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2020 年爆發激烈衝突,
重型火炮、無人機和坦克齊上陣,尤其是無人機的表現,近來長期位居話題榜首。有評論認為:無人裝備露崢嶸,「混合戰爭」受矚目,納卡衝突規模雖小,但掀開了未來戰爭面紗的一角。
戰場也是新軍事理論、軍事戰略戰術和新式武器的試驗場,近年來綿延不斷的中東戰事、反恐戰爭等,早已引發人們對現代戰爭及未來戰爭的探討。
隨著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的發展,人們對新型戰爭的疑問和擔憂越來越多。新近發生的一些戰事,以及走到十字路口的國際軍控,將怎樣塑造未來新型戰爭形態,又將給人們帶來哪些啟示?
本文綜編自《環球》雜誌2020年第22期,原文首發於2020年10月27日,標題為《十問新型戰爭》。1在2000年之後爆發的歷次局部戰爭以及武裝衝突中,各類無人武器裝備的廣泛使用已經成為新世紀戰場的一個典型特徵。而且,
隨著無人機、無人車以及無人艦艇(包括無人潛航器)技術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快速擴散,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無人武器裝備的技術門檻。雖然目前現役以及在研的各型無人武器裝備在性能、指揮控制方式以及作戰使用上,還遠遠達不到好萊塢科幻大片《終結者》《星球大戰》《鋼鐵俠》以及《絕密飛行》那樣的水平,但至少已經在一定的基礎層面上讓人們看到了未來「無人戰爭」的可能場景。
不過,如果一個國家想要搶佔無人戰爭的技術制高點,那麼至少要跨過三個重要的技術門檻。
門檻1: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在當今各軍事強國軍隊的武器裝備體系中,各類無人武器裝備事實上還是處於輔助作戰以及支援保障的從屬地位,主力裝備依然是各型有人駕駛作戰平臺。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目前各類無人武器裝備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於人員的操控,而無法執行相對更加獨立自主的作戰行動。
與之相比,我們在好萊塢科幻大片中所看到的各類無人武器裝備,除了總體布局設計更加前衛之外,
最大的優勢在於具備高度人工智慧化的自主式指揮控制系統。比如,在科幻電影《絕密飛行》中,綽號「艾迪」的美國海軍未來隱身無人戰鬥機只需監控人員確定目標並下達攻擊指令,餘下的飛行路線規劃、機載武器選擇、攻擊戰術的確定等,都由其自身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完成。而且,其做出的各項選擇以及決策都是經過在極短時間內數千萬,甚至上億次模擬計算得出的,從理論上講遠遠優於任何最優秀的飛行員,發生差錯的機率基本為零。
而在另一部科幻電影《終結者》中,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天網」的管轄範圍甚至已經擴大到了美軍陸海空各個軍兵種,接管了從洲際彈道飛彈到無人戰機、無人戰車的幾乎所有武器裝備的控制權。這樣,美軍高層就認為可以高枕無憂,將實施作戰行動的大量繁瑣而精密的工作都交給「天網」系統,如有敵方入侵也能夠自動進行反擊。只是沒想到「天網」系統一上線,就將毀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砍向了人類。
所以,
各類無人武器裝備如果要在未來戰場上成為絕對主力,必須首先跨過擁有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這第一道門檻。2016年,美國谷歌公司研發的「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系統AlphaGo,以大比分擊敗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至少讓人隱約看到了將其應用於無人武器裝備指揮控制系統的希望。
如果AlphaGo這類「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系統繼續高速進化,再加上最為前沿的量子計算機技術,那麼無人武器裝備將擁有一個比人腦「聰明」幾萬倍的「超級大腦」。到時候,如何對這類高度人工智慧化的無人武器裝備加以控制和引導,使其不會像「天網」那樣產生毀滅人類的念頭,恐怕就是人類要面對的新課題了。
門檻2:高速、抗幹擾的先進保密數據鏈系統實現「無人戰爭」的第二個門檻,是要擁有高速、抗幹擾的先進保密數據鏈系統,從而保證在整個無人裝備作戰體系中,指揮控制中心時刻與各類無人武器裝備保持通暢的數據信息傳輸。
近年來,
5G(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一直是公眾最為關注的「熱門」之一。而5G最能夠「大顯身手」的領域,也包括軍用數據通信。隨著5G的不斷成熟以及下一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研發,軍用數據鏈傳輸速度將從目前的10M/s提升至100M/s的級別,未來將有望大幅跨越到1G/s以上。
這樣,制約各類無人武器裝備數據信息傳輸慢、帶寬窄的「頑疾」將在根本上得到解決。尤其是對於執行偵察任務的無人機來說,通過超高速軍用數據鏈可以向指揮控制中心傳輸超高清級別的視頻以及超高像素圖像,從而實現科幻電影《絕密飛行》中在數萬米高空上對地面人員實現「人臉識別」的情節。
此外,用於無人武器裝備的高速數據鏈系統還要具備很強的抗幹擾能力和保密能力。目前,針對無人武器裝備研發的各類軟殺傷型反制系統,基本上都是利用電子幹擾來切斷無人平臺與指揮控制中心的數據鏈通信,使其失控墜毀或者失效停止活動。
而且,如果己方數據鏈系統的保密性不強,對方還會進一步利用其中的漏洞,侵入無人武器裝備的控制系統,奪取控制權,為其所用。無論發生哪一種情況,都會對己方作戰體系造成非常嚴重的損失。比如,2011年,伊朗就利用電子幹擾手段,成功俘獲1架美軍最為神秘的RQ-170隱身無人偵察機,證明了這一戰術的有效性。
圍棋人機大戰。右為韓國棋手李世石
門檻3:高可靠性、高性價比的先進武器平臺第三個門檻看似比較容易跨越,實際上並不比前兩個容易,這就對無人武器裝備的平臺設計提出了更高的可靠性要求。
無論無人機、無人車以及無人艦艇,包括從有人駕駛平臺改裝而來的以及專門全新研發設計的,其根本上來說都是應用有人作戰平臺的技術。比如,無人戰鬥機可以不必考慮飛行員的因素,省去駕駛艙以及配套的維持生命系統,但是其氣動布局設計、動力系統、機載武器等也要按照常規飛行器的模式來進行研發。
從目前各國軍隊現役的各類無人武器裝備作戰使用情況來看,可靠性已經成為一大亟待解決的難題。美國空軍MQ-1「捕食者」以及MQ-9「死神」系列察打一體無人機從性能上看,已經屬於當今世界的領先水平,但是其因為各種機械故障墜毀的事故率是有人駕駛戰機的30倍以上。而從其他國家近年來在各個軍事行動中所使用的無人機情況來看,事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
此外,
俄羅斯陸軍在敘利亞戰場上投入實戰的「天王星」-9無人戰車也暴露出機械故障率高、可靠性不佳的弱點。所以,如何在保證性能前提下,通過提高可靠性來降低無人武器裝備的事故率,將是各國能否搶佔無人戰爭的技術制高點的關鍵所在。
另一方面,
