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祝「立言」對人神交流、天地交流文學境界的開創有所影響，前有《楚辭》作品，後繼者層出不窮。茲略舉兩例。
漢魏晉盛行仙詩，漢樂府《郊祀歌》的神仙敘寫，多出現獨立的神仙境界，如《練時日》《五神》《華燁燁》等，又如《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裡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臺，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臺。［29］437
但到文人遊仙詩，則強調以自我為主的人神交流，顯示出文人詩的本色。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30］865把遇到仙人與其同遊視為最高待遇、最高境界。突出我，突出人世情懷，鍾嶸《詩品》曰：「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李善註：「（郭）璞之制，文多自敘。」
再說唐傳奇小說。胡應麟說：「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談。」［31］283魯迅先生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32］43志怪小說在佛教傳入的影響下，多敘寫鬼神世界，而待唐傳奇小說興起，其描摹鬼怪神異故事又回歸先秦巫祝「立言」的傳統，是以人為主體的。如初唐由志怪小說向傳奇小說過渡時期的《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遊仙窟》等，雖然也描摹鬼怪神異，但卻是以人為主體的，甚至注重於名人的奇異故事，仍具鬼怪神異之「怪」，但已表露出向人神之間關係之「奇」的轉化。在遊仙詩與傳奇小說中，鬼神往往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世界，他們是在與人的交往中獲得自身的存在的；而且，在人神交流的世界裡，突出的是人與鬼神的交流，人是佔主體地位的。
巫祝「立言」又為古代文學抒情傳統的發揚光大與誠信品質的強化作出過貢獻。鄧國光認為，可以從「六辭」看到「中國古代文書所獨具的抒情性質」，「祝辭，所表達的是愛憎的訊息」。祝辭表現出來的抒情性質是濃鬱而不加掩飾的，迥然不同於「溫柔敦厚」或含蓄之類，如《文心雕龍·祝盟》稱：「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如此風格也只有承襲祝辭才能夠呈現。咒、罵，其情感的表達超乎異常，乃至有過分之處。又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屈原《離騷》的情感抒發：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1］2486
「呼天」是情感抒發的極端，而如此做法則是從巫祝之辭而來。
巫祝「立言」還為文學作品的誠信訂立了規範。文字表達的「誠」與「信」，最初是表現在祝史之辭上，《論語·八佾》載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3］2467，就是說雖然鬼神並沒有實實在在的現身當前，但也要當作鬼神在場來對待，之所以這樣說，就是說有不誠信的情況。於是，人們讚賞「祝史正辭，信也」，批評「祝史矯舉以祭」，所謂「臣不知其可也」［6］1749；讚賞「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6］1996。當「祝史陳信，資乎文辭」的「文辭」之「誠」，擴大到整體的文字表達，從對待鬼神擴大到人世間的文字交往，於是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的提出［34］15，認定「修辭立其誠」才是「君子」。進而，祝文的許多特點都可作為普遍性的文章撰作的榜樣，《文心雕龍·祝盟》在談論祝文特點時說到：
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嶽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匯而求，昭然可鑑矣。［11］177
其中說到「實」「誠」「敬」「恭」等，都應該是文章所具有的品質。
巫祝「立言」的某些品質之所以對文學有所影響，是建立在人人都可與鬼神交流的泛巫祝化的觀念上的。如人人可通鬼神的觀念，《尚書·君奭》載周公曰：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鹹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2］223～224
賢臣都能夠「格於皇天」「格於上帝」，賢臣中或有具有巫祝身份者，如巫鹹、巫賢等。而且，君王本來就是可以不通過巫祝而直接向鬼神祈禱的，如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有「王祝」一類，就是王的親自祝禱［35］137。又如《文心雕龍·祝盟》：
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11］176
是成湯的祝辭行為，則天子也可以為祝，《周頌》中有許多周王的唱誦。戰國時期不載祭祀其事，其實是下移至民間，《史記·滑稽列傳》載：
（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1］3198
這是民間的祭祀，人人可「祝」，人人可與神交流。至漢代猶盛，《鹽鐵論·散不足》：「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裡有祝。」［36］233人人可為巫祝，祈福等不僅僅只是「祝」的專利，或成為百姓的普遍性行為。因此，祝辭及其品質被整個社會更大多數人所接受，這也是必然的。其意義在於：變巫祝的與神交流為文人的與神交流；變巫祝的溝通鬼神之辭為作品抒情主人公自我言志、抒情；化祝辭的種種品性為人間「立言」的品性；祝辭的種種品性與文人的責任感與自我意識結合起來，共同完成了巫祝「立言」消退後士大夫「立言」佔據社會的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