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胡適留學日記》是民國五大日記之一，記錄了胡適在留美期間的社會見聞、對時代的困惑與思考，是大時代背景下中國一代青年的內心獨白與思想演變。
「陳獨秀、胡適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北京站研討會現場
「亞東圖書館遺珍」特展展出的《胡適留學日記》皆為胡適親筆手稿，共十八冊，五十餘萬字，且在日記手稿中隨文黏貼了四百五十多張珍貴照片及中英文剪報。「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相較現有各版本，首次集結展出胡適1917年歸國後所寫的《北京雜記》和《歸娶記》，有效填補了現存日記中兩年空白，被學者陳子善譽為「21世紀最重要的胡適文獻發現。」是《胡適留學日記》迄今公開發現的最全本，有力補充了此前學術研究中懸而未決的疑案。
北京研討會現場，多位著名社會及歷史學界專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胡適留學日記》對於新文化運動、新青年一代思想演變史的重要啟示意義，同時，最全本的亮相，也為重新梳理《胡適留學日記》缺失、勘誤提供了新的可能。
歐陽哲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要了解胡適走向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長史，要了解近代中國留學生史，最值得推薦一看的書籍就是《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的文獻價值主要表現在：第一、手稿本作為物證，是更具原生態的稿本，保存了原汁原味。亞東版文字更改的情形不少，如1914年10月8日一條，手稿開頭「道學課論道德觀念之變遷」，亞東本改為「道德學課論道德觀念之變遷」，增一「德」字。雖不違原意，似有失原味。手稿本文字帶有文言味，經整理後用字明顯淺白。亞東版另一種改動較多的情形是拆分，如1914年10月9日一天札記，經整理在亞東版被拆分為三則，同類情形頗多。手稿本的文字自然更符原意，亞東版《藏暉室札記》的文字更動，有些可能是手民之誤，有些可能是編者徑改。所以，胡適後來在商務本《重印自序》也說明：「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過幾十萬字，用力很勤苦，錯誤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對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錯誤。」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一套十八冊,1912-1918年作, 12×22cm（每冊尺寸）
第二、手稿本原有粘貼450多件照片、剪報，亞東版只採用了其中部分照片和剪報。如第一冊手稿本中就有幾張便條未錄入亞東本。第二冊手稿本中的一些英文剪報和兩張照片也未見載亞東本，此照片題「A NEGRO AND AN INDIA WHO HAVE BEEN HONOR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胡適在兩張照片中間題字：「此二人為美洲土人，一為黑人，今皆至高位，美之共和精神於此可窺一斑。」第三冊手稿本中原有多張胡適照片，亞東版只在「三二、題《室中讀書圖》分寄禹臣、近仁、冬秀」選擇了一張照片；此冊的英文剪報大多也未見收亞東版。如此事例，不勝枚舉。胡適在1914年5月12日札記中交代了「剪報」之來源：「歐美有一種營業，名曰『剪報』，專為人擷擇各國報上有關係之消息，匯送其人。如吾欲得各報所記關於中國之新聞或評論，則彼等可將國內外各大報之消息匯送餘處。……其為用至大至便，各雜誌及外交人員都利用之。」23他利用了這一方便，迄今北大保存的胡適檔案中尚保有大量剪報，大概都是從此途徑獲得。惜手稿本中許多剪報、照片蘊含的信息後經整理被過濾掉了，這是亞東版的遺憾，現在重現的手稿本彌補了這一缺憾。
第三、手稿本第十七冊所收《北京雜記（一）》、第十八冊《歸娶記》為新發現的材料。《北京雜記（一）》前有胡適的說明：「第十六冊僅記三四頁，來京時此冊在行篋中，為運送者所誤，久而不至。故別記第十七冊。」1917年9月11日條云：「與錢玄同先生談。先生專治聲音訓詁之學。其論章太炎先生之《國故論衡》，甚當。其言音韻之學，多足補太炎先生所不及。」這是胡適剛到北京初晤錢玄同的紀錄。《北京雜記》錄有胡適閱讀方聲樹《漢學商兌》的讀書札記和補記的若干舊體詩作。《歸娶記》前有胡適留言：「此第十六冊札記，為運送公司所誤，到京後數月始收到。故另作第十七冊。今又歸裡，帶有此冊，即用為《歸娶記》本子。」 《歸娶記》記載1917年12月16日胡適從北京起程返鄉迎娶江冬秀，到1918年2月2日回到北京這四十九天情形，敘說過程十分詳細。《北京雜記》、《歸娶記》均為新見的文獻，史料價值彌足珍貴，但它們並不屬於《胡適留學日記》範圍。因為迄今未見1917年7月至1919年7月這兩年間胡適日記，所以它們的出土，部分填補了這一空白，作為此書附冊處理比較恰當。
《藏暉室札記》是胡適留美生活的自供狀。胡適在《自序》中說：「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菸，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菸，時時戒菸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信徒；記他在一個時期裡常常發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住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訪問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辯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裡我要指出，札記裡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的。……）這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了。」