無人武器裝備相對於有人作戰平臺的一大優勢就是性價比高,可以通過更好的損失交換比,承受相當程度的戰損率。比如,在目前戰火猶酣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納卡戰場上,阿軍就大量投入了從以色列、土耳其採購的各類無人機以及改裝型無人機,包括誘餌型、偵察型、察打一體型以及自殺型。雖然亞美尼亞軍隊聲稱擊落多達上百架亞塞拜然無人機,自身也損失了大量人員、坦克戰車以及防空飛彈系統。至少從損失交換比來說,使用無人機的一方顯然更佔優勢。
2019年9月21日,在伊朗德黑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薩拉米(前右一)參觀被伊朗軍方截獲的美國「全球鷹」無人機
如果無人武器裝備的價格以及維護保障費用更加高昂,則成本優勢就要大打折扣。比如,美國空軍原本計劃以新一代RQ-4「全球鷹」高空長航時偵察無人機全部代替服役多年的U-2/TR-1高空偵察機。結果,
RQ-4「全球鷹」無人機的單架成本高達1.2億美元,維護保障費用也不菲。迫於無奈,美國空軍只能繼續保留U-2/TR-1高空偵察機,而不得不將RQ-4「全球鷹」無人機現役數量砍掉2/3。
2如果說納卡衝突中哪類武器給人的印象最深刻,無人機肯定是其中之一。在衝突中,亞塞拜然使用的無人機如入無人之境,對亞美尼亞的地面目標實施精確打擊。
空地對抗一直是現代戰爭的永恆話題。而無人機的出現,使戰爭勝利的天平有了傾斜的可能。
有分析認為,在高技術對抗背景下,隨著軍用無人機技術的不斷完善,未來將重塑現代戰爭模式。坦克缺乏防空能力坦克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地面目標,有的坦克可以對付超低空飛行的慢速目標,主要是直升機。比如,俄式坦克通常可以發射雷射駕束制導的炮射飛彈,這類飛彈具備一定的反武裝直升機能力。而美國的M1系列坦克則主要使用多用途破甲彈(MPAT),兼職打擊超低空飛行的武裝直升機。它使用了特製的近炸/觸發引信,一旦被這種炮彈命中,直升機難逃厄運。此外,各
國主戰坦克都裝備有高射機槍,具備有限的防空能力。不過客觀而言,這類兼職防空武器即便用於反直升機也只是臨時客串,很難用於打無人機。中空長航時無人機大多在3000米以上巡航飛行,坦克的觀瞄裝置性能、主炮俯仰角、飛彈射程都很難滿足打擊這類無人機的需求。
在菲律賓呂宋島甲米地省舉行的一次軍演中,菲美兩軍士兵放飛一架無人機
無人機打坦克,主要是通過攜帶的反坦克飛彈或者精確制導炸彈進行。雖然坦克打無人機的能力欠缺,但通過先進技術加持,可以具備一定的反擊能力。例如俄羅斯的新型坦克T-14已經開始使用主動防禦系統。主動防禦系統主要是通過坦克自帶的探測裝置,如毫米波雷達探測來襲反坦克飛彈,然後通過獨立的發射裝置發射小型彈藥,摧毀靠近坦克的反坦克飛彈。這種主動防禦系統能夠全向360度覆蓋,對無人機發射的反坦克彈藥具備一定的防禦能力。
另一種對抗方式是直接幹擾壓制無人機的觀瞄裝置。無人機大多使用光電傳感器探測地面目標,使用雷射測距,無人機發射的反坦克飛彈也大多是半主動雷射制導飛彈,需要進行雷射照射。有的坦克裝有雷射壓制系統,也就是使用中低功率的雷射器,照射對方傳感器,對其進行幹擾,或者對其致盲。儘管這種壓制系統主要針對地面目標,但是對其設計進行修改後,幹擾無人機的光電傳感器在技術上也行得通。
但是,坦克不宜加裝更多的用於打擊無人機的武器,畢竟防空和打擊地面目標是完全不同的需求,很難將這兩種功能完美集中到坦克這一種裝備上。
防無人機需要立體防空如果說,坦克作為陸戰武器被無人機「吊打」尚屬於實力不濟的話,在這次納卡衝突中,很多專職的防空系統被無人機摧毀就有些令人大跌眼鏡了。
按照阿方的說法,其無人機擊毀了至少12輛俄制薩姆-8短程防空系統發射車,2套較為先進的S-300飛彈系統。表面看來,亞塞拜然使用的土耳其產TB-2察打一體無人機和以色列「哈洛普」小型自殺式無人機,主要是在低強度戰場,用於打擊遊擊隊、非政府武裝等目標,而亞美尼亞部隊卻是一支擁有S-300防空系統的正規軍。
事實上,亞美尼亞雖然組建有成建制的空軍,但地面防空力量算不上強大。其空軍主要裝備薩姆-2、薩姆-3、薩姆-8、薩姆-10(S-300P系列)、薩姆-16(可攜式防空飛彈)、「道爾-M2」等防空系統,但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S-300和「道爾-M2」。
其他各型號的防空飛彈都已老舊不堪,難當大任。例如薩姆-16是紅外製導的可攜式防空飛彈,而使用渦槳發動機的無人機紅外特徵不明顯,這種飛彈不容易鎖定目標。
而性能相對先進的S-300,其最大射程根據不同型號可以達到90~200公裡,但對低空、超低空目標只有大約三四十公裡的射程,對低空超低空無法形成有效覆蓋,因此,在打擊無人機方面力有不逮。
值得一提的是,亞塞拜然聲稱其無人機摧毀了兩套S-300系統,但是從其公布的視頻看,主要打擊了兩個S-300的發射裝置和目標指示雷達,而當時S-300發射裝置未處於起豎狀態,說明整個系統沒有進入戰鬥狀態。
除防空飛彈力量不足外,亞美尼亞防空系統還存在一個「短板」:
其並未裝備性能先進的戰鬥機,導致空中的攔截能力下降。這樣,亞塞拜然的無人機就能「鑽空子」。
無人機未來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目前,無人機開始向大型化發展,這為其安裝大功率、性能強的電子戰設備奠定了基礎。假設在無人機的基礎上,為其增加電子戰吊艙,配備多架飛機掩護,再輔之以小型網絡化、分布式電子戰無人機以及反輻射無人機、自殺式無人機,這種無人機立體進攻模式將對先進的防空網絡構成很大威脅。
在納卡衝突中,哈洛普自殺式無人機與TB-2無人機配合使用,已經具有了無人機體系作戰、網絡化作戰的雛形。
另外,無人機技術也在與時俱進。傳統的無人機由於外形尺寸、飛行速度以及飛行高度等因素,如果沒有其他輔助力量,無人機在戰場的生存能力比較弱。目前,一些國家正在發展新一代具備隱身能力的長航時察打一體無人機,其作戰能力以及戰場生存能力都將獲得極大提高。
俄羅斯最新服役的S-70無人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種無人機的設計初衷便是在高強度衝突條件下突破強大防空系統,並打擊敵方戰略目標。S-70重達20噸,採用飛翼式布局,機上大量使用複合材料以減輕結構重量並降低雷達反射截面積。
據了解,其雷達反射截面積小於蘇-57。此外,S-70的有效載荷為6噸,其不僅可攜帶多枚遠程空空飛彈,還能掛載用於攻擊地面集群目標的重型炸彈和巡航飛彈。
除俄羅斯外,研製這種級別無人機的國家目前只有美國和中國。3俄羅斯海軍「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護衛艦於10月6日在白海海域試射了「鋯石」高超音速巡航飛彈(「鋯石」飛彈),該飛彈在飛行450公裡後成功擊中位於巴倫支海的目標。
這枚「鋯石」飛彈共飛行了4.5分鐘,其平均飛行時速達5700公裡,峰值時速達9500公裡,最高飛行高度為28千米。俄新社援引俄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的話說,待測試結束後,
「鋯石」飛彈有望在2020年至2021年間裝備俄海軍。由美國國防部提供的未標明時間地點的「薩德」攔截飛彈發射試驗的資料照片
「我們現在擁有高超音速飛彈。」美國總統川普10月17日在佛羅裡達州發表講話時稱。此前,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表示,五角大樓希望高超音速武器在2023年前列裝陸軍部隊。
你追我趕,以美俄為首的軍事大國近年來紛紛將高超音速武器納入其國防預算和武器研發的重點項目。換句話說,高超音速武器正在成為大國軍備競賽的「新寵」。作為尖端武器的代表,高超音速武器的攻防邏輯如何?亮點如何?由此反映的現代戰爭以及未來戰爭的特點或將如何?
