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手拿槍，一手拿刻刀的戰士；
他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設計者之一；
他是版畫藝術大師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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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涵(1916.07.23-2011.09.26)，江蘇東海人，1938年赴延安參加革命，畢業於魯迅藝術學院。1939-1942年於太行山抗日前線為軍旅畫家。1943-1948年任魯藝、華北大學美術系教員，1948年起歷任國立杭州藝專、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和系主任。曾任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美術組副組長，並創作《勝利渡長江》浮雕設計圖畫。1991年，中國美協和版畫協會授予其「傑出貢獻獎」。2001年獲第一屆中國美術金彩成就獎，2003年文化部授予其「造型藝術成就獎」。
1|聽了徐特立的報告，他心中堅定了一個想法：「到延安去！」
記者：在與夫人白炎合著的《求索集》中，彥涵先生用「沒去巴黎，直赴延安；半生坎坷，一生求索」概括了自己的一生。能否為我們解讀一下？
彥東：父親的一生跌宕起伏，頗具傳奇色彩，這些經歷對他藝術觀的形成有著很深刻的影響，讓他的作品充滿了創造性和探索性，總能體現不同時期的時代精神。
1916年，父親出生在連雲港東海縣一個叫「富安」的村莊。但那裡既不富也不安，土地鹽鹼化以及地主的盤剝和北洋軍閥的橫徵暴斂，致使民不聊生。苦難的生活，使他從小就耳聞目睹了世間種種的不平，也讓他從小骨子裡就有一種反抗的、永不屈服的特質。儘管一家人在困苦中煎熬，但我爺爺還是克服一切困難讓父親上了學。我父親那會經常寫完功課，就爬到戲園子的樓頂上，透過樓板的夾縫看戲臺上的京劇表演。也就是從那時起，他對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到了十幾歲，父親實在走投無路時，突然想到了舅舅顏秀五。他聽母親講過，舅舅很小就出去闖蕩，慢慢有了本錢以後便在上海開了織襪廠，事業逐漸發達起來。舅舅很愛國，曾在物資上給予新四軍很多支持。全面抗戰爆發後，舅舅還組織了地方武裝與日軍作戰。那時陳毅曾做過舅舅的工作，希望將其爭取過來，這後來還成為電影《東進序曲》的主要情節。父親在極其窘迫的情況下，決定給在上海的舅舅寫信，請求幫助。不久父親就收到了舅舅的回信，上面寫道：「我有黃金的時候，便會給你黃金的幫助。」並隨信寄來了十塊大洋，讓父親去上海。
父親到舅舅家的第一天，遇到了一個三十多歲，滿口家鄉話的人。後來，父親就發現這個人和舅舅的活動總是很神秘，經常與一些人在酒樓裡會面，有時還需要他放哨。其實這個人正是潛伏在顏秀五家的中共地下黨員陳佛生。後來父親想要報考杭州藝專的時候，陳佛生希望他投考上海龍華警官學校，其實也是想把父親培養成一名秘密戰線上的情報員。但父親一心想要學藝術，當收到藝專的錄取通知書後，陳佛生對他說：「既然你執意要去學藝術，那我就送你一句話，你不要去畫風花雪月，而要去畫滄海桑田。」父親就這樣踏入了杭州藝專的校門。
抗戰時期的杭州藝專不僅在藝術上，在思想上也是一所非常活躍的學校。隨著戰爭的臨近，「為藝術而人生」和「為人生而藝術」兩種口號的激烈交鋒，其最終的結果是，在抗戰爆發後，一部分同學去了巴黎，而另一部分同學走向了延安，我父親是後者。
1938年，日軍轟炸杭州地區，杭藝開始向大西南撤退。在長沙停留期間，父親在書店買到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很快被書中保爾·柯察金的故事深深吸引，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在他心中湧動。後來他又聽說長沙的一所中學裡，有位叫徐特立的中共代表要作報告，於是就和同學一起去了。禮堂裡坐滿了人，徐特立在報告中先介紹了抗戰的形勢，又講到了延安的進步，那是一個光明的、有希望的地方，他希望有志青年都到那裡去。聽了報告之後，我父親更是心潮澎湃，心中堅定了一個想法：「到延安去！」
彥涵木刻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封面
後來，父親徒步11天走到了延安。而且緣分真是神奇，父親歷盡艱辛到達延安後，來和新生談話的居然就是陳佛生。陳佛生見到我父親非常驚訝和高興，說：「我就知道你遲早會走上這條革命的道路。」
2|因為是親身經歷過戰鬥的畫家，所以被指名設計《勝利渡長江》的浮雕
人民英雄紀念碑正面的浮雕《勝利渡長江》
