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研究《紅樓夢》文本的白先勇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代表作《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受到了諸多名家的認可。在紅樓夢版本研究的脈絡中，白先勇此書固然清楚地凸顯了庚辰本和程乙本各自的思想藝術特點及其局限，加深了我們對《紅樓夢》的深入理解，但其中許多所謂的「不當或錯誤」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他對程乙本所做的毫不掩飾又殫精竭慮的辯護，許多都缺乏必要的邏輯。在作者所舉諸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程乙本的「順當」背後實則是對庚辰本多維文學語言世界的一種拒絕，而對程乙本如此推崇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則似乎成了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紅學著作。
本文原刊於《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感謝「文藝研究編輯部」公眾號授權保馬轉載！
近年來，研究《紅樓夢》文本的白先勇產生了較大影響。最新發表的《2018年度中國紅學發展研究報告之一：以〈紅樓夢〉文本研究、紅學史及紅學活動為中心》一文，對白先勇解讀《紅樓夢》的觀點給予較多篇幅的介紹，並以研究白先勇的劉俊的相關論文，總結了其紅學特點。該報告還將白先勇推崇程乙本（筆誤成「程甲本」）作為首要點予以標舉[1]。此前，研究古代小說的名家吳新雷、寧宗一等，或接受訪談[2]，或發表論文[3]，都大力推薦了《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引文凡出自該著者均只隨文標註頁碼）一書，也同樣認可其對程乙本的推崇。
也許，白先勇的這一觀點，確實值得我們重視。首先，他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因塑造過不少優秀的女性形象受到評論界好評，而對主要描寫「幾個異樣女子」的《紅樓夢》，白先勇該有會心不遠的感悟。其次，他又相當熟悉《紅樓夢》，從少年時代開始閱讀《紅樓夢》，一輩子保持這一愛好（第3頁），對《紅樓夢》可謂「不棄不離」，成年後，他在美國和臺灣地區開設解讀《紅樓夢》的課程。透徹理解《紅樓夢》，對他來說應該不在話下。再次，白先勇對《紅樓夢》有極高的評價，認為其是「天下第一書」，是中國浪漫文學的最高峰，是中國「情」文化的集大成者[4]。他能夠提出這樣高的有關思想藝術的綜合性評價，想必是在作品中找到了充分的依據來支撐其觀點，所以，閱讀其著作將有助於我們揭開《紅樓夢》之所以偉大的奧秘。
當然，確切地說，白先勇致敬的是《紅樓夢》的程乙本，與此同時，庚辰本常常被他拿來做反面教材，據說他對比的結果是發現前八十回的庚辰本「不當或錯誤」有「190處之多」[5]。而他在臺灣大學開課時，用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整理本（下文簡稱「庚辰本」）而不是以程乙本為底本的整理本（下文簡稱「程乙本」）做教材，並不像吳新雷所說是尊重庚辰本的歷史地位[6]，實在是因為當時程乙本買不到了，才不得已用庚辰本來代替，這一點在他的書中有清楚交代（第10頁）。但也正因為用庚辰本作教材，才方便他不時來指責庚辰本的所謂「錯誤」，以此抬高程乙本的地位。
