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曹聚仁與王春翠唯一合影
01 她害他得了相思病
少年情懷總是詩，只是在父親學堂裡的驚鴻一瞥，15歲的曹聚仁便把12歲的王春翠鎖進心房，一任那愛慕生了根發了芽。
他們都是浙江蘭溪人，他住在蔣畈村，她則住在兩裡之外的塔山村，那時，王春翠正在曹聚仁父親創辦的育才學堂讀書。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麗的，總而言之，我第一回在學堂裡看見了她，就鍾情於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
正是春天，愛戀也和古樟的樹葉一樣，綠得那樣洶湧。
為了偷看心上的人兒，曹聚仁常常爬到村頭一座叫掛鍾尖的小山上去眺望，她在山腳的竹葉潭邊洗多久的衣服，他便痴痴地望多久。
那個倩影，連同她眼眸中的羞澀與溫柔，都是那麼美。
連接塔山和蔣畈的，是一座名叫通州橋的古廊橋，那是王春翠上學的必經之地。
為解思念之情，從小就精通於寫作的曹聚仁只要一看到王春翠走上通州橋，便高聲朗誦黃庭堅的《清平樂》：「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等待中的甜蜜、憂傷和彷徨，都在那一聲聲「春」的呼喚裡。
漸漸地，王春翠識破了曹聚仁的小伎倆，這個7歲前已經熟讀《詩經》《論語》《大學》的少年神童，也令她芳心暗許。
父親看出了曹聚仁的心思，一年後，提親成功，為他們訂了婚。
1921年，曹聚仁從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與18歲的王春翠舉行了婚禮。
終於夢想成真，曹聚仁心花怒放，古廊橋上約定三生、竹葉潭邊繾綣倚偎，一對青年男女沉浸在新婚的歡愉中。
婚後，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成為當地少有的到省城讀書的女子之一。
她到杭州求學，曹聚仁則去上海教書，分別兩地，他們靠書信解相思，兩人相約把纏綿的情感寫在同一個紅色絹畫的小本子上，來回郵寄，並為小本子命名「心心相印」。
三年五年，在年輕的他們眼裡，就是一生一世。
感情難料，分別沒多久，第一次危機就悄然來臨。
「我從來不偽裝道學，對於兒女私情，我和一切有血有肉的人一樣，知好色、則慕少艾，我雖不十分放縱，卻也不是不二色的人。」
面對一位女學生的大膽表白，「知好色」的曹聚仁動搖了，短時間內便進入熱戀。
轉眼寒假到了，王春翠從杭州來到上海與他團聚。靠著女人的第六感，她覺察到了他的變化，毅然決定中斷學業，陪在他身邊。
老師同學都勸她以學業為重，她堅定地說，「我愛我的學業，但我更愛我的丈夫和家庭。」
面對她真摯的眼神，曹聚仁羞愧不已。她的純樸堅貞讓他及時懸崖勒馬，開始專注於學問的研究。
在幾個大、中學任課之餘，曹聚仁長期為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撰稿。早在五四運動時，作為學生會主席，在師範讀書的他就主編過《錢江評論》，那時已顯示出了在文字、編輯、採訪方面的特長。
1922年4月，以《民國日報》特約記者的身份，曹聚仁聽取了章太炎到上海作的國學演講，因國學功底深厚，記錄非常準確，在副刊連載後，反響很大，後結集出版了《國學概論》，他也因此成為章太炎最年輕的入室弟子。
隨著曹聚仁在上海學術圈的聲名鵲起，23歲的他以一個師範畢業生的資格走上復旦、暨南大學的講壇，成為年輕的國文和史學教授。
愛情讓彼此成為更好的自己，他追求進步，她也不甘示弱，並沒有因選擇家庭而停止學習。
那時的王春翠，一邊在暨大師範附小任教，一邊開始了業餘創作，她不願依附於他的名聲，她要做「王先生」，而不是「曹太太」。
02 他傾心他人，她選擇放手
事業蒸蒸日上，生活也迎來喜訊，1926年，愛情的結晶誕生，曹聚仁欣喜若狂，為女兒取名「阿雯」。
乖巧伶俐的阿雯是夫妻倆的開心果，也深得與曹聚仁過從甚密的魯迅的喜愛，他常常帶著糖果和玩具來曹聚仁家做客。
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小家庭的歡樂在阿雯6歲因病夭折時戛然而止。
悲痛中，王春翠寫下《雯女的影子》，以此紀念唯一的女兒。曹聚仁同樣承受著這致命的打擊，他如同「折了自己的指頭」，連續40多天，一到晚上便涕淚交加。
日子勸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夫妻倆漸漸走出傷痛。
正是「九•一八」事變後，華夏青年熱血沸騰，曹聚仁積極創辦《濤聲周刊》，他提倡「烏鴉主義」，自稱只報憂不報喜。
他事務繁忙，王春翠只得辭去工作，為他整理文稿，協助他辦報，並為刊物撰寫文章。
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以批判精神和潑辣文風著稱的《濤聲》辦得非常出色，被魯迅稱為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一份刊物。
在創作中，王春翠的才華漸漸顯露，先後在《濤聲》、《芒種》、《申報》、《婦女雜誌》等刊物上發表了20多篇文章，曹聚仁看過後由衷地讚嘆：「春翠，不愧為我的愛妻，沒想到我竟娶了一個大才女啊！」
夫唱婦隨，在曹聚仁鼓勵下，王春翠進步很快，當魯迅看到她寫的《竹葉頌》時，大讚「好，有點氣魄！」並欣然為她的散文集定名為《竹葉集》。
1935年，由魯迅命名，曹聚仁作序的《竹葉集》正式出版。序言中，他說：
