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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深層國家」 | 川普如何清洗美司法、外交、情報系統
作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
譯者：劉昭媛、吳靈思
法意導言
美國現任總統川普素愛在推特上發表政治言論和重要決定，被川普批評的官員更是不勝枚舉。近日來，在抗擊疫情方面表現冷靜果斷的紐約州州長科莫，也被川普17日在推特上喊話，要求其「做的多一點」。而本文指出，在川普執政的第四年內，他幾乎成功將行政人員全部換成與自己政見一致的官員。在川普政府內獲得成功的唯一方法是對川普本人保持絕對的忠誠。川普打著「清空沼澤」的旗號，名為清理華盛頓的腐敗政治，實則行黨同伐異之舉。川普運用推特對不同政見的官員們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實際是一種權力腐敗，而權力腐敗只會給美國政壇積重難返的金錢腐敗雪上加霜。本文於2020年3月2日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雜誌，作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是美國新聞記者，小說家和劇作家。他以為《紐約客》和《大西洋月刊》撰寫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而聞名。帕克另著有《解密：新美國的內在歷史》（The Unwinding：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一書，涵蓋了1978年至2012年的美國歷史。2013年11月，該書獲得了美國國家非小說類圖書獎。
圖為本文作者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
當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剛上臺時，人們就有一種感覺，他將被他剛剛接手的龐大政府壓制。
新總統魯莽衝動、無知透頂，幾乎在本質上就漫不經心，而那些官僚們經驗豐富，頭腦精明，保護著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機構。他們知道權力的槓桿在哪裡，如何使用它們或阻止總統使用。川普的白宮混亂且邪惡，與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樣，但只要「成年人」在那裡等待總統的衝動消失，轉移他最糟糕的想法，小心翼翼地把破壞性的命令擱置下來，那就沒有什麼關係。
三年後，川普還在那裡，所有的「成年人」都離開了政壇，但他們在離開的路上幾乎沒有說任何話來提醒大家關於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危險。
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是前聯邦調查局的總法律顧問，也是川普憤怒聲討這個國家的目標之一。他承認，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政府官員，在進入政府機構時相信「他們要麼比總統聰明，要麼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總統，要麼能保護機構免受總統攻擊，因為他們了解規章制度的內容以及它如何運作，他們將能夠捍衛他們所熱愛或曾經服務過的機構，反對他們所認為的總統的不恰當行為。我認為他們是在愚弄自己。他們是在欺騙自己。川普比他們領先好幾光年。」
成人們太老於世故了，以致於他們看不出川普的特殊政治才能：他對每個對手弱點的直覺、他對自己狂熱的忠誠、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本領、他十足的持久力。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共和黨的日漸衰落，截至2016年，共和黨已經在不惜一切地追求權力的虛無主義道路上走得很遠了。他們沒有意識到大量美國人已經接受、甚至喜愛川普對民主規範和基本禮儀的蔑視。只有這樣一位領導人的到來，才能揭示出：似乎永遠銘刻在不朽之石上的東西最終取決於那些脆弱的準則，以及這些規範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公眾輿論。它們的消失暴露了總統的真正權力。法律先例可以通過擊鍵刪除；執法部門獨立於白宮是可選的；三權分立是一個君子協定；透明的謊言比確鑿的事實更有說服力。在川普成為總統之前，政治階層對這一切都不清楚。
但這些成年人最大的誤判是高估了自己，尤其是他們相信其他美國人把他們看作是無私的公僕，他們的地位源於對國家利益的崇高承諾。
當川普上臺時，他認為這個政權是他的，是他合法獲得的財產，在他手下工作的200萬平民（其中大多數默默無聞）對他忠心耿耿。他深深懷疑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秘密策劃要毀滅他。他必須使他們就範，才能牢牢掌握自己的權力。這並不容易，因為永久性政府藐視其他領導人，並且比他們更持久。由於缺乏經驗和魯莽，而這正是他的支持者所喜愛的品質，他早期就犯了錯誤。他任命了不可靠或無能的政委來管理官僚機構，而官僚機構則繼續獨立運作。
但一個簡單的直覺在川普一生中一直推動著他：人類是脆弱的。他們有他們的幻想、欲望、虛榮、恐懼。他們可以被恐嚇、腐化、或者壓垮。政府是由人組成的。這是制憲者卓越設計中的缺陷，但川普學會了如何利用它。殘骸開始堆積起來。他只需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把他的政府扭曲成一個為自己服務的工具。如果再給他幾年時間，他對美國民主的損害將不可逆轉。
這是一個偉大的共和國在中途疲軟，失去了完整的勇氣，並自取滅亡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通過政府官員之口講述的，如果換了其他總統，這些官員的名字都不會為人所知。他們不想出名，但當川普打算破壞他們的名聲時，他們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
1.「我們不是納粹」
艾麗卡·紐蘭在歐巴馬政府的最後一個夏天去了司法部工作。她當時29歲，帶著精英制度的最高祝福來到這裡——她獲得了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學位和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法官梅裡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的助理職位。歐巴馬總統最近提名加蘭德進入最高法院，而且他永遠也不會需要參加參議院聽證會。紐蘭成為了法律諮詢辦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的一名律師顧問（attorney-adviser），該辦公室是美國司法部的智囊團。在這裡，有關總統行為的法律問題將得到解答，答案通常是對總統有利的。該辦公室批准了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任內最極端的戰時權力，包括使用酷刑，後來又廢除了其中一些。紐蘭是一位公民自由主義者，她對廣泛的總統權力持懷疑態度。聘用她表明，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歡迎異端觀點。
11月的選舉改變了她，讓她重獲自由，而她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這一點。如果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獲勝，紐蘭很可能會繼續以一個雄心勃勃、厭惡風險的政府律師的身份平步青雲。她會因不與新上司對抗而倍感壓力，因為華盛頓的精英律師們總是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周旋——這些人將是她未來的看管人，而她想要在聯邦政府中獲得升遷。但大選之後，她意識到她的新老闆們不太可能成為她事業的贊助人。他們甚至可能視她為敵人。
她決定在川普手下工作。她喜歡自己的工作，也喜歡辦公室裡二十來位職業律師的同事，他們都以友善和尊重的態度對待彼此。和所有聯邦僱員一樣，她曾宣誓支持憲法，而不是總統，並「良好而忠誠地」履行職責。這些愛國職責包含了某些價值觀，正是這些價值觀讓她無法離開。在她看來，他們並沒有讓她成為「深度狀態」的陰謀家。她不會試圖阻止總統的政策，只會讓他們遵守事實和法律的高標準。她懷疑是否有任何替代者會做同樣的事。
在川普就職幾天後，紐蘭的新老闆、法律諮詢辦公室代理主任柯蒂斯·甘農（Curtis Gannon）對來自七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的旅行者實施禁令表示了贊同，而這一禁令即使不是非法的，也是偏執的。那個周末，辦公室裡至少有一名律師去杜勒斯機場抗議。另一個人在關著的辦公室門後哭了一天。其他人則認為，判斷總統的動機不是政府律師的職責。
行政部門的員工為總統工作，他們工作的核心是執行總統的政策。如果他們出於良心不能這麼做，那麼他們應該離開。與此同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推遲選舉的結果。與執政黨一起輪換的公務員制度，將是對19世紀政黨分贓制（譯者註：即spoils system，指以政治背景進行公職任命。特別盛行在已發展政黨政治的19世紀的美國，因選舉而政權政黨輪替之際，不分中央地方的公務員悉數變更為新政權政黨的人物。也稱作獵官主義、黨人任用制。）的回歸。19世紀臭名昭著的腐敗導致了1883年的《彭德爾頓法案》（Pendleton Act）的產生，該法案創造了現代以才能為基礎、在政治上不受影響的公務員制度。
在川普上任的第一年，大批人開始離開司法部，包括紐蘭的一些同事。有些人誠實地認為，他們再也不能代表他們的客戶了。該客戶在twitter上發布的衝動言論，比如禁止變性人參軍，成了辦公室裡的事情，用來為自己辯護，但他們基本上沒有說出自己的理由。幾乎所有的考慮（未來的工作前景、與前同事的關係、職業官員長期處於匿名狀態）都不利於一個公正的退出。
紐蘭沒有參與旅行禁令的制定。也許這種距離讓她堅信，如果她待在家裡，仍然可以獲得一些好處。她的所負的是對國家、對憲法的義務。她覺得自己是在努力維護司法部的信譽。第一年，她看到她的備忘錄和爭論改變了結果。
