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6天516人接種新冠疫苗，這個結果氣壞了馬克龍。對於這位立志做「戴高樂主義」旗手的年輕總統來說，即便沒有新冠，腳下的路依然不好走。
為什麼法國一直給人一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感覺？歐洲雙擎之一的默克爾任期結束後，歐洲格局會如何變化？拜登上臺，歐洲對中美的認識會怎麼變化？就這些問題，觀察者網專訪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
【採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最近法國「後院失火」非常的嚴重，但是馬克龍還在積極維護歐洲尊嚴，提出歐洲防禦自主的言論，您覺得為什麼法國一直給人一種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感覺？
鄭若麟：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與我去年在「答案」上做的演講「偉大與衰落齊飛」有著密切的聯繫。
法國一直是偉大和衰落這兩大命運聯繫在一起。這個民族非常偉大，偉大在於它有很多跟歐洲其他民族不一樣的思想。但與此同時，法國也確實面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都跟近現代有關係。
法國的命運自二戰以後一直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二戰後的光榮30年裡，法國在戴高樂將軍的領導下，經濟很快恢復到其戰前的實力。後來法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核大國，我說法國還有「四大發明」：高鐵、超音速的協和式客機、核電站以及早於網際網路建成並落實到民用的Minitel。這「四大發明」實際上當時都走在世界前列。
但是很快，法國就開始出現問題。在戴高樂將軍的領導下，法國當時是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於是世界就有一些國家、集團看法國不順眼。法國是第一個、當時也是唯一一個向美國派去軍艦、把美元兌換成黃金，再運回法國的國家。因為法國不相信美元，相信黃金，這就得罪了國際統治集團。
所以後來1968年5月，法國就爆發了紅色風暴這樣一場我稱之為歷史上第一場「顏色革命」，就整倒了戴高樂，政權易手，蓬皮杜當了總統；1973年1月3日，法國又通過了一條法律《銀行法》，該法又把法國中央銀行的權利拱手送出，法國的金融主權也易手了；到了80年代末期，密特朗當總統的時候，法國又發生國營主流媒體、最大的電視臺一臺私營化，這樣一來，媒體權也丟失了。
西方有三大權力，不是司法、立、行政三大權力，這三大權力說句老實話，都是哄哄小孩子的。真正的三大權力，是資本、政權和媒體，那麼政權丟失、資本權丟失、媒體也丟失以後，法國就開始出現一些問題了。
比方說，法國1973年通過《銀行法》以後，法國自1978年開始國家預算就再沒平衡過，一直處於逆差狀態，這標誌著法國全民都在為金融資本打工。
這些法國老百姓至今都不太清楚的信息非常重要，導致了法國今天「命比紙薄」的命運，對此法國無能為力，因為法國真正的主權，已經不在自己手上。法國「心比天高」，仍有那麼一批知識分子，還在為法國、為歐洲的命運操心，但法國真想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能做得到嗎 ？它做不到。
比方美國小布希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席哈克想阻止美國發動這場戰爭，因為法國在伊拉克還有很大的石油利益。當時法國聯合了德國、俄羅斯，使得美國沒能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因為法國有否決權，但依舊無法阻止美國侵略伊拉克、把薩達姆政權推翻。到了薩科齊上臺的時候，薩科齊都已經連表面的文章都不做了，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個親美總統。因為薩科齊知道，他不說這話，連當選都當選不了。而法國自薩科齊以後，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總統。
這就是法國為什麼「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根本原因，而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在法國發聲現在也越來越困難當然，所以它連「心比天高」也在一點點下降。
觀察者網：明年默克爾任期就要結束，在您看來，明年以後以德法為中心的歐洲格局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鄭若麟：法德當年聯手搞聯盟的時候，還是戴高樂統治時期，戴高樂曾兩次否決英國入盟入歐。今天英國是脫歐了，當年英國可是拼命想加入歐洲。原因在於，英國統治集團想摻和到歐洲中來，因為他們看到法國如果跟德國真正聯手，再加上幾個歐洲的核心國家，歐洲會成為世界上一支相對比較獨立的力量。但是今天這股力量，可以說已經成立不起來了。
