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作為上世紀著名的殺人罪犯，李奧波德、勒伯兩人成為了後世許多心理學家、病理學家研究的案例。其後，他們的故事也被改編成多部小說、音樂劇、電影、電視劇。其中最經典的作品當屬1948年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執導的電影《奪魂索》（Rope）。
說起李奧波德，也可謂天才了：19歲就已經通曉了15種語言（後來終其一生共學會27種語言），精通鳥類學，也研究數學、哲學，人們很難將這樣的一個人和殺人兇手劃上等號。當然，這個案件的特殊性也在於媒體關注的以下幾點：同性伴侶，精英階層，謀殺的藝術，以及尼採的超人哲學。
和意外死於獄中的勒伯不同，李奧波德於33年鐵窗生涯後獲得假釋，此後他避居在波多黎各，還娶了當地一位經營花店的寡婦為妻，1971年心臟病發去世。李奧波德死後，將其器官捐贈，遺體供研究使用。
文/Simon Baatz
譯/安德烈
校對/大藥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leopold-and-loebs-criminal-minds-996498/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安德烈在利維坦發布
納森·李奧波德（Nathan Leopard）。圖源：NY Daily News
納森·李奧波德（Nathan Leopard）的心情非常糟糕。1923年11月10號的晚上，他驅車載著朋友和愛人理察·勒伯（Richard Leob），從芝加哥出發去密西根大學。這趟路總共要花6個小時，到達密西根大學後，兩個人準備把勒伯曾經待過的兄弟會Zeta Beta Tau（前身是一個猶太教兄弟會，20世紀中期去除了宗教信仰限制）洗劫一空。結果事倍功半，他們只搞到了80美金零錢、幾塊手錶、一些小刀和一臺打字機。在回芝加哥的路上，李奧波德一直在發牢騷，吵個不停。他痛苦地抱怨著，他們的關係太一邊倒了：自己總是加入勒伯的冒險，而勒伯總是似有若無地在和自己保持距離。
最終，勒伯向李奧波德再次保證自己感情的忠誠，安撫了他的抱怨。在他們繼續沿著鄉間小路向芝加哥開去的時候，勒伯開始討論他想要實現完美犯罪的想法。他們一起犯下了幾起盜竊罪，還縱過幾場火，但他們的罪行都沒有見報。勒伯想犯下一起讓全芝加哥的人都討論的罪案。還有什麼比綁架、謀殺一個孩子更能引起轟動的呢？
如果他們可以向孩子的父母索要到贖金，那就更好了。既能獲得贖金，又能成功逃脫抓捕是一項困難而複雜的任務。勒伯聲稱，綁架一個孩子是大膽之舉，並且沒有人會知道綁架者究竟是誰。
李奧波德和勒伯在1920年的夏日相遇。這兩個男孩都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個純猶太社區肯伍德長大。李奧波德是個傑出的學生，15歲時就已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他還以業餘鳥類學家的身份小有名氣，在美國本土鳥類學核心期刊《海雀》（The Auk）上發表了兩篇論文。李奧波德來自一個富裕、有名望的家庭，父親是一位精明的商人，除了繼承下來的航運公司外，還在鋁罐和紙盒製造上撈到了第二桶金。1924年，李奧波德19歲，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法律；每個人都認為李奧波德會有傑出、體面的事業。
理察·勒伯。圖源：NY Daily News