高、快、準、隱高超音速武器,是以超過5馬赫(約合6000公裡/小時)的速度飛行、能夠在「1小時內」打擊全球的武器。從技術的角度,主要分為助推–滑翔飛行器和巡航飛彈。鑑於現代戰爭系統性和複雜性的特徵,高超音速武器因其優越的作戰性能,正成為近年來美俄大國軍備競賽的「重頭戲」。
一是飛行高度高、飛行速度快、打擊距離遠。高超音速飛行器的飛行速度為5~16馬赫,飛行高度在30~100千米之間,射程可達15000公裡,如俄羅斯「先鋒」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飛行器的最大飛行速度高達27馬赫(約33000公裡/小時),可對距離6000公裡的目標實施精確打擊。這一特徵將極大縮短目標國家的預警和反應時間。
二是採用非慣性彈道飛行,具有一定的滑翔或巡航能力,彈道極難探測。高超音速武器大部分飛行軌跡位於大氣層內且可實現機動變軌,再加上彈頭裝有幹擾和反制措施,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及反導系統。例如俄羅斯就決定在SS-19和SS-18洲際彈道飛彈上部署「先鋒」助推–滑翔飛行器,用來突破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
三是可搭載常規彈頭或核彈頭,兼具戰略打擊和戰略威懾的雙重效應。俄羅斯研製的高超音速飛彈均可搭載核彈頭,因而實質性增強了俄「新三位一體」核力量的整體威懾力。美國也正在考慮在高超音速武器上部署核彈頭,以強化其核武庫的實戰效能。
四是可分布於潛艇、戰鬥機、水面艦艇等作戰平臺。高超音速武器可依託空基、地基、艦載發射,發射平臺多樣,發射方式靈活,發射時間簡短,極易達成「先發制人」的突襲效果,可用於打擊對方國家的高價值和時敏目標。俄羅斯已領先美國一步,基本形成陸、海、空基多樣化發射與遠、中、近程多型號搭配的高超音速打擊能力。
三大部署直擊「命門」鑑於高超音速武器飛行速度快、飛行高度高、難以預警和跟蹤的特點,對防禦方來說,提高預警防禦能力、航跡預測能力、指揮控制能力、電子對抗與火力攔截能力變得至關重要。
2019年8月,美國飛彈防禦局發布《飛彈防禦局局長願景和意圖》文件,明確將「發展針對高超音速武器的預警、探測和跟蹤能力」,以及「發展針對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型威脅的攔截能力」,列為飛彈防禦局的優先級任務。
當前,俄羅斯高超音速武器已率先實現作戰部署,形成了可「非對稱制衡」美國的戰略手段。為了不在高超音速武器軍備競賽中處於下風,美俄兩國均在竭力研發針對高超音速武器的防禦和攔截手段,主要舉措有三。
一是部署天基偵察系統,提高預警探測能力。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約翰·海頓表示,天基傳感器和天基攔截器將成為防禦高超音速武器的關鍵。美軍已有「國防支援計劃」「天基紅外系統」和「空間跟蹤與監視系統」,用於監視、探測、跟蹤飛行中的彈道飛彈。
美空軍正在更新下一代飛彈預警衛星,以實現對大部分高超音速武器威脅的實時預警。此外,美軍還在大力構建低軌道天基傳感器層,旨在為攔截高超音速武器提供全球範圍內的持續性監視、跟蹤、瞄準和火控能力。
二是研製高超音速武器的防禦手段,增強中末端攔截能力。美國飛彈防禦局計劃於2018至2023財年對高超音速武器防禦項目投入7.36億美元。美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已公開發布「滑翔破壞者」項目,旨在研發雷射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其他定向能武器系統,用於攔截和破壞高超音速武器。美國洛–馬公司還提議改進「薩德」系統,利用兩級火箭推進「薩德」增程型,實現對高超音速武器的攔截。
三是預先部署攔截階段,謀求「發射前摧毀」能力。除了增強應對高超音速武器的中末端攔截能力,美俄雙方試圖將攔截進程提前預置到高超音速武器的飛行助推段。
例如,美國正在尋求以高空長航時無人機搭載雷射器,對高超音速武器進行空基助推段攔截。俄羅斯軍事專家德米特裡·科爾涅夫表示,俄正在為米格-31和未來的米格-41戰機設計研發一種多功能遠程攔截飛彈系統,試圖在對方發射高超音速武器之前將其摧毀,旨在對高超音速武器實現「發射前摧毀」的攔截能力。
衝擊大國戰略穩定框架從戰略層面看,美俄將高超音速武器視為其戰略遏制和戰略威懾的重要支柱。核常兩用的高超音速武器被俄羅斯認為是其「戰略遏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國情諮文中首次披露了被認為能夠「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的一系列高超音速武器,如「先鋒」高超音速洲際彈道飛彈、「匕首」高超音速巡航飛彈和「鋯石」高超音速反艦巡航飛彈等,普京稱其為「能夠改變戰爭結局的」戰略能力。
美國同樣將高超音速武器視為其重要的非核戰略威懾手段,旨在強化美國常規威懾的有效性和靈活性。
美軍在其「全球快速打擊」構想框架內,傾全力研製多款非核高超音速武器系統,主要包括第二代「獵鷹」高超音速技術飛行器-2(HTV-2)、先進高超音速武器(AHW)、潛射型中程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飛彈(IRCPS)、「馭波者」高超音速飛行器(X-51A)、X-43高超音速無人技術驗證機、空射型高超音速常規打擊武器(HCSW)、空射快速響應武器(ARRW)。與俄羅斯的高超音速武器相比,這些項目尚未進入實戰部署階段。
美俄陷入高超音速武器攻防軍備競賽的現實表明,冷戰時期形成的大國戰略穩定框架遭受重創。俄羅斯研製高超音速飛彈的主要動力在於破解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自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後,美國通過「階段性適應方案」在歐洲、亞洲和中東地區部署地區飛彈防禦系統。
歐洲地區部署方案自2009年實施以來,已完成第一階段部署,正在進行第二階段部署。美國在歐洲分階段部署飛彈偵察和攔截系統,不斷觸及和挑戰俄羅斯的戰略底線。俄近年來加快「新三位一體」核力量建設,目的就在於恢復因美國飛彈防禦系統遭到削弱的美俄戰略平衡。
當前,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即將於2021年2月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新START)續約仍存變數。冷戰時期以限制部署進攻和防禦武器為基礎的美蘇戰略穩定框架,因美俄在飛彈攻防領域的競爭和博弈,一再遭受衝擊和削弱。
4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有關生物安全的問題引發全球特殊關注。與此同時,地區局部衝突依舊上演。在此背景下,有關「生物武器」的報導和評論,加劇了人們既有的疑惑和擔憂。
「美國獨家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妨礙國際社會對各國生物活動進行核查的努力,成為生物軍控進程的『絆腳石』。」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10月9日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聯大一委)一般性辯論中說。
2008年12月10日,在以色列城市海爾茲利亞,一名參加演習的以軍軍官(左)在現場指揮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9月初報導,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表示,非上合組織、獨立國協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國家正在研製生物武器,有必要針對這種威脅採取措施;韓媒近期披露,有跡象顯示駐韓美軍擬進一步增加生化實驗地點……
迷霧重重。人們不禁要問,
當前生物武器的威脅究竟有多大?生物武器的取締之路還有多遠?國際生物軍控面臨重大變局傳統意義上的生物武器由武器化的生物製劑和運載系統構成,主要是利用細菌、病毒等烈性病原微生物作為生物製劑,採用空投或傳統武器載具作為釋放工具,通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和黏膜侵入人、動植物體內造成傷亡。美國將生物武器認定為唯一一類在其製造的傷亡規模上可以與核武器相提並論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二戰時期,日本軍隊使用生物武器對中國軍民進行大規模攻擊的罪行罄竹難書。冷戰期間,英國、美國、蘇聯都是生物武器的研發生產國家。但基於不同的戰略考量,各生物武器擁有國先後宣布放棄生物武器。於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與聯合國秘書長指稱使用生化武器調查機制、《聯合國安理會第1540(2004)號決議》等,共同構成了國際生物軍控體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目前沒有任何國家公開宣稱擁有生物武器。但有文獻和報導稱,
