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地攤文化在我朋友圈突然火了！
有朋友感慨道：二月份 口罩 我錯過了；三月份 體溫槍 我錯過了；四月份 熔噴布 我也錯過了；五月份 頭盔 我還是錯過了；六月份 擺地攤 我再也不能錯過了！
還有一位曾經創業過的小夥伴也感慨頗多，曾經被堅決肅清的地攤文化如今卻成了人間煙火，嘆世事無常，創業不易，哀民生之多艱。
當然了，
最喜歡的還是我大學老師的那句——
「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
除此之外，我還看到了很多比較有意思的「地攤文案：
想擺地攤卻沒有門路，我靈機一動癱倒在路邊，於是我成了路邊攤。
還有一首非常火爆的《擺攤吧，後浪！》
跟我閨蜜提起「擺地攤」這件事，然後她告訴我在昆明1903公園有很多開著寶馬後備箱擺地攤的人，我不禁感嘆:
所以說富人為什麼會富？
是因為他們跟得上政策的風向標，而且放得下面子擺地攤。
所以，以上這些都是誘使我想要寫一篇關於「地攤文化」的文章的原因。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打算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談談地攤文化:
一是地攤文化興起的原因；二是追溯一下地攤文化的歷史；三是分享一下有意思的地攤文案；四是簡單談談對地攤文化的看法。
一、地攤文化興起的原因
1、放行與提倡地攤文化，主要是出於靈活就業的考慮。
眾所周知，疫情之下倒了多少公司，多了多少失業人員，再加上今年那874萬應屆畢業生，所以今年的就業形勢格外嚴峻，開始放行「地攤」。
城管以往是「快收攤」「沒收」「罰款」，
現在則是「來擺攤」「沒門檻」「服務」！
聽說某地城管大隊隊員接到了每天發展三個地攤的任務，領導要以身作則，發展五個……
突然間，角色轉變。
城管從傲氣甲方變成了卑微乙方。
只能每天打電話聯繫小販來擺地攤，每天完成工作KPI。
（網友感嘆: 感謝當年跑得慢被逮，如今城管才能聯繫得上啊！）
一個路邊攤，解決了一個人的就業問題，背後或許撐起了整個家庭的生計，也可能撐起了草根創業的決心。小地攤蘊含著大民生，是人間的煙火。
疫情衝擊下，不少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響。國家大力支持地攤經濟，為失業人民找生計，創機會，使得地攤文化蓬勃發展。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
2、人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紛紛開始擺地攤。就連那些開著寶馬等豪車也來擺地攤的人，不知道是來體驗生活還是搞行為藝術，也為「地攤文化」貢獻了一筆力量。
（一方面佩服他們總能敏銳嗅到商機並且拉得下面子擺地攤，另一方面還是想要弱弱地說一句，請不要跟我們底層群眾爭蛋糕好不好）
所以為緩解就業壓力政策寬鬆和民眾積極響應號召就是地攤文化大火的原因。
二、地攤文化的歷史
01
「地攤文化的古代史」
「市」作為專有名詞，最早可追溯於夏王朝。
商王朝時期，市場則更加普遍——古代文獻記載「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裡，中有九市」；此時商貿活動已經蔚為可觀——詩經有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說的便是殷都繁榮的景象。
西周時期，類似現在的流動攤販就存在，《周禮 ●地官司市》記載「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在那時，流動攤販是正常社會景象,是百姓日常生活一部分。
西周時期，已經設有「市司」管理市場，「賈師」管理物價，市場管理制度雛形初現。
「市井」是古典小說中最常見到的市場代名詞，最早出現在春秋《管子·小匡》：「處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人經營的地方就是市井。
為何稱為市井呢？
原因與擺地攤的地點有關。一說大家是在井田旁進行交易，故稱市井。井田是西周時期的農業生產場所，想像一下大概就是把剛摘下來的新鮮農產品就地銷售的意思。另一說是在水井旁邊進行交易，水井是古代人們日常給水、洗濯都離不開的生活場所，是居住區的中心，也是人們最常聚集的地方，容易促成交易，故稱市井。
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市井已經無法滿足日益頻繁、規模逐漸龐大的貿易需求，同時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權加強也促使更方便對商貿進行管理的制度產生，於是市井逐漸向市裡（坊）轉變。
西漢時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市場管理制度。
班固《兩都賦》記載，長安、洛陽這樣的大都市中設有專門的商業區稱為「市」，居民區則稱為「裡」（後稱為「坊」）。市、裡截然分開。
在「市」中，同類商品排在同一行列內為「肆」，因此稱為「列肆」、「市列」；賈人在賈區進行坐賣。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軸對稱式坊市城市便是大唐長安城。
詩人白居易曾用詩生動地描述了坊市制下長安城整齊劃一的概貌：「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出自《登觀音臺望城》）
