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一直有一種說法，洪承疇投降清朝，給清朝賣命，可到頭來只被賞賜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三等輕車都尉，後來還上了《貳臣傳》。
這種說法主要是嘲笑洪承疇身為明朝五省督師深受明朝大恩，可兵敗被俘後貪生怕死，投降異族，還調轉槍口幫助異族滅掉了明朝；可即使他如此賣命，清朝也看不起這種沒有廉恥的投降派。
說實話，大家喜歡忠貞的人，厭惡貪生怕死的人，這是非常值得稱讚的，這說明絕大多數人的三觀很正。
但是，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我不得不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清朝並沒有虧待洪承疇，而且洪承疇的後人在清代世代為官，有清一朝，洪承疇後人一直都是錦衣玉食之輩。
首先來說，洪承疇雖然在明朝是五省督師，是明朝遼東軍事總負責人，但是洪承疇並不是帶著遼東明軍投降清朝的，他是在松錦大戰後兵敗被俘的。這也就意味著洪承疇在投降清朝時只是一個俘虜。
其次，洪承疇歸根結底是一個文官，不能按照武將來計算待遇。
明清兩朝，文武分際是很明顯的，明清武將的最高追求就是封爵，你看李成梁以「兩百年未有之軍功」也才被封為寧遠伯，李成梁已經挺滿意了，而王陽明一聽要被封爵，趕緊跑路，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被皇帝給封爵了，可最後王陽明還是沒逃脫楊廷和的算計，被封為新建伯，把王陽明氣的吐血。
王陽明作為文官，之所以不願意封爵的原因是因為封爵後他就斷絕了入閣的可能性，所以對於文官來說，除非是死後追封，不然的話生前最好別封爵。
所以明清文官追求的是「生封太傅，死諡文正」而不是封爵。
從這一點來說，清朝並沒有虧待洪承疇，因為洪承疇生前職位是太保、太子太師、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當時沒有所謂三殿三閣）、兵部尚書以及若干總督，死後的諡號是「文襄」，而「文襄」這在明清兩代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諡號。
以明代為例，諡文襄的有高拱、曹鼐、楊一清，即使王陽明都沒能獲得「文襄」諡號。
到了清朝，文襄就更金貴了，有清一代能諡「文襄」的都不是一般能臣：福康安、兆惠、左宗棠、張之洞都是一時之雄。
另外，清代擁有很鮮明的軍功貴族特點，在軍功封賞上存在重視實際作戰的軍功，而輕視布局籌劃的現象。
這一點不僅是文武區別，事實上清代初期，距離一線越近越容易獲得爵位，一名一線清軍士兵只要能「先登城池」就可以獲得散爵，即使是登城戰死也可以獲爵，而作為將領，則必須要「克兩城」才能獲得散爵。由此可知，清初即使是武將想要獲得封爵都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
事實上清初不僅洪承疇，還有一大批八旗出身的大學士、尚書也只獲得輕車都尉的職務，比如清代早期的愛新覺羅·巴哈納，他是努爾哈赤的遠房侄子，早年軍功也是一大堆，但是後來轉為文職，所以他最後也只是輕車都尉。
另外還有清初大學士、太子少保圖海，儘管他在順治朝深受順治帝賞識，但是由於他一直擔任文職，順治帝再信任他也沒有給他封爵，一直到康熙元年，圖海以文職轉武職，擔任定西將軍做為靖西將軍都統穆裡瑪的副手參與圍剿李自成餘部，接連俘獲劉體純、郝搖旗等農民軍將領，最後逼迫李來亨自盡，徹底解決了李自成殘部。
這功勞按理說也不小，而且圖海還轉為了武職，可是敘功時也只賞賜圖海為一等輕車都尉。
而和洪承疇情況最為類似的是後來參與收復臺灣的姚啟聖，姚啟聖不但是福建總督，而且清軍收復臺灣的作戰計劃幾乎是姚啟聖親自製定的，施琅其實只是計劃的執行者而已，可是最後敘功的時候，姚啟聖只獲封騎都尉，而施琅則進爵靖海侯。
綜上所述，洪承疇最後獲準襲四次的三等輕車都尉的爵位，並不能說明清朝「刻薄」。事實上三等輕車都尉的爵位與其說是清朝酬洪承疇之功，不如說是清朝給洪承疇後人一個保證，畢竟有爵位在，可以保證後人不至於從統治階級滑落到平民階級。
更為重要的是清朝給了洪承疇家族佔清軍千分之零點六的軍隊，這部分軍隊不是洪承疇自己帶的，而是清朝皇帝從自己直屬鑲黃旗漢軍裡分割出了一個佐領（入關前300人，入關後200人）給了洪承疇。
前面我們也多次說過了，清朝八旗制度本身就是軍事貴族制度，對於軍事貴族來說，頭銜是虛的，家兵部曲才是實的，有了家兵部曲才算是軍事貴族的一員，沒有家兵部曲，再高的頭銜也只是「打工的。」
（洪承疇點兵）
這有點類似北洋政府和北洋軍閥的關係，沒有軍隊，再是大總統又怎麼樣？段祺瑞派一個排過去，黎元洪就得乖乖滾蛋，連總統大印都得留下；而有了軍隊，曹錕也能做總統，張作霖也能當大元帥。
所以，清朝真正酬謝洪承疇之功不是爵位而是佐領世職。
在清朝八旗體系下，有了佐領的世職，這200人就永遠是洪承疇家族的家兵部曲，即使將來這200人的後人裡有人做到大將軍、大學士，他還是洪承疇家族的部曲，還得管洪承疇後人叫老爺，自稱奴才。
這遠遠不是公爵、侯爵那一年幾百兩銀子可以比擬的。