美國政府籤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後,美國中央情報局依然保留了少量武器級炭疽菌、貝類動物毒素,以及布魯氏菌、委內瑞拉腦膜炎培養菌等。特別是近年來,受新一輪科技變革、國際關係和安全秩序調整等多因素影響,國際生物軍控面臨重大變局,生物武器問題進一步發酵,對全球戰略穩定和人類命運造成不可忽視的重大威脅。
新型生物武器正浮出水面從科技驅動看,新型生物武器正浮出水面。當前,以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神經技術-工程技術交叉融合為代表的新生物科技變革正系統性展開。
一方面,人工智慧技術、3D列印技術、機器人技術,加上施放裝置與運載工具的改進,傳統生物戰劑的軍事效能大幅增加,理論上其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將長期存在。
與此同時,生命過程所具有的攻防兼備、物質能量智能複合體、大時空維度性、多元性與社會性等獨特屬性,賦予生物科技與國防科技創新、國防、國家安全之間的多重互動關係,新概念生物武器或武器原型層出不窮。
具有重大軍事意義的生物科技創新,例如調控生理系統與神經系統的生物自主性控制和意識幹預技術、決定遺傳性狀與物種命運的基因驅動相關技術、賦能人員身份安全的生物信息和生物大數據技術、改造武器裝備-戰場環境的微生物組和工程生物學技術、賦能戰場環境監測的仿生技術等,超越傳統生物武器概念,使得未來軍事衝突手段可能不拘泥於某一特定時空範圍,操作形式靈活多變,形成跨尺度跨疆域多元化威脅。
遊客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參觀
舉例來說,
基因驅動系統使變異基因的遺傳機率從50%提高到99.5%,可用於定向清除特定物種。利用生物的泛在性,美軍正在開發的新一代戰略型生物傳感器概念,具有「鯊魚一樣的低耗能、蝦一樣的悄無聲息、魚一樣的低速操縱性」,或將顛覆已有戰術性生物傳感器概念。
「盜夢空間」的致命誘惑從戰爭形態演化角度看,新一代生物武器或將顛覆人類的戰爭觀念、開闢更具隱蔽性的未來戰場「盜夢空間」,其致命的誘惑更大。新質生物武器或將以其攻擊對象的生物圈、生態圈的廣泛彌散,衝擊攻擊對象和設施範圍相對固定的戰場空間觀;以其攻擊速度相對緩慢、攻擊效果「湧現」的節奏,衝擊既有戰場打擊高度凝結的時間觀和短時快速制敵理念;以其釋放的悄然無息、武器藉助生物與人類社會的生物演化、人與末端攻擊武器的時空分離等特性、發起方的主動隱匿或恐怖主義傾向,衝擊既有的武器可追蹤、可溯源、可歸因的武器觀和戰爭對手觀、主體觀。
戰爭對手以新質生物武器的反制技術措施提前儲備和「己方」的基本保全為基本原點,以國家戰略能力淨評估、戰爭方案的精細化設計和總體效果的模擬預測、武器戰略戰術效果提前桌面演練為立足點,以「彼方」的國家戰略能力被削弱和戰略意志妥協、「己方」戰略目標的間接實現為基本終止點,達到「隱性戰爭」的基本可控和間接制勝,衝擊既有的崇拜物質摧毀的戰爭制勝觀。
可以預見,
這種基於現代生物科技新發展的新暴力,具有戰爭暴力的本質特徵,又對既有戰爭觀、戰略安全觀進行形態和內涵塑造。而且,不排除生物戰威脅、國家級生物恐怖合二為一,演化為戰略威懾、戰略訛詐、超限戰的靈巧新工具。
必須跨越的生物「核陷阱」從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國際關係演變趨勢看,生物武器或將成為國際秩序調整期所謂大國競爭的重要籌碼。當前國際安全秩序持續動蕩、暗流湧動,而作為世界生物科技強國、曾經的生物武器擁有大國,美國對生物武器軍控進程態度有較明顯轉變。
自20世紀70年代尼克森政府宣布放棄「進攻性生物武器」項目、「積極」參與主導生物軍控,直至進入21世紀以來的小布希政府、歐巴馬政府,美國歷任政府基本維持戰略性防禦姿態。但自川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戰略意圖開始精細調整。
在美國官方主辦的2019「生物防禦峰會」上,
美國總統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開爾文·德羅格梅爾公開表態,「美國不是基於防禦贏得競爭,而是必須要有很強的進攻能力」,採取先發制人的態度躍然紙上。從戰略傳播與話語權方面看,美國國防部開展《生物武器研究》(2019)等戰略研究,美國情報界持續渲染前沿生物科技的潛在軍事威脅,兩次將「基因編輯」列入了「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威脅清單。這種基於傳統的現實主義安全觀、狹隘的軍事安全觀的做法,顯然不利於全球戰略穩定。
進一步講,從國際安全制度現有供給看,
作為國際社會管制生化武器的主要機制,《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開發、生產、獲取、保留或儲存生物武器。但條約也存在嚴重缺陷,例如,公約理論邏輯框架因存在潛在衝突而陷入集體安全困境,對生物武器定義存在模糊界限,從而為具有軍事含義的生物技術競爭提供土壤,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核查機制長期性難產等等,使得各類新概念生物武器的可能研發活動缺乏相對有效的實質管控機制。
總體上,正在上演的第六次技術創新浪潮,放大了未來新質生物武器研發成功的可能性,而世界政治經濟安全格局演變,則加速了生物戰的現實衝突可能性。因此,生物武器未來有很大的理論「生存空間」,生物武器威脅將可能長期存在,持續引發國際安全新「事態」「勢態」「世態」與「時態」。
從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角度講,未來的生物武器以及與此相伴的戰略生物安全問題,是一個必須跨越的生物「核陷阱」、必須解除的新達摩克利斯之劍,國際社會正邁入關係人類命運走向的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5美國政府早在2018年2月發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中就明確提出,
「將低當量核武器視為拓寬美國核選項,並認為低當量核武器對於針對地區入侵保持可靠威懾至關重要。」2020年2月,美國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海軍已在潛射彈道飛彈上配備W76-2低當量核彈頭。這表明低當量核武器已經進入實戰部署。
有分析認為,在當前全球核軍控處於全面退坡的形勢下,低當量核武器或成新一輪核軍備競賽焦點。更為嚴重的是,由於目前國際上對低當量核武器發展和使用沒有相應的限制法則,降低了低當量核武器的使用門檻,一旦這種武器投入實戰,將存在引發核戰爭的風險。
6月24日,「亞爾斯」洲際彈道飛彈系統參加在俄羅斯莫斯科紅場舉行的閱兵式
全球核競賽加劇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2020年6月發布的年度報告,全球核彈頭總量由2019年的13865枚下降至2020年的13400枚。
其中,美國核彈頭庫存總量為5800枚,俄羅斯核彈頭庫存總量為6270枚,美俄核彈頭庫存之和約佔全球核彈頭庫存總量的90%。全球核彈頭庫存總量雖略有下降,但「質量」不斷提升。美國和俄羅斯都在不遺餘力推動核武器現代化,將核彈頭性能和質量提升作為維持戰略核威懾的優先事項。
作為擁有全球最大核武庫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俄羅斯近年通過戰略對話來化解核競爭與核風險的對話急劇減少。美國繼作出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伊核協議」以及《美蘇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飛彈條約》(《中導條約》)等一系列「退群」動作後,川普又公開質疑歐巴馬時期美俄籤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認為核裁軍已不適應於當前及未來形勢,美國需要研發新的核武器。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將於2021年2月到期,目前美俄就該條約的延期尚未達成一致。該條約一旦失效,全球核軍控體系即不復存在,全球核軍備競賽或進一步加劇。目前,歐洲已經考慮擴建飛彈防禦系統或部署新的中程飛彈;中東地區部分國家也可能成為「擁核國家」,試圖以此作為應對來自外部安全威脅的手段。
低當量核武器發展動向自川普政府2018年在《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提出「發展低當量核武器需求」後,美國政府相關研製生產計劃一直在進行。美國核武庫中「低當量」的重頭戲是W76-2核彈頭,W76-2核彈頭爆炸威力為5000~7000噸TNT當量,大致是美國投擲日本廣島「小男孩」原子彈爆炸威力(1.5萬噸TNT當量)的三分之一。目前,美國國防部已批准為「三叉戟-2」戰略核飛彈配備W76-2核彈頭,可裝備在攻擊核潛艇上。
