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馮建軍(1969- )，河南南陽人，教育學博士，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論、教育哲學、公民與道德教育。江蘇 南京 210097
內容提要：1919年，杜威的中國之行，不僅是20世紀上半葉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項盛事，而且影響了近代中國教育乃至社會的發展。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高師)作為杜威來華的邀請方之一，在杜威來華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南高師與東南大學的師生郭秉文、陶行知、陳鶴琴、鄭曉滄、汪懋祖、徐養秋、常道直、劉伯明、姜琦、吳俊升等都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在宣傳和傳播杜威的思想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杜威的中國之行，以南高師為據點，以杜威的弟子為核心，形成了中國杜威教育學派，改變了中國教育學的發展方向。他們把杜威的思想付諸實踐，創辦試驗學校，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教育變革。
關 鍵 詞：杜威；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教育學科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點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學史」(AOA180016)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19)04-0005-09
2019年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訪華100周年。一百年前，這位被近代中國知識界譽為「美國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領袖」的著名教育家應邀來華講學，不僅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其思想對近代中國教育的影響巨大，以至於胡適(1891-1962)預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的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①。一百年後的今天，歷史印證了胡適的預言，杜威成為今天中國教育學者乃至每個中國教師耳熟能詳的名字，他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為中國教師廣為熟知。
在推動杜威訪華這件事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以下簡稱「南高師」)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南高師也成為傳播和實踐杜威教育思想的重鎮。研究這段歷史，一是為了紀念杜威訪華一百周年，二是藉助這一事件了解南高師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育學科發展中的貢獻。
一、南高師與杜威的中國之行
(一)南高師積極推動杜威訪華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麗絲(Alice Chipman)、女兒露茜(Lucy)利用休假機會到日本遊歷、講學。3月，這一消息被杜威在中國的弟子北京大學的胡適、南高師的陶行知(1891-1946)知道後，他們動議「南北統一起來打個公司合辦」②以邀請杜威來華。適逢南高師教授郭秉文(1880-1969，後任南高師校長)和北京大學教授陶履恭(又名陶孟和，1889-1960)赴歐考察戰後教育，3月14日，他們順道經過日本時，當面拜訪杜威並邀請他到中國講學。在後來杜威博士致胡適的函中說：「你問我能否在中國講演，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藉此遇著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也許不至於我的遊歷行程有大妨礙。我想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擱的地方就下來看看。」③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國，住不長的時間，以遊歷為主，間或做幾次演講，於七八月間返回美國。但當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請他到中國講學時候，他改變了原先遊歷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來看我，他們問我能否在中國住一年，做講演的事。這個意思很動聽，只要能夠兩邊大學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願意做。我覺得幾個月的旅行實在看不出什麼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許我能有點觀察了。」④。
杜威愉快接受了其中國弟子來華講學的邀請後，國內隨之啟動了杜威來華的接待事宜。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講於北京大學一年。最後以五個團體的名義共同邀請杜威來華講學。這五個團體是：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尚志學會。在邀請杜威來華過程中，南高師是最積極的，郭秉文親赴日本，陶行知作為南高師的代表聯絡各方，並親擬南高師接待杜威的辦法數條，請胡適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沈恩孚(1864-1949)、蔣夢麟(1886-1964)等磋商。