事實上相比爵位，清朝對八旗世職賞賜更為吝嗇。
張勇世襲一等侯，可一直到乾隆朝才進入八旗體系，在此之前，張勇這個世襲一等侯也就比洪承疇三等輕車都尉多了六百兩銀子。
而臺灣鄭克塽舉島來降，雖然爵位是公爵，但是清朝卻只給了鄭家半個佐領的世職，比洪承疇還不如。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對於兵敗被俘，孤身一人的洪承疇而言，清朝並不算虧待他。
至於洪承疇被列入《貳臣傳》也很難說是清朝對洪承疇的嘲諷。
（電視劇裡的洪承疇）
《清高宗實錄》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在談到洪承疇等人被列入《貳臣傳》時表示：
「如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閫寄。李永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俘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頗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並為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效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事範中行。後事智伯。卒伸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承疇等。又何深譏焉？」
乾隆帝的意思很直白，雖然洪承疇、李永芳沒能為明朝效死，但是這和戰國時豫讓的情況類似，因為明朝沒有以「國士待之」，所以洪承疇他們最終選擇效忠「以國士待我」的清朝並沒有什麼值得譏諷的，史書也沒有嘲笑豫讓啊。
乾隆帝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又談到了洪承疇等人列入《貳臣傳》，表示李永芳和洪承疇和一般降臣不一樣，是切切實實為清朝效力的。
「若薛所蘊、張忻、嚴自明諸人。或先經從賊。復降本朝。或已經歸順。又叛從吳、耿、尚三逆。進退無據。惟知嗜利偷生。罔顧大義。不足齒於人類。此外如馮銓、龔鼎孳、金之俊等。其行跡亦與薛所蘊等相仿。皆靦顏無恥。為清論所不容。而錢謙益之流。既經臣事本朝。復敢肆行誹謗。其居心行事尤不可問。非李永芳、洪承疇諸人。歸順後曾著勞績者可比。」
很明顯，乾隆帝把洪承疇與李永芳列入《貳臣傳》只是因為他們曾經做過明朝臣子，但是在乾隆帝心目中洪承疇和李永芳和普通降臣是絕對不一樣的。
最後，再談談洪承疇後人，因為洪承疇有三等輕車都尉以及佐領世職，這讓洪承疇後人在清代一直錦衣玉食。
洪承疇的兒子洪士銘以太常寺正卿終，這是正四品的文官職務；
洪承疇孫子洪奕沔是輔國公凹山的女婿，也就是郡主額駙，最高官職是襄陽鎮總兵，只是因病未到任；
洪承疇曾孫洪德標曾任戶部郎中兼漢軍鑲黃旗第五參領第三佐領（洪家世職）；
五世孫洪哲燕歷任山東、浙江等地守備、遊擊之職，兼漢軍鑲黃旗第五參領第三佐領；
（洪承疇故居）
1934年出版的《燕京訪古錄》裡還提到洪氏在南鑼鼓巷的「洪宅」面積很大，裡面還有大花園以及大水池，即使在當時也算豪宅，上世紀三十年代還有洪家後人在洪宅居住，可見洪承疇後人在有清一朝一直都是統治階級一員。
而與洪承疇後人有清一朝錦衣玉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末忠誠史可法的後人。
按照清代乾隆年間進士阮葵生的《茶餘客話》記載，史可法並沒有絕後，是有後人的，但是史可法後人很明顯沒有洪承疇後人那麼好的生活環境，生活很落魄。
雍正四年鄧仲嶽在江南提督學政在一次主持上元縣（南京）錄取「生員」的考試中，有—個童生姓史，已經四十多歲了，在籍貫上填的祖父「史可法」。鄧仲嶽當然不相信，結果周圍的人以及上元縣的宿老都說這個史童生確實是史可法的孫子，鄧仲嶽再看史童生的文章，「疵纇(錯誤)百出。」
按理說，史童生是絕無可能考中秀才的，但是鄧仲嶽可憐他是史可法的後人，於是對眾人說，對史童生「是不可以文論」。也就是說對於史可法的後人，不能以純文字來衡量他是否能考中秀才的。
於是，他錄取史童生為秀才，並把此事刻石嵌在縣學的牆壁上，以便繼任者遵行。「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
從這一則故事會我們可以窺測明末忠臣後人們在清朝的生活，只能說雖然大家都希望理想主義者能有一個好的結局，但是在真實歷史中，理想主義者往往沒有好的結局，往往都是悲劇收場，反而是洪承疇這樣的功利主義者經常性的在歷史上成為勝利者，這不得不說是很讓人感到遺憾的一件事情。
參考資料：
《八旗通志》、《燕京訪古錄》、《茶餘客話》、《清高宗實錄》、《清史稿》、《清代初期歷史上的漢官》、《公羊學派「大一統」理論與洪承疇評價》、《試論洪承疇在清初統一過程中的歷史作用》、《洪承疇傳記六種史料比勘》、《<清史列傳·貳臣傳>研究》、《明末清初社會矛盾的變化與洪承疇、鄭成功、施琅的功過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