另外,B61-12核彈頭是美國研製的最新型核彈頭,爆炸威力為5萬噸TNT當量,是美國首個導引核彈,命中精度顯著提高。該彈頭由戰鬥機和轟炸機投擲,具備「高精度+低當量」優勢,可鑽地100米深進行軍事打擊。
面對美國在提升核威懾方面的步步緊逼,俄羅斯加緊部署研製新型「殺手鐧」核武器。俄羅斯於近日宣布「海燕」核動力巡航飛彈研製取得重大進展,並將「波塞冬」核動力水下無人潛航器,作為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的強勢回應。北約東擴和美飛彈防禦系統的不斷升級,將引發俄羅斯對包括戰術核武器在內的核威懾的不斷應激強化。
引發核戰爭之虞相對於大當量的戰略核武器,低當量核武器具有體積小、重量輕、機動性好、命中精度高等特點,主要用於打擊對軍事行動有直接影響的重要目標,迅速摧毀敵方的軍事能力。低當量核武器可部署在陸、海、空基飛彈上,以確保迅速做出反應,突破對手防禦。
有專家擔憂,
儘管低當量核武器的威力較小,但在衝突條件下對方或因無法辨別來襲飛彈的核彈頭類型而作出誤判,極易招致擁核國家的核反擊,進而引發核戰爭。因此,部署低當量核武器並不利於戰略穩定。
與此同時,低當量核武器不嚴格的使用規則,實際上將增加衝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風險,而研發低當量核武器往往需要數次核試驗,《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藩籬」被衝破的風險與日俱增。
值得一提的是,考慮到中、短程飛彈較洲際飛彈研製技術難度小這一特點,低當量核武器對小國而言更易於生產製造,這在相當程度上刺激了一些無核國家在研發核武器方面鋌而走險。
目前,核武器主要起戰略威懾作用,國際社會對於不輕易使用核武器有一個基本共識。而一旦殺傷力相對較弱的低當量核武器投入實戰,勢必要重新定義核武器的使用法則,這會給世界和平帶來嚴重挑戰。
6當地時間2020年1月3日凌晨,時任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的卡西姆·蘇萊曼尼少將,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被美軍無人機刺殺身亡,震驚了世界。當人們還在感嘆於美軍MQ-9B無人機是刺殺利器的時候,專家們卻在認真研究起大數據在這次「斬首行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1月7日,在伊朗克爾曼市,人們參加伊朗指揮官蘇萊曼尼的葬禮
人腦+電腦才能適應現代作戰需求大數據並非是指數量巨大的數據,而是指無法在可容忍的時間內用傳統方法和軟硬體平臺對其進行感知、獲取、管理、處理和可視化的數據集合,需要新的處理模式才能從中獲取更強的決策力、洞察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速和(或)多樣化的信息資產。因此,
大數據的特點是數據量大(TB發展至PB甚至ZB)、數據類型多樣、數據產生和處理快速化、高價值和低密度。在現代戰場上,指揮員面對的是海量的、瞬息萬變的戰場數據和信息,人腦已經無法快速容納和高效處理,只有充分發揮人腦創造性、靈活性和主動性的優勢,加上電腦運算速度快、精度高和不知疲倦的優勢,實施人機協同和交互,才能挑選出有用的數據和信息,並迅速進行分析、處理、分發,確保精準分辨、精準定位、精準決策和精準打擊。
仍以美軍刺殺蘇萊曼尼的行動為例,難度最大的不是用無人機發射飛彈攻擊蘇萊曼尼乘坐的汽車,而是如何全程掌握蘇萊曼尼的行蹤,以及如何準確分辨坐在汽車裡的人就是蘇萊曼尼本人。因為蘇萊曼尼的行程從不事先通報,也不公開目的地,而且其乘坐的是普通航空公司的航班。
在整個行程中,蘇萊曼尼一行既沒有通過正規的渠道在機場檢查護照,也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下機之後乘坐的也是普通汽車,而且乘車人數減到了最少。因此,美軍通過對其諜報網(線人、信號情報、網絡情報)獲取的信息進行匯總,特別是遍布在大馬士革、巴格達的美軍線人一直不間斷地跟蹤和監視,並對蘇萊曼尼的身份進行確認。然後美軍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甄別、篩選,最終得出結論:蘇萊曼尼將於2020年1月3日1時左右抵達巴格達國際機場。
由於事發地點位於伊拉克,屬美軍勢力範圍,所以美軍可以直接從科威特基地派出無人機進行事前偵察,配合衛星數據創建戰場數學模型。與此同時,後方的電腦系統根據預定時間提供輔助決策方案,包括無人機型號、數量、出發時間、分工、攜載彈藥種類和數量、路徑規劃等。
當無人機按照預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後,實時監測戰場環境變化(包括溫度、風力、亮度等),並根據線人情報以及生物識別等技術手段確認蘇萊曼尼本人,並鎖定其乘坐的汽車。之後,後方的電腦系統實時解算無人機發射飛彈的時間、角度、數量等數據,指揮官則將發射諸元以及發射指令通過數據鏈傳送給無人機。最後,無人機發射飛彈對蘇萊曼尼實施精準刺殺。
大數據改變傳統戰爭模式對於傳統戰爭來說,大數據對目標的精確識別就是通過對偵察衛星、各類固定翼飛機和無人機、地基/海基雷達和網絡等所收集的海量數據進行綜合研判和分析,獲取戰場目標的眾多特徵,進而對戰場態勢和真假目標進行精準研判。
例如現代戰場普遍採用各種偽裝手段以及誘餌,通過模擬真實作戰單元的外形、溫度、電磁特性等特徵,對抗敵方高解析度成像偵察、紅外偵察以及電磁偵察系統,誘騙敵方打擊假目標。但是,現在的偽裝手段還無法完全模擬目標的全部特徵。因此,通過大數據就能夠利用目標的歷史數據結合實時獲取的目標圖像、電磁特徵等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和比對,發現目標的眾多特徵變化,進而精確識別出真實目標。
在打擊方面,大數據能夠簡化打擊鏈路,使飛彈、制導炸彈無需鎖定目標即可發射,通過對戰場收集的實時數據和信息進行快速處理,修正打擊目標信息並通過數據鏈實時傳輸給飛行中的飛彈和制導炸彈,引導它們實施精準打擊。
依靠大數據作戰,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擁有大數據優勢的一方,在戰場上將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取勝概率更大。然而,大數據只是戰場助力,不是戰場主導。如果沒有情報收集技術、數據和信息處理技術、人工智慧等方面的進步,大數據也是無米之炊,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大數據應用的關鍵軍事領域一直有「戰爭迷霧」之說,根本原因在於敵對雙方都在拼命隱真示假,甚至有意製造假信息實施幹擾。因此,戰場情報收集的有效性是大數據應用的關鍵。海量的數據和信息並不一定有用,甚至是毫無用處的冗餘數據和信息,要成功運用大數據,重要的前提是必須提供可分析的有用數據和信息。
如果不能解決情報收集的有效性,例如不能排除敵方的各種幹擾去收集情報,或者收集的都是敵方故意放出的假數據和信息,那麼大數據就無從分析,或者分析出來的也是錯的,精準分辨更無從談起。
大數據對於算法和程序有更高的要求。
數據和信息並不會說話,要對海量的數據和信息進行處理和分析,提煉出有用的數據和信息,就必須有先進的算法和分析處理的程序。高效的算法能夠大幅降低運算難度,加快分析處理速度;而過硬的分析處理程序則有助於以技術分析手段得出數據內隱含的結論。否則,即使有大數據也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出正確結論。
現代戰爭要求「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閉環時間越短越好,尤其是對「時間敏感目標」(TCT)的準確辨認需要以秒來計,如果沒有高效的算法和分析處理程序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對於算法的要求更加苛刻。
美國對人工智慧領域的深度學習算法就非常重視,例如在「阿爾法狗」超級計算機上應用的卷積神經網絡算法使天文數字般的數據處理變成了現實,而新的「模糊決策樹」算法則使得原先用超級計算機才能運算的數據變得只需一臺商用筆記本就可以運算。可想而知,人工智慧結合大數據,將會讓戰場精準分辨和精準打擊變得更加容易。
現代戰爭的一大特點是聯合作戰、信息共享,也就是各軍兵種要打破彼此之間的壁壘,數據和信息能夠在各軍種之間順暢共享,這樣才能實現體系作戰。如果數據和信息只能在本軍兵種內傳輸,那麼指揮部就無法將各軍兵種進行融合,大數據即使分析出正確的結論,也將因冗長的周轉期而導致貽誤戰機。
7未來是一個無比美好的詞彙,它往往寓意機遇、潛力、希望……除了考古學家,似乎科學家、政治家、科幻文學家、教育家等都喜歡談論未來。如今,隨著人工智慧(AI)的發展,人類社會正在走向人機協同、跨界融合、萬物智能的「智慧時代」,軍事領域則是社會的縮影與先導。
作為現代戰爭中崛起的新貴,無人戰車、智能炸彈、空間機器人等一系列智能化作戰武器在人工智慧的高速發展下,迅速從實驗室走向陸海空天廣域戰場。由此引發的好奇和擔憂也接踵而至:人工智慧會否迅速顛覆未來戰爭?會否完全取代人類作戰?在AI面前,誰將真正掌控未來的戰爭?
