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3月20日，被稱之為「現代戲劇之父」的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他的出生地是挪威的希恩，離南面的海岸100英裡，當時還是一個狼和麻風病仍很常見的蠻荒之地。
今天，是他誕辰190周年。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戲劇家、詩人，被稱作世界「現代戲劇之父」。代表作包括《彼爾·京特》《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敵》《海達·加布勒》等。
他早年失意、落魄，劇本屢遭挫敗，而在大型詩劇《布朗德》之後才迎來藝術生涯的高峰；留下的《玩偶之家》（也譯「娜拉」）《人民公敵》（也譯「國民公敵」）等劇本成為世界各國戲劇舞臺上的經典作品。
易卜生在這些作品中提醒人們，尤其是女性，他們作為個體的意識及自主思考比社會要求在道德上更重要。他因此促成了人們在觀念和行為上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甚至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就已經開始，並跳躍式地一次次發生，還對二十世紀五四時期的中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1918年6月15日，胡適等當時中國文化精英在《新青年》第4捲髮出「易卜生專號」，「易卜生主義」隨之也不脛而走。易卜生旋即成為在文化界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而對其主義回應的，包括數年後魯迅的演講雜文《娜拉走後怎樣》。
今年，也是易卜生及其主義在中國傳播100周年。
《新青年》雜誌創刊號與易卜生專號封面。
胡適平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而少談些主義，為什麼會組詞「易卜生」+「主義」？百年來易卜生主義影響猶在，但自當年起也受到一些反思和批評。比如將易卜生詮釋成一個社會革命者而忘記他最基本的戲劇家身份。
在今天，人們還在繼續著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思考、爭議，女性平等權利還是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議題。易卜生誕辰190周年，易卜生及其主義在中國傳播100周年，歷史漸行漸遠，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我們整理出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詹森在《知識分子》一書中對其作的評傳。他對易卜生的思想成就不吝嗇——易卜生及其作品構成了現代性大門的基石之一；對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也不留情——孤僻、狂妄、自戀，比如愛獎章，愛抽象的公眾而不愛具體的個人。或許這是一個更可能全面的易卜生。
所有的寫作都是艱難的，而創造性的寫作是最為艱難的。創造性的革新，特別是在基礎範圍內的改革，需要更加超乎平常的專注和精力。若想終其一生在藝術上不斷地拓展創造性的領域，就意味著自我約束和心智勤奮都要達到一定水平，這是很少作家能夠具備的。
不過，這正是亨利克·易卜生一貫的工作風格。難以設想，無論哪個時代或哪個領域，有哪位作家比他更為成功地致力於此。
易卜生博物館，坐落於奧斯陸亨裡克·易卜生大街26號。
他不僅創造了現代戲劇，而且寫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在整個現代戲劇劇目中構成重要部分的劇本。他看到西方劇壇空洞無力，於是在他自己的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對戲劇進行改造，使它成為一種豐富多彩、強健有力的藝術形式。此外，他不僅徹底改革了他的藝術，而且改變了他的同代人乃至後人的社會觀念。盧梭在18世紀後期所做的正是他為19世紀後期所做的。然而，盧梭勸說男人與女人回歸自然，並因此促進了一場集體性的革命，而易卜生則宣揚個體對支配著每個小城鎮、甚至每個家庭的陳舊的生活方式進行反抗。
「私生子」的前半生
最早的四部劇都不幸運
易卜生是一個商人家庭5個孩子（4男1女）中最大的一個，6歲時，父親破產了。家中常常負債，主要以土豆為食。易卜生自己矮小而醜陋，此外，他的成長過程還一直籠罩著私生子謠言的陰影。據說他是當地一個登徒子的兒子。易卜生有時相信這件事，喝醉酒時，他會脫口而出，然而，並沒有證據能證實這一點。度過屈辱的童年後，他被送到一個名叫格裡姆斯達的陰沉的海港小城，在一家藥房當學徒。在那兒，他的運氣依然不佳。他師父長期經營不善，最終還是破產了。