在胡適列舉的諸事中，證諸《藏暉室札記》，其實還有些內容他幾乎是一筆帶過：如他對孔教問題的思考，他對民國初年國內政治動態的觀察和私底下表達的看法，這些內容在他撰寫的《許怡蓀傳》中倒是有較多討論，在《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中更有多信涉及。胡適留美的第三年，歐戰爆發，胡適平日頗為留心報端對歐戰的報導，跟蹤戰爭的進展，且逐漸形成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國際主義的信仰，這在他晚年與唐德剛合作的《口述自傳》中有較多地介紹。這方面的札記內容，當時可能不免引人物議，胡適在《自序》中謹慎地略為提及，沒有特別強調。
在近代中國，赴外留學的青年學生成千上萬，寫日記者也不乏有人，真正在作者存世時以「留學日記」題名並出版的卻只有《胡適留學日記》這一部。可以說在胡適生活的年代，《胡適留學日記》是中國留學生群體學業、思想、生活、交誼的唯一公開紀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經典讀本。
我常常說，要了解胡適走向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長史，要了解近代中國留學生史，最值得推薦一看的書籍就是《胡適留學日記》。只要對民國初年中國國內的學術文化狀況作一考察，只要將胡適置於留學生群體中加以比較，就不難看出胡適思想早熟、超前的一面，我們就很自然地會得出這一結論。胡適從留美學生時代開始就有自覺的自我塑造意識，閱讀《胡適留學日記》，就可以看出胡適浸泡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浴場，如何選擇，如何思考，如何形塑自己。
後來亦留美的梁實秋先生曾感慨地說：「我讀過他的日記之後，深感自愧弗如，我在他的那個年齡，還不知道讀書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當年也寫過一部留學日記，其內容的貧乏與幼稚是可以想見的。」25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留學生日記，比方《吳宓日記》、季羨林的《留德十年》、《竺可楨日記》等等，還有沒有公開出版的趙元任日記，如果對他們加以比較，更可顯出他們各自的思想狀態，其段位高下自然立可見曉。
宋廣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次高清版手稿本《日記》——以信息量遠遠超越於排印本的全真面貌公布於眾，其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是難以估量的，是大大有功於學術研究的。我們做研究，依然是要看最原始的手稿材料。
手稿本的《胡適留學日記》和廣為流傳的排印本之間差異是極大的。本人曾仔細比對過手稿本和排印本（胡適留學時《札記》之最早發表，是在《新青年》時代，其後有亞東本、商務本，改革開放後版本更多），它們明顯的差異有：第一，排印本《札記》都有標題，而手稿卻根本沒有。這些標題都是胡適的好友許怡蓀所擬而經胡適認可的。
第二，《札記》的時間落款，不像《日記》那樣，先記年月日，再有記，而是標註在《札記》後面的括弧之內。第三，以手稿校排印本，明顯的能看到中、英文的錯誤。第四，當初排印時，作者曾根據行文的需要就稱謂、譯名作了一些改動（雖然不多）。顯然，這已經降低了《日記》之原始性。第五，因為是手稿，我們明顯看到當初胡適先生寫《札記》時前後修改的痕跡。第六，手稿本粘貼的大量照片，在1930-1940年代印製時，格於當時的技術條件，並不清晰。而這次影印手稿所做的高清掃描，能真實重現照片人物的神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趙元任、胡明復、任鴻雋、陳衡哲等學術、文化名流年輕時的相貌。
以上各種不足乃至錯訛，延續了八十年以上了。這次高清版手稿本《日記》——以信息量遠遠超越於排印本的全真面貌公布於眾，其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是難以估量的，是大大有功於學術研究的。我們做研究，依然是要看最原始的手稿材料。
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胡適留學時《日記》的命名，有《藏暉室札記》、《胡適留學日記》等，這都是胡適生前認可的。本來，胡適留學時就不用「某某室」、「某某齋」等別號了。但為了紀念好友許怡蓀，乃沿用「藏暉室札記」之名。事實是，胡適自1913年4月開始以《札記》代《日記》，因此，他留學時期前期是《日記》，後期為《札記》。故，筆者主張，更為準確的命名應該是《胡適留學時的日記與札記》。
還有，《日記》通常是私密性的東西，但早在胡適留學時，他的《日記》就作為交流思想的東西在友朋之間傳閱（看過胡適日記的有梅光迪、許怡蓀等多人）。至於他後來的《日記》，則有明顯保存史料的命意。
楊琥
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
留學美國對胡適思想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還需要加強對他更加深入的研究。
《胡適留學日記》這批材料均為手稿，非常珍貴。這次看了以後，發現裡面確實不僅是史料豐富，同時也完整反映了胡適這一代人的思想演變史。
胡適的《留學日記》，加上他和許怡蓀的通信，能夠完整地體現出五四那一代青年身上在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他們如何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反映出五四時期那一代人的思想，這非常寶貴。我談三點粗略的看法：
首先，胡適本人留學期間思想經歷過重大的轉折：他的救國思想從政治救國轉變為教育、文學救國；從英雄、大人物「興國」轉變為只有民眾覺醒，才能「立國」。