1919年4月27日，杜威等一行乘坐「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於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高師代表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親自到碼頭迎接⑤，並接到江蘇省教育會招待寓所滄州別墅下榻。
表面來看，杜威來華，不過是其中國弟子邀請老師遊歷中國並順便講學，但其實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用意。「杜威博士來華，正值大學動手革新的時候，但是我們幾個人提倡的力量太弱，一點小小的風光還不配照遍全國。這時候杜威博士來了，我們不知借了他多少光，因而照到多少地方。」⑥杜威的中國弟子希望藉助於杜威「光芒」，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從而實現教育救國的願望。
杜威來華，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杜威來華之後，杜威思想契合了五四時期知識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學」「博愛」精神，與五四運動變革社會的要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杜威抵至中國後的第四天，便爆發了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符合他通過社會改造建設民主社會的理想。中國的新生勢力和一些新事物也引起他很大的興趣，他想留下細細觀察。於是，他改變了行程，兩次續假延長在中國的時間。從1919年4月30日到達中國，直到1921年8月2日離開，杜威在中國兩年三個月又三天，足跡遍布中國11個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市，做了200多次講演，所到之處受到歡迎，所講內容廣為傳播。杜威女兒在《杜威傳》中這樣描述杜威在中國的演講：「聽他講演的，不僅有學生和教師，而且還有其他知識階層的代表。這些地方的報紙也充分報導了杜威的講演活動。在許多情況下，杜威所做的講演都由一位速記員記錄下來，然後發表在一些廣泛發行的小冊子上」。⑦
(二)杜威在南高師的演講
1919年5月3日和4日，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會場，杜威先後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有千餘青年冒雨趕來，會場人頭攢動，「聽者之眾，幾於無席可容」⑧。首場演講會由陶行知負責組織，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沈恩孚主持會議，蔣夢麟擔任翻譯，潘公展(1894-1975)記錄，由此杜威開始了中國的演講之旅。5月5日他應浙江省教育會邀請，去杭州演講；5月7日在浙江省教育會做了題為《平民教育之真諦》的演講，鄭曉滄(鄭宗海，1892-1979)擔任翻譯。
在遊覽杭州後，杜威於5月17日抵達南京。杜威在南高師的演講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1919年5月18—21日、24—26日，1920年4月9日—5月16日。1920年4月9日—5月16日，杜威在南高師系統講授三門課程，分別是《教育哲學》，星期五下午，8時至9時；《論理學》，星期四下午，2時至3時；《哲學史》，星期六下午，2時至3時。1920年5月7-8日，杜威受江蘇省教育廳邀請，在南高師為省立學校校長、各縣教育行政人員做了4次演講，南高師教員和學生踴躍參加旁聽。5月16日在江蘇省議會講演「平民教育之精義」，郭秉文、劉伯明(1887-1923)翻譯。杜威在南高師的演講總計50次(具體講演情況見表1)，佔了其在華演講總數⑨的近1/4。南高師的三大講演經劉伯明譯記，結集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11月出版。在這一個半月中，杜威除了演講外，還在南高師與南京教育界人員開談話會，通過設題答問的形式回答他們關注的問題，涉及「兒童公育」「男女同校」「軍國民主義」「新青年與守舊派共事」「教育救國」等，其真知灼見對南高師師生啟發良多。1920年5月17日，杜威結束南京講演，到江浙一帶講演，南高師選派劉伯明、楊賢江(1895-1931)、鄭曉滄等陪同並擔任翻譯。南高師也由此成為南方聯絡杜威講演的總機關。
表1 杜威在南高師的講演一覽表
(三)南高師對杜威思想的傳播
在中國，最早將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紹給國人的是蔡元培。1912年2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見》中提到實用主義，「此其說創於美洲，而近亦盛行於歐陸」。蔡元培指出：「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為急者也」。⑩1913年10月，《教育雜誌》第5卷第7號刊登了莊俞(1876-1938)的《採用實用主義》和黃炎培(1878-1965年)的《學校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1916-1918年，《教育雜誌》連續刊載介紹杜威教育學說的文章，如1917年第4卷第9號發表署名「天民」的《臺威(杜威)氏之教育哲學》《臺威(杜威)氏明日之學校》等。1918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第1卷第1期也發表了陶行知的《試驗主義之教育方法》。
