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羅斯電影《絕殺慕尼黑》是今年自《流浪地球》之後唯一一部讓我有動力寫一寫影評的電影（爛尾的《權力的遊戲》不算，那是太爛了把我氣壞了）。
俄羅斯的電影（包括前蘇聯）有個特點：話不多說，幹就完事了。優點在於直來直往、大開大闔，缺點在於少一些細膩的感情鋪墊。之前看過一部同類型題材的俄羅斯體育片《花滑女王》，整部電影都非常不錯，但唯獨感情表達的部分有點垮，就好像一個鋼鐵直男對你結結巴巴背著瓊瑤的情話。不過這部《絕殺慕尼黑》可以說把毛子電影的「簡單粗暴」（此處為褒義）做到了極致，也吸取了好萊塢電影對於細節的鋪墊和情感的醞釀。這部作品拿到了俄羅斯影史本土電影票房冠軍，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上一部這樣燃的體育題材電影，可能就要追溯到《摔跤吧！爸爸》了，兩部電影也有些類似，一個是為了女性而奮起，一個是為了民族而戰鬥；一個是父女之情，一個有父子之愛；一個是從未在國際大賽拿過獎牌的印度，一個是面對三十六年不敗的大魔頭美國……總體來說這是一部優秀的、能讓人荷爾蒙沸騰的電影，但是我想談一談比體育更多的事情。
（二）
本文的題目是《社會主義之逆襲》，有這樣三重的含義。
首先從內容來看，蘇聯男籃幹掉了稱霸世界的美國男籃，並在決賽中壓哨絕殺，這可以說是第一重「逆襲」。
其次從電影來看，《絕殺慕尼黑》在日均排片不足6%的情況下，票房破俄羅斯電影在國內紀錄，還是很不容易的。一沒有流量明星，二沒有好萊塢特效，而且是個不招影院排片待見的2D片，更是很多人都帶有偏見的前蘇聯題材，能有目前的成績，說明電影質量是過硬的，裡面體現的家國情懷，也是大家認同的。
更深一步的，這是俄羅斯電影創作者在藝術話語權和意識形態層面上的逆襲。
我在《他們懼怕革命，就像懼怕從天而降的巨龍》這一篇文章裡詳細的分析過，資本主義文藝作品是怎樣對革命、對共產主義進行汙名化運動的。在好萊塢大片的假想敵中，蘇聯/俄羅斯肯定是遙遙領先排在第一位的，外星人都得排第二。於是蘇聯/俄羅斯的形象也自然好不到哪去，往往是恐怖組織的支持者、政治獨夫、危險分子、生化狂人等形象，難得的正面角色如寡姐、冬兵等，那也是一定要「棄暗投明」先投誠才行。
而前蘇聯、俄羅斯在好萊塢電影中的整體形象也是破敗不堪、壓抑、陰鬱的整體氛圍，好像蘇聯除了鋼筋水泥就是集中營，別的啥都沒有。而在《絕殺慕尼黑》中，我們可以看到絕美的喬治亞村莊，可以看到陽光明媚的民政廳，可以看到一批一批註冊結婚的青春活力的年輕人們。整個畫面都是歡快、明亮、鮮豔的。
其實電影的畫面和色彩風格很能反映出創作者的潛意識，比如前幾天社交網絡上一張熱圖：美國影視作品中的墨西哥。其實這種濾鏡大多數並不是惡意、故意為之的，更多的是美國文藝創作者中的刻板印象，但對於其他民族與國家的刻板印象反映的是文化中的傲慢與偏見。
再比如遊戲中，這種偏見依然存在。說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經典遊戲《紅色警戒》中，蘇聯的形象基本都是：動員兵、變異類、輻射類、洗腦類、自殺類的兵種，還有「大力出奇蹟」的天啟坦克和基洛夫，其中尤裡的形象更就是按照列寧來的；而盟軍則是幻影坦克、光稜坦克、太空軍、天氣控制室等高科技產物。就連海軍中的生物兵種，蘇聯都是「邪惡」的化身——巨型烏賊，而盟軍則是聰明、可愛、友善的海豚。
（尤裡、輻射工兵和自爆卡車）
最有趣的是，遊戲裡單位的價格，美國大兵200一個，蘇聯動員兵100一個，狗150一條……
還有一些「高級黑」，比如美劇《車諾比》中，話裡話外暗示那些救災英雄都是被逼著去救災的：蘇聯工人的形象實在是過於不堪，還要特意鏡頭暗示，有士兵拿著槍威脅你。
但真正的歷史中我們知道，雖然蘇聯腐朽的官僚體制給救災工作脫了不少後腿，但是蘇聯飛行員、消防員、工程兵、礦工們，都是前僕後繼、英勇無畏、敢於犧牲，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核汙染擴散的遏制。上圖裡一臉黑的工人，歷史中都是主動報名參與救災的志願者，他們也完全清楚自己面臨著什麼。多年之後，經受著病痛折磨的他們依然堅定地表示：不後悔。
參與車諾比救災的每一個群體，都知道自己將要面臨的是與死神零距離最親密地接觸，但他們義無反顧。核電站內的消防員第一時間控制了火勢，但也因為經受了最近最強的核輻射，在幾天內紛紛犧牲。空軍的飛行員們在幾天內出動了三千架次飛機，把6000多噸硼投入災區，面對這一任務飛行員們義無反顧地表示：「我們不上，難道讓人民上嗎？」隨後工程兵進入現場，司令員塔拉克諾夫將軍在對部隊做最後的動員時，說了這麼一句話：「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務了。每人上去鏟兩下就下來，不要超過40秒！我和政委先上去，然後是共產黨員，其他同志在後面跟著，注意安全。假期和黑海療養院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為了蘇維埃祖國！」