等到第二年，情況變得更糟了。法律諮詢辦公室的工作似乎有一半以上涉及限制非公民的權利。公開討論的氛圍消失了。高層的獲政治任命者中，有些人在上任之初就對某些政策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但他們更願意為川普找藉口，對他的捏造之詞採取「既有疑點，利歸某人」的態度。恐懼之情開始出現在職業官員中。他們看到了FBI同事們的遭遇，他們在調查俄羅斯選舉幹預期間越過總統，之後他們的職業生涯和個人聲譽都一落不起。對於那些有安全許可的人來說，大聲說出來，甚至是惡狠狠地翻個白眼，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撤回安全許可（譯者註：安全許可是一種官方決定，個人可以訪問由美國政府分類的信息。安全許可是分級的；每個級別都授予持有者訪問該級別及其以下級別的信息的權限。審查過程需要背景調查和籤署保密協議。對任何特定信息的訪問都需要「需要知道」。在某些情況下，這個要求只是名義上的，因為一些機密信息是在安全網絡上廣泛發布的。在其他情況下，有一個正式的「需要知道」的確定。除了這樣的決定外，特殊的訪問程序和敏感的隔離信息可能需要對潛在的許可證持有人進行額外的調查和裁決。）的門檻很低。被任命為白宮辦公廳主任的史蒂文·恩格爾（Steven Engel）是川普的忠實支持者，他在沒有經過太多協商的情況下就做出了撤回安全許可的決定。紐蘭的同事們發現，如果他們知道這個觀點會被否決，那麼為此而進行說理的情況就變的越來越少。人們開始閉嘴。
2018年5月的一天，紐蘭走進餐廳，手裡拿著一份列印的白宮新聞稿，標題是「關於MS-13（譯者註：「MS-13」起源於二十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內戰不斷、暴力活動頻發的中美洲北部小國薩爾瓦多。當時的一些薩爾瓦多遊擊隊成員後來成為難民進入美國，並逐步發展壯大了這一極端暴力組織，對境內治安構成重大威脅。）的暴力動物，你需要知道什麼」。幾天前，在一次關於中美洲黑幫的會議上，川普曾用「動物」一詞來形容無證移民，而面對批評，白宮正在採取行動。在簡短的聲明中，動物出現了10次。紐蘭想知道她的同事們是怎麼想的。
八名左右的律師圍坐在一張桌子旁。他們都是職業人士，此刻政客們還沒有來吃午飯。紐蘭把列印出來的東西遞給其中一個，他又馬上把它遞了回去，似乎不想讓人看見他拿著它。她把紙面朝上放在桌上，另一位律師把它翻過來，似乎是為了保護紐蘭：「那樣的話，如果史蒂夫走進來……」
紐蘭又把它翻過來了，「這是白宮的新聞發布，我很樂於解釋為什麼它困擾我。」談話很快變得尷尬起來，然後就沒了聲音。私下裡和紐蘭一樣感到沮喪的同事們現在都保持沉默。這是她最後一次和他們一起去餐廳。
沒有人想冒著被解僱的危險。沒有人願意成為川普推特上攻擊的目標。危險可能是平庸的業績評估或糟糕的推薦信。「在辦公室裡站起來沒有任何好處，」紐蘭最近告訴我。「那些可能會慶祝的人並沒有親眼目睹。你不能談論它。如果你想讓部門裡的每個人都滾蛋，那你就沒辦法出去」找到一份好工作。
她討厭去上班。在司法部大樓的大廳裡，紐蘭必須從一幅巨大的總統畫像下走過。每天早上，當她進入大樓時，她都避免看川普，或者她會使用側門，這樣她就不會面對他的臉。到了晚上，她睡不好覺，飽受悔恨的折磨。她應該在法律問題上更加努力嗎？她應該加入她的同事中，再次在餐廳用餐嗎？她怎麼能忍受行政命令和其他提案（甚至是法律提案）的殘酷和偏執？她又生氣又痛苦，她的朋友們叫她離開。她繼續尋找留下來的理由，包括對取代她的人選的擔心，在緊急情況下不棄船逃跑的決心，愛國主義精神。在2018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她一直自欺欺人地認為，只要繼續留在這一工作崗位上，她還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1968年，曾在甘迺迪（Kennedy）和詹森（Johnson）政府任職的亞洲問題專家詹姆斯·C·湯姆森（James C. Thomson）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越南戰爭為何發生？》（How Could Vietnam Happen？）。湯姆遜給出的理由之一是「效率陷阱」——官員們認為接受現狀通常是最明智的選擇。他寫道：「在偉人面前保持沉默或默認的傾向是壓倒性的——活到第二天再戰，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以便在以後的問題上『有效』。」這個陷阱是誘人的，因為它給人的印象是原則性強、意志堅定，而不是怯懦。保持「效率」也成為永不放棄的理由。
隨著行政命令和其他申請辦公室批准的文件堆積如山，其中許多文件的合法性令人懷疑，紐蘭的一位主管開始說：「我們只是在執行命令。」他說這話時並沒有諷刺的意思，只是想提醒大家，「我們為總統工作。」他曾對紐蘭這麼說過，她看了他一眼後，他又說：「我知道納粹是這麼說的，但我們不是納粹。」
「總統說過，他們當中有些人非常好，」紐蘭這樣提醒他。
「司法部長塞申斯（Sessions）從來沒有這麼說過，」這位主管回答說。「史蒂夫從沒這麼說過，我也從沒這麼說過。我們不是納粹。」她還可以和主管進行這樣的交流，這本身就像是一個不離開的理由。
但身為猶太人的紐蘭有時會問自己：如果她和她的同事在上世紀30年代是德國的政府律師，他們每個人會是什麼樣的官僚？有理論家；有真正的信徒，比如克拉倫斯•託馬斯的門徒；有機會主義者，他們會走到前面去；有幾個沉默的反對者。但辦公室裡的許多人只是埋頭苦幹，以求生存。「我想我知道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紐蘭告訴我。「我一開始會留在納粹政府，然後逃走。她認為自己應該是那種努力推動紐倫堡種族法（Nuremberg Race Laws）法案的官員，至少要保留只有部分猶太血統的德國人的公民權利，她會覺得這總比什麼都不做好，這證明一開始就在這個政權裡工作是有道理的。
紐蘭和她的同事們正在把川普從他自己的謊言中拯救出來。他們利用自己的法律技能來洗白他的虛假陳述和法律訴訟，以便讓總統命令符合憲法。當她讀到《學徒》（The Apprentice）節目的製作人為了讓川普的決定顯得條理清晰而不得不修改劇集時，她意識到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律師們也在做類似的事情。對總統的忠誠等同於合法性。她告訴我：「政府的其他部門幾乎不受尊重：不受下級法院的尊重，不受國會的尊重，當然也不受官僚機構的尊重，不受專業主義的尊重，不受事實或真相的尊重。」「腐敗是一個恰當的詞。腐敗不一定要花錢去玩樂。這是對誓言的違背。」
2018年秋，紐蘭得知，她和五名同事將因2017年在行政命令方面的工作而獲得司法部長傑出服務獎（Attorney General’s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這消息使她感到反胃，儘管她的辦公室可能認為她會為這個獎項感到榮幸。她驚異於政府的行為是如何正常化的。但她也懷疑，部門高層利用職業人士來為旅行禁令等政策辯護。至少，人們會這樣看待這個獎項。紐蘭和另一名律師沒有出席10月24日舉行的頒獎典禮。
10月27日，一名反猶太極端分子在匹茲堡的一個猶太教堂殺害了11人。在槍擊事件之前，他在網上痛斥猶太人讓「入侵者」從墨西哥進入美國。就在同一周，法律諮詢辦公室正在制定一項命令，以應對一大批中美洲人通過墨西哥向北行進所構成的「威脅」，因而暫時拒絕了南部邊境的所有庇護申請。紐蘭可以想像在猶太教堂裡被槍殺的情景，她覺得自己部門的工作就是支持了那些激發大規模殺手的言論。
三天後她遞交了辭呈。到了感恩節，她走了。在新的一年裡，她開始在一個名為「保護民主」的非營利組織工作。
庇護禁令是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的最後一項公共法案。中期選舉後，川普立即解僱了他。賽辛斯迴避了有關俄羅斯是否幹預美國大選的調查，因為他曾經作為川普競選活動的顧問與俄羅斯官員交談。而紐蘭認為，賽辛斯關心的是保護一些民主權利，但保護對象僅限於美國白人。他最終被以智慧和能力著稱的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取代。但巴爾很快就把塞申斯塑造成了正直的典範。看著他管理她以前的部門一年之後，紐蘭對自己曾經在裡面供職感到很奇怪。
2.賺錢
華盛頓一直存在腐敗現象，而權力又無處不在。但隨著遊說行業的興起，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腐敗開始制度化。那段時間席捲首都的腐敗是金錢上的，而且大多是合法的，這是一個打破常規的問題，看人們是否願意從事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羅伯特•凱澤（Robert Kaiser）是《華盛頓郵報》的前編輯和2010年出版的《錢可通神：遊說的勝利和美國政府的腐壞》（So Damn Much Money: The Triumph of Lobbying and the Corros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一書的作者，他在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身上找到了一個早期的警示信號，那就是「每個人都想讓他當上前總統，並從中撈到油水，因此他們報名參加每一個討厭的工作」。套現（一度被稱為「出售」）成了反覆進出政府的常見途徑。「這裡有一個禁忌結構，」凱撒告訴我。「你不會從司法部的高級職位轉到勞埃德·卡特勒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然後再回去。這是一次單程旅行。那個禁忌已經不復存在了。」
前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手成了說客。退休軍官與國防承包商共進午餐。司法部官員在高薪的律師事務所大撈一筆。前外交官們以遊說者或公共關係戰略家的身份代表外國利益，從中大撈一筆。在司法部工作幾年就可以轉化為私營部門數千萬美元的收入。國會山那些不起眼的助手成了百萬富翁。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很早就放棄了他的參議員席位，以便趕在新的限制之前開始他的遊說生涯。前總統發表了六位數的演講，並籤署了八位數的圖書協議。
隨著黨派之爭愈演愈烈，賺錢仍然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華盛頓變成了一個高檔餐館的城市，聰明的年輕人進入政府做一些好事，然後就可以變得富有。兩名民主黨參議員的前幕僚長盧克•阿爾比（Luke Albee）學會了避免僱傭那些他可能會很快失去的助手。他告訴我：「我想知道18個月後誰會加入公司，誰又會離開。我想更新他們的聯繫方式，以增加對他們的聘用人數。」旋轉門（譯者註：指高層僱員從公共部門轉到私營部門，反之亦然。）並不一定會誘使個別官員背棄他們的誓言——他們可能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成為忠實的公務員。但是，在更深層次上，金錢使政府與富豪政治結盟。它還讓公眾不分青紅皂白地變得憤世嫉俗。隨著公眾對機構的信任下降，官僚的地位也隨之下降。
川普抵達華盛頓時，這片沼澤已經在波託馬克河和阿納科斯河之間淤積了三、四十年，他發誓要把它抽乾。這句口號成了他最有力的口號之一。弗雷德·沃什米（Fred Wertheimer）是非營利組織「民主21」（Democracy 21）的主席，也是尼克森總統以來追求良政（good government）的積極分子。他談及川普時這樣說：「當他發現許多人都認為政府受到操控對他們不利，認為政府已經被金錢腐壞，認為政府是遊說家們的遊戲時，他就已經領先於許多國內政客了。而川普一生都在玩這個遊戲，直到他開始反對這個遊戲。人們希望有人能夠承擔這個責任。」到那時，聯邦政府的免疫系統已經嚴重受損。川普以根治的名義，開始傳播一種毀滅性的傳染病。
