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華，民國一代名媛，被譽為「第一個徵服歐洲的中國女作家」。泰戈爾認為她的才華在林徽因之上，徐志摩視她為中國的曼殊菲爾。一代怪才辜鴻銘是她的老師，她的故居史家胡同24號成為北京第一個胡同博物館。
凌叔華，1900年3月25日生於文化古城北京的一個仕宦與書畫世家，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在家裡十六個姊妹中排行第十。
父親凌福彭，與康有為是同榜進士，為官多年，有一套做官的手段。在大清一直做到一省布政使，等到五色旗替換了龍旗，大清國成了民國，老爺子依舊官運亨通，在北京城裡有所大宅院，大老婆、小老婆、丫鬟、僕人、廚子、司機，應有盡有。
家藏書畫極豐，父親與學界畫壇過從甚密。康有為、俞曲園、辜鴻銘、齊白石、陳寅恪等社會名流是她家的常客，常有文人墨客出出進進。
在六歲的時候，她在花園中，用木炭在白牆上畫了很多山水風景、花卉和人物。她父親的一位朋友看到這些畫後對她說："你的畫很有風格。你有天才，你會成為大畫家的。我要跟你父親講，讓他給你找一位老師……"這樣，她就拜了著名的女藝術家、慈禧太后寵愛的宮廷女畫師繆素筠為師。
她當時的英語老師是辜鴻銘，使她打下了古典詩詞和英文的基礎。
她7歲就從師學畫，學英文，9歲旅居日本2年。
1922年22歲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學預科，曾與即將畢業的謝冰心同學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並聽過周作人的"新文學"課。
大學時期的凌叔華，畫藝已熟到能夠妙手回春，"偶一點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後來，她的這些畫大半都曾經朱光潛看過，他評論說："取材大半是數千年來詩人心靈中蕩漾涵泳的自然……在這裡面我所認識的是一個繼承元明諸大家的文人畫師，在嚮往古典的規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風懷和細緻的敏感……"看她的畫，"我們在靜穆中領略生氣的活躍，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來清淨的自我。"
1924年，在大學裡，在作畫的同時，她開始以白話執筆為文。在《晨報》副刊上，以瑞唐為筆名陸續發表短篇小說《女兒身世太悽涼》、《資本家之聖誕》及雜感《朝霧中的哈大門大街》等。
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那時凌叔華已是燕京大學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績優秀，交際能力也出類拔萃，被燕京大學推派為歡迎泰戈爾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遠道而來的詩人的是徐志摩和陳西瀅。這次茶話會上，凌叔華認識了徐志摩和陳西瀅。
1924年秋，徐志摩寫信給凌叔華，請她作他的「通信員」――通信的對象。信中說：「我一輩子只是想找一個理想的『通信員』……最滿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個真能體會、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為了使徐志摩儘快走出感情失敗的陰影，作為朋友，凌叔華承擔起了這一任務。
坊間傳聞凌叔華與徐志摩曾有過戀情，凌叔華公開澄清，「我要聲明我與志摩永久是文學上的朋友。」「我對志摩除了相當朋友的同情，並可惜他的被誣外，一些關係都沒有，我永遠不信他會與我有什麼關係。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女兒陳小瀅在回憶母親的文章中提及此事：「徐志摩正陷於與林徽因失戀的痛苦中,也許是把母親當成他的傾訴對象。母親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與徐志摩有感情。在一封給友人的信裡她這樣說：『說真話，我對志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他的事向來不瞞人，尤其對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長在大家庭的人，對於這種情感，也司空見慣了。』而徐志摩也曾說：『女友裡叔華是我的一個同志。』」
1924年的一天，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博士、北大教授陳西瀅來到史家胡同的凌家大宅，如約拜訪凌叔華。
陳小瀅聽父親所說初見母親是這樣的情景：「父親與母親的結識，說起來母親主動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時候母親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她的幾篇小說都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而父親正是《晨報》的編輯。母親給父親寫信，請他去家裡喝茶。父親後來跟我回憶，他帶著一種好奇心赴了約，想看一看這個寫小說的女孩子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結果那天他在胡同裡繞來繞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當時還納悶，這個女孩子怎麼會住在這麼一個大宅子裡？可能像林黛玉一樣是寄人籬下吧。父親敲門進去，先是門房帶著他走了一段，然後有一位老媽子出來接，又走到一個院子裡，再出來一位丫鬟，說『小姐在裡面』，把父親嚇了一跳。」