2019年5月23日在土耳其開塞利拍攝的軍演現場
AI顛覆未來戰爭擔憂過早AI領域的突破讓人驚嘆。很多人或許會對2016年6月的一次模擬對抗記憶猶新——
由美國研究人員開發的阿爾法系統在模擬空戰中對抗兩名退役的戰鬥機飛行員,AI系統大獲全勝。在這次模擬空戰中,由兩架攻擊噴氣戰鬥機組成的藍隊具有更強的武器系統,但是阿爾法系統的紅隊通過躲避動作擊敗了敵機。比賽結束後,飛行員認為這款程序非常善於掌控態勢,反應也靈敏得出奇,似乎能預測人類的意圖,並在人類改變飛行動作或發射飛彈時立即回應。軍事專家表示,這個結果具有深遠的意義,「就像一個象棋大師輸給了電腦」。
戰鬥機飛行員與阿爾法系統之間的「人機大戰」,可以說代表了人工智慧在基於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高性能計算和大數據技術等領域的最新成就。
但若從現有AI技術發展狀況來看,有關人工智慧會迅速顛覆未來戰爭的擔憂似乎為時尚早。一是戰場環境難適應問題。當前的人工智慧之所以備受關注,其背後的主要動因是,有著「人工智慧教父」之稱的傑弗裡·辛頓2006年提出的深度學習方法大大提高了人工智慧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等方面的效率。然而,該方法在面對具有可微分、強監督學習、封閉靜態系統等任務時有效,在面對不可微分、弱監督學習、開放動態環境下的任務時效果較差,計算收斂性不好。
二是作戰主體難進化問題。就人工智慧行為主義進路中的增強學習而言,其最主要的缺點是把人的行為過程看得過於簡單,實驗中往往只是測量簡單的獎懲反饋過程,有些結論並不能遷移到實際戰場情景中,所以往往外部效度不高。此外,行為主義刻意研究可以觀察的行為,而將意識與行為對立起來,限制了戰爭中人工智慧主體的進化。
三是戰術行為難解釋問題。人工智慧符號主義基於邏輯推理的智能模擬方法模擬人的智能行為,屬於現代人工智慧進路。它主張用邏輯方法來構建人工智慧的統一理論體系,但卻遇到了「常識」問題的障礙,以及不確知事物的知識表示和問題求解等難題,因此,如將其運用到未來戰爭實踐中,將面臨戰術行為難解釋等諸多問題。
戰場「不確定性」迷霧難消在科幻電影中,我們常見到各種「超級戰士」的身影:《機械戰警》中人類頭腦和機械身體完美結合、身上配備各式武器、能應付各種暴力活動的機械警察;《再造戰士》中通過基因設計工程製造出來的擁有超絕戰鬥技巧和力量的超級戰士;《阿凡達》中用人類的基因與當地納美人基因相結合,由人類的意識進駐其中而得以在這個星球上自由活動的「化身」,等等。
10月1日,亞塞拜然國防部放出的己方進攻畫面
如今,電影中的科幻場景正一步步走入現實,正如美國科學家皮埃羅·斯加魯菲等人在《人類2.0:在矽谷探索科技未來》中指出的:「今天,人類延伸自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發展出了改變生命本身的技術,未來將是有機世界和合成世界的聯姻,正如未來一定是人類和機器人的聯姻。」
儘管如此,
目前的人工智慧還處在「幼年期」,它只能在規則確定、信息完備的封閉系統中有可能比人類做得更好,而在其賴以工作的可編程的特定問題和特定背景之外,必須依靠人類的敏銳洞察力、道德分辨力和隨機應變力等才能解決問題。因此,憑藉人工神經網絡、大數據、雲計算等分析技術,人工智慧雖具有強大的信息感知處理能力,但軍事對抗系統技術複雜性的提高必然帶來新的系統不確定性,系統複雜性與系統不確定性相生相剋的客觀規律,仍然是人類認識人工智慧應當遵循的原理,因此人工智慧的出現仍然難以徹底消除戰場的「不確定性」迷霧。
對此,美國空軍有人機和無人機高級飛行員大衛·約翰撰寫的《無人系統能否引發新軍事變革》中寫到:「單靠技術從來不會贏得戰爭。成吉思汗的馬鐙、荷南·科爾蒂斯的火槍以及美國的原子彈,都為其帶來了決定性優勢,但它們之所以能起到關鍵作用,只是因為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條件和戰略……無人系統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本質或性質。嘗試使用無人系統代替人類智慧的決策者、戰略家或操作員,對這樣的結論將大失所望。」
人機結合仍要以人為主美國耶魯大學生物倫理學跨學科中心的溫德爾·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中說,人類孕育的科技決定著未來。科技既可以是人類溫順的僕人,也可以是人類危險的主人,既可以是人類貼心的朋友,也可以是人類兇狠的敵人。回顧科技發展史會發現,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關鍵是人類學會了製造和使用工具。否則,面對「反覆無常」的大自然,手無寸鐵的人類是何其脆弱的一個物種。
人工智慧技術對撬動軍事變革的作用不容小覷,但與此同時,戰爭中的技術、倫理、道德等一系列風險與挑戰也逐步顯現。不少科幻電影已對人工智慧的威脅展開討論:《機械公敵》中原本以保護人類為使命的機器人出現集體失序,對人類展開了殘暴攻擊;《西部世界》中機器人的內部系統不斷進化,最終反叛並傷害人類。
由於目前AI技術的發展局限,人工智慧的指揮系統容易在執行程序複雜的情景中出現失序。比如2007年10月,美軍第三機步師一部帶著3臺「利劍」機器人進攻一個反美武裝盤踞的據點時,由於沒有及時更換軟體,其中一臺「利劍」竟把槍口瞄準美軍操作者,而且無論操作員如何發出「行動取消」的指令,失控的「利劍」就是停不下來,直至用火箭筒把它炸翻才化險為夷。
可以預見,在人機協同作戰方式中,過度依賴人工智慧無疑增大了指揮系統失控的風險,這就如同把槍交給了機器人,當機器人不聽從人類指揮時,槍口對準的對象將可能是戰爭中的任何一方。
因此,應堅持人機結合、以人為主的原則,保證人類對軍事機器人的控制權,制定應對意外事件的應急機制,建立防範機器人失控的後臺程序。此外,應當加強人工智慧的技術預測與評估,在充分試驗與分析的基礎上逐步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的軍事應用。
8隨著太空科技的快速發展,世界各航天強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開拓著太空,太空空間和資源不斷得以深度開發和利用。但與此同時,太空也正成為下一個軍備競賽的場所。能否阻止太空軍事化,涉及到人類和平利用太空的權利,並最終影響人類自己的前途命運。
2019年7月22日,印度成功發射「月船2號」月球探測器
軍事化競爭的天然競技場人類軍事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斷搶佔新的戰略制高點,不斷拓展軍事領域(作戰空間)的歷史。人類的足跡拓展到哪個物理空間,哪裡就會成為作戰空間的組成部分之一。從陸戰場、海戰場、空中戰場,到現在的太空、網絡、電磁等新的作戰空間,概莫能外。
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倡導者格雷厄姆在《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中指出:「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凡是能夠最有效地從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邁向另一個領域的國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
太空是繼陸地、海洋和大氣層之後,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第四地理空間。相比於陸海空等傳統地理空間,太空可實施全球監視,對世界上的任何變化及時作出反應;不受地理條件限制地進行不間斷通信;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地球上的任何地點,對地球上的重要目標實施突然打擊。
太空也更有利於信息的收集、傳遞和處理。藉助於太空信息系統,能更有效地實現對軍事力量和軍事裝備的指揮控制。另外,太空空間不像其他地理空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對其領土上空宇宙空間的排他性主權。這樣,一國就可以自由使用太空系統,在別國上空進行軍事偵察。
太空軍備競賽帷幕已拉開相比於陸海空等傳統地理空間的軍事化,太空軍事化的開啟更為迅速。冷戰時期,太空軍事化的參與者主要是美國和蘇聯。冷戰後,特別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快了太空軍事化進程,全球性太空軍備競賽悄然拉開了帷幕。
2018年,美國新版《國家太空戰略》提出在太空威懾、反擊並擊敗對手;美軍《太空作戰》聯合條令拋出「太空聯合作戰區域」概念,強調太空主戰場地位。2020年,美軍發布《太空防禦戰略》宣稱謀求全面太空優勢;新組建的太空軍發布首部《太空力量》報告,總體規劃太空軍建設和運用;《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將太空認定為「作戰領域」。
2019年,日本《防衛計劃大綱》將太空列為關鍵戰略軍事領域;自衛隊遠景規劃《「多域聯合防衛力量」的實現及其未來》提出通過提升太空態勢感知能力為太空作戰奠定前提條件。
法國於2019年頒布太空防務戰略,提出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保護衛星,包括使用納米衛星和反衛星雷射武器回擊對手。
與此同時,各國紛紛加強或組建太空部隊。2017年6月,美國重建「國家太空委員會」。2019年3月,美國防部設立太空發展局;8月成立太空司令部;12月成立獨立軍種——太空軍。其中太空軍負責組織、訓練和裝備太空作戰人員,太空司令部負責制定和執行太空作戰計劃。2020年,日本隸屬於航空自衛隊的首支太空專門部隊「宇宙作戰隊」成立。日本計劃最快於2021年將航空自衛隊改名為航空宇宙自衛隊。