對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來說，這片沼澤裡滿是身穿單調乏味的華盛頓特區辦公服，政變策劃者隱藏在「深層國家」（譯者註：指非經民選，由軍隊、警察、政治團體等所組成的，為保護其特定利益，秘密並實際控制國家的集團）首都華盛頓內的辦公桌前、餐廳裡、和周圍的慢跑小道上這樣顯眼的地方。一位名叫邁克•洛夫格倫（Mike Lofgren）的前共和黨國會助手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和兩年後的一本書中，把這個短語引入了政治血液。洛夫格倫指的是公司、銀行和國防承包商之間的聯繫，他們獲得了如此之多的金融和政治控制權，而這正是華盛頓腐敗的根源。但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福克斯新聞（Fox News）和其他地方的保守派人士開始把這個詞用在執法和情報機構的職業官員身上，他們指責這些人是民主黨人，與自由派媒體勾結，先是阻止川普當選，然後又破壞了他的當選。就像假新聞和腐敗一樣，川普把深層國家變成了對付敵人的武器，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中的敵人。
自川普入主白宮的那一刻起，他就開始與自己的官僚機構展開了一場巨大的鬥爭。他必須粉碎它，否則它會毀了他。他那憤憤不平的、掠奪性的大腦皮層迫使他去尋找一個可以在公共場合露面的官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要違抗他的人。川普找到了一個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一直默默無聞的人。
3.「你的妻子還好嗎？」
安德魯·麥凱布（Andrew McCabe）於1996年加入聯邦調查局，當時他28歲，比艾麗卡•紐蘭（Erica Newland）進入政府部門時小一歲。他的父親是一位公司高管，他成長於郊區，畢業於杜克大學，是新澤西州一家小公司的律師。調查局之所以吸引他，是因為調查可以發現人性的戲劇性，這些故事來自於橫跨兩種生活的人，既有麥凱布從小到大所過的安全穩定的生活，又有法律之外的黑暗世界的生活。他的妻子吉爾（Jill）當時正在接受兒科醫學培訓，她鼓勵他去申請。於是他接受了降薪50%的待遇，加入了這個部門。在匡蒂科，對他來說，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紀律嚴整、無私奉獻的探員，幾乎是一種樂趣。
麥凱布專門研究俄羅斯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在公眾視線之外的地方，他在局裡迅速升遷。他以智慧和沉著而聞名，是個天生的管理者。在2016年初，那時麥凱布年近五旬，頭髮因參加鐵人三項比賽而修剪得整整齊齊。他的短髮已經花白，他的眼鏡上面已經磨損變黑但下面擦拭得乾乾淨淨。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將他從華盛頓外勤辦公室主任提升為副主任，這是該局最高的職業職位，負責監督該局的日常運作。在平常的日子裡，FBI的二號人物一直不為公眾所知，但麥凱布的新工作讓他得以監督對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私人郵件伺服器的調查工作，而此時2016年的總統競選正進入重要階段。到今年夏天，聯邦調查局（FBI）也會深入調查川普的競選活動。
今年7月，科米決定宣布結束這起電子郵件的調查事件，稱希拉蕊的行為「極其粗心」，但並不構成犯罪。麥凱布支持這一不同尋常的偏離正常程序的做法（聯邦調查局對調查不予置評，尤其是那些不會導致起訴的調查），因為希拉蕊郵件門事件在競選中期登上了頭版，一點也不正常。科米是傳達道德正義性的大師，他會超越輿論的喧囂，站到他的制高點，讓美國人民相信調查是公正的。
但是科米的聲明引起了左派和右派的憤怒，並嚴重損害了聯邦調查局的信譽。麥凱布對科米的決定和他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感到後悔。「我們相信美國人民相信我們，」麥凱布後來寫道。「FBI不是政治機構。」但是他應該知道。2012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被殺後，他曾處理過嚴重誇大的班加西事件，「揭露了懦弱的政治姿態已經走向的超現實的極端」，並導致了同樣誇大的電子郵件事件。
麥凱布在一個等級森嚴的機構裡當了20年正直的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他不明白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他手無寸鐵，對即將發生的事毫無準備。
兒科急診室醫生吉爾·麥凱布（Jill McCabe）曾在2015年作為民主黨人競選維吉尼亞州參議院的一個席位，以便為貧困患者擴大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 expansion）。她輸掉了競選。2016年10月23日，距離總統大選還有兩周，《華爾街日報》透露，希拉蕊的競選團隊從維吉尼亞民主黨和州長特裡·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的政治行動基金收到了近70萬美元。麥考利夫是希拉蕊的朋友，曾鼓勵她參加競選。標題上寫著：「希拉蕊協助FBI官員妻子競選」，但更多的是影射而非實質內容。麥凱布很好地把自己與競選活動隔離開來，他對捐款一事一無所知。聯邦調查局道德官員已經允許他監督柯林頓事件的調查，直到吉爾的競選結束幾個月後他才開始做這件事。兩件事之間毫無關係。但川普在推特上發了有關《華盛頓郵報》的故事，並於10月24日在佛羅裡達州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發表了一則杜撰的新聞，稱柯林頓通過「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的配偶——協助監督對柯林頓非法電子郵件伺服器的調查人員的妻子」，賄賂了FBI，從而讓她逃出了監獄。這條新聞激怒了那裡的一群人。川普咆哮著，眯起眼睛，抿緊嘴唇，搖著頭，厭惡地離開麥克風，人群中爆發出對柯林頓和被操縱的體制的憎恨。
這是川普第一次提到麥凱布。他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但現場讓人不寒而慄。
幾天之內，《華爾街日報》準備刊登第二篇關於FBI和麥凱布破壞性信息的報導。根據報導，這一次，麥凱布告訴特工們「退出」對柯林頓基金會的秘密調查。消息來源似乎是FBI紐約辦公室的高級特工，他們公開表達了反柯林頓的情緒。但這個故事是錯誤的：麥凱布想要繼續調查，只是遵循司法部的政策，不讓特工採取任何可能影響即將到來的選舉的公開步驟，比如發出傳票。在一周內，他的正直第二次在公眾面前遭到了不公正的誹謗，而這是一個官員的命脈。他授權自己的律師麗莎•佩奇（Lisa Page）和FBI首席發言人麥可•科爾坦（Michael Kortan）糾正這一報導，向記者披露了麥凱布與司法部一名官員之間的一段對話。他認為這一授權是恰當的，因為這不僅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FBI的利益。
這次洩密無意中證實了對柯林頓基金會的調查的存在，這讓科米感到不安。FBI主任對吉爾·麥凱布競選活動的曝光已經很不高興了。他準備命令麥凱布迴避對希拉蕊郵件的調查。10月28日，也就是大選前11天，FBI重啟了對希拉蕊郵件的調查。科米後來聲稱，當他問麥凱布有關洩密的事情時，麥凱布說了類似「我不知道媒體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麥凱布後來說，他已經告訴科米，他授權了這次洩密。）
這一事件在那幾個月的大戲中無足輕重，卻引發了一系列對麥凱布來說至關重要的事件。
川普獲勝時，麥凱布夫婦認為，新總統可能會放棄關于吉爾競選活動的陰謀論，停止對他們的攻擊。「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她最近告訴我，「所以也許他現在會放過我們。有一段時間，我是這麼想的。」
就在川普準備上臺之際，俄羅斯對他周圍的人展開了調查，從他選擇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可•弗林（Michael Flynn）開始。弗林在與俄羅斯大使通電話的問題上對FBI特工撒了謊。川普明確表示，他希望FBI放棄對弗林的調查，保護白宮不受越來越嚴格的調查圈子的影響。在白宮的兩人晚宴上，新總統告訴他的FBI局長，他想要忠誠。科米誠實地答應了。川普接著問麥凱布是否「對我有意見。在競選期間，我對他和他的妻子很粗暴。」科米稱麥凱布是「一位真正的專業人士」，並補充道：「FBI的人，不管他們的個人觀點如何，一旦進入他們的工作崗位，他們就會脫離個人的身份。」
但川普不想要真正的專業人士。不管你是忠誠的還是不忠誠的，抽乾沼澤意味著除掉那些不忠誠的人。他對人類動機的理解告訴他，在他的「非常粗暴」對待之後，麥凱布不可能是忠誠的——他會想要報復，他會通過調查來解決。在隨後與科米的談話中，川普不斷回到「麥凱布那件事」上，仿佛在念叨他在自己的聯邦調查局中製造了一個敵人。
「我們知道我們註定要失敗，」吉爾·麥凱布告訴我。「我們的日子屈指可數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到5月時，我們知道它可能真的會可怕地結束。」
2017年5月9日，麥凱布被叫到街對面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辦公室，塞申斯告訴他，川普剛剛解僱了科米。麥凱布現在是聯邦調查局的代理局長。
那天晚上川普想見他。科米告訴了麥凱布川普的忠誠要求，川普試圖幹涉俄羅斯的調查，以及他對麥凱布本人的懷疑。麥凱布完全預料到有一天他會被解僱。當他被領進橢圓形辦公室時，他發現總統坐在他氣派的辦公桌後面，他的高級顧問們，副總統、幕僚長、白宮顧問，順從地坐在他面前的一排小木椅上，麥凱布也坐在他們中間。川普問麥凱布，他是否不同意科米在7月決定結束柯林頓的郵件事件。麥凱布表示否認並說他和科米曾密切合作。川普一直在追問：聯邦調查局的人真的對這個決定不滿嗎，對科米的領導不滿嗎？麥凱比說，一些特工不同意科米對柯林頓一案的處理方式，但他還是很受歡迎的。
「你唯一的問題是你犯了一個錯誤，」麥凱布後來回憶川普說。「你妻子的事。這一個錯誤。」麥凱布希麼也沒說，川普接著說：「這是你唯一的問題。我在競選期間對你很嚴厲。柯林頓的朋友給我的錢，這讓我很辛苦。我在競選時說了你妻子很多壞話。」
「我知道，」麥凱布回答。「我們聽到你說的話了。」他告訴川普，吉爾是一位敬業的醫生，競選公職是她幫助病人的另一種方式。他和他們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完全支持她的決定。
「哦，是的，是的。她很棒。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說她很棒。你支持她是對的。大家都說她是個了不起的人。」
第二天早上，當麥凱布與他的高級幕僚開會討論俄羅斯調查時，白宮打來了電話，而電話那端是川普。這本身就令人不安。總統不應該給聯邦調查局局長打電話，除非是關於國家安全的事情。為了防止水門事件揭露的那種政治濫用，自70年代中期起，司法部指導方針就劃定了執法部門和白宮之間的一條狹窄的溝通線。川普一再表明，他要麼不知道，要麼不在乎。