18歲的理察·勒伯同樣來自一個富有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美國第二大零售商西爾斯·羅伯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的副總裁，擁有約1000萬美元的財產。勒伯家一共有4個男孩，他是第三子，14歲從預備高中畢業，同年被芝加哥大學錄取。但他的大學經歷並不愉快。勒伯的同學都比他大幾歲，在班裡他只能獲得中等成績。大二結束時，他轉到密西根大學，在那裡，他仍然是一個將更多時間花在大牌和讀廉價小說的平庸學生。在安娜堡的歲月裡，他成了酒鬼。儘管如此，他還是成功地從密西根大學畢了業，1924年，勒伯回到芝加哥，繼續在芝加哥大學裡修習歷史學的研究生課程。
1923年秋天，勒伯回到芝加哥後，這兩個年輕人的友誼再續前弦。他們看起來沒什麼共同點——勒伯性格外向，喜歡社交；李奧波德冷漠厭世——但他們很快成為了親密的夥伴。李奧波德對勒伯了解越多，他就越喜歡這個男孩。勒伯有著不可思議的完美外表：身形瘦削但健美，高個子，一頭金棕色的頭髮、幽默的眼睛和突然、讓人著迷的微笑；並且他有著一種隨和、開放的魅力。勒伯經常會沉迷於毫無目的並且具有破壞性的行為——偷車、縱火以及打破商店的櫥窗——這些事都沒有削弱李奧波德對勒伯的熱烈渴望。
勒伯熱衷於玩危險的遊戲，並且總是主動尋求更高的風險。破壞行為讓他感受到強烈的興奮。在冒險中有李奧波德這個忠實的夥伴也讓勒伯感到愉悅；這個崇拜的他的夥伴強化了勒伯眼中自己犯罪大師的形象。李奧波德也是個惹人煩的自大狂。他有個令人討厭的嗜好——吹噓自己所為的成就——聽他空洞、虛偽地吹噓自己會說15種語言，大多數人很快就會感到厭煩。
李奧波德還對弗裡德裡希·尼採（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學理論有一種乏味的痴迷。一談起神秘的「超人」，李奧波德就停不下來了，因為他自認為自己就是超人，游離於法律之外，超越了任何可能約束普通人行為的道德準則。李奧波德聲稱，對於超人來說，如果謀殺帶給他快樂，那麼這種行為同樣是允許的。這種情況下，道德並不適用。（譯者註：尼採認為上帝已死，要對一切傳統道德文化進行重估，超人具有不同於傳統的和流行的道德的一種全新的道德，是最能體現生命意志的人，是最具有旺盛創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強者。）
兩名被告：納森·李奧波德（左）及其愛人勒伯（右）承認自己僅僅是出於犯罪的興奮感而綁架並殺害了鮑比·弗朗克斯。圖源：Underwood＆Underwood / Corbis
李奧波德不反對勒伯綁架孩子的計劃。那個冬天，他們用了很長時間，待在一起討論犯罪和計劃的實施細節。他們決定將贖金定在1萬美金，不過，怎麼才能拿到這筆錢呢？經過幾次三番的論證，他們想出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計劃：他們會引導受害者的父親坐上開往芝加哥南的火車，當車在密西根湖西部的高架軌道上時，把裝著錢的包裹從車上扔下。他們則在橋下的車裡等待；一旦贖金落地，他們就抄起包裹，逃離現場。
1924年5月21日的下午，李奧波德和勒伯駕著租來的車緩慢地圍著南芝加哥的街道行駛，尋找可能的受害者。在肯伍德附近行駛了2小時後，下午5點，兩人正準備將綁架行動推遲到另一天。但是正當李奧波德沿著埃利斯大道向北開時，坐在後座的勒伯突然看到了他的表弟鮑比·弗朗克斯（Bobby Franks）正在馬路對面向南走。勒伯知道，鮑比的爸爸是一個富有的商人，完全能夠付得起贖金。他拍拍李奧波德的肩膀，示意他，受害者已經找到了。
李奧波德掉了個頭，沿著埃利斯大街開，慢慢地追上鮑比。