我們說體育是政治的延續，文藝作品同樣是政治的延續。有一些文藝工作者呼籲：政治要原理文藝——其實這也是政治觀點的一部分，你也必須要參與政治鬥爭才能踐行這種觀點。
所以說我們需要有不同的聲音，不能只看一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灌輸，但是資本主義的強大之處在於可以動用龐大的跨國公司資源、無孔不入的資本，來生產這些藝術作品，所以他們生產出來的那些東西，真的好看；資本主義糖衣炮彈確實甜，不甜人家也不叫糖衣炮彈。但不妨礙我們一方面學習他們在藝術上的傑出成就，一方面批判他們在價值觀層面上的私貨。
當代畢竟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是顯學，因為整個畢竟非常華麗非常誘人，我看了我也心動；但是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宏觀敘事，也有著屬於自己的力量，比如我寫過流浪地球的影評：《<流浪地球>與劉慈欣的宏觀敘事》，再比如這部《絕殺慕尼黑》，就是對前蘇聯形象一種不同的、有血有肉的藝術表達。
（三）
毫無疑問，對於一部文藝作品來說，你首先要好看，其次你才有「資格」去夾帶意識形態、價值觀層面的東西，作品首先要保證生命力，才有戰鬥力。這就是我說的為什麼資本主義文化強大，因為他們弄得太精彩了，不服不行，我們必須得學習。就比如《血戰鋼鋸嶺》，精神內核就是一部傳教片，但是電影能拍到讓人擊節讚嘆，這就是人家的本事。
《絕殺慕尼黑》也很難得，做到了「精彩」「生命力」這一點，電影能夠死死地扣住一點：競技體育的魅力。我們說完了文藝、政治與價值，再說一說體育、政治與價值。
在和平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競技體育已經取代了許多傳統人生價值依附點——如宗教信仰、國家主權、戰爭與和平、革命與解放——從而成為了人們寄託精力與熱忱的首要選擇。競技體育散發著自身獨特的魅力：偶像般的英雄、史詩般的戰鬥、炫目傳奇的故事、勵志的奮鬥、高貴的夢想、華麗的美感、國家的榮譽、民族的情感、忠誠和背叛、欲望和野心、象徵性儀式、強壯的身體、激情的精神，以及所有人都需要的那種強烈的歸屬感。
所以說當今社會，競技體育不再是需要切身參與進去的運動，就像我們看一場電影、讀一本小說、聽一首歌一樣，競技體育的魅力足夠撐得起這一層本質之上的詮釋。除了人們視覺的刺激、心靈的滿足、觀感的享受，更有示範、激勵乃至人生價值寄託成分在其中。競技體育給我們的驚喜、感動與震撼是說不盡的。
比如說麥迪的35秒13分。
比如說平民球隊萊斯特城逆襲的冠軍。
比如說zsmj的7分鐘3800。
比如說費德勒37歲的第20個大滿貫。
體育的內涵已經遠遠超過了體育的本身，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為第一塊奧運獎牌熱淚盈眶。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為女排姑娘歡欣鼓舞。
我們會為國家隊打進世界盃而瘋狂。
體育其實已經成為了國家榮譽感、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夠理解電影背後強烈的情感了——這並不僅僅是競技層面的意義。
（四）
前年年底，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啟動公·投並宣布脫離西班牙，因為著名的巴塞隆納俱樂部地處加泰地區，因此牽動了無數球迷的心。
彼時一些球迷喊出了「足球與政治無關」「體育遠離政治」類似的口號。其實這是美好的一廂情願，足球非但不與政治無關，甚至足球就是政治的副產品。往根本上說，競技體育壓根就是政治的副產品。我們最早的競技體育怎麼來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除卻宗教原因，還不是因為幾個希臘城邦戰爭打累了，需要其他斡旋調整溝通的途徑，競技體育這才應運而生。競技體育自始至終都在政治的陰影下。就拿加獨來說，以巴薩這樣大的影響力，這樣旗幟性的俱樂部，怎麼可能能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萬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巴塞隆納的支持者，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意識到，你想一廂情願的遠離政治，但政治絕對不會遠離你。
巴塞隆納與皇家馬德裡的西班牙德比是近年來最為矚目的德比戰。而這其中的政治因素也不言而喻：一個訴求於脫離西班牙的城市，遇上了名字帶「皇家」兩個字，那還有啥好說的，話不多說開始幹吧。巴塞隆納足球隊儼然已經成為了加泰本地人謀求脫離西班牙最大的精神寄託。其實想想也能理解，你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就不可能不成為旗幟，即便是被迫成為的旗幟。在巴塞隆納的比賽中，永遠都是漫天遍野的加泰旗幟和對西班牙國歌的噓聲。巴薩和足球，乃至整個競技體育，不管主動或被動，永遠無法脫離政治。