總統對麥凱布在允許被解僱後的科米乘坐聯邦調查局的公務飛機從洛杉磯飛回感到失望。麥凱布解釋了這個決定，川普暴跳如雷：「這是不對的！我從來沒同意過！」他不希望科米被允許進入總部，進入任何FBI大樓。川普怒火衝天。然後他問：「你的妻子怎麼樣了？」
「她很好。」
「當她在選舉中失敗時，那一定非常難受。她是如何面對失敗的？輸了後感覺艱難嗎？」
麥凱布說，輸掉競選後很艱難，但吉爾又回到了急診室照顧孩子們。
「是的，那一定很艱難，」總統告訴他的新任FBI局長。「失敗很難。成為一個失敗者很難。」
當麥凱布拿著電話時，他的助手發現他神色緊張了。川普迫使他陷入了無法為妻子說話的尷尬境地。這是一種黑手黨式的行動：堅持自己的統治地位，情感勒索他人。
「它提升了這種忠誠觀念的壓力，」麥凱布最近告訴我。「如果我真的可以侮辱你的妻子，而你仍然同意我的觀點，或者無論我想讓你做什麼，你都會同意，那麼我就能徹底支配你了。我已經把丈夫和妻子分開了。他先是想把我和科米分開——『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對嗎？』他還試圖把我和這個機構分開——『FBI的每個人都很開心，對吧？』他把你逼到角落裡，試圖讓你接受並享受他所兜售的任何狗屁東西，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那麼他就知道你和他在同一陣營。」
麥凱布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談話中，問自己是否應該告訴川普從哪裡開始。「我真的不需要和美國總統進行個人撒尿比賽。」
麥凱布絕不是川普黑暗想像中的政治陰謀家，在緊張的政治氛圍中，他是一竅不通的。當川普要求知道他在2016年投票給了誰時，麥凱布震驚了，他只能含糊地回答：「我胡亂投了一票。」這句蹩腳的話讓麥凱布很尷尬，後來他跟川普澄清了一些事情：他一生都是共和黨人，但因為FBI對兩位候選人的調查，他在2016年沒有投票。這個直截了當的回答只會加深川普的懷疑。
但是，讓麥凱布暴露在川普欺凌下的職業精神，讓他在那一周的重大事件中接管了FBI。「吉姆被解僱後，安迪的專注和決心相當驚人，」時任FBI總法律顧問的詹姆斯•貝克告訴我。麥凱布有兩項緊急任務。第一個是向他手下的3.7萬名員工保證，調查局一切都會好起來。5月11日，在參議院的一次電視聽證會上，有人問他，白宮有關科米在聯邦調查局不受歡迎的說法是否屬實。麥凱布已經準備好了答案。他說：「我可以告訴你，我對科米局長懷有絕對崇高的敬意。」「我還可以告訴你，科米局長在FBI內部享有廣泛的支持，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他是在對這個國家和他自己的人民說他不能當面對川普說的話。
第二項任務是保護對俄羅斯的調查。科米被解僱，而白宮謊稱原因是柯林頓郵件事件，當時所有證據都指向俄羅斯的調查，這讓人們擔心司法公正會受到阻礙。5月15日，麥凱布會見了他的高級助手，貝克、麗莎·佩奇（Lisa Page）和其他兩位助手，並得出結論，他們必須對川普本人展開調查。他們必須查明總統是否與俄羅斯合作，並掩蓋事實。
該案是在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的指導下進行的。川普曾用羅森斯坦的備忘錄來證明解僱科米是合理的，但麥凱布不相信羅森斯坦能夠頂住白宮要求停止調查的壓力。他敦促羅森斯坦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接手此案。這樣它就會超出白宮和司法部的能力範圍。如果川普想要扼殺此案，全世界都會知道。麥凱布向羅森斯坦施加了幾次壓力，但羅森斯坦一再推諉。
5月17日，麥凱布通知一小群參眾兩院領導人，FBI將對川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可能與俄羅斯合謀的行為展開反情報調查，並對他進行妨礙司法公正的刑事調查。羅森斯坦隨後宣布，他將任命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為特別檢察官接手此案。
那天晚上，麥凱布被專車送到了他位於維吉尼亞州杜勒斯機場外郊區的家中。吉爾在做飯，而他們的女兒在廚房島做作業。麥凱布脫下夾克，鬆開領帶，打開一瓶啤酒。自從科米被解僱後，他就覺得自己在朝著一個目標衝刺，即讓對俄羅斯的調查既安全又透明。「我們已經做了我們需要做的，」他說。「總統一定會讓人嘗到苦頭，而我就將成為那個人。」
「你完成了你的工作。」吉爾說。「這很重要。」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當麥卡布的情況變得糟糕時，吉爾會提醒安迪那天晚上在廚房裡的情景。
7月25日，這條推特又突然恢復：「問題是，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希拉蕊調查負責人安德魯·麥凱布從H那裡得到了70萬美元的妻子費！川普現在知道麥凱布的名字，但吉爾永遠是『妻子』。第二天，又有更多的推文：「為什麼A.G.塞申斯不接替FBI代理局長安德魯•麥凱布？他是科米的朋友，負責柯林頓的調查，卻從希拉蕊·柯林頓和她的代表那裡為他妻子的政治競選獲得了70萬美元。抽乾沼澤！」
這些推文讓麥凱布蒙羞。他沒有辦法在不引起更多注意的情況下回答這個錯誤的指控。他走進總部，拿當天的新聞開了個蹩腳的玩笑，試圖讓自己和他的組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同時知道他遇到的每個人都在想那些推文。貝克也成為了川普推文的目標，他向我描述了這些推文的影響。他說：「對我這樣一個沒有太多公眾形象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非常迷失方向的、奇怪的經歷。」「你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些生理反應，比如緊張、出汗。這很可怕，你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突然人們開始談論你，你覺得自己被曝光了，而且不是以一種積極的方式。」
川普發推文的目的不僅是懲罰麥凱布啟動調查，他還要抹黑這個案子。吉爾說：「他攻擊別人，讓他們覺得他的罪行可以忍受。」「如果安德魯腐敗，那麼調查就是錯誤的。所以他們需要盡一切努力來證明安德魯·麥凱布的腐敗和謊言。」
7月28日，在推特恢復發布三天後，麥凱布被緊急傳喚到司法部。檢察長辦公室的律師們在調查柯林頓的電子郵件調查時發現，麥凱布的律師麗莎·佩奇和該局王牌調查員彼得·斯特佐克（Peter Strzok）之間有數千條簡訊。他們兩人都是柯林頓和俄羅斯事件的核心人物；斯特佐克現在為穆勒工作。在競選期間，佩奇和斯特佐克對川普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還發生了婚外情。佩奇和斯特佐克是麥凱布最親密的同事，佩奇是他信任的朋友，這對他來說都是可怕的新聞。
律師們連珠炮似地提出了有關文件的問題。由於麥凱布是檢察長調查柯林頓一案的對象，他事先告訴律師，如果沒有他的私人律師在場，他不會回答有關他參與的問題。儘管如此，他們的問題突然轉向了《華爾街日報》的第二篇文章，文章暗示麥凱布被柯林頓收買了。其中一名律師想知道「CF」在佩奇的一篇文章中是否提到了柯林頓基金會。「你知道嗎？」他問麥凱布。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麼。」
「或者一個代號？」
「我想不起來了，」麥凱比說，「但這件事，就好像，就在對我的指控中間，所以我真的不想和你討論這篇文章。因為我們似乎有點越界了。」
「在此期間，她曾被授權對記者講話嗎？」一位律師問道。
「據我所知沒有。」
這不是真的。麥凱布本人已經授權佩奇接受《華爾街日報》記者的採訪。但是他已經不再注意律師的問題了，這些問題本不應該出現的，他想結束這些問題。他必須考慮如何處理這個新的緊急情況。這些佩奇和斯特佐克的簡訊肯定會被洩露，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會聲稱這些簡訊證明了FBI是一個充滿偏見和腐敗的糞坑。佩奇和斯特佐克將被親自摧毀。那天在紐約，川普發表了關於中美洲「動物」的言論，他敦促執法人員嚴懲團夥成員嫌疑人。主席團必須擬訂一項答覆，並重申其誠信守則。麥凱布又回到了總統的瞄準線上。
麥凱布感到一切都在分崩離析。不難想像他當時的心理狀態，他會說：「據我所知沒有。」當年另一個可怕的日子，5月9日，他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當時，另一項內部調查讓他對很久以前的期刊洩露事件產生了同樣的疑問，讓他措手不及，而麥凱布給出了同樣不準確的答案。一個中規中矩的職業官員，他的正直不斷受到攻擊，這種情況下他很可能犯這樣一個不必要的錯誤。
那是一個星期五。周末，他意識到他給律師留下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周二，他打電話給監察長（inspector general）辦公室，要求更正。就在同一周，參議院確認克里斯多福·雷（Christopher Wray）為新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麥凱布重新擔任副局長。在做了21年聯邦探員之後，他計劃在2018年3月年滿50歲時，一旦有資格就退休，並進入私營部門。但已經太遲了。
12月19日，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作證時，麥凱布證實了科米對川普企圖扼殺俄羅斯調查的描述。兩天後，在另一個眾議院委員會面前，有人問他，對聯邦調查局的攻擊對他有什麼影響。麥凱比說：「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他描述了他的妻子——「一位出色、聰明、有愛心的醫生」——如何競選公職，幫助擴大窮人的醫療保險。「帶著崇高的目標開始，經歷她和我的孩子們在過去一年裡所經歷的事情，這是毀滅性的。」
聖誕節前兩天，川普發布了一條威脅性的推文：「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正在爭分秒秒地退休，享受全部福利。」還有90天？！！「對於總統來說，只要涉及到他視為敵人的官僚，任何人事問題都值得關注。同一天的另一條推特和聖誕節前夕的一條推特重複了關于吉爾競選的老謊言。她不停地為家裡發生的一切麻煩責怪自己。
就在假期結束後，麥凱布得知，他那部分關於柯林頓郵件調查的監察長報告將另行發布。麥凱布的作品將在幾個月內完成，而不是在春季的晚些時候。2018年1月，新任局長雷伊迫使麥凱布辭去副局長一職。他沒有接受較低的職位，而是在3月中旬退休前休假。在二月底，檢察長完成了他35頁的報告，並得出了毀滅性的結論：麥凱布在有關《華爾街日報》的聲明中有四次表現出「缺乏坦率」。職業責任辦公室（The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建議解僱他。在司法部的一些人看來，這代表了一位高級官員的責任。
麥凱布於3月9日收到了這份文件。聯邦調查局的指導方針一般允許在30天內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但司法部似乎決心要趕在麥凱布退休之前讓白宮滿意。司法部給了他一周的時間。3月15日，麥凱布為了給自己抗辯而與一位官員見面：他因一個他早就忘記了的問題而打擊地措手不及，所以當他發現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陳述後，他決定主動去更正它。麥凱布認為他的論點是站得住腳的，但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三天後，在看CNN時，麥凱布得知他被自己工作了21年的組織解僱了。那時離他50歲生日還有26個小時。