「嘿，鮑比，」勒伯從車後座的窗戶往外喊。男孩輕輕轉過身，看到一輛威利斯-騎士（Willys-Knight，悍馬廠家的前身Willys-Knight生產的汽車）停在路邊，勒伯身子探向前，打開副駕駛的車門。
「你好啊，鮑比，我可以載你一程。」
男孩搖了搖頭，「不用啦，我走回去就行。」
「快點上車，能不能跟我說說你昨天新買的網球拍怎麼樣，我想買一個送給我哥哥。」
鮑比朝著車走過來，他就站在車邊上，勒伯從開著的車窗內看著他。鮑比已經離車很近了，勒伯本可以抓住他然後把他拉進車裡，但他繼續和鮑比說話，希望能說服這個男孩自己爬進前排。
鮑比踏上了車側邊的踏板，前排的乘客車門開著，邀請他坐進來……然後鮑比突然自己滑進了前排座椅，挨著李奧波德。
勒伯用手指了指同伴，「你認識李奧波德嗎？」
鮑比向旁邊瞥了一眼，接著搖了搖頭，「不認識。」
「不介意我們帶著你繞著街區轉轉吧？」
「當然不。」鮑比在座位上轉了個身；他衝著自己的表兄毫無戒備、天真無邪地咧嘴笑著，準備和他聊聊昨天比賽中贏得勝利的趣事。
車子在埃利斯大道上慢慢加速。當它駛經49號路時，勒伯摸索著旁邊的座椅，尋找那把鑿子。他們已經將鈍的一頭裹好了膠帶用來當手柄。勒伯感覺到鑿子就在他手裡，並握緊了它。
勒伯在車裡將自己的表弟鮑比·弗朗克斯殺害，並且將屍體扔在了一個下水道排水口處。圖源：Corbis
在第五十大道，李奧波德駕車左轉。當車轉方向時，鮑比的目光從勒伯身上移開，向車前方看了一眼。
勒伯越過座位，用左手從後面抓住男孩，捂住他的嘴防止大聲喊叫，握住鑿子用力地擊打下去——鑿子嵌進了男孩的後顱骨。勒伯再次用盡全力將鑿子砸進了男孩的顱骨裡——但是鮑比仍舊是有意識的。受害人已經在座位上轉了半圈，臉面向勒伯，拼命舉起手臂，似乎是保護自己免受打擊。勒伯用鑿子又敲了兩下，但鮑比一直在掙扎。
第四次重擊導致男孩的前額出現了一個大洞。傷口裡的血流的到處都是，淌到座位上，濺落在李奧波德的褲子上和車上。
搞不明白，勒伯心說，鮑比怎麼還有意識。這四下能放倒他嗎？
勒伯走下車，突然把鮑比從前座拉起來提溜到後座，把一條破布死命塞進鮑比的喉嚨，要多使勁有多使勁，然後撕下一大塊膠帶封住他的嘴。
終於，男孩的呻吟和哭喊聲消失了。勒伯鬆開了用力勒緊的手，鮑比從他的腿上滑下來，臥倒在他腳邊。
李奧波德和勒伯原本計劃著實施一場完美的犯罪，但是他們在芝加哥以南幾英裡的一個偏僻的下水道排水口處理屍身時，李奧波德的眼鏡從外套中滑出，掉在泥地裡。回到市區後，李奧波德將勒索信扔進了郵筒；弗朗克家會在第二天早上8點收到它。第二天，一名路人發現了屍體並報了警。弗朗克的家人確認了受害人的身份就是14歲的鮑比。對於李奧波德和勒伯來說，完美的犯罪計劃已經土崩瓦解，現在沒時間多考慮設法拿回贖金的事情了。
勒索贖金的信件。圖源：Underwood＆Underwood / Corbis
警方在現場發現了受害者的腰帶。圖源：Corbis
在案發現場找到的李奧波德的眼鏡（因為眼鏡上那種昂貴的鉸鏈裝置，當時全芝加哥只有包括李奧波德在內的3人擁有，因此很容易破案）。圖源：Corbis
州檢察官羅伯特·克勞伊，1924年7月23日。圖源：gettyimages
通過對李奧波德的眼鏡的追蹤，州檢察官羅伯特·克勞伊（Robert Crowe）能夠判定李奧波德和勒伯的作案嫌疑最大。
謀殺案發生的10天後，5月31日，兩人均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並向州檢察官坦白並詳細描述了殺害鮑比·弗朗克斯的詳細過程。
警方很快順著送到鮑比·弗朗克斯家的綁架勒索信查到了李奧波德的安德伍德打字機。圖源：chicagology