從歷史上講，競技體育的誕生就與「政治」密不可分：從古希臘奧運會開始，大型的競技體育比賽就被視作城邦政治、外交、衝突與合作的延續。自近代以來，競技體育都從未脫離過政治的影響。現代體育是在兩次科技革命中逐漸形成的。而現代足球的誕生，就是誕生於英國的工人階級之中，是工人們工作之餘放鬆娛樂的手段。既然工人階級是現代足球之父，那麼足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鮮明的階級烙印。如今的歐洲足球眾多豪門，都誕生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著名工業區，如英國的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斯爾；德國的慕尼黑、多特蒙德（位於著名的魯爾工業區）；義大利的米蘭、都靈。巴塞隆納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工業化城市。
正是因為足球鮮明的階級色彩，最初的國際足球運動與工人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它的階級出身決定的。足壇歷史上最著名的左翼人士莫過於球王馬拉度納、曼聯功勳主帥弗格森和利物浦教父香克利。馬拉度納與卡斯楚、查維茲的親密關係是舉世皆知的了，噴美國總統也是他的日常之一。至於弗格森，是堅定地反自由主義者，年輕時就屢有同情蘇聯的言論，在柴契爾去世後帶領整個英國足壇拒絕賽前為柴契爾默哀。在柴契爾去世後的幾場比賽裡，曼聯和利物浦的主場每隔幾分鐘就爆發一次歡呼，因為柴契爾政府對於工人階級的罪行從未被忘卻——這恐怕也是曼聯利物浦這對死敵的第一次「協同作戰」，可見別管足球場上怎樣鬥個你死我活，政治利益還是高於一切的。
利物浦教父比爾·香克利則是中國領袖毛澤東的狂熱粉絲。1964年，在香克利的力主下，利物浦把白色短褲換成了一身全紅，從此「紅軍」（Red Army）就成為了利物浦的代號。後來利物浦在香克利的率領下橫掃英倫，香克利在市政廳外對歡慶的球迷說：「甚至毛主席都沒有見過我們這支紅軍的力量」
再說一個大家並不耳熟能詳的名字：儒勒斯·雷米特——世界盃，現在的獎盃叫大力神杯，以前的獎盃叫雷米特杯——就是為了紀念這位前國際足聯主席、「世界盃之父」。
儒勒斯·雷米特就是那個年代體育界左翼人士的代表之一。1936年奧運會在納粹德國舉辦，遭到了全世界範圍內進步力量的抵制：美國人馬奧尼、奧恩施泰因提出要舉辦「世界勞工體育大會」，與納粹奧運會分庭抗禮；時任法國體育運動聯合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主席雷米特也積極支持這一議題，並發表聲明：「不再有法國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任何可能性」。在世界左翼人士的努力之下，「世界勞工體育大會」定於1936年8月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辦，勢必要與納粹德國的奧運會分庭抗禮。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臘等20個國家的運動員雲集巴塞隆納，但這次可能會開創歷史的「世界勞工體育大會」由於納粹德國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政變的爆發而流產。
雷米特在巴黎創立了「紅星足球俱樂部」，雖然當今巴黎足球的代表詩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近年來更有中東土豪入主，砸了2.2億歐元買來了巴西球星內馬爾，一時風頭無兩。但巴黎聖日耳曼是1970年才成立，巴黎最傳統、最古老、最根正苗紅的俱樂部是巴黎紅星俱樂部。「紅星」，一聽這名字，就知道是一個左翼色彩十分明顯的俱樂部（同樣叫這個名字的還有前南斯拉夫的貝爾格勒紅星隊）。巴黎紅星俱樂部成立於巴黎市的貧民區聖旺，這裡聚集著巴黎最底層的人民、北非移民、穆斯林後裔、吉普賽人，有著曾經世界最大的舊貨市場，普遍認為「跳蚤市場」這一慨念就是來源於聖旺。紅星俱樂部也匯集團結了眾多共產主義運動人士。例如紅星球員裡諾·德拉內格拉，他的弟弟是著名共產主義詩人馬努尚。在納粹德國入侵法國之後，兄弟二人加入了法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1944年，德拉內格拉在一次戰鬥中不幸負傷，他給弟弟留下的遺言是：「謝謝紅星隊，再見了。」弟弟將哥哥的故事寫進詩歌中，這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戰士和紅星俱樂部也一起廣為流傳。