在新聞發布一小時後，川普就在推特上表達了他的喜悅：「安德魯·麥凱布被解僱了，這是聯邦調查局辛勤工作的員工們的偉大時刻，這是民主的偉大時刻。」這是他關於麥凱布的第八條推特；從那以後到現在已經有33條了，而且還在增加。
「被聯邦調查局炒了魷魚，還被罵成騙子——我至今都無法向你描述這讓我多麼難受，」麥凱布告訴我，這時已經距離他被解僱兩年了。「這太無禮、太丟人、太可怕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還是像最開始一樣困擾著我。我已經想了幾千個小時，但我還是一樣難受。」
司法部急著在麥凱布退休前把他趕下臺，而總統則為他的下臺拍手稱快，這讓政府內外的許多律師人人自危。法律專家班傑明·維特斯（Benjamin Wittes）對我說，「以這種方式推動程序，是司法部不可原諒的政治化行為。」麥凱布失去了大部分退休金，失去了工作，他的前同事們對他避之不及。最糟糕的是，司法部將檢察長的報告提交給了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律師，此類案件被提起刑事訴訟的情況幾乎是聞所未聞，但法律之劍在麥凱布的頭上懸了兩年，這是一段異常漫長的時間，而檢察官沒有任何行動。去年9月，麥凱布從媒體報導中得知，陪審團將對他的一項起訴書進行投票。他和吉爾告訴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父親可能會被戴上手銬，房子可能會被搜查，他甚至可能會被關進監獄。陪審團開庭審理後，什麼事也沒發生。其實這就意味著陪審員找不到起訴的理由。麥凱布案件的其中一名檢察官退出了此案，這在如此關鍵的階段很不尋常；另一名檢察官離開了私人部門，據報導，他對政治壓力感到不滿。不過，直到2月中旬，這個案子才被正式撤銷。
像希區柯克電影中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所陷入的噩夢的正直的人一樣，麥凱布以一種奇怪的冷靜方式討論了他的處境。吉爾比較感情外露，她把這種折磨比作一種虐待關係：每次她覺得終於可以喘口氣的時候，另一種打擊就來了。每天晚上，她都可以聽到福克斯新聞主持人譴責她的丈夫。就在最近，右翼媒體「一個美國新聞網」（One America News）的一名記者在白宮草坪上宣布，麥凱布與麗莎·佩奇（Lisa Page）有染。這是假新聞，電視臺最後被迫撤回了這一言論，但在此之前，麥凱布不得不打電話給在學校上學的女兒，並警告她，她會在網上看到這個故事。
麥凱布寫了一本書，他頻繁地出現在CNN上，他自願參與「無罪項目」，致力於糾正冤假錯案。吉爾在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地同時繼續在急診室上夜班。但他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永遠不可能完全自由。
聯邦調查局領導層中調查川普的每一名成員，連同司法部的官員，都被迫離開了政府部門，並遭到了誹謗。就連從未被指控有不當行為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也發現，自己太具爭議性了，不適合受僱於私營部門。但正是麥凱布曠日持久的痛苦，為這些官員們提供了最生動的警告：如果他們的職業職責與川普的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會是什麼下場。這讓法律顧問局（Office of Legal Counsel）的艾麗卡·紐蘭和她的同事們感到恐懼，讓國務院裡的官員們感到唇亡齒寒。吉爾說，「有很多人不願意做出頭鳥，因為他們不想成為下一個安德魯·麥凱布。」
4.目的和手段
沒有什麼比獨立執法更能束縛川普了；沒有什麼比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權力更能增強他的力量了。「獨裁的領導人必須控制國家的高壓機構，」蘇珊•軒尼斯（Susan Hennessey）和班傑明•維特斯（Benjamin Wittes）在他們的新書《Unmaking The Presidency》中寫道。「如果失去對司法部的控制，這位未來的暴君的權力就不完整。」
當川普提名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接替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擔任司法部長時，華盛頓的法律界集體鬆了一口氣。大約30年前，也就是布希第一任總統任期的最後14個月，巴爾擔任過同樣的職務。他現年68歲，在私營部門工作多年，因此很富有。他已經功成名就，不需要證明自己，也就不害怕失去什麼。他被認為是一個「制度主義者」——相當保守，主張強大的總統權力；但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因為他非常聰明且富有官僚技巧，相比智力低下的塞申斯和資質不佳的臨時替代者馬修·惠塔克（Matthew Whitaker），他能更好地保護司法部不受川普的掠奪。巴爾告訴一位朋友，他之所以同意回來，是因為這個部門正處於混亂之中，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
在巴爾的提名聽證會舉行之前，曾在歐巴馬政府中擔任代理總檢察長的法律學者尼爾·凱泰爾（Neal Katyal）警告民主黨參議員們不要被愚弄：只要認真研究過巴爾，就會發現，他的觀點完全偏離了主流保守主義，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危險。
第一個是他對總統權力的觀點，有時也被稱為「行政一體」理論，即憲法第二條賦予了總統在行政部門的唯一和完全的權力，並擁有解釋法律和發動戰爭的廣泛自由。1989年，當巴爾成為喬治·H·布希（George H.W.）政府法律顧問局的一把手時，他寫了一份有影響力的備忘錄，列出了國會侵犯憲法第二條的10種方式，他說，「只有持續有力地抵制國會的這種侵犯，行政部門的特權才能得以保留。」他創建並主持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負責處理文件請求，維護行政特權。
巴爾的不滿之一是總檢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總檢察長辦公室是國會在1978年設立的，作為行政分支機構的獨立監督機構。曾在小布希政府時期擔任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的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傑克•戈德史密斯說：「對於巴爾這樣的人來說，這就涉及到『行政一體』的核心問題了——這個機構要向國會報告。」當巴爾在1991年成為司法部長時，他盡力削減了司法部的總檢察長辦公室在調查不當行為方面擁有的權力。
巴爾甚至對水門事件後制定的使司法部免受白宮政治幹預的指導方針表示懷疑。在2001年的口述歷史中，巴爾說：「在水門事件後，認為司法部應該保持獨立的觀點開始流行……我的經驗是，在司法部，最政治化的人是職業人士，最不政治化的反而是政治任命的人。」在巴爾看來，對執法的政治幹預本身就是矛盾的。由於總統（和他們任命的人）受制於選民，他們比那些匿名的、不負責任的官僚——聯邦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調查員——更能維護司法公正。巴爾似乎並不關心總統們在選舉期間會做些什麼。
對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執政期間發生的「伊朗門」（Iran-Contra）醜聞的調查，貫穿了布希的總統任期。巴爾鄙視獨立的法律顧問，認為他們是對行政一體機構的侵犯。在布希離任前的一個月，巴爾說服總統發布了對幾位裡根政府官員的全面赦免，除了一位前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他已被起訴，並可能提供了對布希不利的證據。這種包庇並沒有使巴爾感到不安。但六年後，當獨立檢察官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 Starr）調查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一起性醜聞中的偽證和妨礙行為時，時任企業律師的巴爾批評柯林頓政府對斯塔爾的攻擊可能會阻礙調查，甚至會威脅到陪審員和證人。
這裡就要說到巴爾思想的第二部分：黨派性。它不像巴爾對總統權力的觀點那樣引人注目，巴爾的黨派性思想掩蓋在憲法原則之下，但它從未消失。巴爾是獨立法律顧問的堅定批評者——除非他們在調查一位民主黨總統。當共和黨人入主白宮時，他是總統權威的有力捍衛者。
這種黨派性必須與巴爾思想的第三個經久不衰的部分聯繫起來理解：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一個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約翰·鄧恩（John·R·Dunne）曾和巴爾共事過，當巴爾還是布希政府的司法部長時，鄧恩負責司法部的民權部門。他稱巴爾是「一個專制的天主教徒」。鄧恩和他的妻子有一次在巴爾家吃晚飯，對巴爾的印象就是只有家裡的狗不聽話的傳統家長。巴爾曾在反戰運動最激烈的時期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他在那幾年期間的感受就是：上世紀60年代，對傳統價值觀和權威的挑戰讓美國陷入了長期的道德滑坡。這一觀點也是許多其他宗教保守派秉持的。
1992年，作為司法部長，巴爾在一個右翼天主教會議上發表了演講，他在演講中指責「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長期狂歡」導致了墮胎、吸毒、離婚、青少年犯罪、性病和普遍的不道德行為的激增。巴爾說：「現在的世俗主義者顯然是狂熱分子。他呼籲回歸「上帝的律法」，以「上帝的律法」作為道德復興的基礎。
「一場戰爭正在進行，它將決定我們作為人類是誰，這個時代最終將以什麼名字命名。」當時，巴爾的演講稿撰寫人之一是帕特·西博隆納（Pat Cipollone），他現在是川普的白宮法律顧問，在彈劾期間是他的辯護人之一。1995年，作為一名普通公民，巴爾在當時名為《天主教律師》（the Catholic Lawyer）的期刊上發表了同樣的論述，用了同樣的比喻。「我們陷入了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的歷史性鬥爭，」他寫道，「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啟蒙運動的最終產物。」巴爾接著說，世俗主義者對宗教宣戰的主要武器是法律。傳統主義者會以同樣的方式反擊。
這種末日式的決戰與憲法第二條和行政一體有什麼關係？它把政治上的風險誇大。在基督教文明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信徒們很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結果是正確的，那採取怎樣的方式都沒關係。