克勞伊向媒體吹噓，這將是「有史以來，大小陪審團遇到的情節最完整的案件」，而且被告們一定會被吊在絞刑架上。李奧波德和勒伯已經認罪，並向警方出示了證明他們犯罪的關鍵證物——用來寫勒索信的打字機。
克勞伊很快意識到，審判將會引起軒然大波。納森·李奧波德承認他們謀殺鮑比純粹是為了從謀殺中獲得興奮和激動的體驗。（「對知識的渴望是非常值得讚揚的，無論是否可能會對他人造成極度的痛苦與創傷，」李奧波德對一位報紙媒體記者如是說。「一個6歲的男孩把蒼蠅的翅膀拽下來是合理的，因為如果這麼做，他就會知道蒼蠅沒有翅膀會很無助。」）兩名被告的財富、智力水平、家族在芝加哥範圍內的高聲譽和殺人犯的無常本性——這些因素的結合讓李奧波德和勒伯成為庫克縣歷史上最引人關注的罪犯。
該圖顯示了李奧波德與勒伯供認的行兇路線。圖源：chicagology
克勞伊還發現，他有機會將這起案子變成自己的政績之一。他當時45歲，從1920年開始，他一直任刑事法庭的首席律師，已經擁有了輝煌的職業生涯，同時，他也是庫克縣的州檢察官。克勞伊是共和黨的領先候選人，大有機會贏得明年芝加哥市長的選舉。他如果能把李奧波德和勒伯因為對一個孩子犯下的罪行送上絞刑架，毫無疑問，將會得到民眾的支持。
的確，公眾對於這場審判的興趣不僅僅出於對案件可怖細節的的震驚。在過去的幾年裡，全美國都經歷了公共道德的巨變。現在，婦女們可以剪短頭髮、抽菸、喝琴酒、穿短裙；性無處不在，年輕人們饑渴地利用著他們的新自由。以專注工作、自律和自我否定為中心的傳統觀念已經被崇尚自我放縱的文化取代。那麼對保守人士來說，還有哪一件事比慘絕人寰的鮑比·弗朗克斯能更好地說明這種轉變的危險所在呢？福音派傳教士比利·桑代（Billy Sunday）在前往印第安納州時途經芝加哥，曾警告信徒，這場謀殺可能是「道德上的烏煙瘴氣，汙染著我們中『年輕的知識分子』。現在，嘲笑上帝在高等教育界成為了時尚……早熟的大腦、淫穢的書籍、異教徒的思想——這一切都是這場謀殺的幫兇」。
律師克拉倫斯·丹諾為二人謀殺14歲少年鮑比一案做出庭辯護。圖源：NY Daily News
不過，克勞伊雖然有憤怒的民眾支持，但他在法庭依舊面對著令人生畏的對手。兇手的家人為已經認罪的二人聘請了克拉倫斯·丹諾（Clarence Darrow）作為辯護律師。到1894年之前，作為一位聰明的演說家、精明的律師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丹諾已經在庫克縣名聲顯著。一年之後，他成功為社會主義勞工領袖尤吉尼·戴博斯（Eugene Debs）辯護，駁斥了由一次罷工引發的，來自普爾曼豪華汽車公司（Pullman Palace Car Company）的陰謀指控，幾乎成為全縣最著名的律師。克勞伊也直接領教過丹諾的能力。1923年，丹諾在著名的共和黨政客弗雷德·魯丁（Fred Ludin）的腐敗案庭審中羞辱過克勞伊。
就像克勞伊一樣，丹諾知道，他也許可以讓李奧波德和勒伯一案成為自己的成就。丹諾一直在強烈地反對死刑；他認為，死刑是一種野蠻並且充滿了復仇性質的刑罰，僅僅為了取悅暴民。本次案件的庭審會為他提供種說服美國公眾的證據，讓他們相信死刑本不該列入現代司法體系中。
20世紀早期新興的科學觀念對丹諾反對死刑的觀點有了極大的啟發。「科學和進化論告訴我們，人類是一種動物，是一種比其他動物略微高等一點點的動物；因此人類也在普適於宇宙大環境的自然法則的管控之下，」1915年，丹諾在《人人》（Everyman）雜誌上發表了以上觀點。他發現，動力精神病學（dynamic psychiatry）領域的研究成果能夠證實自己的觀點，這些研究成果強調了嬰兒時期的性衝動和無意識衝動，並且否認人類可以自由選擇及合理安排自身的行為。比起由自由意志支配，人類行為更像是童年經歷在成年生活中的反饋和表達。因此，丹諾提出，如果個體的行為早已註定，他們怎麼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呢？