易卜生從這種窘境中掙脫出來的漫長過程是一部孤獨的自學者的史詩。他從1850年開始自學大學課程。從那時起，直到以後許多年，他的生活一直極為窮困。他寫過詩歌、無韻詩劇、戲劇評論以及政治評論。他最早的劇本、諷刺劇《諾爾曼人》沒能上演。第一部被搬上舞臺的詩體悲劇《凱替來恩》遭到了失敗。第二部搬上舞臺的《聖約翰之夜》同樣運氣不佳。第三部劇作《勇士之墓》在卑爾根失利。第四部，散文體劇作《厄斯特羅的英格夫人》匿名演出，同樣也失敗了。
《玩偶之家》中文連環畫（版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3年7月）封面。
然而他逐漸獲得了大量的舞臺經驗。卑爾根第一家挪威語劇院的創建人奧爾·布爾以每月5英鎊的酬金請他擔任寄宿劇作家。這以後的6年裡，他成了劇場的雜役，做過舞臺布景、化妝、售票甚至導演。
以後，他又在新建的克裡斯蒂亞那劇院度過了5年。憑著驚人的努力，他的技巧日益嫻熟，並開始付諸實踐。但是，1862年新劇院破產，他也被解僱了。此時，他已結婚，負債纍纍，常被債務困擾，故精神憂鬱，經常酗酒。學生們曾經看見他毫無知覺地躺在街邊水溝裡。有人募集了一筆錢送給這位「醉酒的詩人亨利克·易卜生」，助他去國外。
他自己則不斷地給王室和國會寫信，請求政府撥款使他能到南方去旅行，這些信今天讀起來真是哀婉動人。他終於得到了一筆錢，在隨後的將近四分之一世紀裡，即1864年—1892年，他離鄉背井，在羅馬、德勒斯登和慕尼黑生活。
生平三次聲譽高峰
世界的「易卜生」
成功的最初跡象出現於1864年，他的詩劇《覬覦王位的人》被列入復興的克裡斯蒂亞那劇院的上演劇目。易卜生習慣將他所有的劇作先出版成書。通常情況下，直到幾年以後，有時甚至是許多年以後，劇本才被真正搬上舞臺。不過，每部劇本印刷和銷售的冊數都在慢慢增長：5000冊、8000冊，然後是1萬冊，甚至1.5萬冊。舞臺演出也隨之而來。
易卜生的名聲曾3次達到高峰，第一次是在1866—1867年，他創作了大型詩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同一時期，馬克思出版了《資本論》。《布朗德》是對傳統的物質主義的一次衝擊，它呼籲人們遵從個人的良心。《布朗德》的發表（1866）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不僅在挪威，而且在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地區，易卜生首次被視作反抗正統觀念的領袖；他超越了狹小的、隸屬於外國的挪威。
第二次高峰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從《布朗德》開始，他將革新的思想付諸戲劇。作為他新方針的最初的重要成果，《社會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和《群鬼》（1881）恰好與漫長的維多利亞中期繁榮的衰敗以及社會上新產生的焦慮不安的情緒相一致。易卜生提出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問題，如金錢的力量，對婦女的壓迫，甚至人們忌諱的有關性病的問題。他以簡潔的日常語言以及人人都能識別的布景將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忠實地展現在舞臺上。他所引起的激情、憤怒、憎惡，但主要是興趣，都是巨大的，並從斯堪地那維亞擴展到廣大的其他地區。
《易卜生戲劇選》
作者: [挪威] 亨裡克·易卜生
譯者: 潘家洵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5月
易卜生中期創作階段的四大「社會問題劇」：《社會支柱》、《玩偶之家》、《群鬼》與《人民公敵》。
而經過多年漫長的積累，他的事業的第三次高峰到來了。這一時期，可以看到他從政治問題轉向個人解放問題，與人類生存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這個問題在他的心目中可能佔據著更為重要的位置。他在記事簿上寫道：「解放在於保證個人獲得自身自由的權利，每個人都按照他特殊的需要生活。」他不斷地論證說，除非社會中人們的實際行為能夠保證這一個人權利，否則，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將毫無意義。因此在第三次高峰期間，他還創作了《野鴨》（1884）、《羅斯莫莊》（1886）、《海達·高布樂》（1890）和《建築師》（1892）等劇作，當時令很多人大感困惑，甚至難以理解，但現在已成為他最有價值的作品。
