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華文化發展與演變的歷史，我們會清楚地看到翻譯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梁啓超在談及佛經翻譯時曾有過一段很深刻的論述:「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我民族對於外來文化之容納性，惟佛學輸入時代最能發揮。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變化，即文學界亦然。」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以梁啓超的這一觀點去審視五四運動前後的翻譯，我們會有更多的發現。五四運動前後，通過翻譯這條開放之路，中國的有識之士得以了解域外的新思潮、新觀念，使走出封閉的自我有了可能。在中國，無論是在五四運動這一思想運動中，還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翻譯活動都顯示出了獨特的活力。其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就在於通過敞開自身，以他者為明鏡，進一步解放自己，認識自己，改造自己，豐富自己，恰如周桂笙所言，經由翻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收「相互發明之效」。如果打開視野，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從精神深處去探尋五四運動前後的翻譯，我們會看到，翻譯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自覺地、不斷地拓展思想的疆界。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我們發現，在20世紀初，中國對社會主義思潮有著持續不斷的譯介，而這種譯介活動，對社會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實踐的結合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我看來，從社會主義思想的翻譯，到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再到結合中國的社會和革命實踐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一條思想疆域的拓展之路，更是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創造之路。
開放的精神與創造的力量，構成了我們認識翻譯、理解翻譯的兩個基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的翻譯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互學互鑑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外思想不斷拓展、不斷創新、不斷豐富的歷史。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一位位偉大的翻譯家，不僅僅以他們精心闡釋、用心傳譯的文本為國人打開異域的世界，引入新思想、新觀念，更以他們的開放性與先鋒性，在中外思想、文化、文學交流史上立下了一個個具有引領價值的精神坐標。
對於翻譯之功，我們都知道季羨林先生有過精闢的論述。確實如他所言，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譯之為用大矣哉」。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翻譯高潮，都會生發社會、文化、思想之變。佛經翻譯，深刻影響了國人的精神生活，豐富了中國的語言，也拓寬了中國的文學創作之路，在這方面，鳩摩羅什、玄奘功不可沒。西學東漸，開闢了新的思想之路；五四運動前後的翻譯，更是在思想、語言、文學、文化各個層面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嚴復的翻譯之於思想、林紓的翻譯之於文學的作用無須贅言，而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其翻譯動機、翻譯立場、翻譯選擇和翻譯方法，與其文學主張、文化革新思想別無二致，其翻譯起著先鋒性的作用，引導著廣大民眾掌握新語言、接受新思想、表達自己的精神訴求。這條道路，是通向民主的道路，也是人民大眾藉助掌握的新語言創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道路。
回望中國的翻譯歷史，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傅雷的文學翻譯，朱生豪的莎士比亞戲劇翻譯……一位位偉大的翻譯家創造了經典，更創造了永恆的精神價值。基於這樣的認識，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為弘揚翻譯精神，促進中外文明互學互鑑，鄭重推出「中華譯學館·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以我之見，向偉大的翻譯家致敬的最好方式莫過於(重)讀他們的經典譯文，而弘揚翻譯家精神的最好方式也莫過於對其進行研究，通過他們的代表性譯文進入其精神世界。鑑於此，「中華譯學館·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有著明確的追求：展現中華翻譯家的經典譯文，塑造中華翻譯家的精神形象，深化翻譯之本質的認識。該文庫為開放性文庫，入選對象係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貢獻的翻譯家，每位翻譯家獨立成卷。每卷的內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為學術性導言，梳理翻譯家的翻譯歷程，聚焦其翻譯思想、譯事特點與翻譯貢獻，並扼要說明譯文遴選的原則；二為代表性譯文選編，篇幅較長的摘選其中的部分譯文；三為翻譯家的譯事年表。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更加真實地再現翻譯家的翻譯歷程和語言的發展軌跡，我們選編代表性譯文時會儘可能保持其歷史風貌，原本譯文中有些字詞的書寫、詞語的搭配、語句的表達，也許與今日的要求不盡相同，但保留原貌更有助於讀者了解彼時的文化，對於歷史文獻的存留也有特殊的意義。相信讀者朋友能理解我們的用心，樂於讀到兼具歷史價值與新時代意義的翻譯珍本。
許 鈞
2019年夏於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
參考文獻：
梁啓超.翻譯文學與佛典//羅新璋.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63.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162.
附：目前已經出版的六卷封面信息，另有30卷已在編撰中，計劃出版80卷。
作者簡介
許鈞，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館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學與法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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