1925年，凌叔華奠定她在文壇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後》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她"以一隻善於調理丹青的手，調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將平凡的，甚至有點俗劣的材料，提煉成的美玉。"
1926年6月她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以優異成績獲該校金鑰匙獎，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書法繪畫部門。
1926年7月，陳西瀅和凌叔華在史家胡同24號院大婚，這座後花園（帶24間房子）作為陪嫁成為凌叔華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說家的喜結連理，在當時也是一段佳話，然而，這卻並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暴露出諸多不和諧因素。母親顯然不甘心扮演那種傳統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個女人絕對不要結婚。』這句話從小到大，我不知聽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對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覺得家庭是個累贅，認為自己如果不結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後的原因，陳小瀅認為，「在這種複雜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母親，防備心比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親。」——女兒回憶
「我相信他們在走向婚姻的時候還是有感情的。那個時代的女作家並不多，父親對母親有一種愛才的心理；從另一方面講，父親是留英博士，26歲就當北大教授，母親自然也會被這些「光環」所吸引。」女兒陳小瀅這樣評價父母的婚姻。
陳西瀅性格缺點明顯，蘇雪林說他「喜說俏皮話挖苦人，有時不免謔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為他是一個尖酸刻薄的人」，為收斂鋒芒，陳源只好沉默。凌叔華曾說：「以前與他（指陳西瀅）出門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還以為他很驕傲呢。」
1927年秋，陳西瀅夫婦同往日本作短期旅行，後凌叔華留京都一年，研讀菊池寬、佐藤春夫、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藝術。
1928年春，新月書店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由丈夫陳西瀅編定。
1928年陳西瀅到武大當教授，擔任文學院長一職，凌叔華作為眷屬同往寓"雙佳樓"。此時，凌叔華與蘇雪林、袁昌英結為好友，三個人在文學創作上盛極一時，有"珞珈三傑"之譽。
蘇雪林說："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兒'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麼，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於夢幻的詩人。"
在這裡凌叔華作為院長夫人接待認識了朱利安貝爾，來自英國的詩人，應邀來武大教授「英語寫作」、「莎士比亞」、「英國現代主義作家」三門課程。
她陪他買生活用品，挑選窗簾，布置宿舍，還饒有興致去旁聽「莎士比亞」和「英國現代主義作家」。
倆人相識僅一個多月，朱利安（他的母親瓦奈薩·貝爾是英國著名的畫家，他的姨媽是著名小說家維吉尼亞·伍爾夫）即向母親宣布，已經與他心儀的中國女作家戀愛了：「親愛的瓦內薩，總有一天，您要見見她。她是我所見過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為您兒媳的女人。因為她才真正屬於我們的世界，而且是最聰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華中的一個。」
「她，叔華，是非常聰穎敏感的天使……請想像一下那麼一個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極其善良極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堅定，她真是令人心愛。
在朱利安給母親的信中曾提到：「她（凌叔華）說，她過去從沒有愛過。」「她敏感而細膩，聰慧而有教養，有時還有點使壞，最愛那些家長裡短的故事。」
她與朱利安貝爾相戀了，還藉機帶他回了北京，遊覽故宮、頤和園、後海，介紹他給相識的畫家和作家認識，那會的她，為他摘掉了眼鏡，化了妝新燙了頭髮。
但她和朱利安婚姻觀念不同，她想朱利安給她婚姻的承諾，但朱利安同時有糾纏不清的曖昧女友，沒想過結婚，後來朱利安同意結婚凌叔華放棄了。
最終凌叔華還是選擇分手回歸了家庭，但那堵情感厚牆則始終橫隔在她與丈夫之間。夫婦越來越少溝通，兩人以後的歲月是分多聚少。她把自己包裹得太緊，連常人說「貼心小棉襖」的獨女，也欠溝通。家裡有一個房間只屬於凌叔華一個人，丈夫、女兒都不得入內。