記者：新中國成立後，彥涵先生擔任了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美術組副組長，是紀念碑浮雕設計者之一，並創作《勝利渡長江》浮雕設計圖畫。能不能講講當時的背景以及您父親創作的過程？
彥東：1949年9月30日，周恩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典禮上致辭：「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隨後，現場所有代表向人民英雄脫帽默哀。接著，毛澤東宣讀了他親自起草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段文字，後來由周恩來手書，被鐫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當時紀念碑幾經選址，最後決定設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在紀念碑的設計上，梁思成的設計方案通過競賽得到採用，那是仿北海公園明代「瓊島春陰」石碑的碑型設計。毛主席和周總理在聽取了專家們的建議之後，決定飾以百年革命鬥爭為題材的浮雕，以形象的方式彰顯出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歷史。就這樣，由此成立了美術創作組，著名作家、時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擔任組長，常務副組長有兩位，一位是雕刻家劉開渠，負責雕刻方面的組織工作，另一位是我父親，負責畫稿設計的組織與協調。
當時鄭振鐸指名要我父親設計浮雕《勝利渡長江》，因為我父親是親身經歷過戰鬥的畫家，具有革命戰爭的經驗，而且我父親畫過渡長江的油畫，因此《勝利渡長江》的畫稿便由他來設計。
其實，每次父親手持刻刀都會熱血沸騰。他永遠不能忘記出生入死的戰友那一張張鮮活年輕的面孔。聽我母親說，那時在家中的小畫室裡，父親埋首書桌，常常幾個小時也不抬頭。握刻刀和畫筆時，始終控制著手的顫抖，每個戰士的表情都被反覆勾描著。有時，父親眼睛直盯著這些浮雕，很長時間都不眨眼。稍有一個線條不滿意，就立即起身重鋪畫紙，這樣反覆了不知多少次。他的後背一直弓著，黑框眼鏡已經滑下了鼻梁也顧不上扶一下。
他創作《勝利渡長江》共完成了三個設計稿，第一稿畫的是戰士頭戴美式鋼盔衝鋒的場景，這雖然真實地反映了渡江戰鬥的情形，但考慮到群眾對解放軍的普遍印象，於是第二稿將戰士們改為頭戴布軍帽，並且突出了指揮員以及划船民工的形象。後來，紀念碑建設時採用了此稿。其實當時我父親又創作了第三稿，他希望把畫稿修改得更完美，在第二稿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戰士形象，增加了戰鬥的場面，但是因構圖過長，超出了紀念碑的牆面而未被採用。
浮雕《勝利渡長江》設計確定後，父親便將畫稿交給劉開渠和夏肖敏製作泥稿，完成後由曲陽的石工劉潤芳等人用漢白玉打造。我父親總是說，紀念碑的浮雕是畫家與雕塑家共同創作的結晶，凝聚了許多人的心血，包括來自河北曲陽和蘇州的石工，他們的祖輩都從事石匠工作，這些人的功勞不能忘記。所以在創作過程中，他就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全體創作者的名單，包括20多個當年參加製作的河北石匠師傅的名字。
紀念碑建成矗立之日，父親在碑下站立很久，始終仰視著，那裡深藏著厚重的歷史和記憶。
3|木刻連環畫《狼牙山五壯士》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場的物證
記者：您剛提到，彥涵先生在紀念碑的設計上被委以重任，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是親身經歷過戰鬥的畫家。他是如何在漫長的戰鬥生涯中，以木刻刀為武器進行創作的？
彥東：父親到達延安後，經陳佛生介紹，見到了魯藝校長沙可夫，他將父親安排在魯藝的美術系學習，學習的主要科目就是木刻。在當時，延安物資極為匱乏，學習油畫和國畫根本沒有條件，所幸的是漫山遍野長滿了梨樹，這就給學習木刻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在藝術思想上，魯迅將木刻視為一種戰鬥的藝術，並大力倡導「新興木刻運動」，因而使得木刻成為魯藝美術系學習的主要科目。我父親從第一次拿起刻刀起，就與木刻結下了不解之緣。
三個月的學習班很快就結束了，但在這期間，我父親最大的收穫是思想上的。他閱讀了許多革命的理論書籍，聆聽了李富春的演講「什麼是列寧主義」。他的藝術觀「為勞苦大眾的藝術」「為人生而藝術」也就是在此時真正形成。不久之後，他就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學習結束後，美術系準備讓我父親留下，但他堅決要求到抗戰一線去，於是他就報名參加了由敵後藝術家胡一川領導的「魯藝木刻工作團」，並於1938年11月開赴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他們隨八路軍渡黃河、翻雪山，穿過了日寇嚴密封鎖的同蒲鐵路線，落腳太行山抗日根據地。
