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到「亂燉金庸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的最後一篇，來看看《鹿鼎記》和《少年》，看看這兩個故事裡的私生子和「韋爵爺」。
首先來糾正一個廣為流傳的錯誤。新浪微博上經常會看到一段心靈雞湯，說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這段雞湯是這樣寫的：「少年就是少年，他看春風不喜，看夏蟬不煩，看秋風不悲，看冬雪不嘆，看滿身富貴懶察覺，看不公不允敢面對，只因他是少年。」其實，這真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少年》中有很多美麗的句子，比這句可是要好太多了。雖然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較冷門的一部小說，但還是建議大家如有興趣就拿來讀讀吧，老陀總是會帶給你驚喜的。
《鹿鼎記》是金庸的最後一部長篇，《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倒數第二部長篇，都是兩位作者的晚期作品。《鹿鼎記》有點兒不太像金庸的作品，以至於金庸對此專門做過解釋。《少年》呢卻是地地道道的陀氏風味，讓人一讀便知。在這裡，兩位作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金庸開始文學創作，是被動的，這可能導致他一直在求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創作是自覺和主動的，他始終很清楚自己要寫什麼。
兩部作品的主人公——韋小寶和阿爾卡季——都是私生子。韋小寶被封為鹿鼎公，成為了韋爵爺。巧的是，阿爾卡季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被稱為「韋爵爺」。阿爾卡季名義上是多爾戈魯基的孩子，而在當時的俄國有一個著名的公爵世家，也姓多爾戈魯基；當阿爾卡季報上自己的姓名時，經常會發生被認成是公爵的尷尬事件。但事實上呢，阿爾卡季是貴族地主韋爾西洛夫的私生子。所以，把阿爾卡季稱為「韋爵爺」，倒也還算勉強說得過去。
這算是兩部小說內容上的一點兒巧合吧。不多說了。還是來借著兩部作品，多說說兩位作家吧。
《鹿鼎記》應該算得上是金庸最想寫的故事吧。金庸一生酷愛歷史研究，甚至到了晚年，他還專門去讀了相關的學位。《鹿鼎記》之前的小說，很多都與歷史有關。但那時的金庸，畢竟還部分地隱藏了自己的歷史癖好。到了《鹿鼎記》，金庸乾脆徹底地暴露自己，寫的東西更多地與歷史有關了。也許是因為這是他寫的最後一部小說的原因吧，乾脆放飛自我吧，此時不放飛，更待何時呢？在金庸其他的小說中，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很難成為主角。而《鹿鼎記》中的康熙皇帝，戲份不要太多。
關於《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曾這樣說過：「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詩人。小品文作者們口口聲聲這麼說，作為對我的貶詞。一群傻瓜。這是我的榮耀，因為真實在此。」這裡所說的「地下室」和作者一開始投身文壇時所說的「人是一個謎」是一脈相承的。「地下室」和「謎」都是隱藏得存在，需要解開和發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創作就是為了解開這個「謎」，給大家看看這個被忽略的「地下室」。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一個人的志趣真的是很難改變，而且這志趣固執地要外顯，哪怕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一生為此，又或者是像金庸那樣的先抑後揚和先隱後彰。
前面說到過金庸文學創作的被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自覺，這也影響到了兩位的創作生涯。金庸寫《鹿鼎記》時，十分明確，這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這也沒什麼奇怪的，畢竟他一開始就是被動地來到這個文學場的，或者是寫夠了，或者是厭倦了，或者是滿足了，他自然是要離開的。而有著創作自覺性的老陀就不一樣了。《少年》之後，他還寫出了《卡拉馬佐夫兄弟》，他甚至還想為《卡拉馬佐夫兄弟》寫續篇。他的身體條件並不好，但他對寫作好像有著無盡的熱情。他的去世也與此有關。1881年2月9日，他在寫作時筆筒掉到地上,滾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過程中用力過大，結果導致血管破裂，當天去世。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攜妻歸隱，恰似金庸的「事了拂衣去」。《少年》是以阿爾卡季的「札記」為表現形式的，作者不但自己寫作，還讓自己筆下的人物寫了這麼多。這也很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寫照，不停地寫，寫個不停。
今時今日，金庸的熱度已經大不如前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他始終是一個讓人敬而遠之的作家。不管兩位作家為創作付出過怎樣的艱辛，也不管他們的作品有過怎樣的輝煌和榮耀，有了「心靈雞湯」和「段子」的我們，正在離他們越來越遠。
金庸於2018年10月去世。其實在那以前，他的小說就已經逐漸被冷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呢，離開得更早，至今整整140年了。
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
又或者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有一本書名叫《別想擺脫書》。其實，金庸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在各自的創作領域裡矗立起了一座高峰，他們的作品也早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看似漸行漸遠，但那只是我們的錯覺。可真實也許是，我們別盲目自信了，我們其實根本擺脫不了金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