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靖國神社這一令諸多二戰中同盟國所厭惡的地方中，供奉著眾多二戰日軍侵略者，包括一些甲級戰犯。除了日本戰犯外，這裡還供奉著一個外國人，這唯一一個外國人，就是印度人拉達賓諾德·巴爾。
1946年，二戰的硝煙還未來得及完全散去，坐落在日本東京的遠東軍事法庭迎來他們的「主人」，在二戰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由美國、中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印度和菲律賓共十一個同盟國共同任命法官審理這些日本戰犯曾犯下的罪惡。
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本以為可以很輕鬆的就使日本得到應該的懲罰，但是萬萬沒想到，這卻是另外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為了嚴厲懲處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這場二戰之後的硬仗，一打就打了兩年半。
818次開庭，4336份證據，裡面不知包含了中國人多少心血。一開始對於審判抱有盲目樂觀心理的中國代表團一開始就受到了刁難，關於「起訴日」的確定。按美國的想法，對日本罪行的審判得從1941年美日間爆發的「珍珠港事件」算起。
但是「珍珠港事件」這距離1931年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起始「九一八事變」長達十年，更別提在1928年還有日軍刺殺北洋軍閥統治者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如果按照美國的算法來算的話，日軍對中國所犯下的大量罪行都無法得到審判。
檢察官向哲浚強烈要求必須把審判時間提前到1928年。在中國代表團絲毫不退讓的態度下，法庭同意了這一要求。但是緊接著中方代表團需要面對另外一件嚴峻的事情，那就是證據不足。每個日本戰犯都配有日本及美國雙方的律師，這對當時人手不足的中方代表團而言，無疑相當不利。
萬般無奈之下，中方只能緊急請求救援，倪徵奧作為監察組首席顧問被指派了過來。這已經到了1947年。在倪徵奧以及其他同事日以繼夜的多方搜尋證據之下，終於確立了這些日本戰犯的犯罪事實，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結束，在如何處置這些戰犯的問題上，各國代表再一次產生了分歧。
在11名法官中，有不少法官都認為對待日本戰犯可以從輕處置，甚至印度法官巴爾表示，應該對這些日本人無罪釋放。中國大法官梅汝璈厲聲呵斥道：「如果不能讓這些日本人受到應有的處罰，那我只能跳海以死向我的同胞們謝罪。」
面對這樣的情況，當時共11名法官秘密投票，中國僅以一票微弱的優勢勝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最終被處以絞刑。這是中國三位法官代表梅汝璈、向哲浚、倪徵奧以及他們身後的其他中國代表團成員們拼勁全力達成的結果。
但是可惜的是，在兩年的1950年，美國陸續釋放一些被判刑的主要戰犯；而那個叫做帕爾的印度大法官，多次公開宣揚日本無罪論，日本還為其授予了「和平勳章」。在巴爾去世後，日本首相發去弔唁，並且將其供奉在靖國神社中，感謝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