在布希總統和川普總統之間的25年，巴爾都沒有在公共部門任職。他在公司董事會任職，照顧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因為她患上了淋巴瘤。巴爾和西博隆納還一起擔任Catholic Information Center（華盛頓的一家宗教書籍專賣店）的董事，該中心位於華盛頓，與聖十字架及業主社團（Opus Dei）關係密切。聖十字架及業主社團是一個極右天主教組織，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和商業領域都有影響力。在那些年裡，共和黨陷入了自己道德相對主義的沼澤，並隨著川普當選總統而跌入谷底。
川普的到來讓處於半退休狀態的巴爾成為了一名可靠的支持者。當科米在大選前11天重新開始對希拉蕊的郵件門調查時，巴爾寫了一篇表示贊同的專欄文章。六個月後，川普解僱了科米，據說是因為對同一項調查處理不當，巴爾發表了另一篇表示贊同的專欄文章。唯一始終如一的原則似乎是支持川普的利益。然後，在2018年6月，巴爾寫了一份19頁的備忘錄，主動發給了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備忘錄稱，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不能指控川普在總統權限範圍內採取的行動妨礙司法公正，備忘錄的內容包括要求停下科米對佛林（Michael Thomas Flynn）的調查，然後解僱科米。在巴爾對憲法第二條的擴展觀點中，川普幾乎不可能阻撓司法公正。
對於一個前司法部長來說，在業餘時間寫這樣一份備忘錄很不正常。6個月後，川普提名巴爾繼續擔任司法部長。
巴爾就職後，他對川普的支持力度加大。2019年3月，當穆勒完成他的報告時，巴爾迫不及待地告訴全世界：穆勒的報告澄清了川普與俄羅斯通謀的事情，同時「潛在犯罪」的缺乏澄清了總統故意妨礙議案通過——儘管報告中還列舉了10個可能的犯罪。三周後，巴爾終於在輕微修訂後發布了這一報告。這額外的三周時間是川普辯稱完全免罪的關鍵時刻。然後他把語言的槍口對準了他的追兵。他想讓他們下臺。
兩項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一項是由司法部的監察長主導的，專注於川普競選顧問的電子監控（巴爾稱之為「間諜活動」），以及在巴爾的監督下康乃狄格的美國律師約翰·達拉謨（John Durham）的更廣泛的審查。在今年5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採訪時，巴爾對達拉謨的審查結果做出了預先判斷，強烈暗示對通俄門的調查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他位於深的不端行為狀態：「共和黨已經沒落了，政府官員因為自視為古羅馬禁衛軍而變得非常傲慢，他們以自己的政治傾向定義國家利益，覺得任何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是國家的敵人。而且，他們覺得自己知道得更多，他們就是人民的守衛者。這種思想可以轉變為大多數人的一直，並奠定你作為政府官員的道路。」
即使俄羅斯案的情況確實如此，司法部長也沒有必要為調查結果埋下伏筆。去年12月，監察長發布了他的報告，發現在申請監視令時存在嚴重錯誤，但在對俄羅斯的調查中沒有政治偏見——沒有「禁衛軍」——巴爾並不滿意。他宣布他不同意這份報告。
巴爾利用他的官方平臺向公眾宣傳。去年11月，他在華盛頓向保守的聯邦黨人學會（Federalist Society）發表演講時，用了六段話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或許是司法部長有史以來發表的最輕蔑的黨派言論。巴爾稱，進步派正在執行一項「神聖使命」，為達到這一目的，採用怎樣的手段都是可以的。而保守派「往往對自己的政治策略更為謹慎」。「諷刺的是，那些反對現任總統的人不斷指責這屆政府『破壞』憲法規範，並對法治發動戰爭。當我問我反對川普的朋友，『你到底指的是什麼？』我得到的是空洞的眼神，接著是對旅行禁令或類似事情的抱怨。」
演講的核心是譴責立法和司法對行政當局權威的侵犯——就好像總統的權力自9/11以來並沒有大幅增長，就好像川普在任期內的行為完全符合憲法第二條的規定。10月，在巴黎聖母院，司法部長再次重複了他關於宗教戰爭的論點。對於巴爾來說，時間似乎永遠停留在1975年，國會正在舉行聽證會來削弱總統的權力，而世俗的左派正在摧毀美國家庭。他正在利用自己在職的短暫時間來抵禦即將到來的黑暗，如果上帝開了一個宇宙玩笑，將正義的權力授予唐納·川普這個有著根本缺陷的人，巴爾將竭盡所能來保護他：歪曲穆勒的報告；抨擊司法部官員；試圖通過虛假的法律論據使烏克蘭告密者的投訴不被國會知曉；為白宮阻撓彈劾調查提供掩護；為總統的對手提供政治醜聞的官方渠道；以川普的朋友羅傑·斯通的名義，駁回了對他的起訴。
巴爾與川普的追求截然不同——一個是為了讓政府與他的宗教權威理念結盟而發起的聖戰，另一個是為了貪贓枉法地追求自我擴張。但是他們通過合作破壞聯邦機構的獨立性來達到彼此的目的。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公務員，甚至政府的其他部門，都可以限制總統。
「巴爾可能是我們遇到過的最具政治色彩的司法部長，」一位資深政府律師告訴我。他描述了川普無休止的攻擊和巴爾的共謀對執法的毀滅性影響。「我從和朋友們的交談中得知，許多職場人士對兩件相關的事情感到苦惱。其中之一是他們感覺法律決定在很大程度被政治驅動。司法部不顧職業律師的意見，採取了極端立場。例如，白宮可以拒絕在彈劾聽證會上提供任何證據，眾議院和曼哈頓區檢察官都不能獲得川普的個人財務記錄。這名律師說，另一個造成痛苦的原因是巴爾攻擊自己手下的人，他和川普一起指責政府官員密謀反對總統。
即使在遠離華盛頓的地方，士氣也受到了影響。一位在美國中部的聯邦檢察官告訴我，他和他的同事們再也不能指望他們的領導人保護他們免受不公平的指控或政治幹預。任何帶有政治風險的案件都被認為是不可觸碰的。
白宮正在推動越來越多的案件，尤其是那些與移民有關的案件。很明顯，人們擔心一旦受到批評，就會遭到報復。檢方擔心，川普對執法的攻擊將對司法有侵蝕性作用，因為陪審員不再信任聯邦調查局特工或其他擔任證人的政府官員。
因此，許多檢察官都在考慮離開政府部門。「我聽到很多人說，『如果川普能連任，我無法忍受在川普領導下的下一個四年。』很多人擔心情況會很糟糕，但我們沒想到情況會這麼糟。我們很難渡過這場風暴。」這位檢察官沒有離開時因為他對他職責內的案件，對部門任務的投入，他認為「我不覺得我可以對這屆政府做出改變，因為這基本不可能，但是當『重建』來臨的時候，你可以留在這裡提供援助。」
當川普開始他的競選活動時，人們懷疑他只是在謀取私利。他當總統的目的是讓更多的高收入客人住進離白宮不遠的川普國際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如果川普的納稅申報單和財務記錄被公開，我們就會知道他的總統任期到底值多少錢。
但自大選以來，川普的野心越來越大。他並沒有為了能夠從自己的生意中榨取更多的錢而摧毀司法部門的獨立性 。民主21（Democracy 21）的Fred Wertheimer說，經濟上的利己主義「是他競選的原因」。「但權力是一種毒品。權力是一種讓人上癮的東西——行使權力，坐著空軍一號到處飛，擁有總統車隊，讓人們向你敬禮。他認為他就是這個國家。」
5.「沒有聲明」
作為一名候選人，川普了解到，外國可以在顛覆美國大選方面提供強有力的幫助。作為總統，他掌控著整個國家安全機構，但他需要數年的時間來發現它的弱點——美國國務院可以像司法部一樣腐敗，並且可以幫助他的掌權。
2018年4月，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接任國務卿時，國務院的狀況已經很糟糕了。幾十年來，外交一直是美國的一塊萎縮的肌肉，外交官員的地位也在穩步下降。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助理國務卿及以上級別的職位中有60%是由職業官員擔任的。到歐巴馬政府執政時，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30%，而大使職位已經成為總統感謝背後金主的一種常見方式。歐巴馬政府的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告訴我：「這不是在2017年初這屆政府的時候發明的。」「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之前很久，我們就有不合資質的政治性被任命者。就像在很多領域一樣，川普所做的事情加速了這個問題，使它變得更糟。」
川普的第一任國務卿雷克斯·提勒森（Rex Tillerson）榨乾了這個部門。為了消除膨脹，他試圖削減預算，停止人員招聘，並解僱了一大批高級外交官。C Street總部的辦公室和走廊變得空蕩蕩的。當蓬佩奧成為國務卿時，他承諾要恢復外交上的「大搖大擺」。他開始人員招聘，提拔職業官員，並開始填補高層職位的空缺——但他帶來的大多是政治任命。羅納德·諾伊曼（Ronald Neumann）是一名退休的大使，現在是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的主席。他說，國務院的政治化代表著「自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以來的100年努力的毀滅，即把專業政府從政黨分肥制中分離出來。」諾伊曼告訴我，這種破壞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它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聯邦政府是充滿敵意的，你必須讓所有忠誠的人都擔任高級職位，以控制那些混蛋——職業官僚。」在過去，主要的問題是官僚作風僵化，不夠靈活，「忠誠」從來沒成為主要的問題。但現在關心的卻是『忠誠』。」
在蓬佩奧的領導下，42%的大使是政治任命的，創歷史新高（在川普總統任期內，這一數字約為30%）。退休的職業大使伊莉莎白·瓊斯（Elizabeth Jones）告訴我，他們「被選中是因為對川普的忠誠」。「他們已經明白，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百分之百的忠誠。在那裡，為美國人民工作的想法是不合群的。」國務院助理部長及以上的職位，只有8%是職業官員，且自川普上臺以來，只有一位駐外事務處的官員被參議院證實調往一個高級職位——其他人都處於代理位置，這種方式逐漸削弱了高級官員的獨立性。許多中層外交官現在都在尋找華盛頓以外的職位，想調往總統不太可能在推特上談論的國家。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他的兩個前商業夥伴—兩位臭名昭著的烏克蘭檢察官，聯合右翼媒體策劃誹謗活動迫使大使瑪麗· 約瓦諾維奇（Mary Yovanovitch）從她在基輔的崗位上離職，因為她妨礙了他們的貪汙腐敗。這一故事因為成為川普被彈劾的起源而變得廣為人知。約瓦諾維奇在國務院的同事如何應對危機的故事不太為人所知。它揭示了在來自高層的前所未有的壓力下，官員們的各種行為。它展示了一個有著悠久而自豪的歷史的機構是如何被自己的領導人掏空和破壞的。