前排從左至右：納森·李奧波德，克拉倫斯·丹諾，理察·勒伯。圖源：chicagology
內分泌學——對於腺體系統的研究——是另一種新型科學，似乎否定了個體責任的存在。當時已經有幾項科學研究顯示，某些激素分泌過量或不足對患者的身體和精會產生改變。腺體的活動會導致伴隨生理症狀的精神疾患。丹諾認為，犯罪是醫學問題。法院應當在精神病理學的指導下放棄死刑，並且為犯人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
這樣的論點對於克勞伊來說簡直就是詛咒。還有哪種鬼扯的哲學比丹諾的這種論調更能破壞社會和諧嗎？芝加哥的犯罪率已經比以往高很多了，這個時候丹諾還要廢除死刑。克勞伊認為，犯罪率的下降只能靠更嚴苛的法律程序。罪犯應對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並且遭受刑罰完全是罪有應得。一場史詩級的法律之戰即將拉開帷幕。
儘管如此，丹諾在法庭辯護策略上要承擔非常大的壓力。他要如何為自己的客戶辯護？他不能辯稱自己的客戶是清白的，因為他們自己都已經親口承認了犯罪過程，並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州檢察院存在脅迫或逼供的可能性。丹諾會通過證明二人有精神病來做無罪辯護嗎？這樣同樣是一個左右為難的困境，因為李奧波德和勒伯都意識清醒、表達連貫。在伊利諾州，法院承認具有效力的精神測試是能不能分辨對錯的關鍵，從這個標準上來看，兩名嫌疑人都是正常人。
《芝加哥新聞日報》頭條。圖源：國會圖書館
1924年7月21日是李奧波德和勒伯殺人案的開庭日，約翰·卡維利（John Caverly）法官示意雙方律師提出動議。丹諾要求法官制定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裁定被告的精神是否正常。裁定的結果可能會讓審判變得沒有必要：如果委員會判定李奧波德和勒伯的確瘋了，卡維利可以使用自己的主動權，將二人送進精神病院。
辯方也有可能要求法庭分別傳訊每一位被告。然而，丹諾已經向法庭闡述了他的觀念，那就是這場殺戮是兩名被告相互影響對方的結果。因此，辯方也沒有露出要求分開傳訊的跡象。
先驅者日報社關於審判的頭條新聞。圖源：國會圖書館
丹諾也不太可能要求法官將庭審日延遲到原定日期（8月4日）之後。卡維利擔任刑事法庭大法官的任期將在8月底到期。如果被告要求繼續上訴，新任大法官雅各布·霍普金斯（Jacob Hopkins）可能會指派另一名法官來審理此案。但是卡維利是當時聽審案件的法官中思想最為自由的一位；他從來沒有主動判處被告死刑；而對於辯方來說，請求庭審延期意味著可能會將卡維利扔下，這樣的策略是愚蠢的。
丹諾還可能會提出一項動議：將這一案件從庫克縣刑事法庭上移走。綁架事件剛發生不久，李奧波德就駕著租來的車輛橫穿洲際公路，來到了印第安納州的轄區內。也許鮑比死在了伊利諾州以外的地方，因此，謀殺案並沒有發生在庫克縣的管轄範圍內。但是丹諾已經聲明，他不會要求改換法庭，在任何情況下，克勞伊仍然能夠以綁架罪指控李奧波德和勒伯，並有希望能讓送他們上絞刑架。
丹諾沒有選擇以上這些策略中的任何一個。9年前，在另一起不是特別著名的案件中，丹諾曾經為羅素·帕西克（Russell Pethick）辯護，這名嫌犯被指控謀殺一位27歲的主婦和她未成年的孩子，而他成功使法庭因為被告的精神疾病給他減了刑。現在，他會在納森·李奧波德和理察·勒伯的案件中再次使用同樣的策略。他向卡維利陳述，自己的客戶的確謀殺了鮑比·弗朗克斯，但是他希望法庭在定罪時考慮三個減刑因素：兩名被告的年齡、認罪態度和精神狀況。