比較脂鈔本與程印本的差異，或者拿相對接近脂鈔本的程甲本與程乙本比較，是紅學界一個延續甚久的討論話題。胡適在民國時期為重印的程乙本作序時，就說「這個改本有許多改訂修正之處，勝於程甲本」[7]。而20世紀50年代，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則認為程乙本是越改越壞，比較重要的改壞約有112處[8]。晚近時期，呂啟祥取兩個本子各十回作樣本，比較其差異，認為程乙本既改正了不少訛誤，也有改錯改壞的[9]。而同樣比較了十回樣本的劉世德，則認為改壞是基本的，改得正確的只佔少數[10]。雖然結論尚可討論，但晚近的討論都是分析具體問題，得出的結論相對而言只具有局部的意義。此外，《蔡義江新評紅樓夢》以擁護脂鈔本的態度，對程乙本中的異文多有批評[11]，但作者也沒有像白先勇那樣，似乎把推崇某版本作為自己分析《紅樓夢》的目的之一。白先勇幾乎在前八十回每回的講解中，都要舉幾個例子來進行優劣比較，這使得《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一書的問世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其意義不在於在對兩種版本優劣的持久討論中，白先勇給程乙本提供了新的有力支撐，而在於，作者對程乙本所做的毫不掩飾又殫精竭慮的辯護，清楚凸顯了庚辰本和程乙本各自的思想藝術特點及其局限，加深了我們對《紅樓夢》的深入理解，值得我們來跟隨他分析，並反思其結論。
劉俊在其《文本細讀·整體觀照——論白先勇的〈紅樓夢〉解讀式》一文的第三部分「版本互校與整體觀照」中，概括白先勇的發現為：
「庚辰本」在許多地方存在著人物語言與身份不符、人物性格前後矛盾、甚至人物行為的因果關係產生了顛倒等問題，而「程乙本」則基本上不存在這些問題。[12]
從關注人物言行及性格關係入手比較兩個版本書寫的優劣，切入點是對的，但結論是否如白先勇所說，則還需要斟酌。眾所周知，白先勇熟悉《紅樓夢》，也深諳傳統戲曲。《紅樓夢》恰恰是在小說中融入了傳統戲曲的元素，豐富了人物的表現力，這裡先舉與戲曲相關的兩個例子。
（一）戲裡與戲外
第三十五回寫寶玉挨打後，黛玉看到不斷有人去探視寶玉，想到自己的孤單，內心不免感傷，回瀟湘館後，她借著對《西廂記》鶯鶯身世的感嘆，把自己的感傷抒發了出來。我們先來看白先勇的論述：
庚辰本是這樣的：「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這段話又不像曹雪芹寫的。程乙本簡潔：「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它不講「今日林黛玉之命薄」，而用「今日我黛玉之薄命」，講自己連名帶姓一起講這就不對，什麼「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這些話都累贅得很。（第271頁）
在這裡，他先習慣性地判斷庚辰本的文字不像曹雪芹的手筆，而理由一是語言不如程乙本簡潔，二是程乙本用「我黛玉」來代替了「林黛玉」這樣的稱謂，更符合自稱。但這貌似合理的解釋似乎並不成立。因為當林黛玉以鶯鶯的身世來與自己比較時，她為了表示公正，內心虛擬了一個旁觀者，由此展開多個層次的思維推進。首先是黛玉因自己的孤單而找出戲裡的鶯鶯作安慰，但當她暗自類比鶯鶯時，突然發現兩人的不可比性，於是借一個客觀者的口吻，又反過來用林黛玉的身世來安慰鶯鶯，對她說：你雖命薄，畢竟還有「孀母弱弟」。就這樣，在反過來以黛玉陪襯、安慰鶯鶯的同時，就把黛玉拖入深一層悲情中。但這還沒完，當黛玉把自己逼回自我而感嘆時，突然又加入了不及鶯鶯的新一層意思：如果說佳人薄命，我連佳人還不是呢。因為這樣的自謙自怨只能由自己來說才合適，所以她才由旁觀的虛擬口吻回到了自己的口吻，這就把意思推進到第三層。在這裡，庚辰本稱謂看似有差錯，其實是與內容的多層次轉換緊密相關的，這也正符合林黛玉深婉曲折的慣有心思。白先勇欣賞程乙本削減層次後的內容，雖然不是說不可以，但據此來指責庚辰本的人物言語，用「這些話都累贅得很」將其一筆抹倒，就很欠妥了。因為言語的累贅和不累贅，是與表現內容是否充實密切相關的，不仔細討論相應的內容，或者以簡化了層次的內容來衡量另一種言語表達，這樣的評價方式本身是有問題的。
第四十四回寫到王熙鳳生日那天也是金釧生日，賈寶玉偷偷去城外祭拜了金釧。回到榮府宴席上，大家一起看《荊釵記》演出，戲中的男主人公誤以為妻子死於江中，就去江邊祭拜，戲中也就有《男祭》這一出。小說寫林黛玉對此發表了議論，而關於賈寶玉的行為，庚辰本和程乙本是有差異的，我們看白先勇是怎麼論述的：