在邀請杜威來華期間，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時報·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思潮」專版發表《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1919年2月，由江蘇省教育會聯合北大、南高師、暨南學校、中華職業教育社等創辦《新教育》。《新教育》由蔣夢麟擔當主幹，南高師郭秉文、劉伯明、陶行知、朱進被吸收到編輯隊伍中。1919年第1卷第1期《新教育》發表陶行知的《試驗主義與教育》、劉經庶(即劉伯明)的《試驗的論理學》，第2期發表鄭宗海(即鄭曉滄)的《杜威氏之教育主義》，第3期專門開闢「杜威專號」，刊出杜威的照片和《杜威先生傳略》，以及胡適的《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杜威的道德哲學》、蔣夢麟的《杜威之倫理學》(倫理學和道德哲學)和劉經庶(劉伯明)的《杜威之論理學》、朱進的《教育與社會》，把宣傳介紹杜威教育思想推向高潮。《新教育》所刊杜威思想的文章，主要作者為陶行知、俞子夷(1886-1970)、蔣夢麟、鄭曉滄、胡適、陳鶴琴(1892-1982)、郭秉文，他們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杜威的弟子，也多為南高師教員。《新教育》成為宣傳杜威思想的重要陣地，南高師也成為宣傳杜威思想的主力軍。1919年12月，南高師少年社會雜誌社還創辦了《少年社會》，王熾昌任主編。這是一份五四時期的進步刊物，也是南高師宣傳杜威思想的主要陣地。其宗旨為以研究、批評、奮鬥、創造為信條，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主張以教育為改造社會的手段。《少年社會》刊登了杜威在南高師的演講，以及《本社社員歡迎杜威博士記事》《本社社員與杜威博士的談話》和吳定良的《杜威論中國人心理的改造》等。可惜，《少年社會》只辦了一年就停刊了。
杜威的講演所到之處都有人翻譯和記錄，隨後很快整理在報紙發表或者出版。在南高師，郭秉文、陶行知、陳鶴琴、鄭曉滄、劉伯明等先後擔任杜威講演的翻譯工作，南高師學生郭智方、張念祖、金海觀、倪文宙、邰爽秋、施毓祺等筆記。翻譯者中除劉伯明外，其他人都是杜威的學生。劉伯明，1915年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主攻哲學與教育，雖然他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但他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的信徒，他的妻子陳芬資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畢業。1915年，他回國後被聘為金陵大學國文部主任，教授哲學、哲學史、教育學等。1919年任南高師教授兼訓育主任。杜威來華後，他擔任了杜威在南高師演講的主要翻譯工作，整理出版了《杜威三大講演》。此前，1918年7月，劉伯明還翻譯了杜威的《思維術》(How We Think)，經沈恩孚、郭秉文校對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0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由他口譯的單行本《杜威教育哲學》。鄭曉滄也翻譯了杜威的《德默克拉西的真義》《科學與人文之關係》《教育與實業》等多篇演講。此外，鄭曉滄還撰著了《杜威博士治學的精神及其教育學說的影響》《杜威博士教育學說的應用》等文章(11)。1922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南高師的學生常道直(1897-1975)編譯的杜威的《平民主義與教育》。
二、杜威在南高師—東大的弟子
杜威來華，是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身份進行學術訪問的。當時南高師—東南大學(以下簡稱「東大」)教員中郭秉文、陶行知、鄭曉滄、陳鶴琴、張諤(士一)、汪懋祖(典存)、徐養秋(則陵)、朱斌魁(君毅)、程其保(稚秋)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後來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的邰爽秋、黃敬思(仲城)、常道直(導之)、尚仲衣、羅廷光(炳之)、蕭孝嶸、蕭承慎、沈亦珍等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他們在留學期間直接和間接都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也在杜威來華前後傳播著杜威的思想，成為中國杜威教育學派南高師的重要成員。
郭秉文，1911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修教育學，1912年獲碩士學位，191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是第一個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1915年學成回國，協助校長江謙籌建南高師，受聘為南高師教務主任。1919年9月，任南高師校長。1921年10月，任國立東南大學校長，兼掌兩校。在促成杜威訪華一事中，郭秉文是南高師方面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動者之一，南高師學生吳俊升(1901-2000)這樣寫道：「公(指郭秉文——引者注)為杜氏及門弟子，杜氏赴華講學，公實促成，而杜氏教育學說之影響於中國教育至鉅，公有倡導傳播之功。」(12)其實，郭秉文不只傳播杜威的思想，而且在擔任南高師和東大校長期間，將數百名中國留美學生組成的中國科學社遷來南高師，使之成為南高師、東大師資的主要來源。他以美國為藍本，對東大進行了一系列教學管理改革：首創大學男女同校，改革教學方法，實行選課制，倡導教授民主治學、學生民主自治，開辦暑期學校(13)，把杜威的教育思想運用高等教育之中，使東大成為實施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14)。
陶行知，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研習杜威和克伯屈的教育哲學、孟祿的教育史。1917年回國，到南高師任教，1919年任南高師教務主任。杜威訪華之時，陶行知積極聯絡，並擔任杜威在華講演的翻譯工作。美國學者布朗稱「這或許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論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觸」。(15)他強調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作用，開展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國難教育、大眾教育、科學教育，主張教育救國。他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結合中國農村實情，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主張。他把杜威的教育思想運用到鄉村教育和社會教育中，是杜威學說堅定的追隨者和實踐者。費正清評價他是杜威「最具創造力的學生」，「他正視中國的問題，則超越了杜威」(16)。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杜威、克伯屈發唁電評價陶行知：「其功績，其貢獻，對於中國之大眾教育，無與倫比，我們必須永遠紀念並支持其事業。」(17)12月9日，在美國紐約舉行的陶行知追悼會，杜威擔任名譽主席，並發表演講。
