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開播的電視劇《清平樂》，改編自暢銷小說《孤城閉》，既講述了北宋皇帝趙禎從少年登基逐漸把控朝政到殫精竭慮愛民治國的故事，也表現了在風起雲湧的朝堂背後，仁宗的情感抉擇和喜怒哀樂。仁宗少年登基，掌控天下生殺大權，卻因心中對百姓的慈悲仁愛，這至高的地位和權利帶給他的反而是壓力。他仰懼天變，俯畏人言 ，治國如執秤，如履薄冰地保持著朝堂與天下的種種平衡。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輩出，是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經濟文化盛世，而這與仁宗一直以來遵循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並且廣開言路也不無關係。
熱播劇《清平樂》中的宋仁宗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其所著《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中對宋代的講述：「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徵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
本文摘自許倬雲所著
《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
遼（金）和西夏，與宋代中國時戰時和。我們必須了解，這兩個國家與宋國之間的關係，並不同於過去匈奴、突厥與中國。他們並不志在侵入中國、取得土地，他們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這些絲帛，大概也成為商品，被轉運到西方謀取利潤。因此，宋代對北方敵國，並不常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宋、遼之間還有南海香料的轉運，將南海諸島出產的各種香料，經過遼國運往西方——遼國獲得的是中轉利潤。日本和高麗那時沒有在東西貿易的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他們和中國之間也有商品的來往。例如，宋國自己產銅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購買銅斤。高麗也常常承擔日本和宋之間的中轉貿易。至於宋和回鶻、吐蕃等之間的關係，河西和隴右具有重要的轉運作用。宋國已經沒有可以養馬的地方，必須經過西方這條道路，以購買草原上的馬匹。對宋而言，戰馬不夠，和平的貿易卻是雙方都可獲利。從這些角度來看，我的討論角度就和單純的漢族民族主義、正統主義的傳統看法，有相當的差異。
宋自居是中國正統，可是，眼看著四周的鄰邦都比自己強大，甚至人口僅有數百萬的西夏，由於兵強馬壯，也不是宋能夠抵禦的。開國之時，宋太祖擔憂大將擁兵自重，就像他自己一樣可以隨時取代皇位，於是杯酒釋兵權，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機。宋國因此重文輕武，武備不振。如前文已說，宋的周邊，能夠養馬的地方都已經屬於契丹或西夏，那個時代，沒有馬匹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力。雖然自居為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這是宋國開國以來就必須面對的兩難之局。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若論文化的高下，遼國和西夏都相當程度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在生活方式上雖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只是飲茶；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藝，從考古的資料看，這兩個北方的胡人國家持有的水平並不低於中國，無論是瓷器、冶金、編織、建築等，都達到了與當時宋國同樣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鋼劍鋒利無比，東方稱最。兩個北方國家的醫術和算術，由於接受唐代已經綜合的東、西傳統，而且頗已普及民間，其水平也不下於宋人。遼國和西夏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國傳統的典籍。從他們的著作看，水平也不低下。遼與西夏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書寫文字，借用漢字部首來書寫拼音文字。遼文（契丹文）還有大字、小字兩種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國的都市化比北方國家高出一籌。畢竟，北方兩個國家還是一半以牧養為生，一半才是農耕和城居；而宋國完全是精耕農業，配合市場經濟和區間貿易，構成一個綿密的商品經濟的交換網絡。
《清明上河圖：北宋繁華記憶》
本書以反映古代中國城市經濟城市經濟高度繁華時期的社會風貌的畫作《清明上河圖》為研究對象，深入淺出，介紹了北宋中央城市的商業、民俗、公共娛樂設施、民眾生活狀況諸因素，剖析了古代中國的城市布局，城市文化特點、源流，對圖中的細節之處也做出了細緻的講解，間距學術性與普及性。且涉及城市史、藝術史、城市歷史地理、宋史等多個學科，呈現多領域交叉的特點，能夠吸引眾多不同愛好的讀者。政治制度方面，遼國的政府結構是二元的——契丹人的貴族和其他歸附契丹的遊牧族群，佔有偏北的牧地；本來屬於中國的偏南地區，漢人卻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裡，以農業和商業謀生。因此，遼國的統治體制分為南北兩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漢人。而且，有些漢人居住的城鎮被劃為某些貴族的領地——例如，皇后、王子、皇親都可能得到一些採邑，供養他們的日常生活。國家是一個戰鬥體，胡人是服兵役的主體，漢人不過是附屬的差役——在軍中，胡、漢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兩級制，當然引起北方地區漢人極度的不安與不滿。偏近南北邊界的一些漢人組織為地方性的武力，據地自保。他們有些是民間自衛組織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邊防部隊的延續。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佔領北方時，還有若干地方軍閥以「漢軍元帥」的身份存在，保持半獨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於遼國，國小人少，正因為如此，居於統治地位的胡人，和他們國內的漢人居民，其社會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內部族群的不平等，較之遼國情形更為嚴重。如此族群分歧，終於孕育了北方漢人的族群意識。
北方的漢人發展了族群意識，宋人立國的尷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漢之間的差別。大唐開闊的胸襟，本來是遠悅近來、來者不拒。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漢之間並沒有嚴重的階級差別。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這些外來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當自由地混合、重組，構成新的體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華化，東土佛教實際上已經不同於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於南傳和中亞的佛教。