《胡許通信集》手抄本三冊
1911年，在留學初期，胡適學習農學而感興趣的文學。為此，他給許怡蓀的信中解釋說，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文學」「是小技，非今日所急。『文學救國』，今非其時，故不欲為。」 （胡適致許怡蓀信二十）當時，胡適的救國主張是:「今日立國，兵力為上，外交次之，內治次之，道德教育尤為太平時之產品，非今日之急務也。……故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軍，其次則陸軍之炮彈，其次則大政治家，大演說家，皆可以興國，至於樹人富國，皆是末事。」 （胡適致許怡蓀信二十四）
這說明，這時的胡適，最重視軍事、政治等手段。但是，經過幾年的留學學習之後，胡適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他提出救國要自下發之，即要讓普通民眾覺醒。1914年6月5日，他在給許怡蓀的信中說：「民國之不成器，其原因正坐『自上發之』。……近來所主張，以為一國命脈，不在大人物，而在無名之英雄。一言之蔽之，在於國民之政治智識，及自勝能力而已。」又說「自下發之之策如何？造一良好有智識之國民，造一健全之輿論，造一般愛國急公能思想之人才，三者缺一不可也。」 （胡適致許怡蓀信三十五）
而到他回國的前一年即1916年，胡適更明確地提出了「造遠因」即思想啟蒙的主張。在1916年1月25日的信中，胡適寫道：「要須打定主意，從根本入手，努力造新因，庶幾有新果。……適以為今日造因之計，首在造人；造人之計，端賴教育。
……宜努力造因，能令新因多於舊孽，則政治修明，國力之孟晉，文化之日新，不求而自治，不召而自來矣。適非不知政治改良亦造因之一端，惟政治改良乃是造近因，所謂求捷徑也。適所謂因，乃遠因也。」（胡適致許怡蓀信三十九）
由此可見，胡適從留學之初的政治救國，到最後要回國的時候，主張思想啟蒙，發起文學革命，使中國芸芸眾生覺醒，這一思想變化，對於胡適來說，這是重大的變化。對於胡適思想的這一轉變，我們以往注意的不夠，而新材料的發現，對於我們研究和理解胡適思想演變的軌跡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
第二，讀完胡適和許怡蓀的通信，深受啟發和感動。他們的通信又促使我翻閱了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其他年輕人給胡適的通信，其中有一位年輕人後來成為共產黨領袖人物，就是惲代英。我發現，惲代英與胡適的通信中所反映的思想，跟許怡蓀的思想是一致的。這給我一個啟發，我想，如果我們從《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裡邊把當時更多年輕人的通信找出來，加以研究，有可能將更加能夠完整地展現五四時代青年的思想和他們的追求，他們的歡樂與憂愁，他們的希冀與苦悶，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理想與胸懷，他們救國救民的思想與主張。
第三，結合《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學界可以對與亞東版《留學日記》不一樣的地方進行更深入的比較研究。在此僅舉一例，如他在美國留學、即將回國時，在《新青年》上刊載了和陳獨秀的一封通信，在信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很多主張，簡稱「八不主義」。
但是，在關於胡適「文學革命」的研究中，有位日本學者提出，胡適的「八不主義」來源於美國印象派詩人龐德（埃茲拉·龐德）的「幾個不」（《印象主義者的幾條戒律》）。龐德當時寫了幾個不，這位日本學者將胡適的主張和龐德的文章進行了對比，發現相似之處甚多，他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很有可能是胡適受了龐德的影響。但這位學者在原來亞東出版的《胡適留學日記》中沒有找到有關龐德的記載，因此，這反而促使他懷疑：是不是胡適為了保存自己「八不主義」的發明，有意識在日記出版的時候，把他受龐德影響的內容給刪除了。現在，胡適日記手稿的發現，對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的促進，可以查證是不是像日本學者所說，胡適有意識隱瞞這一思想的來源。學術界可以就這一問題做一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總之，留學美國對胡適思想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他自己所言：「適居此四年半，學業所成就，無異於恆人，惟頗通曉此邦之文明學術政教人心，此中所得，遠勝讀書十年也。」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還需要加強對他更加深入的研究。
姜異新
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研究室主任
《胡適留學日記》整部十八冊文獻，無論從物態形式，還是到內容主旨，不僅是胡適傳記和思想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更是不可多得的庚子賠款時代留美學生的第一手史料，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支撐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發生學研究，具備源頭的意義
目前在學界，關於《胡適留學日記》的研究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我簡單檢索了一下這方面的論文，發現有不少研究者從日記中提煉出文學生活、美國形象、學術成長等等主題展開來闡釋，而從文獻本身出發研究的比較少，那麼，今天我就簡單談一下直接面對原始《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的感受，我認為這部文獻比較突出地呈現了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物證：《胡適留學日記》寫於一個世紀之前，作為紙質文物能夠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們看文物形態方面反映出的信息：
