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用(右一)和多位文化人在一起。靠扶手一排，從前至後依次是吳祖光、丁聰、楊憲益、黃苗子、鬱風。資料圖片
編者按
9月14日，正值我國著名出版家範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際，「為書籍的一生——範用逝世十周年紀念展」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展出。開展當天，四卷本《範用存牘》同時發布。書中收錄了範用生前1800餘封與胡繩、施蟄存、唐弢、葉聖陶等近400位作者、出版人、編輯和熱心讀者之間的往來信函。這些在新中國出版史上極為重要的資料，彰顯了那個時代獨特的人文精神。其中探討書稿問題的多封來信，更反映出範用作為文化尋礦者、發現者的執著和赤誠，以及他作為出版者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關注與思考。本期光明悅讀邀請四卷本《範用存牘》的編者、著名出版人汪家明先生，帶領大家重溫那一代文化大家塵封在檔案中的往事。
今年的秋天，似乎來得早。剛進9月，天就有些涼了，疫情的焦灼也趨平緩。9月14日，上海小雨淅瀝，空氣格外清新，上海韜奮紀念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等聯合舉辦的「為書籍的一生——範用逝世十周年紀念展」開幕了，四卷本、120多萬字的新書《範用存牘》同時發布——這天，是範用先生的忌辰。
範用原名鶴鏞，曾名大用，筆名葉雨。祖籍寧波鎮海，1923年生於江蘇鎮江。他穆源小學畢業，1937年夏考入鎮江中學，但為躲避日寇，隻身去漢口投靠舅公。不久舅父病故，舅母把他託付給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黃洛峰先生，翌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進入出版行業。抗戰時期，曾在桂林、重慶任讀書出版社分社經理，1946年秋調上海讀書出版社工作，後轉入中共地下組織，進行出版印刷機構的調查以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8月調入北平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以後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版局、新華書店總管理處、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等職。他倡議並參與創辦《新華文摘》和《讀書》雜誌，同時主持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和傳記譯著，以及有關編輯出版史、圖書史等方面有影響的著作。他熱心促進港臺作家和外籍華人著作在大陸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紹大陸作品，成績斐然。他還精於書籍設計藝術，有作品集《葉雨書衣》行世。
範用是當代中國出版界的一個奇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平生編書的傳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2000多封作者、朋友的來信，時間跨度從20世紀40年代初李公樸、黃洛峰等的信，一直到21世紀初黃裳、董橋的信——不是一般地保存，而是像整理檔案那樣，一封封貼在自製的16開牛皮紙本上，連信封也保存完好，整整56本；每本封面編號，並在正中貼一張沒用過的郵票，作為裝飾；封二寫有本冊所存通信之人名錄，是範先生一筆不苟、秀氣的鋼筆字(王元化先生曾在信中由衷讚揚過範用的字)；封底也有同樣手寫的名錄，許多人名邊上畫了紅圈或打了紅鉤，表示其人已經去世。同一人的信儘量貼在一起，同一類作者的信儘量貼在同一本之中。
這不是一般泛泛的書函，而是經過挑選保存下來的(不是每信都存)，信的內容主要與書有關。有的信很長，有的通信頻率密集，有的延續時間久遠(比如杜漸，通信長達一二十年)；通信人有的在內地，有的在海外；有的是小學生，有的已是耄耋老人。從這些信件中可看出，許多老一輩文化人，是如何在範用這裡找回他們的第二次文化生命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本來就與三聯書店有著親密的關係，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書很不容易之時，是範用熱情、主動地尋找他們、幫助他們，甚至鼓勵和催促他們寫作。這些文化人在信中表現出的感激和謙卑都是真誠的，這些感激和謙卑也反射出範先生作為文化尋礦者、發現者的執著和熱心，反射出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範用。那種人與書的難以割捨，編者與作者之間的相濡以沫，經歷過無數磨難的書寫者展開在紙上的絲弦一樣顫抖的情愫和思緒，讓人感動而又感慨。這不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靈史，是中國文化史、出版史一個側面之縮影。陳白塵在信中說：「作家獲得出版家的愛護和支援，可算一大樂事!兄可謂作家的知己!」