女兒陳小瀅在《回憶我的父親陳西瀅》中寫道：「我問他當時為什麼不離婚，他說，當時女性離婚是不光彩的。再問他，他說你母親很有才華，然後就不說下去了。」
凌叔華對婚姻不滿，多次對女兒說，「一個女人絕對不要結婚」。她經常「告誡」的一句話是：「女人絕對不能向一個男人認錯，絕對不能。」
1930年，她的短篇小說集《女人》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凌叔華在小說創作方面的才華和天分在國內並沒有獲得更大的認可，陳小瀅認為此乃她的「不合時宜」所致：「在那個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時代，顯得格格不入。她的那些太過生活、太過女性的寫作，是不符合當時潮流的，於是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1935年，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兒童短篇集《小哥兒倆》作者在《自序》中說："書裡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兒時的寫意畫。我有一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記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時掉了幾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念著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幾篇作品的寫作，在自己是一種愉快。"
1946年，陳西瀅受國民黨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代表。翌年，凌叔華帶著女兒陳小瀅到倫敦與陳西瀅團聚，從此定居歐洲。她曾進聯合國國際了解速成班學習並獲文憑，後又在巴黎學習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繪畫多年。
巴黎生活成本高，他們選擇定居倫敦，只有在開會的時候，陳西瀅才到巴黎。在倫敦，她曾給大學講授過東方藝術與戲劇，但這時期她主要從事西方文學和藝術的研究。
凌叔華雖出身望族，卻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務操勞之外，為了彌補生活費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賣畫"。
1953年，凌叔華的自傳體小說《古韻》（AncientMelody）在英國出版，很快成為暢銷書，她被稱為「第一位徵服歐洲的中國女作家」。《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評論說：「叔華平靜、輕鬆地將我們帶進那座隱蔽著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國讀者展示了一個中國人情感的新鮮世界。高昂的調子消失以後，古韻猶存，不絕於耳。」
《古韻》出版後極為文化界注意，英國讀書協會（Book Society）評它為當年最暢銷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還特別撰文加以介紹。凌叔華也因此而馳名於國際文壇。
然而，對於凌叔華來說，這並不令她有多麼欣喜，因為西方人真正好奇的，是妻妾成群的東方式家庭。
1956年至1960年，凌叔華應新加坡新創辦的南洋大學之聘，擔任該校中文系中國近代文學和新文學研究教授。
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國建立外交關係，翌年法國政府令丈夫陳西瀅離開巴黎喬治五世大街11號（臺灣使館），從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1966年辭職，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頓，難以維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華赴加拿大任教，講授中國近代文學。回英國後，應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邀請，曾作中國近代文學和中國書畫藝術專題講座多次。
1972年至1981年，先後五次回國，遍訪祖國的大好河山，作畫寫文，優美的散文《敦煌禮讚》就是她參加了敦煌石窟後寫下的佳作。
異鄉畢竟不是家鄉，異國畢竟不是祖國。凌叔華是時時想著自己的祖國的。據云，她曾無限感慨地說："我不願像白俄一樣在路邊賣地毯。"
1984年秋，她在倫敦進對蕭乾說："我生在北京，儘管到西方已三十幾年，我的心還留在中國。"
1989年末，她坐著輪椅，由女婿英國漢學家秦乃瑞陪同，飛回北京，住進景山醫院。
1990年5月16日，彌留之際，她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舊居。
她最後的願望得以實現：她躺在擔架上，看到了美麗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號——那二十八間房子是她的嫁妝，解放後變成了大雜院和幼兒園。
她望著天空低語：「媽媽正等著我吃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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