林黛玉看到《男祭》，就跟寶釵講，這個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裡祭一祭好了，一定跑到江邊上幹什麼？俗話說：「睹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哪裡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黛玉說完，你看下面的響應，庚辰本：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兒。這一句變成這樣子，那就跟《荊釵記》一點關係都沒有了。程乙本：「寶釵不答。寶玉聽了，卻又發起呆了。」這就對了。寶玉在想，他何必跑那麼遠去祭金釧兒呢？就在賈府裡面拿一碗土就可以祭了。這一段就是這個意思，否則講不通。（第335—336頁）
白先勇認為寶玉聽了發呆，才是跟黛玉的議論有關係。他不明白的是，儘管薛寶釵和賈寶玉兩人似乎都聽出了黛玉話裡有話，但寶釵不便摻和進來，寶玉要躲開黛玉的鋒芒，也需要進一步掩飾他的心事，所以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表面的沒關係中，其實有深層次心靈化的戲劇衝突，或者說，借這種表面的沒關係把深層次的衝突表現出來，這正是庚辰本高明的地方。而程乙本的描寫看似相關，讓寶玉似乎被黛玉點破心思似的發起呆來，其實還是把寶玉的個性理解得簡單化了，也把黛玉一番議論引出的衝突膚淺化了。而想像寶玉會在賈府裡祭拜，更是欠妥。因為寶玉本來就神秘其事，故意要跑到城外遠處祭拜的。黛玉強調這樣做不必要，就把對寶玉的諷刺意味強化了，儘管表面看，她似乎以一語雙關的方式，給寶玉提了個好建議。
在上述兩例中，無論是人物的內心獨白，還是他們的對話（或者拒絕對話），把戲曲人物引入當時場景中後，小說人物的戲劇化衝突得到深化，衝突的層次也因此更豐富。這樣的藝術效果居然未被熟悉戲曲衝突的白先勇理解，這是令人驚訝的。而其分析時缺乏對人物性格和心理體貼入微的關注，倒還在其次。
（二）情感與邏輯
言語與人物個性相關，這常常在特殊語境中得到隨機而又生動的表現。對於特殊語境下的言語方式，白先勇有他自己的理解。但這種理解也需要我們再思考。
第四十六回，寫年老好色的賈赦想討鴛鴦為妾，鴛鴦的嫂子為巴結主子，來勸鴛鴦聽從，結果被鴛鴦一頓臭罵。庚辰本中夾雜了程乙本中所沒有的幾句話，又被白先勇挑出來加以批評： 「什麼『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什麼『喜事』！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庚辰本這幾句，程乙本沒有的，我也覺得多餘，扯出宋徽宗、趙子昂來了！我想，就算鴛鴦是認識字的，因為她跟著賈母抄佛經、自習，但未必用得上這兩個典，而且用這兩個典罵嫂子，這嫂子茫茫然，什麼趙子昂、什麼宋徽宗，我想不妥，可能也是抄書的時候加進去的。（第358—359頁）
這裡有一點可能說對了，鴛鴦用這兩個典來罵嫂子，她嫂子大概是聽不懂的，起不到應有的效果。但由此認為作者寫這句話不妥，卻又說錯了。恰恰是因為她嫂子未必聽得懂這樣的典，才說明鴛鴦在痛罵她嫂子時，首先倒未必考慮是否能被她聽懂，只要能夠出氣，能夠痛快淋漓地把自己心中憋下的一股氣宣洩出來就夠了。這種情緒化的宣洩，常常帶有一些非理性色彩，帶有一點恨不擇言。這一點，不能被從事小說創作的白先勇所理解，同樣令人感到驚訝。
與此相類似的是，第五十九回寫春燕娘等見鶯兒和春燕摘了嫩柳條來編新鮮花籃，因為那片花木是她分管的，便心疼得狠狠罵春燕，其中的用詞又讓白先勇發現了庚辰本的「問題」：
這一句我覺得罵錯了，罵她自己的女兒「編的是你娘的屄」，這不是罵到自己了嗎？程乙本是「這叫作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這樣子也就算了。程乙本裡面沒那麼多粗口，庚辰本不知道怎麼搞的，粗口多得叫人吃驚，連王熙鳳也罵粗口，這就太過了。這是手抄本嘛！手抄興致來了加幾句也有的。（第467頁）
且不說白先勇常常把凡是他認為不合適的描寫歸到抄書人即興發揮，其提出的春燕娘罵到自己頭上，恰倒是對情緒激動者不及思考的生動表現。比如第十一回寫焦大醉罵，庚辰本作「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而不是像程乙本寫的是「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也是表現非理性狀態中人的妙語，本來也應該在白先勇的理解力之內的。至於人物語言中有粗口，這既符合春燕娘的身份，也符合情緒激動時的反應，同樣有其合理性。
（三）「生僻的冷字」和「怪文法」
