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柏春
中國古代科技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和工匠精神,這些精神都值得當代人大力弘揚。對中國科技傳統的研究興起於20世紀,中外學者為此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今年是劉仙洲(1890~1975)誕辰130周年、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誕辰120周年和王振鐸(1911~1992)誕辰109周年。筆者謹撰小文,紀念這三位中國機械史學科的創建者。
劉仙洲:
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機械工程教授劉仙洲參照現代機械工程學科框架,率先發現了文獻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機械技術。
1935年清華大學刊印了他的拓荒之作——《中國機械工程史料》。該書分為11個部分,即普通用具、車、船、農業機械、灌溉機械、紡織機械、兵工、燃料、計時器、雕版印刷、雜項和西洋輸入之機械學,勾畫了古代機械史的大致範圍。
1935年之後,劉仙洲一邊搜集和整理史料,一邊做專題研究,發表了關於原動力、傳動機構、計時器、獨輪車等方面的專題研究論文。
1956年2月中國科學院召開關於科技史研究十二年規劃的座談會,劉仙洲和袁翰青等專家在會上主張把科技史建設成一門學科。
經過二十幾年的積累,劉仙洲寫出一部中國古代機械史,即《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此書在1962年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這部書以機械學的學理為主線,重點闡述了中國古代在簡單機械、原動力、傳動機構等方面的「發明」,構建了中國機械史學科的基本框架。
劉仙洲在「緒論」中強調:「我們應當根據現有的科學技術知識,實事求是地依據充分的證據,把我國歷代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分別地整理出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
王振鐸:復原出標誌性的古代發明創造
文博學家和科技史學家王振鐸從20世紀30年代起,精心解讀有關古機械的文獻記載,並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對古機械和相關技術進行了系列的專題研究。
他先後為中國歷史博物館復原了幾十種古代發明,其中司南、指南車、記裡鼓車、鼓風器、地動儀和水運儀象臺等復原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也為後來學術界繼續復原水運儀象臺等機械奠定了堅實基礎。
1953年,王振鐸復原的司南、地動儀、記裡鼓車等被中國人民郵政納入到「偉大祖國」郵票中。如今,他復原的司南幾乎成為中國古代發明創造的標誌性圖案。
王振鐸的復原及相關論文是科技史專題研究的典範。他將自己撰寫的「指南車記裡鼓車之考證及模製」「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漢代冶鐵鼓風機的復原」「張衡候風地動儀的復原研究」和「宋代水運儀象臺的復原」等文章彙編為《科技考古論叢》,於1985年出版。
這些論文反映了王振鐸的深厚學術功力和嚴謹治學方法,值得後學們學習和仿效。
李約瑟:將中國科學技術置於世界文明史中
生物化學家和科技史學家李約瑟被譽為「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他將中國科學技術置於世界文明史中加以考察,書寫「聯繫的歷史」,包括為歐洲科學技術尋找東方來源。他與合作者從中文文獻或考古資料中發現了「被中香爐」、胸帶式系駕法等中國發明,在對某些發明的辨識方面,超過了其他學者。例如,他指認水運儀象臺的「天衡機構」是世界上最早的機械鐘擒縱機構。
在王鈴的協助下,李約瑟寫出《中國科學技術史》(SCC)的機械工程分冊。這部1965年出版的著作的篇幅幾乎是劉仙洲《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的9倍,其中關於工匠、製造工藝及相關材料的內容是劉仙洲書中較少涉及的。李約瑟在書中引用大量的中文和西文資料,通過微觀考證與宏觀敘事,闡釋中國機械工程的全貌。
與當時的中國學者相比,李約瑟的優勢是跨文化的學術視野和對西方知識傳統的了解。他偏好的敘事方式是:從歐洲技術談起,然後轉向西亞、中亞等地區,再追蹤到中國,探討知識的起源和可能的傳播情況,有時採用「激發傳播」等概念解釋知識的互動。尤其特別的是,他以英文出版論著,起到了「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巨大作用。
劉仙洲、李約瑟和王振鐸所做的工作具有互補性,分別解決了諸如「有什麼」「是什麼」和「為什麼」等許多學術問題。王振鐸在復原古機械過程中吸收了劉仙洲的一些研究成果。李約瑟引用了劉仙洲和王振鐸的論著。1956年,劉仙洲在義大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宣讀了「我國古代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一文,並與李約瑟當面進行了深入交流。
學術原創往往是不完善的。例如,劉仙洲在《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中的個別插圖標錯了文獻出處,王振鐸復原的水運儀象臺未必能完全正常運轉,李約瑟有時候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不足。不過,瑕不掩瑜,他們把握學術問題的能力和所做研究的水平不是一般學者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們應當認真思考如何傳承劉仙洲、李約瑟和王振鐸等先賢的學術遺產,開創學術研究的未來。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
【來源:光明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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