳氏逝世後，重慶方面所塑造的吳佩孚形象中的關鍵所在。國難方亟，民族面臨生死存亡，此時所謂大節也就是效忠於民族、國家，這是重慶方面最為關注的一點。
吳氏逝世後，重慶諸要人中較早發表評論的是時任軍政部長且在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期間與其有過間接接觸[51]的何應欽。在致吳氏夫人的唁電中，何應欽表達了重慶方面對吳佩孚的基本評價，稱:「聞子玉先生昨夜仙逝，何勝驚悼。子玉先生陷身敵區，而大節凜然，數年來如一日，洵足為我國軍人之模楷。乃偶以微疾，遽歸道山，噩耗傳來，倍增悽愴。尚望夫人順變節哀，妥營喪葬。」在對記者談話中，何應欽亦表示:「(吳佩孚)今不幸逝去，殊為我國家一損失。」[52]接著，以蔣介石為首的一大批國民政府要人，如行政院長孔祥熙、監察院長于右任、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季陶、立法院長孫科、外交部長王寵惠、朱家驊、丁惟汾、陳立夫、張群、吳鐵城、顧維鈞、王正廷以及宋美齡等，相繼發唁電錶示悼念。就連吳佩孚的冤家對頭，其「死都不能原諒的」的馮玉祥亦發唁電悼念。唁電重點頌揚其氣節，如「英風亮節」、「臨大節而不可奪」、「晚節彌高」、「高風峻節」、「克完大節」、「勁節」等。對於吳佩孚的身後評價，國民政府方面基本將其定位為「精忠許國」、「勁節彌厲」、「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欽崇」、「流芳萬古」的「民族楷模」。
《中央日報》社論稱許吳佩孚為民族豪傑，指出吳氏「在群奸頑寇環攻之中，獨能始終不屈，潔身全節而死，全國同胞聽到將軍的哀音，必然感到深切的悲痛與特殊的奮勵」;並且肯定其「在將來中國民族史上，是一個成功的人物，吳氏的成功，不在他過去的治軍與當政，而在他暮年的民族意識，在他最後階段的正氣表現」。社論還認為，吳佩孚「其人其事的影響」，不僅「能夠建樹一時的民族風氣」，而且「能夠建樹永遠的民族風氣」;吳氏死後，「中華民族在北方失去一個民族正氣的標幟」。文末還特地強調吳佩孚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必然會有「重要的位置」。[53]
1939年12月9日，國民政府追贈吳佩孚陸軍一級上將，並明令褒揚，且「特給治喪費一萬元，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與此前不久去世的曹錕和徐世昌一樣，國民政府通過追贈榮銜或明令褒揚的方式，對於逝世的北洋政府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予以肯定。這一舉措對於整合全國力量，一致抗敵無疑有著重要意義。在褒揚令中國民政府方面再度提及吳佩孚「英風亮節，中外同欽」。[54]「被害說」出現後，對氣節的褒揚愈加凸顯。如前所述，12月13日，《中央日報》刊文指出吳佩孚係為日方殺害。吳氏此前因「勉全所守」，拒不降敵已為國人所敬仰。此後，他更是被視為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
與曹錕逝世後「一俟寇氛靖平，再議飾終令典」[55]和徐世昌逝世後「一俟寇患靖平，再議飾終令典」[56]不同，蔣介石在致吳佩孚家屬的唁電中，即指出「請政府優頒飾終令典」。[57]「遇害說」出現後，吳氏的形象愈顯高大。1940年1月21日，吳佩孚的追悼大會在重慶銀行公會大禮堂舉行。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親臨致祭」。參加者眾多，有丁惟汾、于右任、孔祥熙、葉楚傖、朱家驊、何應欽、陳立夫、洪蘭友、吳稚暉、邵力子以及「各機關團體代表二百餘人」，追悼大會由吳佩孚山東同鄉、國民黨元老丁惟汾主祭。「會場四壁遍懸各機關長官及各界友好所贈之輓聯，吳氏遺容之前，更滿置各首長所贈之花圈，布置極為肅穆。」[58]輓聯內容「對吳氏高風亮節，多所推崇景仰」。[59]遺照兩側各懸中國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60]追悼大會上還由丁惟汾宣讀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執委員會、蔣介石、孔祥熙以及重慶各界的祭文。