陳鶴琴，1917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教育學、心理學。191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同年應郭秉文邀請，到南高師任教，講授兒童心理學課程。東大成立後，任東大教授和教務主任，並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提出「活教育」理論，進行幼兒教育的改革試驗。陳鶴琴雖然不是杜威的授業弟子，但他註冊旁聽杜威的教育哲學課程，並經克伯屈引薦由此信任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他把杜威思想在幼稚教育事業中發揚光大。
鄭曉滄，1914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教育學，獲學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師從杜威，1918年獲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南高師教育學教授。杜威訪華前夕，為歡迎杜威的到來，鄭曉滄翻譯和發表了宣傳杜威的一系列文章，為宣傳杜威造勢。杜威到蘇杭一帶演講，鄭曉滄以學生身份陪侍左右並充當翻譯。
汪懋祖(1891-1949)，1916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專攻教育學，1919年獲得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1926年任東大教授、教育系主任。他主張「教育源於生活，而改造生活」，並在他後來創辦的蘇州中學實踐。
徐養秋(1886-1972)，1917年留學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獲史學碩士學位。1918年，到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1920年獲教育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南高師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徐養秋與陶行知、陳鶴琴一起開展教育實驗。他在擔任東大教育科主任期間，主持創辦東大附中，期間與廖世承(1892-1970)等在附中推行「六三三」新學制。
三、杜威來華對南高師教育學科發展的影響
杜威的講演，使「吾國教育界頓開一新紀元」(18)。這一新紀元包括教育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教育理論方面，以杜威的弟子為核心形成了中國杜威教育學派，輸入了教育哲學的新學科，開啟了教育學科發展的新方向；在實踐方面，將杜威的思想應用於高等教育、社會教育和幼稚園教育，進行南高師的教育教學改革，創辦南高師附小、附中、鼓樓幼稚園、曉莊鄉村師範等中國式「杜威學校」，推進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現代化進程。
(一)形成了中國杜威教育學派
「學派」是由一個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隨者和實踐者而成的學術流派。《辭海》對「學派」的解釋為「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這是因師承傳授導致門人弟子同治一門學問而可以形成「師承性學派」。杜威來華演講後，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師承性學派」。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華弟子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南高師的郭秉文、陶行知和陳鶴琴是主力軍。他們分別將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會教育與平民教育、幼稚園教育上得以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
1919年，正值杜威來華，郭秉文出任南高師校長，後任國立東南大學首任校長，直到1925年離開。在他任南高師和東大校長期間，是他對杜威教育思想實踐最徹底的時期。他運用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革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教學方法，推行課程改革。在教育管理體制上，設校務會議作為議事機關，實施校長領導下的「三會一體」制(即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和學生自治會，形成「學者治校、學術自由、學生自治」的民主體制和氛圍。在課程改革方面，通過《改良課程案》，決定實行以主輔修制為形式的選科制度，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自由選擇學習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選課。學校開設必修課和選修課，學生修完規定的學分即可畢業。在教育方法方面，改革教授法，倡導教學合一。陶行知教授等提出，南高師應首舉改革的旗幟，用「教學法」來代替「教授法」，郭秉文校長極力支持。建立教育專修科，倡導教育學科學化。1918年，南高師設立教育專修科，陶行知為首任教育科主任。教育科籌辦之初，陶行知就提出「教育理論應根植於自然科學，並把教育學的成果，廣泛地運用到實踐中去」。(19)所以，南高師教育科從設立伊始，陶行知就把「科學常識」列為教育科學生的必修課，開展科學教育，辦附小、附中，進行教育實驗，促進教育科學化。