白先勇曾就寶釵的言語比較兩個版本的差異，提出了一個看法。第五十二回中，大家都想看寶琴收藏的外國女孩寫的詩歌，寶琴推說沒帶進賈府，林黛玉當即表示不信，還提出了很難反駁的理由，於是引發了寶釵一句評價。先看白先勇的論述：
寶釵笑道：「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話，把你就伶俐的。」我想這不通，太彆扭，程乙本是：「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不是順多了嗎！《紅樓夢》的好處是它很流暢，不喜歡用特別生僻的冷字，不用彎來撇去的怪文法，讀來非常順當。（第408頁）
確實，程乙本的話順多了，但庚辰本似乎只有半句的話，含義是指責和愛憐兼而有之的，而程乙本卻把這句話的含義變得單一了。而且，這樣直白地指責對方，也不符合薛寶釵的個性。
此外，還有許多被白先勇認為庚辰本用錯的詞語，其實是他不明詞意而產生的誤判。第五十七回寫薛姨媽把邢岫煙聘為薛蝌媳婦，邢夫人覺得再讓她住大觀園欠妥。賈母覺得沒問題，說「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白先勇說沒有「親香」這個詞，然後舉程乙本「正好親近些呢」作為標準（第450頁）。他不理解，「親香」正是當時的俗語[13]。傻丫頭撿到了繡春囊，庚辰本作「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白先勇又強作解人說，「春意」後要加個「兒」，說「春意」就不對（第612頁）。他同樣不理解，作為當時的俗語，說「春意」沒錯[14]。第七十二回寫司棋的表弟因進大觀園幽會被鴛鴦發現而出逃，庚辰本寫：「這時候有個婆子悄悄告訴她說，『你兄弟竟逃走了』」，白先勇又說「這個地方庚辰本錯了，怎麼會是兄弟？是表弟」（第600頁）。他不知道，方言中表弟可以稱「兄弟」，而程乙本寫「表兄」，倒是錯了。
如果說上述的都是方言，白先勇不明白而發生誤判還情有可原，但有些語典他也不清楚，就讓人奇怪了。比如小說寫《拋紅豆》歌詞，有「咽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白先勇認為金「蓴」有點怪，並暗示程乙本用金「波」更合理（第213頁）。殊不知「粒」是米粒，「蓴」是「蓴鱸之思」的蓴菜，都是固體物，才能噎在喉嚨裡，如果改為飲品金「波」，又怎麼能「噎滿喉」呢？而且，說如此有名的「蓴」為怪，也有點說不過去。白先勇又對第五十六回的回目用詞提出異議：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庚辰本這個「時」字我沒見過這麼用，「時寶釵」什麼意思呢？程乙本是：「賢寶釵小惠全大體」，我想這個就對了。庚辰本這個本子，基本上是拿來做研究用的，最原始的是什麼樣子，就保留什麼樣子，縱然明顯是當初抄錯，也不改它。（第437頁）
其實，這裡的「時」是合時宜、識時務的意思，並不難懂。而在第一回賈雨村所詠的「釵於奩內待時飛」中，已經把寶釵與「時」聯繫了起來，這樣使用雖不能說特別高明，但其實要比程乙本的「賢」字好些，把「時」視為一種錯，「沒見過這麼用」，問題似乎還在白先勇自己身上。
劉俊在分析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時，追溯了其理論的西方淵源，認為其分析是化用了西方新批評派方法[15]。在此我也不妨借用西方一位理論家的觀點，來對白先勇讚許程乙本、批評庚辰本的觀點加以論述。羅蘭·巴爾特在其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中，舉人們關於文學再現現實之不可能的各種觀點時說，「用拓撲學術語說，我們不可能使一種現實的多維系統來與語言的一維系統相互對應」。「但是」，他隨即話鋒一轉說，「正是這種拓撲學的不可能性，文學不願意並永遠不會願意受其拘束」[16]。也許對巴爾特的話可加以發揮說，優秀的文學不願意受一維的束縛，而平庸的文學家倒是心甘情願進入一維的語言世界，達成邏輯的自我滿足。
於是，我們發現，在庚辰本中，黛玉內心世界虛擬的多人稱對話，黛玉諷刺寶玉的借題發揮以及寶玉回應黛玉諷刺的錯位，鴛鴦與嫂子、春燕娘與女兒痛罵的非對應性，以及薛寶釵指責黛玉時用語的「怪文法」，包括白先勇認為庚辰本中的許多「怪字」，都成了對一個光滑、順暢的一維文學語言世界的拒絕，而程乙本則不斷用重新梳理的文字來接受這一語言世界的馴化，導致的結果用白先勇的話來說，「讀來非常順當」。是順當，但只是完成了平庸的順當。