追悼會上，孔祥熙讚揚吳佩孚「已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並援引《孟子》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對其大加讚揚，稱其「是一個愛國者」。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也稱讚道:「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論你政見怎樣，是該表示欽佩的，尤其是他有大節。」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執委員會的祭文則回顧了吳佩孚的一生經歷，強調其熟讀經典，「大防必謹，正義是求，敵國外患，一愾同仇，時出高論，每抒遠猷，抗戰以還，勁節彌著」。蔣介石的祭文中亦稱讚吳氏「出處之際，審擇靡愆，為民為國，榮利可蠲……謂茲砥柱，中流攸賴」。[61]
作為一個曾經的革命對象，吳佩孚的身後哀榮不可不謂之隆重。1945年12月，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首次赴北平時便特召吳佩孚夫人以示慰問。[62]1946年4月，吳佩孚生前故舊袍澤楊森、于學忠、鄧錫侯、丁惟汾、王寵惠、商震、賀國光、顧維鈞、傅作義、秦德純等26人，以其「身陷賊中，以死殉國，大節凜然，薄海同欽」，特上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請予明令國葬，以勵忠貞。[63]後未經國民政府批准，楊森等人遂發起公葬。並組成由孔祥熙任主任，李宗仁任副主任的營葬委員會，委員有孫連仲、傅作義、熊斌、閻錫山、孫殿英、王寵惠、顧維鈞、顏惠慶、楊森、鄧錫侯、趙恆惕、劉文輝等人。1946年12月15日，於拈花寺舉行公祭，到者達數百人，蔣介石派北平市長何思源參加，恭讀祭文，並贈「正氣長存」匾額。12月16日，由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主祭，何思源、馬法五、吳鑄人與谷鍾秀陪祭，公葬吳佩孚於玉泉山。營葬委員會並擬募款設立吳佩孚圖書館及吳佩孚學校，以志紀念。
(二)日偽及日本國內方面
吳佩孚逝世後，日偽當局對其評價亦非常之高。吳佩孚逝世前，日偽當局不遺餘力予以拉攏，希冀由其出面組織偽政權。日本國內出版了數種書籍，介紹吳佩孚，言之鑿鑿地稱吳氏與日本惺惺相惜，頗欲合作。在中國，土肥原賢二等參與「吳佩孚工作」者極盡其能事，全力發動輿論機器。1939年初，「吳佩孚崛起」、「救國會」、「和平運動」、「武漢新政權」、「和平救國」等說法一時甚囂塵上。直至吳佩孚去世前數日，《盛京時報》猶稱「天留此老以收拾中國時局乎」，吳氏「東山再起乃時間問題」。[64]因此之故，吳佩孚遽爾逝世後日偽方面對其一生的評價亦為時人所矚目。