（一）書寫工具。首先，我注意到胡適用的是很普通的美國筆記本，上面印著Name、Grade、School、Class。美國的基礎教育是從K到12年級，一個大學生應該不會再填Grade，也就是多少年級，所以這很有可能就是美國中學生普遍使用的本子。有意思的是，胡適的書寫方式是中國式的，他將本子橫過來用，自右向左翻頁，寫的時候是自右至左豎寫。
其次，在用筆方面，大多時候，胡適用的是西式蘸水筆，這和鋼筆還不一樣，我們看胡適的日記主體部分，有時書寫到最後一筆，力度大的時候有一種分叉的痕跡，顯然，只有蘸水筆才會這樣。還有少部分日記是用毛筆、鋼筆書寫的，這部分大都是在歸國日記當中。書寫所用墨汁的顏色也有很多種，有深藍、淺藍、黑色、紅色等等。可以看出，紅筆多用作批註來用。
最後，看所用語言。胡適在書寫中以漢語為主體，夾雜著英文，漢語有時用文言，有時用白話。文本中還有很多中西各種符號。
胡適（中排左一）和同學持康奈爾大學校旗合照
（二）內容呈現。《胡適留學日記》所用材料非常廣泛，有剪報、照片、通信、便籤，還有與友人對談的記錄等等，其中加了不少具備當時時代特徵的印刷品、宣傳頁，涉獵面十分廣博，全面展現了他的求學、日常生活、娛樂、觀戲、郊遊等等豐富多彩的經歷。有時，胡適還給日記提煉題名，比如，「自課」「朋友篇」。雖然胡適已經很注重編排了，但因為是隨時記錄下來的，內容又如此豐富，文本難免顯得龐雜，乃至無章法可循。今天看來，這種記錄模式有點手帳的意味，這正是歷史現場感的體現，恰恰是文獻原始的意義之所在，也是胡適最初出版日記時採用「札記」這一名稱的原因。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局部
我們知道，1939年《胡適留學日記》在亞東圖書館初版時是經過了摘錄的，這樣就過濾掉了很多原始信息，同時也流失了文物獨特的形態元素，也就是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現場感。比如，胡適是如何搜集材料的，又如何對材料進行整合、裁剪和修改；他思考問題的步驟、得出結論的過程，這些在手稿本上都是有跡可循的。
原始稿本《胡適留學日記》不是一個寫滿字的普通的日記本，而是增厚的、延伸了很多副文本信息的超文本，特別是一百年前一些美國印刷品夾頁，顯然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內容。因而，這整套文獻無論從書寫方式還是內容呈現上來看，都可以稱之為東西文化融合的典型物證。
第二、中西文化比較的思維方式
實際上，胡適拓展了日記這一文體的功能，他把這十八卷本叫作「Thinking Aloud」，也就是「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其實這並不是私密日記，也不是文學性日記，而是以讀書札記為主的思想隨筆、文化記錄，是一種綜合性文體。從中可以看出，胡適有強烈的求知慾和表達欲，有時，他一天寫幾千字，思路非常通達流暢。
不過，我很奇怪在七年的留學時光裡，胡適並不完全寫英文日記，而是堅持主要用漢語，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想，是為了要記下這特別的留學經歷。從最初下筆那一刻起，他內心期待的讀者就是自己的同胞，就感到了向祖國報導作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留美學生，是如何浸潤在西方文明當中，有哪些新鮮的所見所聞、感想記錄，他預感到這樣的文本將非常有價值。所以，我們後來看到它最初其實就是在《新青年》先部分發表。
那麼，在今天這樣一個新媒體發達的時代回望，你會覺得，胡適的札記書寫類似於現在的博客和個人微信公眾號，除了不能加入小視頻，和即時互動之外，其他方面的功用在當下是有傳承的，可以說是新媒體寫作的前身。
《胡適留學日記》還顯示出美國教育體系對胡適的深刻影響，如何一點一滴地形塑了學貫中西的大師，這一點，如果與他的課表、作業聯繫起來考察，會更加全面。美國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面對任何社會現象要有自己的觀點，鼓勵互動交流，多運動，強調演講的重要性。在閱讀方面，不僅要求海量，還要求速讀，方式有精讀、泛讀、深度閱讀，等等。
胡適非常有意識的訓練自己上述各方面的能力，從一個不愛運動、不愛社交的內向孩子成長為非常陽光自信、充滿活力的留學生。他不僅與其他中國留學生討論出了「文學革命」這一名詞，還追蹤時世新聞，報導美國總統大選情況，寫下自己對中西不同政體的看法。我們知道，回國後的胡適發表了很多時評文章，是這類寫作的高手，其實就是這樣有意訓練出來的。這些都體現在了留學日記裡，尤其體現在他所做的剪報、粘貼的照片等等延伸性的副文本材料。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一套十八冊,1912-1918年作, 12×22cm（每冊尺寸）
胡適在閱讀時自覺引入比較的視野，與在國內讀書時方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特別喜歡中西文學對讀，今天讀中國傳統文學作品，明天肯定要讀西方文學作品，後天再讀中國傳統文學。具體說，今天讀的是《左傳》，那麼明天就讀狄更斯；今天讀《古詩十九首》，明天就讀莎士比亞，就這樣逐漸養成了中西文化比較的自覺意識。他把《安娜傳》與《石頭記》、《羅密歐與朱麗葉》和《西廂記》比較，鍛鍊從一種語言迅速切換到另一種語言的感受力，不僅如此，讀完後他還當即寫下評論，訓練自己的書評式寫作，這是中國古典文學裡缺乏的一種現代文體。在這樣的讀寫訓練過程當中，胡適的思維方式就不斷從禁錮走向敞開，從一維走向多元。