言語的問題既是思維方式的問題，也是思想價值的問題。白先勇有許多判斷的失誤，既有語言理解的問題，更是因思維方式、價值觀判斷上出現了偏差。
白先勇似乎不怎麼理解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的區別，會以現實生活的事實和邏輯來要求小說創作，結果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第三回林黛玉進賈府時，賈母介紹鳳姐的綽號「鳳辣子」的來歷，說是「南省俗謂作『辣子』」。白先勇批評道：「庚辰本的『南省』」何所指，查不出來，程乙本把『南省』作『南京』，南京有道理，賈府在金陵。」（第64頁）第十四回寫秦可卿出殯，寶玉路遇北靜王，白先勇又批評說：「庚辰本給他的名字很奇怪——水溶，這個看起來不像個名字，注意啊！這不是旗人的名字。程乙本是『世榮』，這比較像。」（第128頁）這裡的問題是，白先勇不理解文學創作一般意義上的虛實相生原則，即，現實中的地名、人名進入作品，常常經過一番改造，已經不能和歷史地理、社會現實一一對應，帶有很大的虛擬性，這其實已經是文藝學的常識。早在20世紀60年代，程千帆在討論唐詩中的地名問題時，已經對此有過辯證透徹的分析[17]。而且，就《紅樓夢》本身來說，故意模糊事件發生的朝代，採用「真事隱、假語存」的方式，提醒讀者不要把小說的敘事內容與生活機械對應，這是在《紅樓夢》第一回就明示給讀者的。所以，一定要用現實中的南京地名來質疑庚辰本中的「南省」，用清代旗人起名的方式來質疑小說裡的王爺名字不像旗人，其實也是辜負了作者既在局部意義上故意模糊朝代、也在整體創作意義上「真事隱」的良苦用心。
白先勇還越俎代庖，代作者定規則來進行判斷。第七十三回寫傻丫頭撿到繡春囊，描寫她看到春宮畫而發生的心理活動，庚辰本是「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程乙本則把「兩口子」改作了「兩個人」，白先勇對這改動大加讚賞，認為既然是傻丫頭，就不會有兩口子的觀念（第612頁）。讓人不解的是，他根據什麼把這視為劃分人的傻與不傻的一條標準，並且認為可以將其用到曹雪芹創作的人物身上？筆者後來才明白，他說得如此確鑿，原來是為了方便他的立論，說曹雪芹要借傻大姐的沒有儒家人倫觀的道家式觀念，來看待儒家眼中非常嚴肅的事（第614頁）。且不說白先勇這樣的循環論證不合邏輯規範，而且，他不明白的是，用不用「兩口子」這樣的詞和有沒有「兩口子」的儒家人倫觀念，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更別說提出這一規則本身是沒有依據的。
還有些判斷的欠妥，是因白先勇在日常的邏輯思維和藝術的形象思維方面出現了失誤。比如，當小說寫薛蝌聘邢岫煙為媳婦時，庚辰本有一句程乙本所沒有的對邢岫煙的心理描寫，讓白先勇感到不滿。他說：
庚辰本說「岫煙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我覺得這一句有點多餘，好像她覺得寶釵比她自己的未婚夫還要好，這種形容不是很妥當。程乙本沒有這一句的。她心中很敬重寶釵，就夠了。（第450頁）
這裡，白先勇的判斷顯然犯了邏輯錯誤，因為庚辰本說的「心中先取」和「然後方取」，只是表示時間上的先後意義，在男女有別的傳統社會，日常生活交往中同性朋友或者親戚更容易彼此了解，這是一種必然狀況。這種理解和獲得好感的先後順序，並不必然等同於評價上的好壞程度，換言之，先要好的朋友未必一定是最好的朋友。否則，從邏輯上說，就是把先後的次序關係簡單等同於重要與否的關係了。
第三十回寫寶玉見寶釵怕熱，就奚落她體豐怯熱像楊貴妃。接下來交代寶釵生氣的反應，程乙本是「待要發作，又不好怎樣」。而庚辰本是「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後者重複「怎樣」，被白先勇指責為「囉嗦」（第231頁），他所不理解的是，這種故意重複使用表示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的「怎樣」，這種混沌表達，比程乙本用不重複、明確化的「發作」更精微，也更能激發起人們對不可捉摸的心理的一種想像。想不到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形象思維上的局限。