吳佩孚逝世後，北平方面迅速「擴大組成吳氏治喪處，由臨時政府治安部長(即時任偽治安部總長的齊燮元)任總理，由蔣雁行、蔣賓侯、潘錫九、鄒蓀泉(應為鄒泉蓀)、張燕卿、陳中孚、湯爾和、宋介、江朝宗、何克之等分任協理，以下並分總務、文書、會計、交際等股，籌備追悼祭奠等事宜」。[65]此外，「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於吳佩孚逝世次日，便「發表談話，緬懷故人，表示甚深之愴悼」，「並致贈賻儀二萬元」。「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長湯爾和致贈賻儀1000元，治安部總長齊燮元致贈奠儀1萬元。[66]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接得吳佩孚逝世訃報後即發表悼詞以示哀悼。[67]松岡洋右、土肥原賢二以及遠藤三郎等十餘名日方要人亦發唁電悼念。[68]美國大使詹森及美國使館職員致贈寫有「哲人其萎」四字的六尺祭帳一幅，英、法、美各國外交使節並向吳佩孚遺像行三鞠躬禮。[69]日偽當局的治喪規格不可不謂之高。日偽與重慶方面勢不兩立，此時卻都高規格悼念吳佩孚。
吳佩孚逝世後，《盛京時報》刊文指出「北方士民無不痛表悲悼」，[70]雖不無溢美之嫌，但仍可窺見吳氏之死在華北地區所引發的震動。然與重慶當局重點褒揚吳氏大節不同，日偽當局偏重於褒揚其「持身廉潔，人格高尚」[71]的私德以及其曾「努力於和平運動」，[72]對其以天下為己任亦表示讚揚，甚而譽其為「一代完人」。[73]如《盛京時報》在其逝世後的報導中，稱其「性豪直清廉，不愛錢，不蓄妾，不入租界，為中國罕見之高潔人格者，盛名聞於宇內」。此後，還介紹他堅持「(一)不要錢、(二)不住租界、(三)不娶妾」的「三不主義」，「終身不渝」。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在談話中亦稱吳佩孚「誠中國人罕有之高潔之士」。[74]1940年1月24日，吳佩孚靈柩舉殯，後暫厝於北平拈花寺。葬禮規模極大，「槓臺靈柩之苦力，達八十名之多，按此數唯有歷來之帝皇始得享受之」，「揭持各方所送輓聯(國府要人所送者亦在其內)之苦力，無慮數百名」，[75]「葬儀資達三十萬元，送殯人員二千名，僧道二百數十名」，[76]「警察憲兵則隨行護衛……(其行列)蜿蜒裡許……行列經過，男女夾道而觀，已呈萬人空巷……觀眾於孝子經過時，皆蹙額顰首，相對唏噓，對吳子玉之作古，表示莫大之悼惜」。[77]日偽當局之所以如此高規格操辦吳氏葬禮，或有為體現其與吳氏關係密切的考慮存在。
日本國內影響較大的《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也都刊發文章悼念吳佩孚。前者稱許吳氏是「東洋道德」的遵奉者，並稱其對共產主義「極端厭惡」。同時介紹吳氏在1932年受張學良迎接回到北京後，雖然只研究佛典經書，愜意於閒寂的生活，但憂國之情懷及再起之抱負從未消泯。「新政權」建立日近之時，對傳出其逝世的消息感到遺憾不已。[78]後者則讚揚吳佩孚「是中國前途不可限量之人」，稱其「雖一時排日，但卻是日本人所喜歡的爽快男人」，並介紹吳佩孚在關東大地震後向曹錕借錢來捐款，報導並對吳佩孚堅持不入租界的做法表示讚賞。[79]新興亞會會長、貴族院議員陸軍中將坂西利八郎在接受《大阪每日新聞》採訪時，稱吳佩孚去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並替吳氏未曾到過日本而感到遺憾。《大阪每日新聞》還刊載對所謂山東旅日華僑杜雨樵的採訪，稱:「正因為新政權成立日近，(吳將軍)同汪先生一同活躍之日亦迫近，更加對其驟然離世感到遺憾不已，三千名在大阪的華僑亦感覺被疏離了。」[80]此舉顯係為所謂的「和平運動」製造聲勢。
(三)中共方面
吳佩孚素以「討赤」將軍之名聞世，且下野之後又與中共的宿敵青年黨相友善。吳佩孚逝世後，中共的態度亦頗值得關注。《新華日報》吳佩孚逝世後的相關新聞基本上都依據中央社電文，雖略有所修改，亦相差不大。抗戰軍興，在號召全民族抗戰之時，中共方面對吳佩孚這樣一位軍閥的評價較之以往亦大不相同。
