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諡號》一文指出，電視連續劇《封神榜》的演員們，不應該在劇中直呼「武王」「紂王」，因為這些稱謂都是帝王死後所得的諡號，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聽起來感到「有點彆扭」。
該文的意見說對了一半。「武王」的「武」確實是周天子姬發的諡號，生前無人可知；但「紂王」的「紂」卻不能這麼說，古人對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意見認為「紂」是諡號，因為歷史文獻中有記載，例如：
漢蔡邕《獨斷》卷下：「帝諡……殘義損善曰紂。」
《呂氏春秋·功名》漢高誘註：「賊仁多累曰紂。」
另一種意見認為「紂」不是諡號，因為商朝還沒有諡法，相傳為周代文獻的《逸周書·諡法解》中也未收載「紂」字的諡義。《尚書·西伯戡黎》唐孔穎達疏指出，「紂」字本來並沒有不好的意思，後人之所以說「殘義損善曰紂」，是因為見到商紂的暴虐無道，才特地附會給「紂」字這樣的「惡義」。
還有一種意見則認為「紂」是「先號後諡」，即生前已作稱號，死後即定為「諡」（見唐杜佑《通典·禮六十四》）。這顯然是一種折中調和的說法。
我是同意第二種意見的，「紂」應當是生前的稱謂而不是死後的諡號。理由如下：
漢代學者鄭玄說：「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日『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尚書·西伯戡黎》孔穎達疏轉引）
在漢代以前的文獻記載中，對這位商朝末代帝王的稱呼大致有兩種寫法：《尚書》一律寫作「受」，而《周易》《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則全都寫作「紂」。鄭玄認為「紂」的名本來應當是「受」。紂本名為辛，是商王帝乙的少子。帝乙因為寵愛他，想讓他繼承君位，特地賜給他一個名號叫「受德」，意思是「有承受天命的德行」。由於「受」「紂」二字讀音相近，當時人們就誤「受」為「紂」，但宮廷史官職掌記錄王言，知道這個字本來應當作「受」。鄭玄是漢代的大儒，又是學貫群經的著名訓詁家，他把這件事說得頭頭是道，應當是有所依據的。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寫道：「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諡號是君主死後由嗣王和大臣們議定的，而司馬遷卻說「天下謂之紂」，可見他也不認為「紂」是諡號。清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卷九在遍引蔡邕、高誘、裴駟、杜佑等人的註解後指出：「以桀、紂為諡，皆不足據。」
如果有人以為我在上面提到的幾位古賢的論述還不夠有力的話，那麼，下面這條理由就是無可辯駁的了：即當商朝末年紂還活著的時候，周武王統率大軍到達商郊牧野準備與商軍決戰，在發表的誓師文告中已經直呼其名為「商王受」（或「殷王紂」）。誓詞的原文見於《尚書·牧誓》（也見於《史記·周本紀》，文字略有差異）：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史記·周本紀》引作『殷王紂』）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在今本《尚書》中，還有《泰誓》《武成》等篇文告和記載，述及周武王直接稱呼「商王受」的話。經清代學者考證，那些都屬於魏晉時人偽造的《偽古文尚書》，不足為據。只有上面所引的《牧誓》一篇，才是商末周初留存下來的周朝政府的正式文件。在這篇誓詞中，武王姬發直接稱紂為「商王受」，然後歷數其不修對祖先的祭祀，遺棄先王的後裔親屬，以及信用諸侯各國逃亡人員，使他們禍害百姓等罪狀，宣告自己出兵討商是代天行罰。當時，武王還沒有攻進商都朝歌，紂還沒有登鹿臺自焚而死。這就充分證明：「紂（受）」只能是帝辛生前的名號，而絕不會是他死後才有的諡號。