李奧波德（下）和勒伯的入獄照。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這是一步明智的好棋。通過讓犯人認罪，丹諾避免了陪審團的裁決。卡維利現在可以主持一場聽證會來決定刑罰——輕至14年監禁，重至死刑。很明顯，對於丹諾來說，在一名法官面前辯論要比對著12名容易被社會輿論和克勞伊的煽動性言論影響的陪審員辯論要有利得多。
丹諾已經扭轉了庭辯的方向，他不用再為了讓李奧波德和勒伯免於死刑辯稱兩人精神錯亂了。現在，他只需要說服法官，兩人在精神上是病態的——一種醫學狀況，完全不與精神錯亂等同，也沒有什麼共性——以此來減少他們的刑罰。只需要將絞刑減輕至無期徒刑，丹諾就算贏得這場官司了。
因此，1924年7月到8月期間，精神科醫生展示了他們的診斷證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主席威廉姆·阿蘭森·懷特（William Alanson White）向法庭陳述，李奧波德和勒伯兩人都在兒時因為家庭教師經歷過精神創傷。勒伯長在一個嚴苛的家庭環境中，為了逃脫懲罰，除了向家人撒謊，沒有別的選擇。因此，至少在懷特證詞成立的前提下，他已經被迫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他認為自己擁有本世紀最偉大的罪犯頭腦，」懷特做出論證，「控制著一個聽他調遣的大型犯罪團夥；甚至有時他想像自己臥床不起，但因為他優秀而聰慧的頭腦……以至陰間的鬼怪也會找到他、詢問他的意見、聽他的指導。」李奧波德同樣受到過創傷，在很小的時候就和自己的家庭教師有著不正當的性關係。
其他的精神病學專家——《個人犯罪》（The IndividualDelinquent）的作者、紐約研究生院和醫學院（New York Postgraduate）的精神病學教授威廉姆·希爾裡（William Healy）——證實了兩個男孩的幻想生活都生動而又豐富。李奧波德把自己看作一個強壯有力的奴隸，在主人的支持下，單打獨鬥去解決爭端。每一種幻想之間彼此交織。勒伯在實現自己成為犯罪集團首腦的幻想的過程中，需要為自己的犯罪行為尋找一個觀眾，並且欣然招募了李奧波德這個心甘情願的參與者。李奧波德需要扮演一個強大君主的奴隸——有誰比勒伯更能當他的王呢？
克勞伊同樣為了起訴聘請了著名的精神病學專家。這些人中有來自美國神經醫學協會（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休·派屈克（Hugh Patrick）、《精神錯亂與法律：論法醫精神病學》（Insanity and the Law: A Treatise on Forensic Psychiatry）的作者威廉姆·克羅（William· Krohn）和哈羅德·辛格（Harold Singer）以及西北大學精神疾病和醫學法理學教授阿齊博德·徹爾馳（Archibald Church）。這4名專家都論證，李奧波德和勒伯沒有任何精神錯亂的跡象。在兩人被捕後不久，州檢察院就對其進行了相應檢查。克羅的證言中說，「（他們）沒有視力缺陷，沒有聽力缺陷，沒有證據表明任何一種感官活動存在缺陷。兩人的步伐、站姿都很正常，也沒有發生戰慄，說明他們的腦神經沒有缺陷。」
這兩組精神病專家——一組為了控方州政府，一組為了辯方罪犯和律師——得出的結論相互矛盾。旁觀者們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兩方其實代表著精神病醫學的兩個分支，因此，也是分別從不同的路徑得到判定的。州政府請來的專家證人，所有的神經醫學家，都沒發現任何跡象表明，犯人大腦皮層和神經中樞系統遭受過生理上的創傷或感染。因此，精神科專家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罪犯沒有精神疾病。
