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鄉》總導演寧浩：有感而發、不說廢話，從自己的理解出發 | 專訪

導演寧浩

文｜林莉麗

編輯｜如 今

《我和我的家鄉》是2019年國慶檔票房冠軍《我和我的祖國》的姊妹篇，九大導演、近百位演員組成「中國喜劇夢之隊」，今年國慶、中秋雙節帶領觀眾體會一場笑中帶淚的「喜劇之旅」。電影橫跨東、西、南、北、中五大區域拍攝，兼具科幻、愛情、動作、冒險等元素。影片上映前，本報記者採訪了影片的總導演寧浩，聽他講以「空間、變化和小人物」為核心的電影創意過程、疫情期間的拍攝種種，以及他對真實、對喜劇的理解。

空間、變化和小人物

2019年國慶檔《我和我的祖國》熱映之後，《我和我的家鄉》的創作迅即提上了議程。寧浩、張藝謀、張一白幾大導演們幾輪交流討論之後，最終提煉出了「空間」、「變化」和「小人物」三個關鍵詞，並決定以此為核心串連全片。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個時間線串連的故事，作為姊妹篇我們想到用空間線串連，然後初步確定了西南、西北、華東、東北和京津冀五個區域作為拍攝地。一個核心訴求就是拍出千家萬戶在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過程中發生的變化。」作為電影的總導演，寧浩回顧了《我和我的家鄉》的創作緣起。

明確創作思路後，大家開始各自領任務。寧浩延續了《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北京故事，圍繞醫保話題創作了《北京好人》；閆非、彭大魔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於是選擇拍攝黑土地上的愛情故事《神筆馬亮》；俞白眉的老家在陝西西安，他和鄧超以家鄉為背景構思了陝北治沙的故事《回鄉之路》；陳思誠和「唐探組合」王寶強、劉昊然在貴州黔南小山村創作《天上掉下個UFO》；徐崢將鏡頭對準江浙滬的鄉村小學，演繹暖心的《最後一課》。

小切口看千家萬戶

在寧浩看來，祖國是宏大敘事，是大詞、大概念，家鄉則是溫暖、情感的代名詞，更適合從小切口切入看千家萬戶。《北京好人》的故事創作就源於寧浩自己的經歷。在拿到京津冀部分的創作題目後，寧浩先結合葛優的特點初步設定了外地人進京看病的故事線。原來，幾年前寧浩家裡的長輩曾來北京看過病，手術前因為不了解相關的醫保報銷政策和病情程度，一度很焦慮。寧浩和親戚提出由他負責醫保外的費用後，雙方的關係又變得格外客氣。後來，醫保報銷了長輩幾乎全部的費用，雙方又回到平等的親戚關係上。

親人間關係的微妙變化讓寧浩感觸頗深，同樣觸動他的還有中國醫保政策的覆蓋範圍，「幾乎全部報銷了，這是什麼手筆？這是政府辦的硬事！」

「撂地」、「串梗」喜迎小康

平地摳餅，也叫撂地，是相聲術語，說的是演員在市場上平地畫個圈兒就能把觀眾吸引過來的表演形式和本事。寧浩用平地摳餅形容原創喜劇的難度。五段故事，最初的設想是每組拍攝25分鐘左右，剪成120分鐘標準片長的電影。樣片交過來，每個導演都超時了。作為總導演，寧浩理解這種超時，「喜劇需要鋪排，前面埋的深後面才有高潮，《我和我的家鄉》不同於《我和我的祖國》，奧運會、原子彈等每一件盡人皆知，不需要太多解釋，這一次則是平地摳餅，要有足夠的空間鋪排、講述。」

「電影前前後後做了幾個不同的版本，從時長考慮，不得不剪掉了很多環境和空鏡。」寧浩說，「都是導演們精心拍攝的素材，這一次剪片子真的剪得心裡疼。」

《我和我的家鄉》中，寧浩的「瘋狂外星人」跑到貴州走進了陳思誠的「唐探宇宙」，不再當「的哥」的張北京戴著十年前的帽子二次調侃張藝謀……網友們稱這些讓人會心一笑的小橋段為「串梗」。寧浩說，很多橋段和笑點來源於演員的現場發揮，「去年感動、今年輕鬆！中國是有相聲和脫口秀基礎的國家，我們的觀眾對喜劇有理解，五部電影都是喜劇、喜迎小康。」

