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俠肝義膽氣魄，寫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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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是部讓人看著特別過癮的生猛大片，不僅僅是因為姜文、葛優、周潤發三位大佬的精彩表演，更因為它滿足了當下民眾阿Q式的幻想欲求：欺男霸女的惡霸終於被兇狠彪悍的土匪給剿除，老實巴交的窮人坐在家裡就有人大把地丟銀子進來，「山寨縣長」一手拿槍一手持印，讓人別他媽的跪著說話……
做張麻子式的土匪可能是很多中國小老百姓的夢想。正如喬峰洪七公們長期滿足著我們的俠客夢一樣，張麻子也滿足了我們的「公平」夢——當我們明白拳腳在當下社會的蒼白之後，槍手自然而然地成為我們的崇拜對象。
對這部尺度不小的「土匪片」，不少貌似頗有學問的人物給深刻解讀出這樣那樣的意義，但在我看來，這部斬獲7億票房的電影其實就是一個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不過穿插點綴了一些搞笑——甚至連幽默都說不上——元素，至於它扯上蔡松坡將軍那就真有些不倫不類了。為土匪平反，這本身就很不土匪，起碼土匪得很不古典。平反、洗白這等事，是現代人才玩的套路。
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有種普遍的補償心理，流行原始崇拜和反智臆想。滿嘴洋文的摩登小姐做著壓寨夫人夢，醉生夢死的老闆們要選「美麗村姑」，無惡不作貪官汙吏學居士吃素食皈依佛門。其中最被詩意化的就是土匪這個古典職業，做土匪好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吆五喝六，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繁文縟節，也不要考外語評職稱，看誰他媽的不順眼你掄起斧頭只管砍。
封閉的權力體系之下，土匪也是唯一敢對權勢說不的角色，小老百姓被強拆，被毆打，被跨省，被「交通事故」了，你到哪裡申冤去？你恨自己沒膽做土匪，但你總是希望別人去做土匪，做張麻子式的好土匪。
於是，張麻子順應要求地出現了，他舉著槍高呼：「我到鵝城只做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
但是，當下欺壓草民的人，當初未必不是這樣舉著槍號召大家的。而張麻子一旦坐穩了江山，建立了朝廷，他和他的弟兄們、子孫們的「公平」肯定就不再是民眾想像中的那種公平。就像動物農場的第一條原則「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最後變成「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土匪的「公平」是贏取民心的第一步。當然這樣說未必準確，因為真正的土匪他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民意，除非他真拿自己當縣太爺，當青天大老爺，有著進一步的權力企圖，否則他的本意和唯一目的不過就是做一票買賣。我們永遠也等不來一個拿銀子砸我們家窗戶的張麻子。
從古至今做土匪就是搶錢，搶女人，這就好像做裁縫就是量布裁衣一樣天經地義。偶然出現一兩個「義匪」，要麼是古書讀多了的呆子，要麼就是有著別的什麼企圖的大豪傑。呆子的下場無非兩種：要麼很快就被官府剿滅，要麼就被民眾設計捉了去獻官領賞，此外恐怕別無出路。而那別有用心者的大豪傑，也終於會將恩賜給你的銀子加倍地索討回去，甚至還連帶上些別的什麼。這幾乎也是必然的。
官府的信用告破時，我們期冀土匪的公平，這個事實本身就讓人啼笑皆非。而土匪的公平就是搶有錢人的錢，不僅僅是黃四郎這樣的惡霸，也包括「兩大家族」。兩大家族何錯之有無人告知，但他們的人被綁架錢財被訛詐無人同情甚至讓人幸災樂禍確是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讓子彈飛》是不是也滿足了民眾的一種仇富心理？
中國人不患貧只患不均，看上去是「不均」派生仇恨，其實質是導致「不均」的環境與體制讓人憤怒。富者憑什麼富？如果是靠勤勞和智慧而富，怎麼可能有著如此廣泛的仇恨基礎呢？如果富者更多不是靠個人的誠實勞動，而是靠與權勢的勾結，那麼財富問題最終就應歸結到權力的分配與協調這個問題上來。
整部電影最精彩的臺詞是黃四郎在張麻子出徵時用喇叭筒喊的那句，「鵝城一共來過八任縣長，他們的名字是王八蛋、畜生、禽獸、寄生蟲……！」
在王八蛋、畜生、禽獸、寄生蟲主導的鵝城，每個人有每個人生存的哲學，而這些哲學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一個統一的「公平」準則。土匪的「公平」也不過是一時一地的，即興的，好玩式的，誰當真了就活該誰做受人愚弄的二貨。
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二貨往往活得最興高採烈，最熱淚盈眶，最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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