如果說胡適是杜威哲學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那麼陶行知可以說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論，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結合中國「五四」時期的社會現實，開展平民教育運動，創辦鄉村師範，將生活教育理論付諸實踐。陶行知教育理論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與杜威一樣批判傳統教育與生活的脫離，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陶行知將它翻了個跟頭，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顛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決的是教育與生活脫節、學校與社會分離的問題，提出的方案是為了更好地完善學校教育；而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急需的不是完善學校教育，而是喚醒社會大眾的民主意識。因此，陶行知反對把目光限在學校教育改進上，這樣做太狹隘。他指出：「教育可以是書本的，與生活隔絕，其力量極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對象，然後教育的力量才能偉大，方不至於偏狹。」(20)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就是要發揮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會辦成學校，去教育廣大民眾，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喚醒他們的民主意識。遵循這一思想，陶行知重視平民教育、社會教育。1923年5月，他與黃炎培(1878-1965)、晏陽初(1890-1990)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還與朱經農(1887-1951)合編《平民千字課本》，通過籌辦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平民問字處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論，這一方法不只是運用於南高師的教學改革中，還體現在他所創辦的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實踐中，開展鄉村教育。「教學做合一」是對杜威「做中學」的創造性發展。杜威的「做中學」只重視「行」，沒有其他。陶行知則從行知互動，「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闡釋知行合一於行，在認識論上不同於杜威的「做中學」。由此可見，陶行知不僅創造性發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貴的是，他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將之運用到民主社會建設之中。因此被毛澤東主席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陳鶴琴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後，應郭秉文的邀請，回南高師任教。他不僅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與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有接觸，而且回國後，與胡適、陶行知等一起秉承杜威的思想開展教育改革和教育實踐。1920年春，他參加新教育共進社。1921年，參加中華教育改進社。1923年秋，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科學化、中國化的幼稚教育。在大量幼兒教育實踐中，陳鶴琴吸收了杜威教育思想，提出了「活教育」理論。「活教育」是「中國化」的幼稚教育，教育目的是第一位的。他提出「活教育」目的有三個層次，即「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現代中國人」應具備五個方面的條件：要有健全的身體，要有建設的能力，要有創造的能力，要能夠合作，要有服務精神。鑑於傳統教育內容與生活的脫離，他提出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尋找「活教材」。「活教材」是指取自大自然、大社會的直接的書，即讓兒童在與自然和社會的直接接觸中，在親身觀察中獲取經驗和知識。他把「活教育」的內容具體化為「五指活動」，即健康活動、社會活動、科學活動、藝術活動和文學活動，並在幼兒園推行單元設計教學。陳鶴琴認為，「做」是學生學習的基礎，也是「活教育」方法論的出發點。據此，他提出活教育方法論是「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陳鶴琴把「生活」「社會」「自然」「經驗」「做中學」聯繫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活教育」理論，使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在幼稚教育中得以運用，實現了對杜威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二)改變了中國教育學科的發展方向
中國教育學科的開設始於20世紀初期。1902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最早開設了教育學課程。1904年1月，《奏定學堂章程》具體規定了優級師範學堂的教育學科課程，這標誌著教育學類課程在高等師範學校開始設置。這個時期的教育學課程採用的是日本教科書。1901年，中國引進的第一本《教育學》就是王國維(1877-1927)翻譯的日本立花銑三郎編著的《教育學》。日本的教育學學習的是德國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康德哲學和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所以，中國教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取道日本學習西方。
