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許倬雲那期，給很多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許倬雲談及，「現在知識分子，是網絡知識分子，是檢索機器，不是思考者。」這是針對今日知識分子整體現狀與困境的痛徹之語。
當我們說「知識分子」時，首先會問何謂知識分子，如果換個說法，以「讀書人」相稱，比較親切。有純粹的讀書人，也有在自己專業之外，面向公共的言說，或者說因為「人間情懷」不得不說。
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給人更偏重面向公共場域言說。在這裡，可能不少人馬上聯想到「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公知」。如今似乎不好聽，像是罵人的話。這其中自有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也有環境變化使然。當「公知」變成潑水損人的代名詞時，誰都可以嘲吐，一提罵「公知」，佔領了制高點，自個兒底氣十足真理在握，無知無識一下變得有知有識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再有誰自稱公共知識分子，顯得悲壯了。
在學界，現在改稱「知識人」，形成默契與共識。簡單說，分子一個個，淹沒在群體中，還是做分母吧，為了作為人的尊嚴。「古拉格群島」描述知識人經歷的慘痛，而中國知識人經歷的悲劇，遠沒有被觸及、呈現。
在古代，讀書人實現自己的抱負（也是謀生之道），寄君盼君，「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即使歸隱或嚮往做隱士，嘴上說閒快活，心底還是失落憤懣，恨無登天梯。現代知識分子，專業分化，可以專業為生。
許倬雲感慨知識人的沒落，又何嘗不是寄望於知識人？今天，當呼籲重建知識人對道統的擔當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至少，還可以往裡走，安頓自己，做個踏實的讀書人吧。今日微信選自許倬雲的《九堂中國文化課》。
劃重點
1.學歷史的人其實很悲苦，永遠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2.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四個維度裡努力著。
3.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
4.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晉用人才的客觀性，執行階段中不斷考核。
5.五四人物和共產黨當政以前的左派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
6.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階級正在出現。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常說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 就有這種人現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魚、採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於有特別的稟賦與志願，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以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為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可以發現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為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佔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卜史的性質，一方面替國王解釋佔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佔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經》裡的卦辭，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象，如 ：「帝乙歸妹」，是說帝 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狸過河，尾巴溼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保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為了專業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為了提升智慧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後果。「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做的已經遠遠超過專業技術性工作。這些提升知識到智慧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並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分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佔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作為大家思考的提示。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的人其實很悲苦，永遠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有沒有類似的情況？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 有幾類人有專業的意義， 如 《聖經》中稱之為「法利賽人」 （Pharisees）、「利未人」（Levite）者，前者是律法師，後者是禮節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 變成族群了。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為「先知」（prophet）。伊斯蘭教系統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為「教士」、「教師」，權力很大，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還有， 印度教中的婆羅門（Brahmana，指印度的祭師），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係、和社會其他人的關係，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中都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著類似的身份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係的實際光譜上，卻有著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佔領，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孔子（前 552—前 479）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擔任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那裡學到許多學問，成為當時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僱，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為「士」。
電影《孔子》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北宋的張載（1020—1077），與王安石（1021—1086）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我在這裡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於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 ：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 時無往為「宙」，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 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屬於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總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於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糊塗塗過了一輩子。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裡時， 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在不符合理想，訂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十三邀》
秦漢以後，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的來源。偶爾有些徵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幹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至於董仲舒（前179—前104），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複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大同篇」，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 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社會或從小社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裡。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於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裡努力著。
電影《不問西東》
變局下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於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是有理想志業的第一類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第四類知識分子出現抗議的最多，如東漢及晚明。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於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兩次「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做回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原有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於是， 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於其統治範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一直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712—770）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遊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霓裳羽衣也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768— 824）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續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後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1130—1200）和明代王陽明（1472—1528），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從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的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 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裡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裡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裡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位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死後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
至於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麼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後，有人又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的思想方向。如李贄（1527—1602），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悖反。又如王艮 （1483—1541），提出理想社區，是社區共產社會，也與古來 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並不完全吻合。再如黃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改革制度， 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裡提出的三個人，都出現於明朝末年。
到了清代後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之前，中國曾經碰過許多挑戰，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像明朝晚期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經濟形態產生了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都不如中國在19世紀以後所面臨的大挑戰。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這個大挑戰。
面對這個大挑戰，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度：第一，康有為（1858—1927）的託古改制，並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實激烈的回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 的革命性。第二，張之洞（1837—1909）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裡外。第三，孫中山（1866—1925）的 「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 「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當局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有點看不起它。現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論， 相當了不起。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才的客觀性，二、執行階段中不斷考核。我在讀歷史之餘，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並將講演的記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電影《十月圍城》
全盤西化的勝利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是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後，反而是以提倡全盤西化的這批知識分子得勝。五四人物和共產黨當政以前的左派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 intelligentsia 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夾在原有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有些人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 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Intelligentsia 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人士，例如波蘭曾有一些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1672—1725）以後，有一大批 intelligentsia 出現，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 中所描述。這些 intelligentsia 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成功，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 端進來的東西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是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
日本明治以後，也有一些維新人士帶著像煙囪一樣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彙，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彙代替它。日本的「飯」，有兩種字，一是本來的漢字，一是「rice」。這都是 intelligentsia 搬運的現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裡的部分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裡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如何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
如何從 intelligentsia 轉變成新的 intellectuals ？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峻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 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於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地標懸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我們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現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 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 崑曲），也不願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1891—1962）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並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與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半爪，並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 兩河與日耳曼傳統。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後現代」何以是「後現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麼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裡？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我們沒有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和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裡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 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 更未標懸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重新界定。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裡，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麼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與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學院裡逐漸有「medical ethics」 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生，他現在不行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人。除醫藥專業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但它們的專業倫理在哪裡？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麼小瓶，價格二十五塊美金，裡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裡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佔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後是和拿刀拿劍的武士（剎帝利，Kshatriya）合作， 即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擔當是什麼？
對現代化振聾發聵的反思：何謂「現代化」？
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母校臺灣大學歷史系「中國文化專題討論」九堂課和在臺大的兩次公開演講的結集。在書中，許倬雲先生以較為宏觀的「中國文化」為主軸，打破儒釋道三家壁壘，貫通中西，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宗教和哲學等面向都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專題討論。
史學大家的歷史與文化課
原標題：《許倬云：在今天，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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