1906年《野鴨》布景：艾克達爾家的小閣樓。
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
——胡適，1918年6月15日，《易卜生主義》。
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裡（他於1906年去世），這位當年的學徒成了斯堪地那維亞地區最出名的人物。他甚至同俄國的託爾斯泰一起被普遍認為是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和預言家。他的名聲經由威廉·阿契爾和喬治·蕭伯納這樣的作家傳播開來。他每天在格蘭特飯店咖啡廳裡的露面成為首都的一道景觀。
在那兒他獨自一人坐著，對著鏡子，好看到屋子裡的其他人。他邊讀報紙邊飲用一杯啤酒，外加一小杯法國白蘭地。他每天非常準時地走進咖啡廳，這時全屋的人都站起身向他舉帽致敬。直到這位偉人落座後，其他人才敢再坐下來。英國作家理察·勒加林和許多人一樣特意到挪威去觀看這一場景，就像其他人紛紛趕到雅斯納雅·波良納去瞻仰託爾斯泰一樣。
整個人類都走上了錯誤的軌道。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真有什麼東西是站得住腳、無懈可擊的嗎？具有無可企及的理想？
人類的全部歷史令我想到一個年輕的補鞋匠，他沒有堅持做好自己分內的事，而是跑到舞臺上表演起來了。我們無論是扮演英雄還是扮演美人，全都演砸了。
——1871年9月24日，
易卜生給丹麥文學評論家喬治·勃蘭兌斯的信。
性格的另一面
一生都熱衷於獎牌和勳章
有一些不完全正確的說法，在易卜生在世時就因為普遍的崇拜和公眾的敬仰而固定了下來。這是一位偉大的解放者，他研究並看透了人類，他為此悲嘆，他的作品教導人們如何從傳統的羈絆和令人窒息的偏見中解放自己。
然而，倘若他對人類懷有如此強烈的感情，那麼為什麼他似乎又在排斥個體的人呢？他為什麼拒絕同他們接近，而寧可通過閱讀報紙的專欄來了解他們？為什麼他總是獨自一人？他那強烈的、強加於己的孤立從何而來？越是靠近觀察，就越發現他的古怪。
易卜生一生都熱衷於獎牌和勳章。《星球勳章》是他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卡通畫，他還打算繪製一個「易卜生之家的勳章」贈送給他的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屬於自己的勳章。據說早在1878年，他出席一個俱樂部的晚宴時，身上披掛著所有的獎章，其中一個像狗項圈似的繞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畫家格爾奧格·保利曾經碰見易卜生在羅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獎章。
儘管他身材矮小，但憑著碩大的頭顱和粗壯的頸脖，他的身上似乎煥發著力量。對他而言，性情最暴躁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形式。實際上，他甚至很看重怒火的自然發作形式。他後來寫道，在創作狂暴的詩劇《布朗德》時，「我將一隻蠍子放進啤酒杯擱在桌上。這隻蟲子不時地焦躁起來，然後，我將一片熟透了的水果丟進杯中，它立刻兇猛地刺進去，把它的毒汁射入水果中，而後它又恢復了常態」。
《易卜生書信演講集》
作者: [挪威] 亨裡克·易卜生
譯者: 汪餘禮 / 戴丹妮
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2年2月
易卜生從青少年時代到老年的近三百封書信和十餘篇演講。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後，有一個被更加小心地隱藏起來的、痛苦的故事——它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出戲劇。易卜生的整個一生就是一出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的戲劇。1846年，他18歲，仍然生活在那家藥房，他與那兒僱用的一位比他年長10歲的女僕艾爾絲·索菲金斯達特私通。她懷孕了，並於1846年10月9日生下一個男孩，她給孩子起名漢斯·雅各布·亨利克森。
這姑娘出身於一個頗有聲望的自由農場主家庭，是個極其謹慎的人。她回到父母身邊，生下了孩子，此後再沒有指望從孩子的父親那裡得到什麼。但是按照挪威法律以及地方議會的法令，易卜生必須支付撫養費，直至漢斯·雅各布14歲。艾爾絲死時也是一貧如洗。