吳佩孚甫一逝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中蘇文化協會和文藝界抗敵協會便與其他幾個團體聯合電唁吳佩孚家屬，稱:「(吳佩孚)陷身敵區，大節凜然，數年來如一日，為全國所共仰。」[81]同時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學習》雜誌先後刊載了署名「華夏」的兩篇文章———《吳佩孚將軍蓋棺論定》和《再論吳佩孚將軍》。這兩篇文章均肯定吳佩孚「在消極方面，不為威脅，不為利誘，忠貞自守，自己沒有落水，甚至沒有被人拖落水」，但認為作為「典型封建的軍閥」的吳佩孚是「有些好處，卻有很多壞處」，「給與吳佩孚過分的獎飾」，「不但是荒唐而且是還妨礙了我們的事業的」。文中對於吳佩孚非議不少，甚至揶揄其與日人的關係，雖然作者表示「一部分朋友說我似講得過火」，但畢竟是代表了一批人的意見，這批人與中共的關係較為密切。
目前雖然尚未見中共要人在吳佩孚逝世後有何評論，但董必武在日方1939年自導自演的吳佩孚出任綏靖委員會委員長的鬧劇後，曾發表文章對吳佩孚做出評價。文中首先肯定吳佩孚「尚能維繫全國人民之望」，隨後再度提及北伐戰爭，指吳佩孚「並無殊勳，對於人民大眾的剝削、壓迫、屠殺，是提起來還令人心悸的」，並批評吳氏「是一個極端頑固守舊的人，落後於時代的要求很遠……自視很高又常不滿意於現狀，且不甘寂寞」。接著表示，「國人不是望他積極地幹什麼，而只是望他消極地不幹什麼。即不做日寇的傀儡」。文中對吳佩孚雖仍不乏批評，但對於吳氏的「不出洋，不居租界」以及清廉亦大加讚揚，稱:「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嶽，他在失敗時，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吳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號，表現了他不願依靠外國人討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作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沒有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大都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82]由此可見，中共方面雖然對吳佩孚仍難以完全認同，但是和此前簡單地將其視作敵人相比，已有很大變化。秉持「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敵」這一看法，在國難當頭之際，中共方面未囿於階級矛盾，轉而肯定吳佩孚的若干可取之處，這無疑有利於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四)其他方面
吳佩孚逝世後，《大公報》、《申報》等報紙也進行了全面報導，兩報均以社論形式對吳氏一生功過做出評價。
《大公報》重慶版肯定吳佩孚「氣節之高，操守之堅，尤可謂中國舊軍人之最後一個典型」，「治軍嚴肅，持己儉約」而「全國同胞聞此噩耗，均不勝其感念悲悼之情矣」，但吳氏本人因「以凜然不犯之完節，病逝於故都」，故「毫無餘憾」，且「亦國家之榮光也」。[83]《大公報》香港版肯定吳佩孚「為北方軍界耆宿……屢拒外力誘迫，正氣磅礴，大義炳然，晚節高標」，認為吳氏在「抗戰大業，方近浮屠合尖之會」，「不能躬見其成，含恨以歿」，「此誠國家民族之損失，當與馬相伯先生之死，同增國民之悼惜者也」。[84]2不過該報的社論並沒有一味褒揚，也對吳氏有所批評，認為其「剛勁之性，自負之心，初不能盡祛其政治的野心。惟以向來治學駁雜而不純，好談迷信，又於現代政治，少所認識，是以雖居恆傲岸自負，而實際去現世甚遠，不足語於學者通人或政治領袖之列」。這一批評確有獨到之處。不過通觀全文，還是以褒揚為主。該文肯定吳佩孚「國家觀念特重」、「愛護士卒，廉潔自持」、「人格皎然」以及「在北方一木擎天，萬折不屈，精忠苦節，確可為國族爭光也」。最後還將吳佩孚與「以一念之私，甘於出賣祖國，為虎作倀」的汪精衛相比較，指吳佩孚雖「究其學養，初非甚高」，然「不受利誘威屈之精神，已足令國家民族，重受其利」，且認為人民之所以敬仰紀念吳佩孚，就在於他「近兩三年之堅貞苦節」，重在褒揚吳佩孚有氣節。很顯然，《大公報》香港版這篇悼文意在凸顯民族氣節的重要性。