所以，我們發現，愈是在留學期間，胡適的中國文學功底反而愈是深厚。可見，對於研究胡適的中外閱讀史，留學日記也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通過這樣獨特的留學日記，我們對學貫中西的大師是如何養成的，有了最直觀的感受。實際上，胡適思想草創期所呈現的豐富多元的思想從排印本中是不難總結出來的，然而手稿這種現場感和原始性，卻是排印本無法取代的。《胡適留學日記》整部十八冊文獻，無論從物態形式，還是到內容主旨，不僅是胡適傳記和思想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更是不可多得的庚子賠款時代留美學生的第一手史料，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支撐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發生學研究，具備源頭的意義。
鄒新明
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服務中心主任
展覽也是反映胡適跟亞東非常密切的關係，胡適對亞東肯定有投桃報李的想法。
亞東圖書館出《留學日記》是在1939年，之前章希呂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札記》的標記也是章希呂給做的，這是胡適自己在《序》裡已經說的。
今天我們看整理本和手稿原件多有不同，比如說胡適原來寫的「道學家」，整理本裡面成了「道德學家」，還是有一些不同。胡適自己對他的日記很重視，他在抗戰期間曾經把他的日記和一些東西放在天津的銀行，後又由祖望帶到美國去，後來江冬秀又重新帶到臺灣，再後來因為不放心，又運回美國。胡適如此重視自己的日記，《留學日記》卻流出，確實讓人疑惑。我猜大概有一部分原因是，《留學日記》已經出版，其他日記沒有出版，類似於胡適重內容輕版本的收藏風格，比如，他曾用一部明版書與北大圖書館交換一部清代版本的書。
胡適跟亞東圖書館的關係，我之前寫過一篇小的文章，關於胡適在亞東出的第一本書，他翻譯的小說集《短篇小說》，他的出版（交給亞東），我的理解是為了報答汪孟鄒，幫助亞東圖書館。
胡適在留學之初沒有那麼有名，也是逐漸出名的過程，胡適留學期間遇到經濟上的困難，曾經想翻譯一些小說，這最初是王雲五在上海時跟他說過，翻譯既可以提高英文，又可以解決一些經濟問題。他最初第一篇翻譯小說是《割地/最後一課》，發表在《大共和日報》，是靠他在上海的那些關係。《大共和日報》編輯葉德爭，曾是《兢業旬報》編輯。
後來他的發表是汪孟鄒幫助他，當時是約稿，在《甲寅》發表翻譯小說《柏林之圍》，也是都德的小說。胡適跟陳獨秀《新青年》的關係也應該是汪孟鄒聯繫的，還有重要的一點是胡適回國到北大任教是汪孟鄒幫他聯繫的陳獨秀，而且大概他給許貽蓀的信裡說過，他對回國的期望本來沒有那麼高，就是二流的學校或者是當記者。
汪原放致胡適信札
在汪原放的回憶中，亞東圖書館在1913至1918年只出了六七本書，除了章士釗給他們從《甲寅》裡編的《名家小說》，其它主要是一些地圖，發行量很不好，很不景氣。
胡適在1919年的時候，他把《中國哲學史大綱》書稿交給商務以後，集中精力又翻譯了四五篇小說，主要是為了湊足一本小說量給亞東。亞東拿到高興壞了，很快排版發行，發行了很多，包括後來幫他們出第二卷本的翻譯小說，以及標點本白話小說，胡適做了很多考證文字。他跟亞東的關係確實是胡適對亞東做了很多幫助。比如展覽中汪原放1934年給胡適的信，提到亞東遇到危機，想轉讓給商務印書館，這裡面應該也是胡適牽線。
1936年的時候《新青年》前七卷影印讓亞東出，胡適和蔡元培當時都題了詞。這樣的事情有很多，今天的展覽也是反映胡適跟亞東非常密切的關係，我想胡適對亞東肯定有投桃報李的想法。
席雲舒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
重新根據手稿本對照出版的亞東版或商務版，校勘出一個差錯比較少的或者儘量避免差錯的《胡適留學日記》，非常有必要
這套《胡適留學日記》手稿在2015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得振奮。這部手稿本不僅有《歸娶記》、《北京雜記》這些新的內容，我對照了一下原稿掃描件和出版的《胡適留學日記》，其實不只是有刪節，個別的地方胡適在出版的時候也有增補。比如介紹兩個美國人照片的那一頁，手稿上只有一句話，但是出版的《胡適留學日記》裡是一段話，是有增補的。我非常期待能把它們做個完整的對照。
胡適留學期間與友人合照
還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那套《胡適日記全編》，我們非常感謝曹伯言先生做了那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有一個工作就是日記裡的英文做了翻譯。英文的翻譯，前邊有老師提到，最主要的問題出在人名上，有的是外國人有中文名字，很多都是按照音譯來譯的；還有中國人有英文名字，像顧維鈞，胡適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V. K. Wellington Koo，音譯過來就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什麼人。英文人名的翻譯差錯不是一處兩處，整個《胡適日記全編》裡面有好幾百處，甚至可能有上千處。我想，重新根據手稿本對照出版的亞東版或商務版，校勘出一個差錯比較少的或者儘量避免差錯的《胡適留學日記》，非常有必要。
第二點，關於新材料，我這些年一直在做胡適的新材料，當然我關注的都是胡適的英文佚文。這次展出的胡適給汪原放的幾封書信都是新的，還有亞東圖書館的編輯討論《藏暉室札記》出版問題的那些書信，不僅前面各種版本胡適書信集裡沒有，中華書局的《胡適來往書信選》裡面沒有，臺灣中央研究院前年剛出的《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裡也沒有這幾封信，所以這幾封信很重要，這是一個新材料。
丁小明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適研究、特別微觀研究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在此呼籲有關方面能儘量將亞東圖書館遺珍這批文獻流布出版，嘉惠學林。