男孩後來成了一個鐵匠，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直到29歲。他絕不是一個粗魯的人，他曾閱讀過大量的書籍，特別是歷史著作和遊記，他還是一位熟練的小提琴製作師。但他常常醉酒，得過且過。研究易卜生的大權威弗蘭西斯·布爾說，漢斯·雅各布只與他的父親見過一次面，再也不曾相見。
《海達·高布樂》是被中文演繹次數較少的易卜生作品之一（圖中的版本由張南導演、白光劇社製作）。
「吃飯才與妻子見面」
只愛抽象的公眾，而不愛具體的個人？
易卜生所有的寓所都有一個不同尋常的特徵：它們看起來被分成了兩半，丈夫和妻子各自佔領一個獨立的堡壘，以進行防禦和向對方發起進攻。這是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履行他年輕時的誓言：「他的妻子，如果他會有一個妻子的話，就必須住在單獨的樓層裡。他們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才見面，而且彼此也不以『你』稱呼」。根據一位年輕的丹麥人馬丁·施內克盧特的日記來看，易卜生一家在義大利的生活是一派悽涼。他寫道，易卜生陷入「絕望的處境」，因為他發現自己娶了一個他並不愛的女人，而且「不可能和解」。
易卜生對他的朋友們同樣態度冷淡，時常發火。也許，朋友不是一個確切的字眼兒。對他的作傢伙伴比昂松，他同別人一樣了解，而且相識更久，但他們之間的通信讀起來卻令人痛心。易卜生覺得互利互惠是件難事，鑑於比昂松為他所做的一切，比昂松60歲生日時，在別人的勸告下他最終發出一封賀電，這是一個最低熱度的傑作：「亨利克·易卜生祝願你生日快樂。」但他卻期待比昂松能盡力為他效勞。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
——魯迅，1924年，《娜拉走後怎樣》。
創造性的自利是易卜生將自己性格中的缺陷轉化為力量源泉的一種嘗試。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常常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孤獨。以後，到青年時期，貧困使他越發地孤僻：他會獨自一人長時間地外出散步。易卜生漫長而孤獨的散步逐漸變成一種習慣，他寫道：「我曾經身背一個背包在不同的時間徒步漫遊了多數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易卜生是個天生的流亡者：他至少把周圍的社會看作是異己的，常常是敵對的。年輕時，他寫道：「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戰爭狀態，對手是囚禁我的小社區。」因此，易卜生選擇實際的流亡生活度過他一生最漫長、也最富創造性的階段也就不足為怪了。
易卜生認為，對於公眾生活，他具有始終如一的哲學。他把自己喜歡的一句話給了他劇中的角色斯多克芒醫生，這就是：「少數人總是正確的。」他向勃蘭兌斯解釋，所謂少數人，他指的是「那些提前進入大多數人還未能達到的領域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斯多克芒醫生。這種觀點本身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式的，它的難點在於，它假定已覺醒的少數引導著人類永遠朝著一個令人嚮往的方向前進。易卜生從沒有想到過，少數人——即後來列寧所謂的「先驅中的精英」或希特勒說的「旗手」——可能將人類引入深淵。易卜生如果目睹了20世紀的種種過分行為定會感到驚訝和恐懼。
他自稱能預見未來，但他對未來的理解卻極其錯誤，其原因在於他個性中天生的缺陷，他沒有同情別人的能力，這種個性正與他的思想對立。當個人與群體就像他的劇本所表現的那樣，只是體現思想的時候，他能夠以深刻的洞察力和豐富的同情心對待他們。然而，一旦他們作為真實的人走進他的生活，他就急忙逃開或作出敵意的反應。他最後的一系列劇作強有力地掌握了人類的心理，也正符合他自己在生活中爭吵、發火和憤世嫉俗，以及他在不多的私人關係中註定惡化的狀態。
從1900年的中風以後，易卜生進入了生命的最後歲月。程度較輕的中風不時地復發，他仍然時而脾氣暴躁，時而憂心忡忡。他的常年護士被告知，一旦她幫助他走到街上，就要立刻走開。他死於1906年5月23日。他的妻子後來聲稱，就在他臨終前，他說道：「我親愛的、親愛的妻子，你對我一直是那麼好，那麼和藹。」 這話聽起來似乎與他的性格完全不符。無論如何，布爾醫生的日記表明，那天下午，他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說話。
《知識分子》
作者: [英] 保羅·詹森
譯者: 楊正潤
版本: 巴別塔·臺海出版社 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