「她站在歷史的高度，從女性自身的立足點出發，體察婦女的苦痛，批評教育的愚昧，抨擊社會的不公，一反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姑娘腔』，下筆痛快淋漓。」
王春翠還以謝燕子為筆名，著有《戲劇新選》、《戲曲甲編》等，以女性少有的辛辣文字，她的倩影，就這樣留在了女作家寥若晨星的30年代的文壇。
遺憾的是，失去女兒後，王春翠再也沒有生育，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隱痛。更沒有料到的是，喪女的悲痛才剛剛過去，婚姻就再次遭遇重大危機。
「我走上講臺，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著這麼一位女生，她是我夢中的人，我就開始發痴了。」
女生叫鄧珂雲，是曹聚仁任教的務本女校的校花，她酷愛文學，對這個才華橫溢的大作家、大教授仰慕已久。
畢業時，曹聚仁送給她一本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她到杭州後，他經常去信，並兩次前往看望，他們奮不顧身地相戀了。
看得出他動了真心，緣起緣滅不是誰能控制的。
這一次，極端痛苦的王春翠沒有留戀，主動提出：「聚仁，我們分開吧。」
他已傾心他人，愛他，就給他自由。
儘管曹聚仁苦苦哀求，王春翠還是獨自離開了，她回到蘭溪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親主持育才學校，她的心，仍然棲息在曹家。
03 他給出了愛情的答案
抗戰爆發後，曹聚仁脫下長衫，走下講壇，投入抗日的洪流，他穿起軍裝，改行做了戰地記者。
那時，他與鄧珂雲已經結婚，夫婦倆共同報導了《臺兒莊大捷》等知名新聞，一度紅遍東南大後方。
曹聚仁與鄧珂雲
遠在蘭溪的王春翠心如止水，只把全副身心投入到鄉村教育上，如願實現了她「王大先生」的夢想。
復興蔣畈，同樣也是曹聚仁的夢想。一直以來，他與王春翠靠書信聯繫，信中，他仍稱她「愛妻」「知己」。
對她，他始終是有愧的，他為育才學校捐資、購書籍、訂刊物，「超時代」的小小學堂，連著他和她的心魄。
新中國成立後，號稱「自由主義者」的曹聚仁隻身去了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成為最早在海外華文報刊上為新中國進行愛國主義宣傳的海外記者。
1956年，他以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回大陸採訪，夜半途經金華，有感而發：
「夢回夜半是金華，
默對北山苦憶家。
竹葉潭深留舊網，
掛鍾尖外送飛霞。」
讀到這首詩時，王春翠百感交集，往事紛至沓來，竹葉扶疏，小橋流水，然而，已是物是人非。
所有的悲哀不過是歷史，他傷害她時，她選擇用那些美好的回憶來原諒他。她從來不曾忘記愛情，哪怕痛上一輩子。
1959年，作為從事兩岸和平統一工作的「愛國人士」，曹聚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參加建國10周年觀禮活動。
一到廣州，他便給王春翠寄去200元錢，約她北京相見。
二十多年未見，那天一早，在新僑飯店房門外看到頭髮花白的她時，老夫老妻的對話只是簡單的「你來了？」「我來了。」然後便相對無言，默默垂淚。
已近花甲，人生還能幾回團聚？誰也不知道。
北京之行，他陪著她遊玩了故宮、天安門，還一起去照相館補拍了一張「結婚照」，那是他們唯一的一張合影。
在周總理的過問下，王春翠的戶口從故鄉遷到南京，與四弟曹藝一家一起生活，以便共同伺候90歲的曹聚仁母親。
對此，鄧珂雲並不知曉。1960年，她送曹母回南京，意外與王春翠相見。
王春翠很坦然，鄧珂雲卻非常尷尬，「在沒有處理好家庭問題上，聚仁應負責任，這是我對他永遠不會原諒的。」
得知她們相安無事，遠在香港的曹聚仁非常高興，在給四弟的信中，他說：「翠與雲見了面也是好的，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了，這筆帳應該有個了結的。」
壓在心頭幾十年的大石頭終於落地了。
誰料，北京匆匆一面，竟成永決。因為與國共要人都有聯繫，曹聚仁充當了國共「密使」，一直守在海外，為兩岸統一奔走。
晚年的他，在給王春翠的信中，既訴說寂寥和無奈，又表達愧疚之情。
「新春以來，沒接到你的一封信，十分記掛，你的生日，我在想一個使你滿意的禮物！」
「我這一年，真是貧病交迫，六十多歲老頭子，像蝸牛樣背殼，走一步是一步，你務必原諒的。」
「四十年前事，歷歷在心頭」，只有遺憾，化作餘音嫋嫋，長留心上。
因為懂得，所以寬容。
她從來沒有恨過他，牆上掛著的，是他的手跡；
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
她永遠記得那個15歲的少年，和那少年純真的愛戀。
「愛情這件事，我們應該怎麼去解釋呢？我首先要提請保留，等我將來再作答案。」在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毫無保留地把人生真實呈現。
遺憾的是，書未完成，他卻要去了，1972年，曹聚仁在澳門因骨癌去世。
愛情的答案，他沒有機會明確給出了，只是臨終前，他念叨的仍是那首「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消息傳來的那一天，遠在浙江的王春翠，走上古老的廊橋，她沉默在秋風裡，久久地，不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