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愛好者圈子裡，一個常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有成功的農民起義，而歐洲沒有？」
不幸的是，這是一個偽命題。正如高爾基所說，世界各地的傳統社會農民都沒有什麼差別，農民起義其實也沒有太大差別。
我們之所以會被這些偽命題困擾，之所以覺得農民起義難以評價，之所以對教科書上的觀點將信將疑，說到底的原因在於，我們其實不了解農民起義。
我們了解的只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一個關於土地兼併的極簡模型，還有一個中西二元對立的粗暴史觀。
先說重點：
第一點，農民起義的一般特徵：世界各地的傳統社會都頻發農民起義，這些農民起義往往會衝擊社會結構，為其它社會集團或者外部入侵鋪平道路。
第二點，農民反抗的三個層次：從下到上分別為日常抵抗、盜匪活動、以及農民起義，這是一條連續的光譜，高層次的活動以低層次為前提。
第三點，中國農民起義的特殊性：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確實有特殊性，但是僅僅在於規模和強度。從動因、頻率、形式、過程、結果等方面來說，世界各地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大的差別。
一、為他人做嫁衣的農民
1914年，墨西哥革命抵達高潮。
由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率領的南方農民軍，同潘喬.比利亞率領的北方農民軍，在首都墨西哥城勝利會師。軍人獨裁者韋爾塔總統已經落荒而逃，農民有史以來第一次站上墨西哥政治舞臺的中心。
後世的人們津津樂道這樣一個故事：薩帕塔和比利亞兩位農民領袖，攜手步入國家宮（總統府），看到了鑲金的總統寶座。
面對這把椅子，薩帕塔神色凝重，拒絕坐上去一試，他建議燒掉這把椅子，因為權力的魔法會引人墮落；而比利亞則洋洋得意，肆無忌憚地坐在椅子上接受記者的採訪。
幾天之後，薩帕塔和比利亞決定離開墨西哥城，把權力交給卡蘭薩和奧夫雷貢的資產階級政府。
臨走之前，薩帕塔對記者說，「這間屋子對我們來說太大了。」
資產階級上臺之後，迅速組織起對農民軍的剿殺行動，幾年之後，薩帕塔和比利亞選擇放下武器，最終雙雙被政府暗殺。
四十年後，在評述這一事件時，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說道：「......正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的那樣，農民階級從來都不能單獨掌握政權，即使把權力給他們，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使用，他們總是會給其它階級讓路。」
在墨西哥革命一個世紀以前，另一位農民軍的領袖伊達爾戈神父也曾帶領十萬人抵達防守空虛的墨西哥城，但他同樣選擇轉身離開，最終死在保王派的反撲當中。
無論成功還是失敗，為其它社會集團鋪路，是傳統農民起義顛撲不破的定律。 在中國，這條規律也沒有什麼例外。
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成全了劉邦項羽。
漢末黃巾起義，成全了雙手沾滿黃巾鮮血的群雄。
隋末農民起義，成全了西北貴胄李淵。
唐代黃巢起義，成全了起義叛徒朱溫。
元末農民起義，讓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上了皇帝，這是唯一一個特例。
明末農民起義，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
清末民變，為湘淮團練乃至北洋軍閥接管中國鋪平了道路。
在世界各地，類似的例子不可勝數，農民起義建立的權力總是如同流星一般轉瞬即逝。農民梁吉的起義成果被新羅貴族弓裔篡奪（9世紀朝韓）；西山阮氏兄弟（18世紀越南）和豬倌伊瓦伊洛（13世紀保加利亞）都曾短暫登上王位，甚至分別抵抗了中國和東羅馬的進攻，但也很快在舊貴族的反撲中下臺；阿拔斯王朝的僧祗奴起義幫助突厥人成為巴格達的主人（9世紀伊拉克）。
農民起義不僅能成全本國的其它社會集團，還可以為外國入侵鋪路。18世紀上半葉暹羅層出不窮的起義嚴重削弱了王國的力量，使得緬甸軍隊得以在1767年踏平阿瑜陀耶城（這是東南亞歷史上最殘酷的屠殺之一）；17世紀下半葉匈牙利農民的庫魯克起義讓哈布斯堡王朝的邊防千瘡百孔，使得1683年土耳其的入侵軍隊如入無人之境，直指維也納；1894年東學黨人起義本是為了追求獨立，最終卻加強了清朝和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乃至兼併。
古代農民起義成功建立政權（不必要是「農民政權」），並得以維持的例子，在任何地方都是十分罕見的。除朱元璋以外，還可以舉出的例子是瓜地馬拉的拉斐爾.卡雷拉將軍，他本來是一個貧苦的混血人豬倌，卻在中美洲內戰當中成了保守派農民的領袖，得以推翻自由派政府並瓦解中美洲聯邦，成了瓜地馬拉的獨裁者和國父。