感慨一句，曾經，藝術，詩，體育，都寄託了反抗強權、追求自由、共產主義的政治表達。那真是一個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時代。我們所熟知的畢卡索、喬治·歐威爾（沒錯，就是小資產階級奉若神明的喬治奧威爾）、耶魯達都是共產黨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排頭兵。
（白求恩、畢卡索、奧威爾曾在西班牙內戰中並肩作戰）
儒勒斯·雷米特和他的弟弟默德斯特創立紅星時，提出了要用「巴黎公社」的理念創建一家純粹的足球俱樂部，一直以來這一理念貫徹至今。隔壁的巴黎聖日耳曼俱樂部比紅星俱樂部晚成立了73年，其成立地點是巴黎著名的富人區，很明顯他們的目標群體就對標著上流階層和二戰之後先富起來的中產階級。
兩家俱樂部的選擇和階級基礎直接導致了它們的現狀。巴黎聖日耳曼有中東土豪入主，在國內聯賽一騎絕塵，更有國際第一線的巨型加盟；而一直拒絕資本入注、拒絕過分商業化的紅星俱樂部目前掙扎於法國第6級聯賽，他們的新主席曾提出了2億歐元的注資方案，但是在球迷的抗議聲中擱淺。
紅星俱樂部的困境甚至能夠折射出整個左翼運動的困境：在高度資本化、商業化、市場化的後現代社會，要麼選擇被資本異化，要麼選擇被時代拋棄。人們熱情追逐著一擲千金、光鮮亮麗的巴黎聖日耳曼；而曾經的革命情懷、理想主義只能在第6級聯賽中苟延殘喘。
（五）
這正是時代的縮影：競技體育的首要影響因素從政治，變成了資本。 上世紀七十年代是一個很神奇的年代，二戰後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不但工人階級的境遇大為改觀，更產生了一大批中產階級和腦力勞動者。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從生產主導轉變為消費主導，金融產業也開始扮演者愈發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美國的裡根、英國的柴契爾先後執政。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都開始了商業化、市場化改革（巴黎聖日耳曼也是在這個時期成立）。
在《絕殺慕尼黑》這部電影中，蘇聯可以說是「政治體育」的代表，美國可以說是「資本體育」的代表，這二者決戰於慕尼黑華山之巔，可以看做是兩個時代的交鋒，頗有味道。
電影的宣傳語在當今看來可以說是另有一番味道：「美國早晚有一天會被打敗，我覺得最好是輸給我們」。
就在「絕殺慕尼黑」的兩年後，1974年若昂·阿維蘭熱成為國際足聯的主席，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從此國際足聯開始大刀闊斧地商業化改革，而對足球的第一影響力從政治，逐漸轉變為資本。同期的奧運會同樣進行著商業化改革，同樣獲得了成功。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作者，有「拉美魯迅」之稱的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其著作《足球往事》中，給國際足聯下了這樣一個精準的定義：
國際足聯成了私有公司，公開向世界出售足球這一商品，所有商業運作和巨額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樂部和世界盃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個個私有壟斷公司。
壟斷的私有公司，可以說是對國際足聯最好的概括了。曾經如雷米特這樣左翼體育人士領導的足壇早已不復存在。《足球往事》中寫到，從1970年代起，商標登上球場的每個角落，球員成為移動的廣告牌，國際足聯卻禁止球員在賽場上公開聲援絕食老師討薪和碼頭工人罷工。這代表著國際足聯與工人階級的徹底切割。加萊亞諾繼續指出：
足球不再屬於球迷和球員，反而成了藏匿社會矛盾、躲避社會衝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資產和偷漏稅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樂部是使用財富僱傭球員然後賣票表演的公司，在矇騙國家、愚弄公眾和侵犯勞工權利及其他權利方面，他們已經是駕輕就熟，還往往免於受罰。
（查維茲向歐巴馬贈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競技體育的而全面資本化可以看做是當代各領域的一個縮影：體育明星從曾經僅僅的價值依附，變成了與資本共謀的「合伙人」，他們把自己的身體、競技才能、相貌等全面資本化，傳統的價值——國家榮譽、民族情感、階級認同被商業化全面替代，這是我們在新時代面臨的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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