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首都劇場，演出還未開始，寂靜的院落和高大的國槐樹為伴。和此對比的是，後臺三層的排練場燈火通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濮存昕，正在和演員龔麗君加緊排練即將上演的話劇《洋麻將》。
濮存昕
28年前，該劇在人藝首演即大獲讚譽，劇中角色也成為北京人藝舞臺上的經典人物形象。「此番重排，我們要繼承經典，向老藝術家致敬。」排練結束後，濮存昕接受了本刊採訪。
文藝工作者心中應懷著「真善美」
本刊：剛剛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在社會各界反響非常強烈，您怎麼看待這個時間召開這樣一次超規格的文藝座談會？
濮存昕：習總書記講話的精髓，與我們每天在舞臺上面對觀眾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百姓在生活中需要文學、藝術來滿足審美的需求。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是一個時期內文藝界的綱領，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發展方向。那麼當下，當文藝界有些問題需要重塑的時候，開這樣一次會議是很有必要的，以明確文藝的發展方向，呼喚新的定位。但不管怎麼定位和調整，有一條是永遠不變的核心，就是為觀眾服務。就像電影《梅蘭芳》中，福芝芳（梅蘭芳之妻）所說，梅蘭芳不是她的，而是「座兒」的。「座兒」是誰，就是觀眾。文藝工作者要拿「座兒」說話，為觀眾創作、服務。
文化發展有過很多經驗和教訓。比如50年代那會，文藝單位國有化，有積極的影響但也有消極的一面，「大鍋飯」、創作的停滯、作品的拔高、概念化。後來我們想用市場化的方式來解決，打破長期以來國有化文藝團體的創作懶惰。但現在看，用經濟改革方式推動文藝改革，註定要衍生一系列的新難題。
現在的文藝市場，有為錢的，為得獎的，為領導的，為藝術家自己的，就是為老百姓的文藝越來越少，真正的好作品越來越少。產生問題的根源，需要大家重新調整認識。
本刊：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切中時弊，對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針見血」。比如他指出，「文藝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您怎麼理解。
濮存昕：文藝作品的確存在娛樂化、庸俗化的現象。這和長期以來主流作品空洞、不精彩有關。不能簡單地指責社會文化信仰的缺失，真正要思考的是我們的作品觀賞價值在哪裡，怎樣讓老百姓愛看。
現在中國老百姓有錢了，口糧不缺了，要品味人生了。我們的文藝使命就是讓人民對生命有認知，有幸福指數，豐富精神世界食糧。如果作品陳腔濫調，老百姓不愛看、看不懂，就沒有完成使命。我不反對通俗文藝和感官文藝。但是一定要兩者兼備，現在主流文化弱了，要從根本上注入活力，創作出精品力作。
首先是作家要有責任感。今後文藝工作者再也不能「國家給我什麼課題就做什麼劇本，給我任務就完成任務」。而是要有文化自覺，自覺來源於對文藝的熱愛。一心追求利益目的，作品必然失敗。真正生動的、充滿生活氣息情趣的、富有思想性的作品，一定是從生活出發，自然地表達感受，融入作者對生活的熱愛。文藝工作者也可以懷著良好的願望創作批判現實的作品，但心中應有準繩，那就是「真善美」。
「文藝是公益事業」
本刊：談到要創作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前。文藝作品不能沾滿銅臭氣。您怎麼看待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北京人藝是怎麼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
濮存昕：盲目將文化產業化，通過文化拼命圈錢，違背了文藝的本質。文藝是關注人命運的作品，不只是娛樂，切莫因為追隨市場而變得庸俗，要堅持作品的思想性。以北京人藝來說，從創立之初彭真市長建議我們的名字為「人民藝術劇院」開始，宗旨始終是追求文學品質，演出人民愛看的劇目。所以我們始終把重點放在打造好劇目上面。一方面開發原創話劇作品。近10年，我們的原創劇目將近20個。同時又恢復了30臺保留劇目，大都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作品，那是人藝劇院最輝煌時期的作品，要恢復起來，既是希冀現在的觀眾能看到這些好作品，讓演員有機會學習、進步；一方面希望這些劇目能傳下去。一代代人都能感受其中的文學魅力。