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長期混亂，各種胡人以中原為戰場，奪取中國的子女、金帛。喪亂屈辱之餘，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後提出對中國文化的反省。從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廣並沒有出現出色的成績。韓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傳承，將儒家的終極關懷之處，歸結為一個「道」字，其內容則是儒家的仁、義、禮、智。站在儒家的立場，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宋學一脈，代替了漢代以下的儒學傳統。宋學的起始，在初期也是從宇宙論和知識論下手，其中採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卻是逐漸走向「內聖」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濟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論和知識論。北宋理學派別眾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們之間，兼容、綜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經過靖康之變，國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學者痛定思痛，開始注意到人間的秩序。朱子之學，特別注意人間的倫理，將一切人事都放在倫常的規範之內。朱子在世時，朱學並沒有成為顯學，可是跟著時代的需要，朱學很快就成為儒家的正統。
兩宋學者組織的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可是從此失去彈性。儒家經過兩宋的錘鍊，使中國文化思想成分，有一個明顯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學化，既有其時代的需要，也有其長久的影響。是功是過，將是我們不斷辯論的課題。
與儒學發展相併行的，則是宋代儒生的社會地位。如前所述，宋開國以來，壓低過去武人的社會地位，重文輕武，政府中的職位全由文人擔任。開國以後不久，這些文職人員，大多科舉出身。唐代的科舉制度鬆懈，關說、援引乃是常事，其實並不認真考核舉子的學問和能力。宋代的科舉制度則是非常嚴密的規劃，不僅確定了如何考核舉子對經典的理解，也有許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們習慣於臺灣的大學聯考和大陸的高考，都會理解在這種考試制度下，記誦而不是發揮，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經過考試的磨鍊，學生們往往失去了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宋代科舉出身，在政府中有相當的保障，一登龍門，名利雙收，對於儒生當然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方式，經過幾代的發展，就會孕育出一個讀書人的社群，在社會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試的知識範圍需要根據當時官方認定的理論來確定，參加考試的舉子們當然也就受這一套理論的薰染，難以有自己的意見。北宋王安石變法，對於儒家經學有一定的解釋，只要「新政」存在，這一套官訂的學問就約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學」的權威並沒有維持很久。但是，儒學本身的權威，卻從此成為中國思想不可撼動的力量。自漢代董仲舒以後，曾經有想將儒學定於一尊的願望，但這一個願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對於中國文化的整體而言，這一個結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寧是災害大於貢獻。
儒生社會地位的穩固，其齊家治國的理想相當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後的家族不同於漢代的豪族，也不同於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個核心家庭領導很多附屬的人口所構成的社群共同體，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緣的組織，也許不過三五代的直接親屬，這些數十口到將近一百人的親緣族群，構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體。宋代開始，親緣團體擁有族產，作為照顧親人的具體福利，例如義學、養老，等等。讀書人成為一個社會群體，又能以親緣脈絡延續其地位，遂形成士據「四民」之首的優越地位。在每個縣級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號稱耕讀傳家，若干家族即可結合成為地方上的主要穩定力量，他們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見的利益集團。這種變化，確定了中古以後中國社會的基本模式，以至於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史研究上，所謂唐宋轉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一重大的轉變是多方面、各種條件的互動，是經過五代以後長期的演變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國的格局。回顧過去，「漢人」的確定性，在天下國家體系內並不顯著。在宋代，四周同時存在幾個政權體制，雖然和典型的列國體制並不完全相同，終究還是有了爾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國本部之內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謂「漢人」。「中國」也在列國之中，被界定為一個以漢人、儒家為主的，配合佛、道來作為其本身文化的地區。若與東亞以外其他地區發展對比，歐洲的天主教會在這個時代凌駕於列國體制之上，伊斯蘭文化地區雖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領域之內以教領政，也是有一個普世性的政治系統。中國的發展，與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有其類似處，即儒家的普世價值性可以超越「中國」，可是「中國」終於失去了「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儒生是寄托在政權的體制內，朝代可以改變，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歷史的弔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徵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
作者從比較文化的宏觀角度分析中國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轉變，指出中國文化在發展之初有兩個特色:一是通過天命觀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奧秘；二是借親緣觀念來建立社會組織。在討論近代文化的轉變時，他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種種困難: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保守」抗拒 進步，「傳統」抗拒「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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