隨著杜威的來華，中國教育學開始引進杜威的教育思想，直接學習西方，「海爾巴脫(即赫爾巴特)一派的學說驅逐於校門之外，杜威的教育哲學學說遂卻而代之」(21)。杜威的教育理論開始成為中國教育學的主流。杜威在華期間，僅他的教育哲學就講了四遍，其中在北京講了16講，在南高師講了21講，在長沙講了5講，在北高師教育部講了一學年，講義就是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郭智方、金海觀等南高師的學生整理了杜威的教育哲學講演，以《杜威教育哲學》為名於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2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杜威講述、常道直編譯的《平民主義與教育》。1928年鄒恩澤將該書全文譯出，取名為《民本主義與教育》。「平民主義」「民本主義」「民主主義」都是對Democracy的不同譯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一本外國教育學著作在中國流傳之廣和流傳時間之久，尚沒有另一本著作可以與它匹敵的。」(22)
杜威來華講學，使中國教育學的學習對象由德國轉變為美國，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教育學的主流思想，成為對教育的新認識、新思想，這體現在這一時期出版的教育學教科書中。如王熾昌的《教育學》(中華書局，1922)在其編輯大意中直言，「教育思想於近今有日新之趨勢，本書本現代民本主義、試驗主義及自動主義而編輯」，內容「大部分取材於杜威、桑代克、密勒三氏之學說」(23)。莊澤宣(1895-1976)的《教育概論》(中華書局，1928)將教育定義為「生長」，謂之「新教育之精神」(24)。孟憲承(1894-1967)的《教育概論》(商務印書館，1933)也把教育定義為「個人生長或發展的過程，這過程是在社會環境中進行的」(25)。吳俊升和王西徵合編的《教育概論》(正中書局，1935)從講兒童發展開始，體現杜威「兒童中心」的思想。在「教育的意義」「教育的目的」的認識上，把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所反對的一些學說列為傳統的學說，把杜威的學說列為現代的有力學說，並力主教育為「繼續生長與發展」(26)。
杜威對中國教育學科最大貢獻是開啟了教育哲學學科。在杜威之前，中國雖然有教育哲學思想，但沒有教育哲學學科。「民國八年(1919年)，美國杜威來華講演，國內一般教育家大受杜威的新刺激，才開始研究教育哲學了。」(27)《民主主義與教育》是杜威在華講演教育哲學的重要內容，該書的副標題就是「教育哲學導論」。在西方教育哲學發展史上，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對於教育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是教育哲學走向成熟的標誌。該書1916年出版，杜威1919年就來華講述此書的內容，實現了中國教育哲學與西方直接接軌，且基本同步。黃濟先生評述該書：「這本書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在舊中國研究教育哲學的人及其專著，很少不受他的影響。」(28)肖恩承的《教育哲學》根據克伯屈的《教育哲學概略》編寫而成，陸人驥的《教育哲學》導言也提到「在每個標題之下，雖然有時列述各家的意義。不過就大體而言，是基於杜氏的立場的。」(29)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是民國教育哲學研究的扛鼎之作，他闡述了在「心靈論與教育」「知識論與教育」「道德哲學與教育」「社會哲學與教育」等主題中不同學派的見解。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本書的內容大部分只是各派哲學及其教育含義的分析和評述，著者並沒有發表他自己的系統，雖然在批判時也曾憑著個人的見解。」(30)「至於批判的標準，乃是依據各派哲學在教育涵義上的相對的得失，而不是依據任何一派的獨斷論的。因此種批判而得的結論，便免不了折衷調和的性質。」(31)研讀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可以看出，他在對不同學派的折中調和中偏向杜威的實用主義。比如說，在知識論上，他以工具主義折中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在道德哲學上，以試驗主義折中快樂主義和康德主義；在社會哲學上，以民主主義折中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吳俊升是專門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學者，他曾以《杜威教育學說》為題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他認為，應該把杜威的學說與「進步主義教育」「新教育」區別開來，杜威的一些追隨者和實踐者把杜威的觀點極端化，而「杜威的教育學說，實是體大思精，面面顧到，並沒有絲毫偏頗的地方」(32)。這就是他以杜威的思想「折中」種種學說的緣由。姜琦指出：「自民國八年之後，最初四五年間，他們所研究之教育哲學，或發行單行本，或著述短篇論文，大都不出於杜威一派的教育哲學說之範圍」(33)。
南高師在教育哲學的學科發展中，不僅是杜威南下講演教育哲學的主要根據地，而且還是國內第一個開設教育哲學的學校。「在高等以上的學校裡，首先設置教育哲學科目的，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嗣後逐漸推及於全國的高等師範學校及大學教育科。」(34)
(三)創辦試驗學校，引領近代中國教育發展