在吳佩孚與日方周旋之時，《申報》即刊登社論讚頌其「高風亮節，所受人間崇敬，超越國界;下野後，且以託庇租界為恥，寧留紛擾之危城;則不甘背離宗邦，役如傀儡，要為天經地義，決非所謂條件不協」。[85]吳氏逝世後第三天，《申報》刊發社論悼念，稱許其「群魔侵尋而獨秉正氣，奸邪交逼而忠貞自持;此史乘所罕見，亦當代無其儔，是可以昭垂百世，彪炳千古」，「誠死而永永不死者也」。這篇社論還指出，「抗戰軍興」後，吳氏雖然「未嘗衝鋒陷陣，未嘗運籌帷幄」，但其「對於日方之政治攻勢，實以孤軍奮鬥之精神，堅壁清野，獨當方面」，其「對於國內之道德動搖，實以砥柱中流之姿態，激濁揚清，闢易橫逆」。文末讚揚吳佩孚「上承前賢，下勸後世，是東方文化之特產，是中國歷史之完人也」。[86]翌日《申報》又刊發《請吳佩孚將軍入武廟》一文，再度強調「吳佩孚將軍是『東方文化之特產，中國歷史之完人』」，並表示「誰都肯承認這句話的」。[87]
章士釗、張君勱、鄒韜奮、鄭學稼等人亦撰文紀念。各地亦有不少悼念吳佩孚活動。在上海，首先各團體電唁吳佩孚逝世，隨後工商各業團體等聯名電唁吳佩孚家屬。[88]各界人士併集議發起籌建吳佩孚銅像。[89]1939年12月28日，山東旅陝同鄉會舉行公祭，悼念吳佩孚，各界代表和同鄉共計1000餘人參加，蔣介石致送輓聯「三呼渡河宗澤壯心原未已，一歌見節文山正氣自常存」，程潛、沈鴻烈等亦派代表前往致祭。[90]1940年3月10日，中國詩詞學會、梅林隱鶴詩社等數十團體在香港霎東街梅林隱鶴詩社辦事處舉行公祭，悼念吳佩孚，並決定徵集吳氏遺著匯集成書。重慶方面，孔祥熙等人為追念吳佩孚，在南川建立蓬萊閣，以志紀念。[91]各地報刊雜誌紀念吳佩孚文字極多，吳佩孚各種凜然大義的軼事亦通過報刊傳布全國，其中不少內容近乎演義。在民間興起一陣紀念、頌揚吳佩孚民族氣節的熱潮，國民政府預期的宣傳目的基本達到。
四、餘論
吳佩孚逝世後，輿論場上的角力不可不謂之激烈。雖然雙方觀點相歧，但大都肯定吳氏的人格及其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這兩點也是吳佩孚得以在亂象叢生的民國政壇保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吳氏晚年的追隨者汪崇屏回憶稱:「吳口頭上經常是反對『新』的，實際所行都是『新政』。彼此交往的，跟他要好的，連新聞記者在內，也都是新人物。」[92]不只是蔡元培曾希望促成孫中山與吳佩孚的合作，就連共產國際、蘇俄和中共也一度希望聯吳。[93]此外，國家主義派也與吳佩孚過從甚密，曾琦、劉泗英等中國青年黨人皆與吳佩孚關係密切。吳佩孚客居蜀地之時，國家主義派便「時常借吳命四出奔走」。[94]然而，誠如有學者所稱，「吳氏思想的主流是儒家的道統，而支流則夾雜著西方民主、共和觀念，每以『學貫中西』自詡」。[95]吳佩孚一生雖然趨新，然而趨新與求新畢竟還有一些差距，他所追求的「王道政治」無疑並非救時之良藥。