但更嚴重的是下面一例。賈赦打算娶鴛鴦為妾，鴛鴦、襲人和平兒等在一起議論此事。庚辰本寫襲人的議論是和程乙本不一樣的。白先勇當然認同程乙本，但請看他又是怎麼分析的：
襲人就說：「真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庚辰本用「好色」這兩個字作為對賈赦的評價，評斷得太平了！程乙本是：「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這個話對了。好色一般來講，不見得是壞事，下作，就不好了。連襲人是個丫頭，對賈赦也這麼瞧不起。襲人平常不大輕易講人壞話的，也講了句重話。（第358頁）
奇怪的是，襲人明明說的是「太好色」，但在白先勇筆下就成了「好色」，然後他又為「好色」辯護，完全是斷章取義的自說自話。不過，如果他堅持這一觀點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在總結這一回內容時，又說，「所以說賈赦好色，貪婪，各種缺點都有」（第362頁）。還沒翻過幾頁，他竟忘記了自己曾說過好色「不見得是壞事」，自己又把自己的話給顛覆了。如此這般，只不過說明他為了維護程乙本而貶低庚辰本，斷章取義、強詞奪理，終於把自己拖進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中。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即使在一些判斷正確的地方，他因為思維的教條化，使得正確的觀點又往往與那些誤判的觀點纏夾在一起。比如，他認為庚辰本寫秦鍾臨死前叮囑賈寶玉「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是敗筆，程乙本沒有這一段。白先勇對庚辰本的這一批評完全合理。但是他緊接著斷言這是抄書人添加上去的，說「作者曹雪芹不可能製造這種矛盾」（第11頁），就是沒有依據的判斷。劉世德曾經仔細比較不同版本對這一段的處理，大致理清了作者的修改線索，認為這是作者早期的手筆，其結論是經得起推敲的[18]。而白先勇堅持認為這一敗筆乃抄寫者手筆，是因為在思維方式上，他本能地認為曹雪芹不可能出錯，也沒有意識到《紅樓夢》的創作是一個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他近乎荒謬的一個邏輯前提是：《紅樓夢》一出現就完全正確，如果庚辰本上有錯誤，就都是後來抄書人的問題。如同他認為曹雪芹從來正確一樣，他也認為程乙本幾乎完美，所以當他在此處通過比較顯示出程乙本的優點後，對於程乙本刪除這段內容卻在文字處理方面沒有跟下一回銜接起來，以致成了前後不連貫的「爛尾樓」的問題，卻沒有加以討論。
讓白先勇最不能忍受的，是庚辰本對尤三姐的處理方式不同於程乙本，把一個似乎本來應該是貞潔的女子寫成了一個「淫奔」女。他在前言和正文分析中，都把這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提出來。在他看來：
如果按照庚辰本，賈珍百般輕薄，三姐並不在意，而且還有所逢迎，那麼下一段賈璉勸酒，企圖拉攏三姐與賈珍，三姐就沒有理由，也沒有立場，暴怒起身，痛斥二人……如果三姐本來就是水性婦人，與姐夫賈珍早有私情，那麼柳湘蓮懷疑她乃「淫奔無恥之流」就並不冤枉，三姐就更沒有自殺以示貞節的理由了。那麼尤三姐與柳湘蓮的愛情悲劇也就無法自圓其說。尤三姐是烈女，不是淫婦，她的慘死才博得讀者的同情。」（第13頁）
按照白先勇的觀點，有淫蕩汙點的女子已經沒有尊嚴可以維護，就應該隨便讓紈絝子弟來玩弄，其反抗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沒有邏輯的。而一個有過汙點的人就不應該再有改過的機會，即使想以自殺自證清白，也是白白送死，因為她是無清白可證的，旁人也不會對她產生同情。如果我這樣的理解不錯，那麼我不得不說，一個對他人、對弱女子很有情懷的人會如此分析，實在太令人驚訝、也太令人遺憾了。
這裡的關鍵是，尤三姐究竟為何要自殺？難道她是想以死來自證清白嗎？她是想向柳湘蓮表明自己的冤枉嗎？是像程乙本中那樣，用重塑一個貞節女的形象來告訴別人，這裡發生了一場誤會嗎？