一方面，法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法國的工業已經走向比較衰弱的地步。法國今天主要的出口雖然還有飛機、還有核電，但是很多東西已經不行了，它向中國出口的越來越多的是農產品，酒、奶酪這些。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德國在工業領域雖然還保持著一定的生產製造和創新能力，但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最關鍵的一點，法、德已經在政治上缺少號召力。如果美國是川普繼續執政，那麼歐洲還會因為美國對他們的反對而形成一種動力，聯手打造一個比較強勢的歐洲。現在連這個動力都沒有了。所以我對歐洲未來發展前景，不是很樂觀。
歐洲在未來的三五年裡面，可能還會談判出幾個有名無實的條約，名義上歐盟建設還會繼續向前邁個一步、兩步，但實質上，各國各方的利益正在分崩離析，歐盟前景堪憂。歐盟可能10年以內還不會宣布解體，但離這一天恐怕不會太遠。
觀察者網：川普執政4年，也是歐洲不斷被盟友拋棄的四年。相比之下，中歐合作一直在不斷推進，未來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您認為歐洲的認識會發生什麼變化？
鄭若麟：這個就要看歐洲的智慧了。今天可以說是對歐洲智慧的一個嚴峻考驗，是對其命運的一個嚴峻考驗。
歐洲有一批人幻想著，拜登上臺以後，美國會重新跟歐洲聯手打壓中國，把中國打壓下去以後，西方就會重新成為世界的主人。但另外有一批力量已經認識到了，美歐今天面臨的內部問題，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過去馬克思主義說，人類社會主要的矛盾，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中解放的矛盾。但現實有很多異於此觀點的地方，比方說川普得到藍領工人的票數遠超拜登，川普不是個大資本家嗎，為什麼會得到藍領工人、無產階級的支持？非常簡單，因為過去我們的階級劃分法，今天有一個新的、更重要的矛盾出現了，就是全球化。
世界現在分成兩大股力量，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
川普之所以能上臺，就是他反對全球化，認為在全球化當中，獲益的是中國這樣的國家，而美國無產階級、藍領在全球化當中，丟掉了太多了。因為中國全球化以後，中國的產品物廉價美，使得美國不得不把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去，導致了美國無產階級的失業，美國失業率越來越高；而中國的產品，廉價地拋售到美國去，導致美國跟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進一步又加劇了美國國內的貿易慘狀。一方面失業率增高，一方面貿易逆差增大，於是美國就開始反對全球化。
而支持全球化的另外一股力量，是跨國的金融資本，跨國金融資本到處投資，不管產品在哪裡生產，在中國生產也投資，在美國生產也投資，中國賣到美國，或者美國賣到中國，投資的金融資本都賺錢。
所以金融資本繼續支持全球化，但是產業資本不支持了。產業資本希望把轉移到中國的生產基地再重新轉移回美國，讓美國工人有錢賺，讓美國產品能夠再賣到中國去，讓美國能夠從逆差當中走出來變成順差，這樣工人又有了工作，貿易變為順差，讓美國「重新偉大」。
這兩大階級，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衝突，才是明天世界最主要的衝突。
歐洲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認清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洲今天成為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雖然華爾街和倫敦還在金融領域佔據著很重的分量，但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現在法國的馬克龍顯然代表著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拜登上臺，把反對全球化的川普打下去，美國是否又重新走回跨國金融資本的懷抱裡呢？如果是，那麼歐盟很有可能站在美國一邊，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的貿易戰，這場貿易戰跟產業資本發動的貿易戰不一樣，它支持繼續全球化，但是可能會在其他問題上，比方說環境保護、人權、以及西藏、新疆、臺灣、香港問題上打壓中國。
但是問題是拜登上臺，是否能夠真正解決美國無產階級失業、美國國內貿易跟中國的巨額逆差問題，是否要考慮投給川普那麼多票的、敗選的藍領階層的情緒。拜登要不要在全球化問題上，從當年歐巴馬或者柯林頓主持的全球化後退一些，這些我們還要繼續觀察。假如拜登後退，那他跟歐洲的矛盾就會尖銳化，歐洲跟美國就聯不起手來。
所以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研究，歐洲究竟會走哪條路。我們要從意識形態以外的新角度去認識歐洲，比方說，歐洲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哪個趨勢佔上風能夠讓歐洲獲得更大的利益，對華關係發展或倒退，哪個能給他帶來最大的利益，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事情，要深入地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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