從「我攥拳」到「攥拳啊，我……」

《我和我的家鄉》是寧浩和葛優的第二次合作。故事的喜劇性來源於人物身份的錯位。編劇最初設計了角色遇到警察、遇到醫生的橋段，藉此突出身份錯位的喜感，寧浩覺得不夠，進一步提出了抽血遇到熟人的情節設定。寧浩的一個想法，兩個編劇想了三天，最終通過雙簧式的動作設計完成了角色的合理化反應和邏輯自洽。

談到劇本的呈現，寧浩特別提到了葛優的表演節奏，「節奏非常好，他是天才型的喜劇演員，一兩條就過。」表演過程中，葛優飾演的張北京和張佔義飾演的表舅以雙簧的方式完成抽血，寧浩原來設計的臺詞是「我攥拳」。拍攝過程中，葛優將臺詞調整為「攥拳啊，我……」用一個倒裝將特定的情景和人物喜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壞猴子」導演友情客串

《我和我的家鄉》2019年10月開始策劃籌備，《北京好人》和《最後一課》的拍攝過程中分別遭遇了疫情和洪水。「疫情對各組都有影響，對我們組的影響還是挺大的，因為我們有很多醫院的戲份，頭一天拍完第二天就不讓進了。」寧浩說，「為此劇組臨時調整了拍攝計劃，先搶別的戲份，給美術組搶出時間想辦法搭建。」

美術部門用兩天時間完成了快速搭景，拍出來是一處又一處的場景，其實都是美術部門精心設計的景片，寧浩也用鏡頭配合著置景的角度，「外景是實拍，內景幾乎全部搭景拍攝。」

疫情對拍攝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大量的群眾演員無法到位。電影中有一場200多人的大場面戲，當時正趕上北京疫情很嚴重的時候，一時找不到這麼多群眾演員，「我們只能找做過核酸檢測的、能夠追蹤行動軌跡的人，無奈之下只能在拍攝前現場打電話找人，優先在各個公司找，路陽等很多『壞猴子』的導演都帶著製片人過來了。」寧浩說。

求真是表達的前提

《我和我的家鄉》的創作過程中，劇組跟抖音聯合發起了「全民拍家鄉」的活動，很多網友拍攝的片段讓寧浩記憶猶新。寧浩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打通大屏和小屏的局限，講述千家萬戶的故事。「脫貧攻堅、全面小康是惠及每一個中國人的事情」，電影中將五個故事以直播的形式串聯起來，作為千千萬萬個家鄉故事，最終再匯聚成祖國的版圖。

寧浩是山西人，有一年開車回家，走著走著竟然迷路了，只能沿著河流定位記憶中家的位置，「變化太大了！」寧浩說。在他看來，《我和我的家鄉》的創作過程中最打動他的也是生活本身，「創作引導我們關注生活，生活中巨大的變化讓人震撼、想要表達。」寧浩舉了個例子，《回鄉之路》中有沙漠部分的拍攝，創作過程中劇組發現沙漠已經很難找了。寧浩也曾向朋友推薦家鄉山西的黃土高坡和古戰場，但在現在的綠化力度下，也已經找不到了。

「有感而發、不說廢話」是寧浩作為創作者的創作標準，他坦言自己只能講自己理解的故事。「我前一段試著寫一個大明星的故事，很難、我發現跳不到那種視角，找不到適合的素材，我只能講我理解的故事，比如市民故事、鄉村故事。」

提到寧浩，觀眾首先想到的是喜劇、黑色幽默背後的思考，寧浩說，「我其實沒有刻意思考，刻意做喜劇，我只是希望能對真實負責，看到一個表面就想繼續看到表面以下的東西，求真對我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線性敘事仍是主流

拍完《我和我的家鄉》，寧浩手上正在籌備一個代孕題材的故事。故事能牽出生活中千絲萬縷的聯繫和思考，涉及宗教、倫理、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這些是能激發寧浩創作興趣的題材。

從《我和我的祖國》到《我和我的家鄉》，主旋律電影實踐了一種全新、高效的創作和製片方式。作為創作者，寧浩從文學和繪畫兩方面佐證了這種結構方式的有效性，「在中國，分段敘事是有觀眾基礎的，我們看晚會，一個接一個的節目上演，文學上我們有章回小說，繪畫上我們有散點透視……當然，對電影而言線性敘事依然是電影敘事的主流。」

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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