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前國務院官員湯姆·馬林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出生于波蘭的一個經歷過二戰的家庭。「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納粹佔領美國會怎樣，」「誰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不論是出於機會主義或者甚至是認同納粹的觀點。有些人會。大多數人會保持沉默。有些人會勇敢地去做有用的事情。更少的人會做一些不計後果的有用的事情。然後一些人，會利用這種情況來幫助自己。」
瑪莎·約瓦諾維奇和安迪·麥凱布一樣，沒有公眾形象，但在同事之間廣受尊敬。
1986年，28歲的她加入了國務院駐外事務處，並升職成為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駐亞美尼亞大使。在2016年，她成為美國駐烏克蘭大使。烏克蘭政治和商業領袖中腐敗猖獗，而她成為其中的鬥士。和麥凱布一樣，當一群暴徒想要毀掉她的職業生涯時，她的職業特徵使她處於弱勢。腐敗是她在烏克蘭工作的主題，也是她突然結束工作的原因。「你會認為我非常天真，」她在作證時告訴眾議院，「但我無法想像已經發生的所有事情。」
2019年3月初，美國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戴維·黑爾（David Hale）訪問了基輔大使館。他建議約瓦諾維奇再在烏克蘭呆一年。約瓦諾維奇原本計劃在那個夏天結束任期，然後退休。然而隨著烏克蘭大選的臨近，大使館無法承受暫時群龍無首的狀態。她想了一夜，同意了。
兩周後的3月20日，華盛頓報紙《國會山》（The Hill）刊登了對尤裡·盧岑科（Yuriy Lutsenko）的採訪，盧岑科是遭到約瓦諾維奇阻撓的骯髒的烏克蘭檢察官之一。盧岑科指責她試圖阻止合法的起訴。這篇文章還報導稱，「據稱這位大使曾公開批評川普。」川普轉發了這個幾乎全是謊言的故事。隨後又有幾篇文章充斥著關於烏克蘭幹預2016年大選，支持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陰謀論。這一報導的記者，約翰·所羅門（John Solomon）是從朱利安尼和他的同事那裡得到的信息（他依然堅持他的報導）。所羅門來自右翼網站Circa News，該網站曾發表過一篇關於麥克卡布的相同的虛假報導，稱他在兩年前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抨擊川普。俄羅斯和烏克蘭醜聞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腐敗和濫用職權的單一網絡，而所羅門是將它們聯繫在一起的眾多線條之一。
另一位是約瑟夫·迪傑諾瓦（Joseph diGenova），他是華盛頓的一名右翼律師，曾被巴爾任命，他同時也是朱利安尼的朋友，迪傑諾瓦曾在2016年表示，FBI特工對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結束對希拉蕊的調查感到憤怒。當天《國會山》報紙發表了第一個有關約瓦諾維奇的故事，迪傑諾瓦在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的福克斯新聞節目上露面，她表示約瓦諾維奇「在烏克蘭官員面前詆毀美國總統，並告訴他們不要在意或擔心川普的政策，因為他即將被彈劾。約瓦諾維奇應該被召回國。」「噢，她應該馬上回來，」漢尼提插話道。兩天後，蘿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在她的節目中重複了這個故事。迪傑諾瓦的律所合伙人（也是他的妻子）、福克斯新聞的常客維多利亞·圖恩辛（Victoria Toensing）給朱利安尼的一位密友發簡訊說：「三擊出局的女巫走了嗎？」3月24日，小唐納·川普在推特上稱約瓦諾維奇為「小丑」。
美國國務院稱《國會山》最初的報導是「完全捏造」。但隨著這些謊言在保守派媒體中傳播，並引發一連串的攻擊後，約瓦諾維奇發現自己陷入了危機。黑爾，國務院的第三把手兼高級職業外交官，向兩位同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我認為瑪麗應該公開否認說過任何不敬的話，並重申她作為美國大使和外交使節對美國總統和憲法的忠誠。」川普的資助人戈登·桑德蘭（Gordon Sondland）沒有相關經驗，卻被任命為駐歐盟大使，他直接給了她同樣的建議：「推特上說你支持總統，所有這些都是謊言，」約瓦諾維奇在彈劾證詞中複述了戈登·桑德蘭的話。「你知道他喜歡什麼。積極地去戰鬥，讚美他。」
約瓦諾維奇覺得她做不到。和艾麗卡·紐蘭一樣，她也曾宣誓捍衛憲法，而不是總統。約瓦諾維奇沒有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效忠川普，而是錄製了一份公共服務聲明，敦促烏克蘭人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投票。她試圖將這種公民責任與她作為無黨派政府官員的角色聯繫起來。她對著鏡頭說：「像我這樣的外交官承諾，無論美國人民、我們的同胞選擇誰，都將為他們服務。」布希總統和歐巴馬任命她為大使，「我促進並執行川普總統和他的政府的政策。這是真正民主的標誌之一。」
無論這節公民課給烏克蘭人留下了什麼印象，它都無法阻止烏克蘭國內針對她並希望她下臺的惡性運動。美國不再是美國外交官們向外國人展示的楷模民主國家。
3月24日，由於無法正常工作，約瓦諾維奇給戴維·黑爾（David Hale）寫了一封絕望的電子郵件。她希望國務卿發表聲明，表示對她充滿信心，她代表總統和國家發言。那天下午，黑爾打電話給約瓦諾維奇，請她把自己的顧慮寫下來。於是她發了一封更長的郵件，描述了那些攻擊她的人——包括朱利安尼和盧岑科——並試圖解釋他們的動機。
第二天，在秘書辦公室舉行的每周高級官員會議上，黑爾提出了約瓦諾維奇的要求。蓬佩奧面臨著兩難的選擇：要麼為自己的人民站起來，要麼向白宮讓步。他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撒手不管。他說在朱利安尼、漢尼提和其他人被要求提供證據之前，不會為她發表任何聲明。當周晚些時候，黑爾向歐洲和歐亞事務局報告說：「沒有聲明。」
約瓦諾維奇也沒有得到黑爾的回覆。「我們基本上放棄了，」黑爾在彈劾調查的證詞中說。「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我們停止了研究——至少，我停止了研究那個問題。我並沒有參與其中，所以我並沒有過多地關注它。」他同時表示，對約瓦諾維奇的支持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有一種觀點認為，總統本人可能會引發大眾對於大使的反應。」
比黑爾低好幾個層級，負責歐洲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喬治·肯特（George Kent）是代表被圍困的大使進行鬥爭的。肯特是基輔大使館的二把手，烏克蘭的腐敗一直是他關注的焦點。他知道所有烏克蘭球員都參與了反對約瓦諾維奇的運動，他對那些誹謗感到憤怒，這些誹謗也開始詆毀他的名聲。他強化了國務院對《國會山》的第一篇文章最初的反應，加入了「完全捏造」這一措辭。當對約瓦諾維奇的攻擊加劇時，他對黑爾說，國務院需要支持約瓦諾維奇。儘管作為一名即將晉升到高級職位的中層官員，他的地位並不穩固，但他還是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像這樣的時刻考驗著人們，反映出一個人的真實品質。」馬林諾夫斯基這樣說，他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成員，在彈劾調查期間聽取了前同事幾天的證詞。「在正常時期，很難知道誰會這麼做。」肯特的第一反應是阻止美國政策在基輔和華盛頓的腐敗。黑爾處於一個更有權的位置，然而他把官僚等級制度和他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結果就是約瓦諾維奇的領導們，沒有一個人向她強調這件事的緊迫性。
「我認為，道德上的勇氣比物理上的勇氣更難。」退休大使羅納德•諾伊曼（Ronald Neumann）告訴我。「我在越南當過步兵軍官。一些在戰場上非常勇敢的軍官變成了非常謹慎的官僚。「在戰鬥中，物理上的勇氣因為速度、腎上腺素、同伴的陪伴而變得更容易。「道德上的勇氣——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孤獨的行為，」他說。「你充分意識到這對你的職業生涯的潛在影響，因此道德上的勇氣更難。其實這不應該更困難——你不會被殺死——但事實就是這樣。」
事情平靜了幾個星期。4月21日，以反腐敗為競選綱領的沃洛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烏克蘭總統。白宮立即通知蓬佩奧，川普想讓約瓦諾維奇離開。於是媒體風暴又開始了。4月24日晚，約瓦諾維奇主持了一場使館活動，以紀念一名年輕的烏克蘭女子。她是一名反腐敗活動人士，死於硫酸襲擊，其謀殺案至今仍未破案。午夜過後，國務院打來了電話：約瓦諾維奇將搭乘下一班回家的飛機。她詢問了理由，但是除了對她安全問題的答覆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約瓦諾維奇於4月26日返回華盛頓。就在那一天，蓬佩奧大張旗鼓地公布了他的「民族精神」倡議（「Ethos」），其中包括一份新的使命宣言，國務卿本人在數百名外交官員面前背誦了這份宣言：「我是美國外交的捍衛者……我將以毫不妥協的個人和職業操守行動。我對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在言語和行為上，我對我的同事和所有與我並肩作戰的人都表現出無限的尊重。「蓬佩奧在草率地召回約瓦諾維奇之後，從來沒有與她會面，他也沒有為她公開發言。其他官員告訴約瓦諾維奇，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只是不知怎麼地「失去了總統的信任」。國務院為她在喬治城大學找到了一個臨時教職，但她作為外交官的職業生涯結束了。
「就我個人而言，我為她感到難過，」肯特在彈劾調查中表示，「因為在事情發生的兩個月前，我們要求她——副國務卿要求她再留任一年。」5月下旬，朱利安尼又開始了他的謊言行動，他對烏克蘭記者說，約瓦諾維奇和肯特受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領導，是索羅斯針對川普的陰謀一部分，但這次國務院沒有反駁朱利安尼的謊言。黑爾說，肯特應該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低調。肯特取消了在華盛頓智庫的幾次露面。
那時，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已經脫離了國務院的常規渠道，落入了「三個朋友」（Three Amigos，1986年美國西部喜劇電影）——大使戈登·桑德蘭、庫爾特·沃爾克和能源部長裡克·佩裡的手中。烏克蘭問題特使沃爾克希望安排澤倫斯基與川普會面。7月，沃爾克告訴肯特，他將與朱利安尼會面，討論烏克蘭對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家人以及2016年大選的調查。肯特後來說，當他問沃爾克為什麼要這麼做時，沃爾克回答說：「如果那裡什麼都沒有，那調查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那裡有什麼東西，那就應該進行調查。」肯特告訴他，「出於政治原因要求另一個國家調查起訴，這破壞了我們對法治的倡導。」但即使這一原則曾經在川普政府中流行過，它現在也已經不流行了。