北宋時期畫家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描述的是汴梁時期的市井繁華景象，其中不乏有小商販的身影。
秦代實行「不農之徵比多，市利之租必重」。從秦漢以來，到後來的明清，對流動攤販總的是抑制，但有時也會執行的不是很好。
02
「地攤文化的近現代史」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隨之進入了近現代歷史。「地攤文化」進入了重要轉折點，本質依舊如故，但是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
以上海為例，因為開埠原因，洋貨不斷湧進來，大家熟知的洋火、洋皂等「五洋」產品越來越多，郊區農民將多餘的農產品送到上海市中心進行交易，現在大家熟知的「百年老店」正是那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發展而來。
1912 年，直隸省給全省警務公函中對流動攤販的態度和政策是「任意將便道侵佔」「設法取締」。
1914 年，上海出現《上海工部局治安章程》，其中就有對流動攤販的管理內容。
當時，殖民者在自己的勢力範圍、租界實行一.套城市管理模式。各地政府也學習西方的經驗，實行警察制度進行治理。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要求全國大中城市對流動攤販進行整治，如:
1946年發生在上海的攤販整治風潮事件，因為觸及底層人員的生存權，遭到激烈抵制，當時政府允許在老閘和黃浦交界處重設攤販集中點，實行安撫政策，暫緩矛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剛剛推翻三座大山，在之前經歷的通貨膨脹，民族資本破產等，經濟破壞還未及時恢復。
1951年之後的幾年中，我國對流動商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組織起來，加強教育，嚴密管理，限制發展，區別不同情況，逐步進行改造」限制政策。攤販多途徑分流，有的商販到公私合營部門謀職，有的輸送工業部門,有的到農村進行農業生產，有的到外地工作,有的另謀出路，總的來看流動攤販比較少，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前。
從治理上看，在建國初期，為振興城市工商業，對流動攤販是保護和規範，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對流動攤販的態度是嚴格禁止。
1978年-1988年,改革開放以來，是流動攤販復甦的重要時期。中國社會轉型，推行了改革開放,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得到蓬勃發展。
1988年-1998年，流動攤販逐漸增多,分布在城市的每個角落。
很多人通過做攤販來維持生計，不少人藉助做攤販走上了發家的道路,完成第一桶金的積累。現在很多地方市場大型企業都是由原來的攤販起家。在這個時期主要是賣方市場，百姓購買力也比較強,流動攤販售賣的物品多以價格便宜、品種齊全贏得市場，從這方面來講,流動攤販方便了市民的購買，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流動攤販的數量規模不大，負面效應也逐步顯現;同時，也出現對攤販整治的情況，但多為臨時機構，不具合法地位，人員也非正規編制人員。
1998年-2008年，流動攤販出現一些新情況，大學擴招後，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未能就業的大學生也加入流動攤販這一行列。政府開始關注流動攤販給市容、交通、人口管理帶來的負面影響，採取了一定的管理措施，並出臺一些法律。總體來看，出臺的法律不健全，管理人員隊伍設置不規範，沒有形成完整體制，整治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也不少。
2008年以後，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流動攤販的負外部性與「更好的城市」相悖，受到了限制。
三、有趣的地攤文案精選
這一屆地攤老闆簡直太有才了！
四、我對地攤文化的看法
我比較認同深圳特區報評論員的觀點:
是否發展地攤文化要因地制宜因城而異，一是要考慮城市定位，二是要考慮精細治理。
改革發展迅速，城市化走上了快車道，造成產業結構趨同，帶來了文化地域特色喪失的「千城一面」的問題。所以，沒必要盲目跟風，一哄而上地去哄抬「地攤文化」。
「地攤文化」是否適合一個城市，要根據這個城市的定位發展目標做出判斷和選擇。
可能是因為群眾對「地攤文化」太過熱情，後面有關部門又出來降溫，有一種觀點表明「一線城市不適合發展地攤文化」。
針對這個觀點我有其它看法，我認為真正開放包容的城市，不應該只有摩天大樓，霓虹燈，還應容得下地攤和流動商販。
大道至簡，柴米油鹽醬醋茶才是生活。每天下班出了地鐵，周圍擺滿了各種小地攤，會讓我感覺到這座城市並沒有那麼的冰冷，它更具包容性，也充滿了煙火氣息，還有濃濃的人情味。
地攤文化和「城市」的面子形象有一定關係，但是更事關民生的裡子以及百姓的肚子。
疫情之後，國家大力發展地攤文化，保障群眾就業有路，工作有崗，收入有方，更是顯示了一座現代化城市應有的胸襟、情懷和溫度。
備註：
1、所有圖片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刪。
2、歷史部分參考文獻來自中國知網的「地攤」相關文獻。
新媒體運營其實也是可以擺地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