在這些信件裡還可以看到《傅雷家書》《隨想錄》《懶尋舊夢錄》《晦庵書話》《鄭超麟回憶錄》《一氓題跋》……一本本好書背後的故事。比如《傅雷家書》最初想分成六部分出版，即學習、社會政治、音樂藝術、文學藝術、人生哲學、翻譯，而最後成書是按時間順序一氣到底的；關於《隨想錄》，巴金在信中說：「希望能早出。我不要稿酬，按規矩辦事，送我若干冊樣書就行了」；「是你們用輝煌的燈火把我這部多災多難的小著引進『文明』書市的」……
從這些信中，還可以看到一個總在穿針引線的高級縫紉師一樣的範用，以不露痕跡的手法和為人作嫁衣的精神，把本來不相干的作家、出版人、媒體和書店經營者銜接起來，借力借勢造就一個個文化果實，而他樂在其中。比如在顧軍的二三十封信中，透露了範用幫助剛工作的「小朋友」、文匯報少兒版「星星島」的編輯顧軍辦專欄的故事。專欄名為「逝去的童年」，範用發動自己所有的老朋友為這個小欄目寫稿，親手為顧軍起草約稿信。其作者陣容堪稱豪華：王元化、楊絳、吳冠中、丁聰、方成、于光遠、吳祖光、新鳳霞、賀友直、牛漢……顧軍在一封信裡寫道：「手書奉悉，還有吳祖光夫婦寄達的三篇稿子。吳先生說：『範用老人實在可敬可愛，不但為你選稿，而且為你抄稿。』我還注意到，吳冠中、吳祖光先生寄來的每封信，信封都是您寫的。真可謂『無微不至』!我不想再用自己的拙筆言謝了——大恩不言謝。我一個小小的編者何德何能呢？我只是替《星星島》的讀者們高興與驕傲。希望我能有機會來京，到府上看您，好好跟您聊聊。」瞧，範用先生就是借這樣一個兒童專欄，做了一件二三十個文化大家共同參與的好事、趣事，同時幫助了一個小編輯，最後專欄文章還出了一本文集。
通信人中有許多老三聯的同事。範用那一輩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三聯書店工作的人，三聯情結是很深的。他們曾經一起出生入死，有的同志犧牲了。為什麼範先生那麼熱心出版朱楓烈士的事跡？為什麼王仿子、曹健飛、仲秋元在修改《三聯書店大事記》時，要下力氣查找一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跡？都是因為此。他們是真正要繼承三聯書店傳統的，要把三四十年代的三聯和八九十年代的三聯連接起來。在這方面做著實際工作的，主要是範用，因為1949年後，這些老同志中只有範用一直在三聯書店工作。綜合三聯書店90年歷史來看，前期三聯的代表人物是鄒韜奮，後期三聯的代表人物就是範用。範用在三聯書店是承上啟下的人物，也是三聯書店在新時期興起的領導者和靈魂人物。
其實早在範先生在世時，就在整理這些書信了，而且打算編一本書——《存牘輯覽》。封面設計好了，選定的封面畫裝在透明的塑膠袋裡；書名起好了，請老友黃苗子寫就。可是書稿正文卻編了五年，直到去世也沒編完。做了一輩子編輯，範先生卻用了最笨的辦法編這部書稿：五年的時間裡，他親筆一封一封抄寫選出的300多封書信。信抄在三聯書店編稿廢棄的校樣背面。不知為何，有的信重複抄了兩遍、三遍；總計所抄不啻20萬字，摞起來半尺高。既然是為了發稿，所以抄寫得一筆一畫，工工整整。抄寫這些信函之時，範先生80多歲了，七八年間，朋友書友文友一個一個離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讓重感情的他心酸心傷。我還記得陪他去協和醫院看望彌留之際的樓適夷和韋君宜的情景，其時樓先生已不省人事，韋先生雖然認得範先生，卻動不了，說不出話來。探視出來，在醫院門口，範先生停下腳步，拄著拐杖，淚如雨下，滿頭白髮微微顫著、顫著……越到晚年，範先生的痼疾慢阻肺越厲害，身骨日漸虛弱；延續多年的、每月第一個星期二與三聯書店老同事的聚會，隨著許覺民先生去世、眾友老邁而停止了；喜歡吃的東西，吃不下了；喜歡喝點洋酒的習慣放棄了；唯一餘下的，就是對書的愛好。抄這些信函，也是對自己經手的書，因書交往的人、發生的事的一種懷戀和思念吧!抑或是對自己為書籍的一生的回顧。
201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這本範先生一字一字抄出來的書。
範先生去世後，他的子女將父親的文化遺物全部捐給當時的上海出版博物館收藏，這56本書信也在其中。一次偶然機會，我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老領導劉杲先生談到這批書信，他很驚訝，認為是絕無僅有的出版史料，應該全部出版。出版博物館和三聯書店的領導得知後非常贊同這個意見。於是，從2017年年底開始，由我先對2000多封信做一初步甄選後，請博物館安排錄入和毛校，錄入稿分階段發給我，我對錄入稿進行初審。初審後的稿件再退回博物館編研部進行初校，然後再發還給我；我核對後交給三聯書店，進行編輯加工和設計排版。其間，有怎麼也認不出某些字句的苦惱，也有發現新大陸的興奮(比如星星島的故事)。三聯書店打破常規流程，克服了疫情期間的種種困難。如此，前後近三年，這部具有文化史、出版史意義的《範用存牘》終於在9月14日與讀者見面了。回頭想一想，這樣一個大工程，這麼多人參與，其和諧、緊張的完美合作幾乎是奇蹟!是這些帶著溫度的信件，感動了大家……
依照「除涉及個人隱私、私人恩怨外，其他內容悉數保留」原則，《範用存牘》收錄了近400位作家、學者、出版人、編輯、書店人、媒體人、讀者的1800餘封來信。
範用先生離去十年了。但在這些書信裡，我仿佛又看到他快樂、忙碌的身影。
(作者：汪家明，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副總編輯、人民美術出版社原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