此外，我在前面提到，今本《尚書》中的《泰誓》（共上中下三篇）屬於魏晉時人所偽造，不能引以為據。但是《史記·周本紀》中引用的一段《太誓》（古代「太」可通「泰」，如「泰山」可書作「太山」）逸文，卻又另當別論。其文云：
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
這是周武王在伐商戰爭中發表的另一篇誓師文告，時間是在從盟津北渡黃河之後、到達牧野之前，文中也同《牧誓》一樣，直呼「殷王紂」之名。
司馬遷曾任漢朝的太史令，能夠親自閱覽皇家「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是商末周初留存下來的政府文件，他完全有可能看到。上面這段引自官方藏書的《太誓》逸文，應當是可信的。我想，憑著《尚書·牧誓》和《史記·周本紀》所引《太誓》逸文這兩條證據，「紂（受）」是帝辛諡號的觀點可以否定了。
（原載1999-03）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諡號
我在《咬文嚼字》1999年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紂王」的「紂」是諡號嗎？》，文中說到：「武王」的「武」是周天子姬發的諡號，「紂王」的「紂」則不是商帝辛的諡號，而是他生前的名號。
最近，編輯部轉來了上海市北中學卞體穎先生的一封信。該信指出：
其實「武」也非姬發的諡號而恰是其自稱，書載：「從西周開國到共王，王號都是自稱，不是諡號，從孝王起，才是死後所加的諡。」
卞先生信中帶引號的這段話，不知道摘自哪部著作，但他的意見卻引起了我的重視。我認真查檢了有關的資料，也翻閱了近人研究諡法的一些專著，感到卞信所提的主要意見是正確的，即「武」不是周天子姬發的諡號。但說「是其自稱」卻未必確切，恐怕應當是臣下在姬發生前對他的一種美稱。由於問題比較專門，無法在本刊詳加討論，我只能將汪受寬先生《諡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中有關章節的內容略加介紹，也算是對拙文錯誤說法所作的糾正吧。
1976年3月，陝西臨潼出土了青銅器「利簋」。專家們一致認為，此簋（guǐ，古代食器）作於周武王十二年，即滅商之年。簋上的銘文共32字，張政烺教授釋讀如下：
珷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司利金，用作旃公寶尊彝。
銘文的大意是：
武王徵伐商國。甲子日早晨，歲星正當其位，當夜打了勝仗，很快就佔領了商國。辛未這天，武王在闌地軍營，賞賜給臣下利一些銅。利於是鑄造了以先祖旃公命名的珍貴的禮器。
銘文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珷徵商」。「珷」是「武王」二字的合文，指的就是周王姬發。他此時還在世，他的臣下利在銘文中就稱其為「武王」。這說明，「武」決不會是姬發死後的諡號，而是生前的稱謂。當然這裡並非自稱，而是臣下對其所尊崇的君王的美稱。
不僅武王，西周的成、昭、穆、共、懿諸王之號，也同樣不是諡號而是生稱。
《諡法研究》分別引錄了以下各出土彝器銘文加以證明：
周成王時的《獻侯囂尊銘》說：「惟成王大囗在宗周。」
周昭王時的《宗周鐘銘》說：「服子乃遣間來逆邵王……」（按：「邵」通「昭」，「邵王」即「昭王」。）
周穆王時的《長甶盉銘》說：「穆王在下淢居。」
周共王時的《五祀衛鼎銘》說：「餘執弊王卹工於邵大室。」（按：「龏」通「共」（gōng），「龏王」即「共王」。）
周懿王時的《匡卣銘》說：「㰳王在射廬。」（按：「㰳」同「懿」，「歌王」即「懿王」。）
以上五例中的「成王」「邵王」「穆王」「弊王」「㰳王」，都是臣下在成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生前對他們的稱呼，足證「成」「邵」「穆」「龏」「㰳」都是生稱而不是諡號。
《諡法研究》最後總結說：從孝王開始，鐘鼎彝器銘文中，就不再發現有生稱周王尊號的記載，可見孝王及其以下夷、厲、宣、幽、平諸王，都是死後所定的諡號了。
（原載19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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