我們知道近現代學術發展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新材料的發現，亞東圖書館遺珍這批文獻無疑是這樣的新材料，其中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2015年已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次展覽除了留學日記，還有其他新材料，主辦方是否可以考慮把相關文獻做一個「原色的出版」，讓學界除了在座的學者之外，其他研究者也能有分享或者第一時間看到新材料。
大家都提到胡適《藏暉室札記》到《留學日記》整個出版過程，現在大家看到的，大多還是以整理本的《胡適留學日記》為主。事實上，手稿本跟整理本之間還有一個謄清本，這個謄清本在華師大。我想從手稿到謄清本再到最後整理本，如果能有這麼一個團隊來做完整的校對和整理，將整個過程還原出來，對胡適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將是極大的貢獻，這可以說是 「胡適研究的再出發」。
再者，前面幾位學者提到除了《留學日記》，現在看到其他材料可以跟《留學日記》進行互證，特別是跟亞東圖書館這批相關文獻進行互證，可以看到胡適除了《留學日記》以外，他的《文存》出版跟亞東圖書館也有直接的關係，比如汪原放的四通信跟這個都有關係。這四通信我有整理並且已寫文章，可能會今年發出來。我的體會是胡適研究從宏觀上看也許目前沒有太大的空間，但是新材料的發現和微觀研究方面，還是大有可為的。
胡適致汪原放、章希呂信札
1922年寫本
一通一紙 水墨紙本
19.5×27cm
舉一個例子：胡適寫給汪原放的第二通信是討論了一個細節，就是關於《胡適文存》（第三版）的修改，其中修改了胡適《國語文法概論》一文中的內容。胡適《國語文法概論》這篇文章是跟一位叫陳承澤先生爭論的，陳承澤認為胡適的比較文法不對，用西方文法來比較中國文法是不對的，中國文法有一套體系，不需要用西方的概念來衡量，胡適跟陳承澤有一個爭論，他認為陳承澤的這一認識比較偏頗，他認為文法有共通的東西。但是他在三版前跟汪原放的通信提出要修改這篇文章，究其由，是因為陳承澤1922年剛剛去世，胡適在致汪原放的信中有一個對陳承澤的評價，認為陳承澤是一個可佩服的學者，並且自我檢討，他覺得前面跟陳承澤的爭論裡面有用詞不恰好，他提出修改，這裡我們把三稿跟前面的版本對比以後發現修改蠻大。
當然，胡適了不起的地方還在於是他很坦蕩，他《國語文法概論》三稿的中加了一個案語，來說明他為什麼修改這篇文章，其中也談到跟陳的交往、對陳的認識及改變。可以說，正是這通信札及相關信息的指引，使我有幸進入胡適與亞東圖書館的這個歷史現場中，在這個現場中，不但能看到胡適跟亞東圖書館的互動，還能看到胡適的人品和品德。
我想這就是新材料所帶來的意外收穫，以此推之，我以為胡適研究、特別微觀研究還是有很大的空間，所以，在此呼籲有關方面能儘量將亞東圖書館遺珍這批文獻流布出版，嘉惠學林。
秦素銀
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研究室副主任
胡適是中國現代標點符號的創設人，現在看到日記手稿本，我們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使用他擬定的標點符號的
剛才好幾位老師都提到《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版的價值，我也非常贊成。我想就利用手稿本研究的例子談一下手稿本的價值。
胡適是中國現代標點符號的創設人，據胡適1914年7月29日記，胡適決定從當天起凡作文都加上標點符號，並參考中國舊式的標點符號與西式標點符號擬定了幾種句讀符號並規定了句讀符號的用法。我之前很希望看到他是怎樣使用標點符號的，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去做。但我們通常看排印版日記是無法看到他是如何使用標點符號的，因為出版的時候日記被加入了後來通用的標點符號，他當初如何使用標點符號這一信息被抹掉了。
現在看到日記手稿本，我們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使用他擬定的標點符號的。我今天看到手稿本，看到胡適確實是像他所說，1914年7月29日之前日記是沒有標註標點符號的，但從7月29日起開始標註他自己擬定的標點符號（見圖一）。
圖一1914年7月29日胡適日記手稿
胡適擬定的標點符號中，有一個符號比較特別，新式標點符號確立後沒有再使用的，就是地名國名旁加雙直號，我們在胡適手稿本中可以看到胡適多次使用雙直號（如圖二），我個人為認為這可以作為鑑別胡適手稿真偽的一個證據。
圖二1914年8月20日胡適日記手稿
胡適在使用標點符號的過程中，應該還會有一些變化，這對於研究標點符號這一工具是有重要意義的，這些只能在手稿本中才看的出來，這也是手稿本的價值之一。
唐娒嘉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歸娶記》的研究對我們理解胡適的情感問題、婚戀觀等等提供一個更為生動的視角與思路。
首先我想先談一下從《藏暉室劄記》到《胡適留學日記》更名的問題。胡適的摯友許怡蓀曾抄錄編選出部分《藏暉室劄記》，1916-1918年在《新青年》上連載。「藏暉室」即是胡適留美時期的書房名。1939年亞東圖書館在整理重排的時候，為了紀念他英年早逝的亡友許怡蓀，胡適沿用了《藏暉室劄記》舊名，沒有修改。
但是1947年商務重印時胡適在《重印自序》中做出了這樣的說明，他向來是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某某氏、某某齋的署名，他認為這是一種文人的故習、舊習慣，需要去修正，他很懊悔自己遷就舊習慣，因此將《藏暉室劄記》舊名改成《胡適留學日記》。我觀察到因為商務印書館1947年重印時是經胡適接洽，直接從亞東圖書館獲取的舊紙版，儘管書名改了，書頁頁次還是用的「藏暉室劄記」。
自商務印書館1947年重印後，《胡適留學日記》之名基本得到確立，之後臺灣商務印書館、上海書店、安徽教育出版社、嶽麓書社等多次再版重印都用的是《胡適留學日記》之名。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據這部《手稿本》進行了仿真還原印製，我們從影印手稿本中可以看到相當多豐富的材料，其中保存了400多件中英文剪報、照片、殘存的草稿的夾頁等。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一套十八冊,1912-1918年作, 12×22cm（每冊尺寸）