在古代世界各地，能夠衝擊政權的農民起義都不稀少，但能夠建立新政權並取而代之的農民起義都十分罕見。農民總是能通過抗爭導致社會政策或者統治集團的變化（這種變化不一定是進步的），但是對農民自身來說，走上最高權力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二、農民如何反抗 傳統社會當中的農民看起來是最溫順的群體，但他們其實時刻都在反抗不公正的待遇。農民的反抗手段從消極到積極，從溫和到激烈，是一條連續的光譜，但可以大致歸納為三個層級。分別是底層的日常抵抗，中層的盜匪活動，以及高層的農民起義。 底層的日常抵抗是最普遍也是最多樣化的反抗形式，包括但不限於偷懶、撒謊、小偷小摸、說地主壞話、惡作劇整蠱地主等形式。農民作為普通百姓，即使感受到不公正，也不會輕易訴諸暴力，遑論有生命危險的造反行為。在經濟狀況尚可，苛政不嚴峻的情況下，農民基本只會採取這些消極的抵抗手段，不傾向主動反抗。日常抵抗的最高層是逃亡，世界歷史上有大量限制農民逃亡的法律，因為逃亡不僅會讓統治者受損，還包含著向高一級反抗活動，也就是盜匪活動轉化的可能。
盜匪活動是農業社會最典型的反抗形式，海盜和路匪普遍存在於所有傳統社會，從來都是多和少的問題，而非有或無的問題。盜匪的數量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上下浮動，人口過剩、天災、苛政等等因素都可能導致糧食供應不足，農民落草為寇。世界各地常有歌頌盜匪的文學傳統，例如中國的《水滸傳》、俄國的哥薩克文學、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民歌當中的俠盜、法國的大盜卡圖什、英國的俠盜羅賓遜、墨西哥的綠俠盜、巴西的「油燈」、阿根廷的高喬文學等。即使經過文學美化，盜匪依然惡貫滿盈，但古代人民記述和崇尚盜匪的原因不在於這些惡行，而是因為盜匪活動當中包含著關於壓迫和反抗的母題。從廣義上講，傳統社會的農民和盜匪是一體兩面的，隨著社會的苦難浮動轉化。戰國時期日本農民襲殺落單武士的「落武者狩」活動，可以說是這種雙重身份的最佳演繹。
最終，也是最高級的反抗形式，就是農民起義。成規模的農民和盜匪混雜在一起，試圖通過暴力手段改變現狀。盜匪活動和農民起義之間的界限是含糊不清的，從規模、組織程度、目標、領導者等方面都很難劃定標準，因此嚴格統計農民起義的數量是不可能的。
從村莊暴動到波及全境的農民戰爭，都可以稱為一次農民起義；農民起義的領導可以是農民，也可以是僧侶、貴族、鄉紳、書生、商人；農民起義可以是有肢體衝突的短暫示威，也可以是把王侯將相吊掛城門的血腥戰爭。東南亞歷史上的「羅睺之亂」，日本歷史上的「一揆」，都是農民起義的代名詞，也都形式豐富，不可勝數。
三、中國是特殊的嗎？
網上常有人說「歐洲/日本少有農民起義」，這樣的說法不完全是無知的結果，也是因為在一些人的概念當中，只有特別龐大、特別血腥的農民戰爭，才算得上「農民起義」，這種刻板印象確實是由中國的特殊性塑造的。
從頻率和結果來說，世界各地的農民起義很可能沒有顯著差別。但是在規模和強度上，中國農民起義的上限很高。
自然，規模的判斷和統計口徑有很大關係。除了前文所述盜匪活動和農民起義界定標準不一以外，地理空間也是個主要因素。例如在歐洲中世紀末期和17世紀兩次民變浪潮當中，各國的農民起義都是分別計算的；而中國的王朝末期農民起義，即使各地農民軍互不隸屬，派系雜亂無章，也常常被合併進一次起義來計算。因此就有了參與人數幾千人和上百萬人這樣的巨大差別。
但是，也有理由認為，中國農民起義的強度和烈度不僅僅是人口規模帶來的，政治統一帶來的效應可能同樣關鍵。 在權力碎片化的地區，農民的反抗更容易沉積在盜匪活動和小規模起義層次。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加洛林晚期和卡佩王朝早期的法國社會，由於權力高度碎片化，反抗的農民只要殺死村莊的收稅人，就算萬事大吉。這樣的社會既不具備組織大規模反抗的條件，也沒有組織大規模反抗的必要。然而在權力集中，治理規模龐大的中國，流民的遷移和反抗的跨地區蔓延就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如果農民起義的結果只保證變化而不保證進步，如果農民起義就是開小差和盜匪活動的延伸，為什麼我們還要肯定農民起義？
其實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肯定農民起義的原因，不在於結果，也不在於特定的行為，而是因為農民起義包含著對於公平和自由的永恆追求，永恆的事物不能用片刻的標準去評價。
西班牙哲學家瑪利亞.桑布拉諾有句話說，「革命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帶來的，還在於它許諾的。」同樣，農民起義的價值不止在於它直接改變了什麼，也在於它在追求什麼，這才是決定人類未來的東西。
潘喬.比利亞是墨西哥歷史上最知名的農民領袖，他也以強姦婦女、屠殺華人出名。他的事跡不妨礙我們說他是個混蛋，他的惡行也不妨礙我們說他是個英雄。
是英雄也是混蛋，這是精神分裂嗎？不是，這叫實事求是。
最後，還是復讀一下《七武士》裡菊千代的經典臺詞吧：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搶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但是呢，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子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