杜威是哲學家，但他把教育看作哲學的試驗室，不僅提出教育理論，也通過教育試驗檢驗理論。1896-1903年期間，杜威在芝加哥大學設立大學初等學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又稱為芝加哥大學試驗學校，它是芝加哥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由芝加哥大學哲學、心理和教育系進行指導和管理。這種大學辦試驗學校的模式，成為教育學科的試驗田，在附屬試驗學校中開展教育試驗研究。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提及，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地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才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時候呢(35)。杜威的在華演講，引發了「中國式」杜威試驗學校的產生。
1.俞子夷與南高師附小的設計教學法試驗
南高師附小籌建於1916年，1917年2月開始招生。附小屬南高師教育科領導，為南高師的教育試驗田。南高師附小深受杜威思想的影響。1919年6月，杜威參觀考察南高師附小，「嘆為適合其理想，即發揮其學說以供本校研究」(36)。附小為了紀念杜威，還把當時正在建設的一座低年級校舍命名為「杜威院」(37)。南高師附小創建的初衷就在於「注重教育試驗」。1919年秋季，南高師教育科教授俞子夷主持附小工作，任附小主任，帶領附小開展設計教學法試驗，開創全國進行設計教學法試驗的先河。設計教學法是杜威的學生克伯屈依據杜威實用主義思想創建的一種教學方法。設計教學法主張打破學科界限，廢除班級授課制，摒棄傳統的教科書，強調發揮學生學習主動性。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確定學習目的，設計學習內容，通過自行設計及活動，獲得有關知識技能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的主要任務在於利用環境，激勵學生主觀能動性，引導決定活動的目的，幫助學生選擇在設計中所需要的材料。南京高師附小成為全國「設計教學法」的試驗中心。1920年以南高師附小為首的「江蘇省立師範學校附小聯合會」做出決定，號召各地小學實行設計教學法。1921年第七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了《推行小學校設計教學法案》，提議小學推廣設計教學法，於是，設計教學法走向全國，在不少地方開展起來(38)。俞子夷在《一個小學十年努力記》中記述了南高師附小從1918年夏至1926年夏所進行的教育試驗，包括試驗聯絡教材的教學法、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學級編制法等。
2.廖世承與南高師附中的新學制試驗
南高附中創辦於1917年9月，附中隸屬南高師教育科領導，是南高師教育試驗基地。教育科教授廖世承兼任附中主任。1919年，廖世承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1920年獲美國布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9年碩士畢業後回國，任南高師教育科教授，主講教育心理學、中學教育等課程，兼附屬中學主任。他主持附中時，力主在全國實行中小學「六三三」新學制，並在附中成功進行新學制的試驗。在試驗的基礎上，廖世承起草這項新學制，1922年9月20日獲教育部批准通過，這就是「壬戌學制」(又稱「六三三學制」)，其框架一直沿用至今。1923年，他組織東大附中十餘名教師開展道爾頓制與學科制比較的試驗研究，在試驗基礎上，1925年發布了《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詳細比較了道爾頓制與班級教學制的優劣，並得出根據中國具體條件很難實行道爾頓制的結論，在全國教育界引起巨大轟動。南高師附中成為我國中學教育科學化試驗的中心，也引領了我國早期教育科學化與實證化的風潮。
3.陳鶴琴與「中國化」幼兒教育試驗
19世紀80年代，幼稚園由外國傳教士引入，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1903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把幼兒園定為「蒙養園」，與後傳入中國的福祿貝爾、蒙臺梭利的兒童教育思想結合，開展兒童本位的自然教育。這樣的幼兒園「忽視祖國之習氣甚深」，「不切中華民族性，不合中國國情」(39)。陳鶴琴針對當時幼稚教育中存在的「抄襲外人」和「墨守成規，不知改良，以致陳舊腐敗不堪聞問了」等弊端，提出了「建築『中國化』的幼稚園園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國化』，創造中國幼稚園的全部活動」(40)，在這種背景下，陶行知、陳鶴琴、張宗麟(1899-1976)等南高師的教授發起了「中國化」的幼兒教育運動。1923年春，陳鶴琴在自己寓所成立了第一所以「中國化」教育試驗為目的的幼稚園，1925年又在鼓樓正式成立鼓樓幼稚園，同年被定為「東大教育科試驗幼稚園」，這是中國最早的幼稚教育試驗中心。在幼兒教育實踐之後，他創立了「活教育」理論。他把「活教育」的目的定為「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顯示了他以改革中華民族為目標的幼兒教育的志向。他吸收杜威的思想，提出了「大自然、大社會」的課程觀和「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的教學觀。陳鶴琴在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成功後，繼而在南京市幼稚園及燕子磯、曉莊等鄉村幼稚園試驗，以後又在上海試驗。1929年7月，創建中華兒童教育社，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
正是杜威弟子及其追隨者的教育改革試驗，使杜威的影響超出了同期來華的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1872-1970)、德國哲學家杜裡舒(Hans Driesch，1867-1941)，其影響從學術領域走向社會，成為引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力量，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杜威思想在中國經歷了風風雨雨，有起有落，但伴隨著杜威教育思想而生的實驗學校都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後還得到較大的發展，今日已經成為中小學教育的典範。