而經濟效益最大化向來不是北京人藝的目標。人藝的有些好戲，票供不應求，但我們一直沒有提價，更抵制1000元以上的價格。我們還堅持了10多年學生公益場，深受學生歡迎。一些叫好又叫座的戲，提前3小時學生就排起長隊，40元學生票坐的是800元票價的位置。
本刊：這樣做，經濟效益上會不會吃虧？
濮存昕：如果為了錢做戲，那就會「越做越細」，五千年的文化就被扔了。我們要敬畏文化，和敬天敬地一樣。從經濟利益上講，我們是吃虧的，但我們培養了市場，讓更多年輕人感受藝術魅力，從他們中間將誕生一批戲迷、文藝愛好者。從社會效益和長遠的經濟效益上講，一點也不虧。
而且，因為對話劇品質的打磨，我們演出還是能掙到錢。2012年我們票房5700萬，今年力爭更高。但是我們不能鑽到錢眼裡，不能泛著銅臭氣。所以在演出成本逐年提高的背景下，我們反倒希望降低票價，目的就是惠民，讓更多觀眾走進劇場。
劇場是可以改變一個城市性格的，城市的晚上，人們饒有興味地在劇場觀看演出，體育館燈火通明，電影院在放映電影，也有人在欣賞歌劇，會讓這個城市有溫度，有溼度。
所以我說劇場是老百姓提高文化修養，陶冶精神生活的地方。文藝應該成為百姓精神生活的伊甸園。正因為肩負著這種使命，我始終認為文藝是公益事業。當然這並不代表應該回到政府包辦的老路。我們要用市場化運作，呈現給能讓觀眾花得起、又願意為之消費的文化產品。形成能維持運轉的良性循環，這才是健康繁榮的文藝市場應有的鏈條。
「群眾是我們心中的聖人」
本刊：維持市場的良性運轉，必須贏得觀眾的認可，這也是所有文藝形式都要面對的問題。北京人藝聚攏「戲迷」的靠的是什麼？
濮存昕：曹禺曾在《群眾是我們心中的聖人》一文中寫道，我們「尊重群眾，尊重人藝之友的呼聲，因為你們在我們心中才是聖人，真正的聖人。」為人民創作，把觀眾視為師友，為戲劇藝術源源不斷地培養觀眾，是北京人藝牢固與戲迷紐帶的關鍵。在人藝，一個優秀劇本要成為舞臺上的經典，不知要經過主創者和觀眾們多少次打磨。老舍的劇本都被「槍斃」過。《茶館》一開場經典的「八張桌子」是當時北京人藝副院長焦菊隱的精心安排，劇本流暢清晰的結構來自於老舍與焦菊隱的反覆修改。
因此觀眾知道，這兒的戲有保證，願意買票來看。人藝靠著這些觀眾生存到今天。現在，我們需要吸引新一代戲迷，這一代年輕人不同於舊時，作品過硬，他們會鼓掌。若作品不好，他們會搖頭。所以我們得知道要給觀眾展現什麼樣的好作品，把戲演好了，自然就有影響力。如今我到了快退休的時候，我把現在的任務叫做「擇善固守以待來者」。
本刊：但不得不說，許多文藝院團還是在勉強度日、暮氣沉沉，一些文藝形式面臨著永久流失的危機。
濮存昕：我們要有保護傳統文化的責任感。過去嘗試把地方戲曲、傳統文化劇團推向市場，事實證明不盡人意。一些老藝術家不得已隨著生命帶走本應該流芳千古的傳統文化。國有化藝術團體的改革，絕對不能搞成國家斷糧、拍賣資產，企業接手。這樣是不負責任的。
民間藝術傳承人制度應該迅速建立起來，只要能帶出接班的下一輩，就應該扶持。要判斷誰有能力在市場中生存，誰真正熱愛老祖宗傳下的文化遺產，支持扶持這樣的團體和藝術家。能保留多少保留多少。不要因為沒有觀眾關注就判定一些地方戲曲等傳統文化是沒有價值的。
如果只認傳統文化的市場價值，藝術慢慢就毀了。我們不僅不能當金錢的奴隸，還要讓金錢當奴才。錢是我們的工具，不是目的。幾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不能在我們這裡慢慢沒了，至少要維繫。待老百姓有相應的欣賞能力時，再將其推向市場。
本刊：有人說，文藝的春天來到了。文藝工作者應當怎樣做好新時期的文藝工作？
濮存昕：像總書記所講，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國家對文藝高度重視、大力支持，我們也必須有責任感地創作再創作，演出再演出，把一道道「精神食糧」奉獻給觀眾。現在北京人藝堅持每年有400多場演出，我個人每年演出就達到100多場，還要加上排練。我基本每天都在背詞，晚上演出，白天排另外一個戲，工作量很大。但能在個人最旺盛的創作年齡段有如此大的演出量，也是一件幸事。這讓我想起崔健的一首歌詞，「我希望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儘管我們比不了拷貝藝術的觀眾量。但我們希望，凡是走進劇場的觀眾，就能享受到一場文化盛宴，感到物有所值。雖然我個人的演出密度很大，但就好似當年當知青下鄉割麥子一樣，我相信只要一刀刀地割下去，就能割到頭，一場場的演，就能迎來文藝的復興與繁榮。
本文來源：《中國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