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德川政權建立；1615年，最後的反對者降服。不像豐臣秀吉以徵服大陸的方式尋求正統，德川統治者認定，鎖國政策才是捍衛他們政權的最佳手段。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說，他們為自己的國家選擇了自願的單獨監禁。
江戶幕府關心的是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據德川家族取得勝利的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大名亂戰顯示，放任外國的物資和武器流入可能再次導致亂世。散布在東南亞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其中有些是戰爭難民）雖然能夠為貿易乃至對外移民提供機會，但也同時產生難以控制以及造成幕府潛在敵對勢力財富增長的問題。豐臣秀吉遠徵朝鮮的失敗經驗說明，日本主導的國際主義有實際困難。中國主導下的國際主義仍有可能。
1644年，滿族入關。這開創了中國的一個政治權力鼎盛的時代。中國的疆界向西方和北方擴展；大清帝國建立了近代中國的主權領域，將那些從前沒有受中國直接統治的區域都納入中國的版圖。國界以內的離亂分子都被有效鎮壓。中國沿海的貿易及地方的獨立勢力對北京的威脅，看來就像私人的海外貿易對幕府將軍的威脅一樣。歷時半個世紀，清朝才能控制中國南部沿海，直到1683年，臺灣才歸順清廷。到此為止，清政府封鎖沿海，甚至一度將沿海居民遷往內陸。而在過去兩個多世紀，日本商人和倭寇頻繁往來於中國沿海，中國商人也赴各地經商。此時，德川與清朝政權都打破了這種模式。幕府將軍認為清朝的興起是對東亞穩定的威脅，但他們沒有能力對此施加影響，只得視而不見，而清朝也以相同的態度對待日本。此後，只有少數華南商人設法維持了與日本的小規模貿易。他們被安置在長崎並受到監視，那裡還居住著少數亡命日本的明朝遺民。
重視儒家經典
德川時代的一個特色是中國的文學經典比以往更加重要。於是，日本人便有可能而且事實上也有必要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加以區別。「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已經進入滿族人的統治，正如幾百年前進入蒙古族人的統治一樣。但這次，日本人對該事實的意識比以前更清楚，因為日本社會內部的變化拓寬了他們意識的視野。
中國的圖書和亡命日本的明末遺民，使滿族人徵服中國的記憶在其自身施行文字審查後仍長久不衰。 另一方面，中國文明受到空前的推崇。教育的普及和復興加深了日本對儒家學說的重視。儒學成為精英學校的主要科目，包括大名建立的藩學以及在各城市中興盛的私塾。在繪畫方面，日本的狩野派風景畫點綴著中國旅客和賢哲的形象。一個被稱為「文人畫派」的重要業餘畫家團體，就是在模仿晚明文人畫家的風格。這時用中文寫的漢詩大量出現。
此外，還有一種崇拜中國文化的傾向。很多日本儒學者以他們期望是優秀的中文寫成哀歌，表達自己徘徊於中國文化圈外的哀傷。日本最受尊崇的儒學者之一荻生徂徠曾自嘲是「日本國夷人」。18世紀初期無出其右的朱子學者和政治家新井白石，一方面繫念將軍的至尊權威，另一方面又冀望得到中國對自己的承認和讚賞。他希望將軍同朝鮮通信時用「日本國王」的稱號，並設立仿古的儀制，使日本更富有古風。但他又想盡辦法通過琉球遣清的使節，請北京一位地位很高的學者為他寫的漢詩集作序。
不過，這不是日本儒學者唯一的立場。一些人接過中國的形式而捨棄其內容，要求「中華」施惠於日本，又把中國本身列為邊疆「夷狄」。凡是抱這種思想的人，都試圖在中國典範和中國歷史之間做些區別。典範是毋庸置疑的，它代表文明，但中國的歷史卻有嚴重的缺陷。荻生徂徠可以擁護甚至信仰中國聖賢的古典傳統，但卻否定近世中國儒學思想的走向。
他和他的門生留意到，中國是由封建分封向中央集權制發展，而日本則反其道而行之，從古代天皇制發展到現在的封建分權。可以說，兩者各有其合理的地方。新井白石欣然承認中國文學的先導地位，但也肯定日本及其統治者在政治上應受尊崇。山崎闇齋曾被學生問到，假如孔子率領軍隊威脅日本時，他們該怎麼辦？闇齋告訴他們，以孔子之道行之——抵抗。
儒家學說流派眾多，並能調和許多主張。但德川幕府儘量限制不同的解釋，提倡單一的正統學說。不過，日本缺少正統學說得以在中國成立的科舉制度和尊王思想背景。相反，將軍和大名們徵求儒學者的意見，而這些儒學者對於善政各持己見，從主張制訂嚴格的行為規範，到認為應容許直覺和內心的道德覺識。雖然兩者都可以在中國經典中找到根據和範例，但就像在中國一樣，前者更適合日本的官僚等級制。
儒家學說本身內涵廣泛，與其更為合拍的是道德範疇而非教條細節，但那些儒學者卻未能如此認為。日本封建等級制度的組織森嚴，身份差別過分講究，令人偏重於定義的細節，就像在行為規範上那樣。這也導致他們的信念和行動古板僵化，從而讓後來的改革者可以輕易地攻訐官方儒學是空洞的、「中國式」的。 在文化方面是景仰，有時甚至是自卑；在政治方面是疏遠，甚至敵視，這就是德川時代日本中國觀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