(本文寫作過程中，南京師範大學教科院任小燕老師和研究生苗雙雙幫助收集資料，特此感謝。)
注釋：
①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東方雜誌》1921年第13期，第121頁。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9頁。
③《杜威博士致胡適教授函》，《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8日，附張。
④《杜威博士致胡適教授函》，《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8日，附張。
⑤《美國杜威博士到滬》，《時報》1919年5月1日，第3版。
⑥《五團體公餞杜威席上之言論》，《晨報》1921年7月1日。
⑦簡·杜威：《杜威傳》(修訂版)，單中惠，編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頁。
⑧周由廑：《約翰·杜威博士教育事業記》，《東方雜誌》1919年第6號，第40頁。
⑨杜威在華演講的次數，各方給出的數據不一。依據張斌賢、劉雲杉主編的《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所附的《杜威在華講演目錄》，共有219次。
⑩蔡元培：《新教育意見》，《教育雜誌》1912年第11期，第19頁。
(11)王穎：《20世紀前半期中國杜威教育學派形成的基礎》，見張斌賢、劉雲杉主編：《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紀念杜威來華講學100周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9頁。
(12)吳俊升：《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202頁。
(13)朱斐主編：《東南大學校史(第一卷)》(修訂版)，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3-48頁。
(14)《杜威與中國「洋先生」掀起思想潮》，《新京報》，2019-04-06(B02)。
(15)[加]許美德等主編：《中外比較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4頁。
(16)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97頁。
(17)王穎：《20世紀前半期中國杜威教育學派形成的基礎》，見張斌賢、劉雲杉主編《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92頁。
(18)《杜威在華演講集·凡例》，新學社，1919年。參見鄒振環《「五四」前後江浙地區的「杜威熱」及其與江南文化的關聯》，《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6期，第137頁。
(19)朱斐主編：《東南大學校史(第一卷)》(修訂版)，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20)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99頁。
(21)姜琦：《中國教育哲學的派別及今後教育哲學者應取的態度與觀察點》，《廈門大學學報》1930年第1期，第4頁。
(22)陳元暉：《中國教育學史遺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頁。
(23)王熾昌：《教育學》，北京：中華書局，1922年，編輯大意。
(24)莊澤宣：《教育概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頁。
(25)孟憲承：《教育概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頁。
(26)吳俊升、王西徵：《教育概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5頁。
(27)姜琦：《中國教育哲學的派別及今後教育哲學應取的態度和觀察點》，《廈門大學學報》1930年第1期，第3頁。
(28)黃濟：《教育哲學通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3頁。
(29)陸人驥：《教育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導言。
(30)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2頁。
(31)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自序，第3頁。
(32)吳俊升：《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386頁。
(33)姜琦：《中國教育哲學的派別及今後教育哲學應取的態度和觀察點》，《廈門大學學報》1930年第1期，第4頁
(34)姜琦：《中國教育哲學的派別及今後教育哲學應取的態度和觀察點》，《廈門大學學報》1930年第1期，第4頁。
(35)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東方雜誌》1921年第13期，第121頁。
(36)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編：《歷史從愛中走來》(校史資料)(2007，未出版)，第10頁。
(37)杜威院為南高師附小幼稚園的校舍，1919年10月建，黃炎培題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杜威院」，是為紀念杜威南高師講學和附小進行杜威教育思想試驗而命名。
(38)瞿葆奎、丁證霖：《「設計教學法」在中國》，見瞿葆奎主編：《教育學文集·教學》(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43、345頁。
(39)張宗麟：《調查江浙幼稚教育後的感想》，見《張宗麟幼兒教育論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24-429頁。
(40)陳鶴琴：《現今幼稚教育之弊端》，見《陳鶴琴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