2019年,法國成立太空司令部,隸屬空軍,統一指揮目前分隸陸海空三軍的所有相關部隊,空軍最終將變身為空天軍。2020年,英國空軍參謀長稱將改革第23中隊,使之成為負責日常空間指揮和控制的太空中隊,未來空軍應改稱「皇家空天軍」。印度於2019年宣布組建國防太空署,統一調度和指揮分散於政府和軍隊系統內的太空部門和資產。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搶佔太空軍事化的制高點,一些國家正在加大研發天基武器的力度。如美軍十分重視開發多樣化進攻性太空火力:一是軟殺傷,利用雷射、電磁、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幹擾壓制或欺騙迷惑對手的信息獲取、傳輸、指揮控制。二是硬摧毀,利用空天飛機、高超音速飛行器、飛彈等,直接擊毀衛星。三是在軌搞小動作,利用「在軌服務」太空機器人抓捕衛星,或將小型寄生星、遙控炸彈安裝到衛星上。
其他國家中,日本已建立完整的偵察衛星體系,正考慮發射能干擾他國軍事衛星的反衛星武器,其研製的「隼鳥」-2探測器,具備抓取衛星的能力。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承認印度正在開發反衛星武器,並於2019年成功進行了反衛星實驗。法國制訂了太空防禦計劃,以提升太空感知能力,建立主動防禦能力。2020年,韓國首顆軍用通信衛星由美國代為發射升空,並擬於2021~2023年發射5顆軍事偵察衛星。
當務之急在太空軍事化進程加快特別是近年來美國持續破壞已有國際軍控裁軍體系的情況下,人類遠離太空軍事化的難度進一步加大。當前,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儘可能延緩和限制太空軍事化進程。
自太空紀元開啟之始,國際社會就試圖制定規則,防止太空武器化。已經籤訂的涉及太空軍控的重要國際條約,包括禁止太空核試驗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3),禁止在太空、月球及其他天體上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太空條約》(1967),禁止對月球以及其他天體軍事化的《月球協定》(1979)。
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積極採取措施,進一步完善太空軍控機制。中俄提出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武器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歐盟倡導「太空行為準則」;聯大成立防止太空軍備競賽政府專家組。但由於美國以定義難、核查難等為藉口百般阻撓,國際上關於禁止太空武器化的討論遲遲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太空軍備競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國缺乏互信。積極開展國際太空合作,是增進互信的有效手段。
冷戰期間,美蘇就在太空領域開展合作,並於1975年實現了太空握手。為方便太空救援,美國還採用了蘇聯設計的太空對接設備。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冷戰對抗強度。現在,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加入航天俱樂部,國際社會可優先在太空救援和太空科學探索等問題上嘗試開展合作。通過由易到難的合作增進互信,降低對抗和衝突風險。
推動太空商業開發是延緩太空軍事化的重要途徑。如果各航天強國在太空都有大量的商業資產存在,那麼他們在部署天基殺傷性武器和發起太空軍事衝突時就會三思而後行。因為,一旦在太空爆發軍事衝突,將產生大量太空垃圾。這些垃圾將沒有區分地幹擾一切太空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延緩和限制太空軍事化。
9烈度空前的納卡衝突,正成為外界透視未來戰爭的一扇窗口。其中,「混合戰爭」成為一大關鍵詞,也是縱覽全局的一大視角。當然不止納卡衝突,近年來在諸多局部衝突或戰事的見證下,「混合戰爭」的面目日漸清晰。
在以往的戰爭中,軍隊一直是行為主體力量。
隨著「混合戰爭」的出現,作戰主體力量已由軍隊擴大到國家或政治集團,這導致戰爭層面的策劃、組織、實施相比過去有了新的改變,如果不適應這種變化,將在「混合戰爭」中處於被動位置。2014年7月14日,在以色列南部與加沙的邊境,一門以軍155毫米M109系列自行榴彈炮向加薩走廊開火
何謂「混合戰爭」「混合戰爭」理論出自於美國海軍中將詹姆斯·馬蒂斯和軍事學者弗蘭克·霍夫曼。2005年,他們在美國《海軍雜誌》上撰文,提出「混合戰爭」的理論。2007年,霍夫曼撰寫的《21世紀衝突:混合戰爭的興起》一書,對「混合戰爭」進行了系統探討。
這兩位作者認為,現代戰爭的形態正在發生變化,即從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或「小規模的非正規戰爭」,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為融合的形態發展。「混合戰爭」的表現形態複雜、作戰行動模糊,需要統籌國家戰略資源和手段,採取綜合措施才能有效應對。
「混合戰爭」理論一經提出,便在美軍學術界引起了一定反響,此後逐步為美國軍方高層認同,以至成為美軍應對多元化安全威脅的戰略指導思想之一。「混合戰爭」理論主要有四大主要觀點。
一是認為當今的戰爭形態發生了混合模糊的新變化。無論是一般的軍事衝突,還是一定規模的局部戰爭,當今的戰爭形態普遍包含混合的形態。主要表現在,交戰對手將不再是只採用常規、非正規或恐怖主義等方式進行單打獨鬥,而是同時運用多種作戰形式與軍事強國進行綜合性的對抗。
二是作戰對手出現混合多元的新變化。這種變化源自安全威脅和戰爭形態的混合化。當今一些國家的作戰對手呈現出多元化的現象較為普遍,也就是說,作戰對手不再完全是一個國家的軍隊,也不再是由軍隊單一實施的傳統軍事對抗,而是更多具有自身戰略文化、地理等特點的國家、政治集團所組成的作戰力量,雖多為群體力量,但也有個體作戰力量,比如實施恐怖襲擊的「獨狼」。
三是作戰手段出現混合多樣的新變化。在當今發生的「混合戰爭」中,軍隊實施的軍事手段,與國家或政治集團實施的其他手段混為一體,既有常規的軍事作戰手段,也有非常規的其他手段,在這些手段的運用上,作戰主體更加注重發揮自身的優勢,以削弱對方的優勢,努力達到非對稱的作戰效果。
四是作戰力量建設發生混合多能的新變化。在傳統的局部戰爭中,一些軍事強國均十分重視正規化、現代化、常規化作戰,為此,不斷加強陸軍、海軍、空軍、戰略飛彈部隊,以及陸戰隊等正規力量建設。面對新式混合戰爭以及非軍隊作戰力量,必須在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作戰力量基礎上,加強非軍事力量、多元化作戰力量的建設,投入足夠的建設保障資金。
新國際因素面對「混合戰爭」,各國軍事專家中出現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意見認為,「混合戰爭」的出現並非西方軍事專家的獨創性發明,過去,早就有人提出「第四代戰爭」「複合戰爭」「新型戰爭」「非三位一體戰爭」等軍事理論,「混合戰爭」其實沒有什麼新意。
另一種意見認為,至少二三十年以來,人們對於現代戰爭領域不斷擴大一直在密切關注,除軍事作戰外,還有政治戰、外交戰、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金融戰,甚至更多的資源戰、能源戰、生態戰、生物戰、基因戰等,凡此種種。
10月20日,亞塞拜然國防部展示的己方攻擊畫面
現代的一些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為什麼呈現越來越明顯的「混合戰爭」的特徵?從根本上講源於國家安全威脅的混合性和現代技術的發展。全球化和技術擴散是安全威脅日益複雜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化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及文化交流和融合,加深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分化和不平衡,相互利益關係更加複雜,加劇國家之間或一國內部的矛盾衝突。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信息網絡技術的全球普及,推動社會信息化不斷提高,為衝突各方實施不對稱作戰提供了前提條件。在一些國際性的危機中,有關衝突方無不運用現代信息傳播手段,充分發揮社交媒體作用,甚至通過開發計算機遊戲軟體,進行激烈的信息對抗和輿論戰。
一些非政府組織,包括宗教極端組織,也越來越重視利用網絡招募支持者,煽動同情者或者恐嚇對手。
在現代戰爭中,力量上處於劣勢的一方往往選擇「混合戰爭」,繼而使其成為戰勝力量優勢一方的重要途徑。面對「混合戰爭」的新特點,作為一個國家,必須動用和組織國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多種手段予以綜合應對。為達到勝利目的,國家既要重視傳統戰略資源和手段的運用,又要重視信息、網絡等非傳統手段的運用。軍事行動既要重視實戰,又要重視必需的戰略威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戰爭不僅僅是軍隊的事,也不僅僅限於軍事戰場。