為辯方作證的精神科專家——懷特、格列柯和希爾裡——根據他們對精神病病理的理解、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同樣可以有認定被告無罪的理由。被告在童年時期遭受過精神創傷，這種創傷損害了兩個人的完整的腦部功能，致使兩人出現補償性幻想，而補償性幻想則是導致謀殺的直接原因。
受害者鮑比的父親（右）是一位百萬富翁，也是勒伯的遠房表親。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然而，大多數的媒體時事評論員對於神經科學與精神分析學認知理論的巨大差異一無所知。畢竟，每一位專家證人都對外聲稱自己是精神病醫生；並且每個人都同意，這的確是精神科學史上暗無天日的一天，因為本行業的領軍人物都站在法庭上說著相互矛盾的證詞。如果一個國家德高望重的人在共同診斷一例病案時無法達成一致，那麼精神病學的判斷還有什麼價值呢？或者說每一組專家都只說了律師們需要他們說的話——肯定是事先給過錢打點好的。
《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說，這種矛盾就是玷汙了整個行業的毒瘤，而這篇社論，只不過是當時千千萬萬類似論調的社論之一。在聽證會上，這些專家是「與曾經的精神科學專家同樣權威」，然而，他們卻在同樣的事實面前，「對兩名犯人過去和現在的情況給出了完全相反和互相矛盾的結論……他們不是為了真相本身而尋找真相，也沒有對結果保持中立，他們是在支持，並且有人希望他們能夠支持一個預先設定的結論。」社論的作者悲哀地總結道，「主審法官正在從這些人難以令人信服的言論中獲取幫助他定罪的信息點。」
1924年9月10日上午9點30分，卡維利準備對犯人宣讀判決。最後一天的聽證會將通過WGN電臺進行現場直播，全市範圍內，芝加哥人成群聚在一起，在收音機旁收聽結果。芝加哥這個大都市暫時告別了早晨的喧鬧，所有人都在等待著判決結果的公布。
李奧波德和勒伯在庭審現場。圖源：Spartacus Educational
卡維利的判決很簡短。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他沒有刻意關注認罪情節。通常情況下，如果認罪行為可以節省公訴方進行有罪推定的時間和麻煩，那麼法院就會考慮為犯人適度減刑，但這種慣例並不適用於本案。
精神病學的證據同樣沒有放在減刑的考量範圍內。卡維利說，「被告從本質上就已經有反常態的表現……對兩人的生活歷程和精神、情緒和道德狀況現狀進行精細的分析……法院強烈認為，對其他被指控犯罪的人進行類似的分析可能會呈現相似或不同的結果……因此，法庭對於本案中不受精神病因素影響的裁定表示認可。」
納森·李奧波德和理察·勒伯在犯案時已經分別是19周歲和18周歲了。他們的年齡是減刑的因素之一麼？控方律師在總結陳述中強調，在庫克縣，許多年齡相仿的殺人犯都已經被處決；並且這些人中，沒有任何人像李奧波德和勒伯一樣，進行深思熟慮和周密部署之後縝密地實施犯罪行為。克勞伊控訴到，考慮到他們同齡的殺人犯都被處以絞刑，有一些甚至未滿18歲，免除犯人死刑的做法是無法被接受的李奧波德。
但是，卡維利最後決定，因為被告的年齡而不對兩人處以極刑。最終，他以謀殺罪判處兩位被告分別為99年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卡維利說，「法庭認為，在自己的轄區內，不應當對尚未完全成年的人處以死刑。這一決定符合世界各地刑法司法的進步，也符合開明人性的要求。」