誠然，吳佩孚身上並非沒有缺點，但是縱覽其逝世後各方的評價，卻甚少談及。之所以如此，並非簡單地出於為尊者諱的考慮。吳佩孚逝世後的輿論反應是在中日雙方戰時宣傳引導下形成的。1938年7月，時任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的郭沫若在《戰時宣傳工作》一書中曾這樣論述戰時宣傳工作，即「宣傳是一切工作的開始……戰時宣傳工作，就是喚起民眾、號召民眾、組織民眾、以及動員民眾參加抗戰的一個根本手段……戰時宣傳工作是抗戰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它是動員群眾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種武器」。由此可見戰時宣傳的重要性。而戰時宣傳工作中基本任務之一便是「暴露敵人的獸行以鼓勵民眾的敵愾，宣揚抗戰中軍民可歌可泣的偉跡以提高民眾英勇鬥爭的勇氣，發揮民眾精誠團結的精神以鞏固民族的團結」，從而「提高民眾的認識教育———即提高民眾的政治水準，增加民眾的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使他們對於抗戰的意義，抗戰的形勢，抗戰的前途，有正確的認識，因而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與決心」。[96]吳佩孚逝世後的宣傳即屬此項。
日方對於戰時宣傳工作亦非常重視。1937年10月，內閣情報部編纂出版《現代戰爭與思想宣傳戰》一書，系統論述了現代戰爭的性質與思想宣傳戰、世界大戰中的宣傳策略戰、當時圍繞日本進行的思想宣傳戰以及日本當時可以採用的思想戰同國民的心理準備。該書凡例特別強調希望書中內容應儘可能地被廣泛利用以及書中內容可以隨意轉載或者印成小冊子，足見日本方面對於戰時宣傳工作的重視程度。1937至1945年間，日本國內涉及戰時宣傳工作的書籍為數甚多，1939年11月發行的《戰爭與宣傳》稱:「現代戰爭是以武力戰爭、經濟戰爭和宣傳戰爭的綜合狀態來進行為特徵的，其中，宣傳戰爭依靠肉眼看不見的不裝備的武器的浸透性，有著應該會威脅到國家而導致其崩潰的破壞力。」[97]
圍繞吳佩孚逝世問題的爭論，是戰時中日雙方在輿論領域的一次激烈交鋒。古來有所謂義戰之說，雙方都需要儘可能將自己塑造成正義的一方，以博取民心，且可以藉此宣傳己方的主張。
吳佩孚逝世的1939年，中日雙方都面臨著危機，國民政府自不必說，短短一年間潰敗至西南。國民政府內部對堅持抗戰到底決策的非議日漸增多，相當一批人對時局開始失望，汪精衛之流甚至投敵叛國，轉而從事所謂的「和平運動」。此時，通過將吳佩孚塑造成一個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對於引導輿論向支持抗戰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並且將不屈而死的吳佩孚與叛國投敵的汪精衛相對比，以譴責正在加緊組織漢奸政權的汪精衛。在《中央日報》刊發的《民族豪傑吳將軍》一文中，通過讚揚吳佩孚「簡單」這個美德，闡釋道抗戰便是應付侵略的「簡單的方法」，並進一步闡釋道:「在萬分複雜的局面中，只有簡單是最好的應付妙策，一切遊移搖動乃至妥協的根源，就在於複雜，在抗戰建國途中我們要提倡簡單的美德，大家能簡單，便能集中在一個目標下奮鬥。」[98]很顯然，國民政府藉悼念吳佩孚之機因利乘便宣傳抗戰國策。日方亦是如此。雖然戰場上屢屢得逞，然而隨著戰線拉長，他們逐漸認識到單憑軍事侵略不能夠實現其「囊括神州」的痴夢。日方對國民政府的誘降工作基本沒有太大進展，蔣介石在重慶堅持抗戰，淪陷區傀儡政權的頭面人物則多為聲名狼藉、為民眾所唾棄的末流人物。倘若吳佩孚能夠贊同日方的侵略理論，無疑將有助於引導輿論向支持日本的「和平運動」發展。因此，吳氏死後日方不遺餘力地將其塑造成一個臨終猶「惓懷國難」，[99]希望與日本合作的東洋道德模範形象，利用無法起而辯駁的逝者為其侵略行徑背書。
作者：林輝鋒、黃寶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學術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