1939年的春天，父親從工作團調到了武鄉縣大坪村的《新華日報》（華北版）工作，主要任務就是為報紙創作插圖。就是從這個時候，父親真正開始了他以刻刀為武器的創作生涯。當時幾乎每天都有新的任務下來，這些木刻內容大多來自華北戰區報導、世界反法西斯戰況、英雄人物採訪、戰鬥小故事。
1942年2月和5月，日軍兩次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在日軍包圍中，父親手持一支土造步槍，帶領隊伍拼盡全力突圍。1943年他創作《當敵人搜山的時候》《不讓敵人搶走糧食》《奮勇出擊》《偵察員》以及連環畫《狼牙山五壯士》等經典木刻，戰友們手手相傳。如果沒有對戰爭出生入死的感受，就不會有這樣的激情和精神。
彥涵木刻作品：《狼牙山五壯士》之一
1944年，周恩來將木刻連環畫《狼牙山五壯士》帶去了重慶，交給美國記者路易斯·斯特朗帶到了美國。後來被美國《時代》周刊印成了英文的袖珍本，據說，這本木刻連環畫曾發給在遠東戰場上的美國士兵，以中國軍人不怕犧牲的精神鼓舞他們。1945年4月，美國《生活》雜誌刊載父親的作品，標題為「木刻幫助中國戰爭」。木刻連環畫《狼牙山五壯士》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場的物證，現今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並被列為革命文物。
4|「我有兩間畫室，一間9平方米，一間960多萬平方公裡」
記者：陳佛生對彥涵先生來說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了，他當初那句「你不要去畫風花雪月，而要去畫滄海桑田」，您父親是怎麼理解的呢？
彥東：其實我父親當時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字面意思，並沒理解其中深層的含義，直到後來在太行山那血與火的殘酷戰爭中，他才真正理解了這句話，所謂的「滄海桑田」就是時代的巨變。
我父親說他從沒忘記過這句話，並用他的一生來證明這句話。他說：「反映時代每一次歷史時期的重大變化，人民的苦難鬥爭和他們的夢想，成為我創作的主題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父親的作品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氣息，表達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對祖國繁榮進步的讚頌。像1978年，他以「海鷗」為題材創作出了象徵新時代到來的經典木刻《春潮》，此後又創作了另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向大海握手》，寓意中國的開放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八十年代之後，父親的作品轉向對社會的關注以及對人性的揭示，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彥涵木刻作品：《春潮》
2002年，一場空前的災難「非典」降臨在中國，全國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展開了全面抗擊「非典」的戰鬥，我父親在這個特殊時刻，創作了木刻《白衣戰士》，並立刻被發表在報紙上。後來有位老人竟複製這幅畫做了一隻風箏，放飛到天安門廣場的上空，這件事當時還被《北京晚報》報導。2008年5月12日發生汶川大地震，已經92歲的父親，每天都守在電視機前關注著救災情況，和我母親一起站在電視機前為死難者默哀。在這期間，他創作了木刻《生死關頭》，是對生命和民族的血脈之情至高的詠嘆。這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創作的最後一幅木刻。
父親僅僅9平方米的畫室，曾接待過無數慕名而來的訪客。一位外國友人瞪大雙眼，不敢相信他就在這樣狹小簡陋的空間裡完成大作，他卻笑說：「你不知道，我有兩間畫室，一間9平方米，一間960多萬平方公裡。」（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 張歡 實習記者 張瑾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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