7月25日，烏克蘭議會選舉後，川普給澤倫斯基打電話並要求「幫個忙」——對拜登夫婦的調查相當於烏克蘭對美國的總統競選進行幹涉，以換取美國的軍事援助和在橢圓形辦公室的私人會晤。一兩天之後，肯特接到了白宮烏克蘭問題高級專家亞歷山大·文德曼（Alexander Vindman）中校的電話，他與蓬佩奧一樣在監聽範圍內。文德曼告訴肯特，川普稱約瓦諾維奇是「壞消息」，談話已經進入高度敏感的話題——敏感到文德曼無法與他的同事分享。肯特沒有試著去了解更多。儘管他直言不諱地為約瓦諾維奇辯護，但肯特並不是那種想「處於風暴中心」的官員。在他的彈劾證詞中，他從來沒有提到要寫一篇反對意見，也沒有提到要和檢察長談話。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媒體。
外交事務官員們的職業守則使得川普與澤倫斯基的交易一事得以保密。湯姆·馬林諾夫斯基說：「向公眾公開不是他們的天性。」除非當一個官僚——吹哨者——向美國人民揭露川普與澤倫斯基的交換條件。9月9日，這一指控浮出水面。本來澤倫斯基在幾天後會與CNN的法裡德·扎卡裡亞（Fareed Zakaria）進行討論採訪。在採訪中，澤倫斯基可能會宣布川普希望進行的調查。
9月25日，白宮公布了7月25日川普和澤倫斯基的通話記錄。川普在電話中說，「前美國大使，那個女人，是個壞消息」，「她將經歷一些事情」。在彈劾調查期間，黑爾用官僚化的語言解釋說，「這個意見沒有任何實質性含義，也不可能被執行。」
在國務院，美國大使麥可·麥金利（Michael McKinley）宣讀了這份通話記錄，他的反應幾乎是出於本能的——驚駭。麥金利是蓬佩奧的高級顧問，他從巴西被調回美國，充當國務卿和外交部門之間的橋梁。他和黑爾是國務院領導層中唯一的職業官員，但他從未進入蓬佩奧的政治任命核心圈子，這個核心圈子內還包括蓬佩奧之前的商業夥伴。在9月25日之前，麥金利還沒有怎麼關注烏克蘭事件的脈絡。現在，他發現川普的話已經間接說明了烏克蘭事件。
第二天，麥金利接下了肯特去年春天中斷的工作。根據他的彈劾證詞，他去見蓬佩奧，問道：「發表一份關於約瓦諾維奇的聲明不是很好嗎？」 蓬佩奧聽了後說：「謝謝你。」麥金利和蓬佩奧的談話持續了大約三分鐘。
在9月的最後幾天裡，麥金利不斷要求發表一份聲明，讚揚約瓦諾維奇的專業精神和勇氣。他有八到十名同事表示，面對一場醜陋的總統攻擊，國務院保持沉默是令人洩氣的。9月28日，他給包括黑爾在內的五名資深同事發了電子郵件，堅稱司法部需要說點什麼。四人回信表示同意。黑爾沒有回覆；黑爾告訴一位同事，他認為麥金利的努力不會有任何結果。幾個小時後，蓬佩奧的發言人通知麥金利，為了不讓約瓦諾維奇受到過分的關注，國務卿不會發表聲明。
第二天，麥金利告訴他的妻子，在外交部門工作了37年之後，他必須馬上離開。儘管在彈劾調查期間被傳喚到眾議院之前，他從未公開發言，但他的離開是如此突然，以至於有一種辭職抗議的意味。蓬佩奧以脾氣暴躁和恃強凌弱著稱，他從歐洲給麥金利打了20分鐘電話，這通電話對麥金利而言非常難熬。後來，國務卿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撒謊說，關於約瓦諾維奇的事，麥金利本可以隨時來找他，但麥金利自己不來。
在離開之前，麥金利拜訪了黑爾（麥金利和黑爾都是外交部門的官員），並告訴他，國務院的沉默對士氣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黑爾堅決不同意——他斷言士氣高昂。之後，黑爾會見了蓬佩奧，並表示麥金利的消極對士氣會有影響。
在彈劾調查期間，麥金利對眾議院說：「我是單槍匹馬。」「我不知道交戰規則是什麼。但我知道，作為一名外交官員，此刻我會感到非常孤獨。」於是他聯繫了約瓦諾維奇，他們之前就認識；麥金利又聯繫了肯特，在這之前他們並不認識。麥金利想知道他們是怎麼做的。他驚訝地得知，自己是第一個就烏克蘭通話的文字記錄與他們聯繫的高級官員。當麥金利聯繫到肯特的時候，肯特正在維吉尼亞和他的妻子摘蘋果。通話過後，肯特還是在谷歌上搜索才知道麥金利是誰。肯特在他的彈劾證詞中說：「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真正正派的人，關心正在發生的事情。」
10月初，在眾議院委員會發出傳票要求提供文件和證詞後，國務院下令國務院工作人員不得合作。蓬佩奧致信國會，稱這些要求是「恐嚇、欺凌和對國務院傑出專業人士的不恰當對待」。他還公開表示，國會阻止外交官員與國務院的律師交談，但事實並非如此——國務院的律師們不願與肯特交談，因為肯特收到傳票後願意出庭作證。讓肯特感受到威脅的不是國會，而是他自己工作的機構——國務院。
10月3日，美國國務院歐洲和歐亞事務局開會討論如何回應傳票。當肯特表示國務院不願對國會作出回應時，一名律師當著肯特15名同事的面把肯特叫到了大廳。他警告肯特不要合作。肯特寫了一份關於這次會面的備忘錄，然後把備忘錄交給了麥金利，麥金利把備忘錄發給了黑爾和其他人，然後這份備忘錄和其他所有國務院拒絕交給國會的文件一起消失了。
不管怎樣，職業人士都作證了。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公開的審查。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社交媒體和右翼網站上遭到頻繁的攻擊。他們都面臨著高昂的律師費。（以前的同事建立了一個法律基金，籌集了幾十萬美元。）蓬佩奧和他的國務院仍然沒有為他們辯護。即使面臨著這麼多困難，他們依舊選擇出庭作證。
聽證會召開時，瑪麗·約瓦諾維奇的母親剛剛去世，但即使眾議員亞當·希夫（Adam Schiff）大聲朗讀川普剛剛發的一條關於她的惡毒推文，她也沒有失去冷靜。喬治•肯特（George Kent）戴著領結，戴著配套的口袋方巾，仿佛回到了偉大外交的時代，他苦笑著說：「要想推動反腐行動，你就一定會激怒腐敗分子。」臉色蒼白、言語簡潔的戴維·黑爾也出庭作證。在聽證會快結束時，來自華盛頓的民主黨眾議員丹尼斯·赫克（Denny Heck）懇求黑爾說，約瓦諾維奇是一位勇敢的愛國者，她身上發生的事情是錯誤的。當他回答時，黑爾的聲音顫抖著說：「我相信她應該能夠留在崗位上，繼續做那項出色的工作——」
赫克打斷他：「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錯誤的嗎？」
「對，」黑爾說。
「謝謝你澄清事實。因為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您的話，她能到哪裡去澄清事實呢？如果不是您，她又能到哪裡去恢復她的好名聲呢？」
湯姆·馬林諾夫斯基聽取了他的前同事們的意見，認為他們的證詞反映了國務院的一些情況。「有很多被壓抑的憤怒和創傷，這次聽證會是一個發洩的出口，」他說。「這些人們也在為他們的同事發聲，而不是僅僅在談論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在彈劾調查期間，官僚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受到如此多的公眾讚揚。但聽證會留下了誤導性的印象。烏克蘭的故事，就像之前的俄羅斯的故事一樣，並不是一個真相和榮譽頂住了誹謗和腐敗，佔了上風的道德故事。約瓦諾維奇走了，接替她的小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 Jr.）也走了。麥金利和其他人也是如此——2月初，文德曼中校被趕出了白宮——而蓬佩奧還在那裡，總統也在。事實上是川普獲勝。
在川普執政的第四年裡，他基本上成功地讓行政部門為他個人服務。他並不是通過操縱官僚權力的槓桿來達到這一結果，而是通過任命與他有著共同政見的領導，通過把民眾風潮轉化為政府行動。他通過懲罰自己認為的敵人，拉攏懦弱的盟友，驅逐有能力和正直的職業官員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其結果是，在受到恐嚇的官僚機構之上，是少數的政治忠誠者。
司法部和國務院顯然是川普的目標，但行政部門的其他部門也在向他的意志低頭，儘管不那麼明顯。川普政府每14名政治任命者中就有一名是說客；他們主要負責國內政策。川普最大的資助者現在可以很輕易地接觸到機構負責人和總統本人，因為他們增加了川普連任的資金。在被彈劾的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川普籌集了近5000萬美元。他對權力的腐敗是美國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對權力的腐敗只會使原本就很嚴重的金錢腐敗更加嚴重。
在聯邦政府內部，職業官員正在外部就業機會與他們的養老金計劃以及他們加入政府時的承諾之間權衡。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超過1000名科學家離開了美國國家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和其他機構。國家食品和農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近80%的員工已經辭職。美國勞工部（Labor Department）大幅削減了安全檢查員的人數，全國範圍內的工人死亡人數大幅增加，不安全消費品的召回數量也有所下降。改變法律和法規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川普政府只是摧毀了政府內部的專家，使得其基本功能枯萎，沒有能力但人脈關係發達的人飛黃騰達，留下的人保持沉默 ，直到有一天當他們面臨和麥凱布、約萬諾維奇同樣的選擇：要不然幫川普做骯髒的工作，要不然就被其摧毀。
四年只是「緊急狀況」，但八年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馬林諾斯基說：「第一個任期結束時，一切都還可以，但如果還有另一個四年，一切就分崩離析了。」「人們開始成群結隊地離開。懷著留在那裡幫助部門重建的希望，把你人生的四年交付給一個機構是一回事，但是在那裡待八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甚至無法想像那會是什麼樣子。」
文章來源：
George Packer，The President Is Winning his War on American Institutions， The Atlantic，March 2，2020
網絡連結：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0/04/how-to-destroy-a-government/606793/
譯者介紹
劉昭媛
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吳靈思
武漢大學2018級國際公法碩士研究生，本科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意編譯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