這一判決標誌著被告方的勝利，州檢察院的失敗。警衛允許李奧波德和勒伯在被關押回牢房之前與丹諾握手。24名記者蜂擁而上，圍在被告席四周，想聽到丹諾對於判決的反應。然而即使是在這個「勝利時刻」，丹諾仍然小心翼翼地讓自己顯得不像個得勝者：「好吧，這正是我們要求的，但……真的太艱難了，」他將落在前額的一綹頭髮撥到後面，「這比死刑更能起到懲戒的作用。」
克勞伊則對法官的判決非常憤怒。在對媒體的聲明中，他讓每個人都知道應該去譴責誰：「州檢察院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指責。檢察院對法庭的判決不負任何責任。判決結果由法官獨自負責。」然而，克勞伊的奴邏當天晚上晚些時候主動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裡，他發表了另一份更具煽動性的聲明：「（李奧波德和勒伯）有著不道德的名聲……是最惡劣的那種墮落……證據表明，兩名被告都是無神論者，並且是尼採哲學理論的忠實追隨者……他們凌駕於律法之上,不管是宗教的律法還是人間的法律……他們沒有被處死對於整個社區的福祉來說，都是極大的不幸。」
至於納森·李奧波德和理察·勒伯，他們的命運即將分道揚鑣。1936年，在斯泰茨維爾監獄，詹姆斯·戴（James Day），一名因特大盜竊罪被判入獄的囚犯，在浴室裡刺殺了勒伯。儘管監獄中的醫生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沒過多久，勒伯就因傷去世，享年30歲。
李奧波德在監獄中服刑33年，1958年獲得假釋。在假釋聽證會上，他被審查官員問及，是否知曉所有的外界媒體都想採訪他。已經有傳言說，哥倫比亞廣告公司的記者艾德·莫羅（Ed Murrow）想將李奧波德請到自己的電視節目「現在請看（See It Now）」。李奧波德則回應說：「我不想因為這件事出現在任何的演說、電視和廣播欄目裡。」這位曾經認為自己是超人的謀殺犯說，「如果我足夠幸運能夠重獲自由，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努力變成一個謙遜的小人物。」
被釋放後，李奧波德搬到了波多黎各，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在波多黎各大學攻讀社會工作方面的學位，撰寫了關於島上鳥類研究的學術專著，1961年，與一位巴爾的摩醫生的遺孀特魯迪·加西亞·德·克維多（Trudi Garcia de Quevedo）成婚。上世紀60年代，李奧波德最終被準許回到芝加哥。他經常回到城區裡，探望老朋友，到大學附近的南側社區看看，在他父母和兩個兄弟的墓前獻上鮮花。
1924年的那個夏天，發生在庫克縣刑事法庭6樓的悶熱審判庭中的這件事情已經十分遙遠——李奧波德是其中最後一個在世的人。這一罪案成了傳奇；整個過程已經成為芝加哥的城市歷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1971年8月29日，66歲的納森·李奧波德在波多黎各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報紙稱這場謀殺為「世紀大案」，整個事件如此地難以明確，如此令人震驚，永遠不會被世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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