另一個感興趣的地方是我發現從卷三開始每一則札記都附有小標題，我當時很疑惑這些標題是胡適自己擬好還是許怡蓀替他添加的，還是30年代整理重排的時候添加的。我就去查證了《新青年》連載的節選摘錄的《藏暉室劄記》，發現許怡蓀編選的時候沒有小標題，看了日記手稿之後確定胡適寫作札記時是沒有擬寫題目的，小標題應該是1930年代整理重排時添加的。
我有關注到耿先生給手稿本寫序的時候提到過30年代的時候由胡適的同鄉亞東圖書館的編輯章希呂為了整理和抄錄《藏暉室劄記》的手稿，1933年11月專程從上海來到北平，住進了胡適的家裡，我就去查閱了一下章希呂的日記，現在查證到的是章希呂在1934年1月5號日記當中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記載，他說看藏暉室札記卷三以前兩卷是日記，三捲起是札記，須編、標題較費事。從那兒以後有零星的記載過相關細節，說他整理抄錄日記手稿編標題，耗去了差不多8個月的功夫。一直到1934年7月4日他在日記中記錄其完成了《藏暉室劄記》十七卷的抄寫工作，此書約40萬字。而章希呂的謄抄本，胡適事實上還有做過修改。因此手稿本、謄抄本和出版本之間的衍生與變化就頗值得考辨與玩味，這也是我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個方面我想談一談《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價值的問題，日記手稿雖然私人性和個性化很強，但是作為一種私人史料並非意味著不和時代歷史發生聯動，很可能恰好可以起到對主流歷史敘事的一種補充，甚至形成某種有趣的張力。胡適在1918年3月22號在寫給許怡蓀的信當中曾經抱怨過，對《新青年》的編輯們不能理解自己日記札記價值的無奈，從中也能看出胡適不僅僅是將自己的札記限定和界定為私人領域的內容。
《胡適留學日記》和《魯迅日記》在風格和書寫體例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魯迅日記》甚為簡要，主要是記帳式的，包括所有的往來贈與、銀錢的出入記載甚小，但是極少涉及他內心的所思所想，而胡適卻賦予了他的札記很重的思想史的意義和心靈史的價值。他認為他的留學日記寫出了一個中國私人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還有他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記錄了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他思想途徑還有演變的痕跡。
而日記作為胡適有意識並且有目的地堅持了畢生的寫作方式，蔓延和勾連著他諸多的文化價值觀和思想命題，胡適日記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為文學革命領袖以及學者胡適的一個生成的前史，1930年代胡適通過撰寫《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以及《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等諸篇文章，著意建構出以他個人的生命史為中心邏輯的文學革命發生史論述，他非常有意地將他文學革命前史的延長線推伸到了他的留美時期，所以作為集中記錄胡適留美生活經歷和思想痕跡的《胡適留學日記》一定程度上具備了思想草稿的意義；而另一方面手稿作為原始文獻所蘊藏的文獻價值是非常豐富的，因為有時候排印本會做一些刪減，沒有辦法完整地保存信息，比如說胡適其實非常愛在日記當中貼剪報，比較遺憾的是這些剪報信息大部分都沒有能夠在出版本中得到重現，所以作為原始文獻手稿本的珍貴可見一斑。
我發現梁實秋先生就有注意到胡適愛在日記當中貼剪報的習慣，在《懷念胡適先生》這篇文章當中曾經寫過他和徐志摩兩個人一起在胡適的書房翻看《胡適日記》的一些情形，他發現胡適的日記除了私人記事之外每天會貼剪報，包括各種新聞在內，篇幅多的驚人，兼具了時事資料的匯集，可以說是他的日記的一大特色。因為我正在做有關《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本》的相關研究，據我的觀察其日記中的剪貼材料主要包括剪貼報、攝影作品、書信粘貼這三種主要形式，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做過多展開了。
第三方面，我想通過日記和札記的體例之變，談一下《胡適留學日記》當中的兩副筆墨問題。
胡適曾經在《藏暉室劄記》的自序當中言及，這十七卷札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的日記和雜記，明確指出了其留學日記包含日記和雜記兩種不同文體，彰顯了其清醒且自覺的文體意識，而這種兩副筆墨的文體意識在他記日記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只是變換了多個不同的提法，有的時候用札記，有的時候用劄記，有的時候用雜記，儘管多處變換能指，卻共同分享同一所指。
觀察《胡適留學日記》可以很明顯的意識到這種體例、書寫風格上兩種不同的差異，他在1911——1912年底所記的日記主要側重於一些上課、讀書心得、日常見聞，而1914——1917年的這些日記雖然每篇還是明確標示時間，卻多是思想碎片、文學主張、觀劇心得、論文、講演的一些梗概，時間性並不詳，內容上近乎於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胡適這種筆墨的調換、帶有記述重點的轉換始於1912年底，這一年12月16日日記當中有過這樣的記載，他說自此以後，有事值得一記則記之，否則略之。自今日為始，凡是最終所載須具下列各種性質之一：一是凡關於吾一生行實者；二是論事之文；三是記事之有重要關係者；四是遊記所見；五是論學之文。他在1913年2月6號寫給許怡蓀的信中也提及了這件事，他說前四五十日為生平最忙之時，公私交迫，日記亦廢。現擬廢日記為札記，有事則記之，無事則不著一字。