聶紺弩數十年前在論到尤三姐時就曾說過，《紅樓夢》的種種悲劇，沒有一件是誤會造成的。雖然誤會之類也有，但能誤會地殺人，就能誤會地不殺。而這兩種狀況不能說明當時社會的本質。作者要寫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幸的女性的一種：就是失足了改了行而不被諒解的女性。這不被諒解是件必然的事。在那時代，一個女性，已經失足，那時代的男子，一般地說，即使明知她改了行，也很難諒解到娶她為妻。湘蓮說得透徹：我不當那剩王八」[19]。白先勇認為庚辰本中柳湘蓮這句話太刻薄，說「不是曹雪芹的口氣，程乙本沒有這個」（第546頁）。其實這句話倒是真實反映出當時許多男性中心主義者虛榮而又自私的心態。
可以說，尤三姐的自殺不是朝向過去，而是面向未來的。她曾經把嫁給柳湘蓮作為重新做人的一次機會，當柳湘蓮以似乎充滿道德感的態度拒絕了她，其實就把她心頭燃起的一點希望徹底掐滅了。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所以，她的自殺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汙點，而是說明她周邊的社會是多麼骯髒，她對社會是多麼絕望。
總之，當白先勇熱烈地讚許程乙本將尤三姐改寫成貞潔女形象時，不但對人物個性的理解是平面的，對人物人生軌跡的理解是單一的、直線式的，而且不自覺地成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自私虛榮的男性的辯護士，難怪他不能接受庚辰本寫柳湘蓮說出「不當那剩王八」這句話。正是從上述對兩個尤三姐的分析中，我們發現，思維的教條化與思想價值判斷的庸俗化往往是緊密關聯的。
平心而論，作為早期鈔本之一種，一部未完成之作，庚辰本肯定有不少瑕疵。經紅學家努力校訂，其中不少錯漏得到了糾正。即便留下暫時沒有糾正或者存疑的詞句和段落，畢竟是少量的，不能動搖其經典之作的根本地位，也是平庸的程乙本所難以取代的。當初程高本印刷出版前，特別是程乙本排印時，編者也糾正了不少技術性的錯誤，讓讀者讀起來似乎更順暢些。但與此同時，卻造成思想藝術上的各種變味，其新增的問題和缺陷要嚴重得多，而這些問題即便在現代校注者的努力下，也無法在根本上得到糾正和彌補。這也正是20世紀50年代的王佩璋和晚近的劉世德、蔡義江批評程乙本「越改越壞」的理由，對此我是完全認同的。
以庚辰本為底本的《紅樓夢》校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同時我也承認，白先勇指出庚辰本的各種失誤並非毫無道理，也有一些比較合理的看法說在了點子上。如他認為庚辰本寫齡官在薔薇花架下的地面上畫幾千個「薔」字，顯然誇張過頭，還是程乙本寫「幾十個」比較合理（第236頁）；他又指出庚辰本把寶琴的別號誤作「蘅蕪君」（第582頁），也是對的。他所指出的諸如此類的失誤還有一些。但總體上看，他分析正確之處並不多，在他指出庚辰本所謂的「190處」錯誤中，判斷正確而無異議的只佔極小部分，不超過10處，除了一些兩可的判斷外，絕大部分是出於他的誤讀、誤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毫無原則地認同程乙本的書寫，把程乙本作為正確的標準來衡量庚辰本，而較少能把兩種版本置於客觀公正的位置來比較，以致失誤不斷，甚至出現個別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比如他對第七十三回寫怡紅院丫鬟金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的一段發議論說：
怡紅院裡面怎麼會跑出個「金星」「玻璃」來了，所以庚辰本有時候突然出現的名字是根本不認得的，寶玉並沒有金星、玻璃這兩個丫頭，應該是春燕跟秋紋。程乙本寫春燕跟秋紋就對了。（第610頁）
程乙本改寫為春燕和秋紋，那是程乙本的事。而庚辰本後文有寫晴雯和省稱的「玻璃」出去要藥，白先勇就認定庚辰本是寫兩個丫鬟，卻不知「金星玻璃」是芳官的綽號，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第六十三回群芳開夜宴，大家胡鬧後給芳官起法語名字「溫都裡納」，意譯「金星玻璃」，省稱「玻璃」[20]。但既然程乙本沒有寫到，對於白先勇來說就是不存在的，是突然冒出來的。