事實證明,至今參與敘利亞軍事行動的足有數十個國家以及其他一些非國家行為體,其中包括特定族群利益的武裝力量、代表教派政治勢力的武裝組織,而他們當中既有相對溫和的宗教組織,也有代表極端恐怖宗教勢力的武裝組織。這些國家或政治組織的背後,又有來自軍事強國的支持或聯繫,這種組織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混合性、複雜性,在以前爆發的現代戰爭中十分罕見。
警惕未來可能的爆點美國安全專家道格拉斯·奧利萬特分析說,「緬甸、泰國、巴基斯坦或車臣可能成為『混合戰爭』的搖籃」。不過,幾乎沒有人進行過任何努力來嘗試了解,「混合戰爭」的出現將如何嚴重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和對外政策。
有西方學者說,機器人和網絡攻擊對於左右未來戰爭的走向將發揮關鍵作用。隨著這兩項技術變得更為廉價和易於使用,不難想像當這些武器落入背後有國家支持的非國家行為體手中會發生什麼。隨著購買或改進「玩具」無人機成本的降低,像利用廉價無人機攜帶生物武器這樣夢魘般的狀況可能會更加接近於現實。
這一切並非天方夜譚。南亞地區就遭遇過混合戰威脅,甚至是在西方軍事理論家創造出這一術語之前。在他們看來,
泰米爾猛虎組織在許多方面成為了混合戰威脅的早期範例:他們擁有陸、海、空軍,具有國家一樣的軍事能力;設法利用犯罪行為幫助維持其叛亂運動;甚至擁有一個遍布世界的完善的宣傳網絡。斯裡蘭卡政府用了幾十年時間把自己的作戰方式也改變為混合戰,才最終擊敗了這個分離主義組織。這一事實提醒人們:這樣的事情在未來可能會重新出現。
從全球來看,中國可以說是地緣安全環境最為複雜的國家之一,中國陸地與14個國家接壤,海洋與6個國家相連,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突出特點是問題複雜、挑戰多元,內外安全矛盾相互交織,陸海方向威脅同時存在,歷史與現實矛盾疊加在一起。
在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和核安全等重要領域裡,中國面臨的安全威脅和潛在危機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面對新形勢,要實現國家總體安全,消除潛在安全威脅,就要適應現代戰爭的新變化,研究和借鑑「混合戰爭」的新特點,不滿足於傳統戰爭的經驗,從國家層面完善應對「混合戰爭」的體制和機制,尤其要研究和加強國家層面的主體作戰力量,為打贏可能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混合戰爭」做好準備。
10戰爭,這一古老而現實的話題,時至今日依舊是人類的懸頂之劍。不得不面對的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非但沒有終結戰爭,地區和局部戰爭反而愈加頻繁,特別是科技的進步促使未來戰爭界限日益模糊、戰爭形態更加多樣、戰爭樣式更趨融合,誘發戰爭的因素也發生了質的變化。
2015年6月19日,紀念滑鐵盧戰役200周年的活動在比利時的滑鐵盧戰場舊址舉行
歷史上的戰爭引信回顧歷史,人類社會早期的戰爭多數是由領地領土爭端引起的。後來隨著人類文明的多樣化發展,文化衝突和宗教衝突成為戰爭的另一大誘因。再往後,伴隨人類經濟活動不斷拓展,對資源和利益的爭奪成為戰爭新的誘因。超級大國的出現,使得大國之間的博弈較量往往引發代理人戰爭。
例如,古希臘城邦戰爭就是各城邦圍繞地盤展開的戰爭,歐洲三十年戰爭是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演變成的歐洲大規模混戰,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的爆發,則是源於列強對世界範圍內資源的掠奪和殖民擴張導致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和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世界性大戰的再次爆發。但隨即到來的美蘇集團爭霸以及戰後獨立國家對穩定領土和獨立主權的追求,並沒有讓戰爭銷聲匿跡,反而加劇了地區性衝突,有些甚至走向了規模較大的戰爭。
例如,阿富汗戰爭等的原因是美蘇爭霸背景下霸權大國的戰略擴張;數次中東戰爭、巴以衝突的原因是宗教矛盾和地區秩序爭奪;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則是由於霸權主義和幹涉主義的參與。
綜合而言,國家之間戰爭的爆發多數原因是領土領海爭端、民族宗教衝突、資源利益爭奪等,而國家內部戰爭則多起因於政權爭奪、民族問題或宗教衝突等。9月29日,在納卡衝突中,一名亞美尼亞士兵開炮
新世紀三個「爆發點」縱觀世界範圍內的近幾次戰爭不難發現,戰爭有其特有的規律,戰爭的爆發無論涉及到兩方還是多方,都與人類社會階段、時代發展背景、國際局勢變動等緊密相關。
進入新世紀以來,所謂戰爭的爆發,更多是大國博弈背景下地緣政治較量引發的衝突。這其中,
三個「爆發點」最值得關注:一是歷史遺留問題引發的各種紛爭,包括一戰、二戰、冷戰等遺留問題;二是民族宗教文化以及意識形態衝突引發的對抗;三是大國傳統勢力範圍博弈引發的邊界衝突,多表現為小國戰爭或內戰。一方面,戰爭爆發的原因更為多樣,另一方面幕後大國勢力的操縱和幹涉更為明顯,有些與地區性或全球性大國利益緊密相關的戰爭,大國則直接參與其中。
伊拉克戰爭作為海灣戰爭的延續,其表面上看是由於伊拉克對該地區霸權的爭奪,實則迅速演變為美國霸權對地區問題的幹涉,以塑造更有利於美國的地區秩序為目的的戰爭;
烏克蘭危機表面上看是西方「顏色革命」引發的烏內部動亂,但烏政權更迭和局勢動蕩直接危及俄羅斯安全,危機也因此演變為俄烏曠日持久的衝突;同烏克蘭危機類似,敘利亞戰爭也是西方「顏色革命」引發敘內戰以尋求政權更迭,但敘作為俄羅斯唯一擁有海外駐軍的戰略支點,俄予以強力支持,並直接參戰,敘內戰最終演變為數派多方戰爭。
再比如近期外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發生的納卡地區衝突,雙方因宗教和領土問題兵戎相見,但作為中亞的戰略走廊,該地區直接牽扯俄羅斯、土耳其等地區性大國,地緣政治因素恐怕是戰爭更深層次的原因。
「世界島」仍是主要風險點當前世界總體和平,但局部並不太平,地區熱點問題頻現、國際軍費開支居高不下、軍火貿易如火如荼、高科技武器系統層出不窮、網絡空間和太空爭奪日趨白熱化、非傳統安全威脅也在不斷上升。就戰爭可能爆發地域來說,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地理空間概念被大大削弱,但國家利益的外延、遠程打擊武器的應用使得戰略空間更受重視,導致了地緣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回歸。
從全球看,未來影響國際安全的主要風險點,依舊是作為「世界島」的歐亞大陸,主要是東歐、中東、中亞和亞太地區。歐洲地區風險主要是歐洲大陸國家一體化進程與均勢分化之間的矛盾,表現在美國介入下的北約與俄羅斯,圍繞戰略空間在東歐地區的擠壓與反擠壓;中東地區風險主要是傳統宗教文化衝突,以及美國戰略收縮後權力真空帶來的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在一定程度上風險可以外溢擴大至中亞地區;亞太地區風險主要是源於地區特有的地緣政治環境和複雜歷史沿革,多處固有熱點問題和脆弱的安全機制,特別是美國固守冷戰思維,導致亞太安全形勢日益嚴峻。
冷戰思維是和平最大障礙從冷戰中走來,世界本應吸取冷戰教訓避免走向集團對抗,但美國等少數國家卻以冷戰「勝利者」的姿態不遺餘力推行冷戰思維,打著意識形態的幌子劃分敵友。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影響廣泛,他曾指出人類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全球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
國際政治的核心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文明衝突論經常被霸權主義國家政客奉為圭臬,實際上這種以「文明」劃片來解釋當下的衝突、預測未來的衝突,只能起到擴大衝突範圍、製造更多衝突的作用,折射出的是其背後的冷戰思維和種族主義。可惜,它已成為個別大國製造世界不穩定的一個思想根源,甚至是藉口。
世界文明是多樣的,人類社會發展目標不是消除不同文明,而是消除飢餓貧困、發展不均乃至戰爭。如果一味以意識形態劃陣營、視他國制度文化為「異類」,固守冷戰思維,那麼戰爭似乎變得無法避免。
科技成為戰爭新的催化劑科技在近現代戰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科技本身並不會誘發戰爭,但科技可以讓戰爭界限更加模糊,也可以讓戰爭行動以更加隱蔽和多樣的形式呈現,也更加劇了戰爭的速度和烈度。
觀察新近的幾場戰爭,各類高性能無人裝備和智能武器大量投入實戰,與傳統作戰方式相比,往往產生了較強的作戰效果。毫無疑問,科技正在促進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發生演變。只有在科技上掌握「先手棋」,戰場上才能拿到主動權。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無人作戰裝備的運用雖然奪人眼球,但它需要可靠的偵察體系、指揮體系和網電體系作支撐,因此也只有真正在信息領域具備自主能力的國家,才會真正擁有實施無人作戰的能力。
戰爭引信一旦激發,無疑將會為下一場戰爭埋下仇恨的種子。要避免觸發戰爭,就必須慎戰止戰,通過各方協作努力,為戰爭引信加上「保險」,直至徹底拆除引信,實現和平共處。
原標題:《生物武器何時取締?核戰爭怎樣爆發?人還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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