他的這封書信為我們理解他從日記轉向記札記的行為選擇提供了一重解釋。因為公私交迫導致他無暇每日寫日記，所以選擇轉為更便宜的有事則記的札記文體。從《藏暉室札記》第三卷開始，就由記身邊瑣事和日常經歷的日記轉為了「有事則記，有所感則記，而且著述亦記之……」的一種札記文體。而胡適對於日記和札記文體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認識，不僅限於中國傳統文體的體式差異，他注意到在英文當中也存在著日記和札記之別，有明確的提示說逐日記曰Diary，或曰Journal。劄記曰Memoir。述往事曰Reminiscences。自傳曰Autobiography。顯然在他看來日記和札記是各自承擔著不同的文體功用的。藏暉室札記的前兩卷主要是日記形式，他說他記日記最初只是為了做自己記憶的幫助，主要側重是對自己生活經歷的記錄，也帶有供友朋傳觀的意圖，這個時候的胡適並沒有，未脫傳統士大夫私下觀摩、交流創作的傳統惆悵模式。
而他最後三年1914-1917年，胡適逐漸萌生了記錄自己思想發展的自覺意識，記札記對於他而言成為了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更重要的是札記的內容與形式也所涉甚廣，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寫信、談話、演說、作文，胡適認為統統都可以記錄到札記當中，他正是希望通過記札記這樣一種方式來分析辨難，從而幫助他形成某種有統系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寫作札記是帶有發表的欲望與訴求的，這和他最初止於自我記憶和友朋傳觀的初衷不太一樣，因此記錄日常瑣事和私人交際的日記文體顯然必須隱退，因為讀者發生了轉換，不再局限於二三知己好友，而是面向更廣大的公眾的讀者群來寫作的。胡適在留美的時候曾經節錄過數則《藏暉室劄記》在《留美學生季報》1939年第三卷第一期和第三期上發表，而與此同時還多次從海外寄給許怡蓀札記，在書信當中多次強調他對札記思想價值的看重，而許怡蓀對胡適的意圖顯然也是心領神會，他也費心將其重新整理抄錄，當胡適還在國外忙於博士論文寫作的時候，《藏暉室劄記》就已經在新青年1919年第二卷第四期上開始斷續連載了。
而胡適寄給許怡蓀觀覽也帶有一種互相切磋和討論的用意，他說：「足下讀完之後，如有所見，豈質直相告。」可以看出胡適他通過這種方式來徵求友人意見，看重這種往來探討和對話互動的價值，而以記札記的方式留存思想草稿，也有助於他形成有統系的思想。胡適摘錄了相當多他和友人往來論學的書信內容，尤以1915-1916兩年間最為頻密，如1915年9月17日的札記《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1916年2月3日的《與梅覲莊論文學改良》、《論譯詩寄陳獨秀君》，1916年2月10日的《叔永答餘論文學改良書》、1916年7月13日、7月22日、7月29日等等還有相當多他與任叔永、朱經農往來信札的摘錄，他正是希望藉助和友人的對談辯論、通過在札記中記錄友人對自己的觀點駁斥從而進行自我辯難和不斷地清理，從而釐清他的文學革命主張與具體方案。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第十七冊《北京雜記》（局部）
最後我想談一下關於新史料的問題，剛剛發言的多位老師都提到手稿本除了《藏暉室劄記》之外還發掘和出土了胡適歸國之初所記的兩冊日記《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的重要價值。在《歸國記》1917年7月10日結束之後，我們看到的胡適日記一下子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這之間其實有兩年的空白，而這兩年恰好又是胡適他倡導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極為重要的關鍵時期，所以《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的重見天日對胡適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
而《北京雜記》（一）主要是記錄胡適1917年9月11日到11月30日的日記，時間段是胡適在歸國之後回家探親繼而返京、尚未完婚時的一段時光，而《歸娶記》記錄的則是他1917年12月16日到1918年2月21日這段時間的日記，是他回鄉完婚再從家中返京的這段時間。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歸娶記》（局部）
《北京雜記》（一）所記內容比較繁雜，多是他的讀書心得和論學片斷，但其中很重要的是他在日記中補錄了兩首有關江冬秀推拒、未婚夫婦未得見面的白話詞。胡適的婚事也構成了《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的核心關切，特別是《歸娶記》，幾乎完全是圍繞胡適的婚事展開，小到他婚禮的座次、具體的流程都一一可查。而胡適他是有意的將改革婚禮這種舊俗當作他思想革命的重要實驗之一種。
所以考察胡適的婚禮，以及胡適的婚戀觀對於理解他這一時期的思想觀念是很有幫助的。胡適的情感婚戀問題非常複雜，《歸娶記》的出土使得我們獲得了重新探討胡適與江冬秀的關係、重新審視江冬秀形象的可能路徑。
胡適對江冬秀在婚禮上的表現，他婚後陪江冬秀歸寧的一些細節，他在返京的途中為江冬秀所做的《生查子》詞以及他所寫的《新婚雜詩》組詩初稿（和他後來在《新青年》發表時候是有出入和調整的），在《歸娶記》當中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載，所以我覺得對《歸娶記》的研究對我們理解胡適的情感問題、婚戀觀等等提供一個更為生動的視角與思路。
原標題：《最全本《胡適留學日記》手稿現身，如何完整重現百年前青年一代家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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