有位學者在論及妙玉的結局時曾經總結說，《紅樓夢》設計了一個巨大的悲劇，但這既超出了作者的心理承受力，也超出了那個時代讀者的承受力，所以需要一個高鶚把故事調整到平庸的水準[21]。續作者是否一定為高鶚且不討論，但我可以補充的是，庚辰本如果被調整到像程乙本這樣的平庸水準，需要有一些向其致敬的人為這種平庸爭取它的合法性。而受人尊敬的白先勇先生居然成了這樣的致敬者，還是讓我比較鬱悶的。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認同白先勇對程乙本的讚譽，是僅就其《紅樓夢》研究或《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而言的，並不否定他在小說創作和崑曲藝術推廣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讀者諸君幸勿誤會。
[1][4] 孫偉科：《2018年度中國紅學發展研究報告之一：以〈紅樓夢〉文本研究、紅學史及紅學活動為中心》，載《紅樓夢學刊》2019年第3期。
[2][6][12][15] 劉俊：《聚焦文本·深度細讀·實事求是——吳新雷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載《華文文學》2018年第3期。
[3] 閆曉錚整理《寧宗一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載《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10期。
[5] 劉俊：《文本細讀·整體觀照——論白先勇的〈紅樓夢〉解讀式》，載《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1期。
[7]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頁。
[8] 王佩璋：《〈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張勝利《魂系紅樓——女性研紅的先行者王佩璋》，北京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萬卷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32頁。
[9] 呂啟祥：《也談〈紅樓夢〉程乙本對程甲本的改動——以第六十八回至第七十七回這十回為例》，《紅樓夢校讀文存》，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
[10] 劉世德：《從〈紅樓夢〉前十回看程乙本對程甲本的修改》，載《文學遺產》2009年第4期。
[11] 參見《蔡義江新評紅樓夢》，龍門書局2010年版。
[13][14] 白維國主編《近代漢語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9頁，第260頁。
[16] 羅蘭·巴爾特：《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就職講演（1977）》，《符號學原理：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李幼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9頁。
[17] 參見程千帆《論唐人邊塞詩中地名的方位、距離及其類似問題》，《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1—84頁。
[18] 劉世德：《秦鍾之死——論第十六回的結尾》，《〈紅樓夢〉版本探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頁。
[19] 聶紺弩：《略談〈紅樓夢〉的幾個人物》，《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頁。
[20]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00—901頁。
[21] 駱玉明：《妙玉的結局》，《遊金夢——駱玉明讀古典小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