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陳毅和張茜一起遊香山
兒時我對父親的感覺是那樣的遙遠，只是一個朦朦朧朧的輪廓。
1943年9月，我出生在淮南黃花塘新四軍軍部醫院。父親匆匆趕到醫院看望母親，安慰了母親幾句，就匆匆離去，這可引起了奧地利醫生羅生特的不滿，他生氣地說：「一個丈夫，一個父親怎麼可以這樣沒有責任感？！」
母親只好苦笑著安慰羅生特醫生：「現在在打仗，一個軍長怎麼可以守在醫院裡。他能及時來看看我們就很不錯啦。」
羅生特搖搖頭說：「我真不理解你們中國人的舉動。」
11月25日，我出生還不到兩個月，父親就離開我們到延安去了，這一走就是兩年。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我們全家才真正大團聚了。
父子不能常在一起很令人感到缺憾，但還有比這更怪的事。我在上小學時，在「父親」這一欄一直填：「陳雪清，職務：處長。」學校裡不管誰問，都是這樣回答，這是父親交代的。
陳毅、張茜，陳昊蘇、陳丹淮、陳小魯、陳姍姍(叢軍)50年代初上海合影
在南京漢口路上小學時，我的班主任俞老師是一位很和善又很認真的老師，恰好就住在我們家附近，經常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汽車從我們家裡進進出出。她覺得這根本不會是一個普通處長住的院子，多次問我都得不到答案。一次上練習課，同學們都在做題，俞老師卻把我叫到講臺前，很嚴肅地問我：「你父親到底是誰？」
我回答：「陳雪清。」
她生氣地說：「你撒謊！」
我堅持地說：「就是陳雪清！」但我卻沒再堅持說我沒有說謊。
俞老師忽然拿出一張報紙給我看。我一看，原來上面登著父親在一次大會上講話的照片。
俞老師指著報紙說：「他才是你父親，對吧！」
我不吭聲，只是搖頭。
她忽然和氣下來：「有這樣一個父親是光榮的事，為什麼你不承認呢？」
我牢記著父親的交代，仍然搖頭。
俞老師見仍然問不出結果，使出了最後的一招：「你哥哥陳昊蘇都承認了，你怎麼還不承認？」
我心裡想，也許俞老師真的知道事情真相了，可是我絕不能改口。對於一個小學生，受到老師這樣的責問，我眼淚汪汪的幾乎要忍不住了。
俞老師看我這樣就不再追問下去了，以後再也不問這件事了。其實我心裡也十分愧疚，確實是在騙她。直到上初二時才改填父親的真名和真實職務。
當時父親所以要我們填個化名，目的有兩個：一是保密和保衛的需要；二是父親一直希望我們兄弟做一個普通的小學生，隱瞞了他的身份，使我們沒有壓力，也使學校沒有壓力。
父親是一個非常開明的父親，也是一位十分放手的父親。他很少訓斥我們兄妹，每遇到一件事情，他總是寥寥數語，這給我們很深的印象。
1952年的一天下午，父親忽然讓秘書把全家拉到中山陵的路旁。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不久一陣歡呼聲鼓掌聲從遠處傳來。不一會兒，父親陪著毛主席走向中山陵，所有的遊人都停下來使勁鼓掌，不停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這時我才明白，父親就是讓我們目睹一下毛主席的風採。回家後，爺爺和奶奶一直十分興奮，爺爺說：「這是真龍天子啊！」我反駁說：「迷信！是主席。」爺爺堅持說：「現在稱毛主席，要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稱真龍天子。你懂得什麼？」我說：「你思想落後。」但不管怎麼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主席。同學聽說我見到了毛主席都問長問短，我也感到幸福極了。這幸福是父親帶給我的。
陳毅與張茜（1971年春，北京）
父親作為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很遵守保密紀律，從來不在家裡透露什麼消息，也很少與我們談及國家大事。但有兩次例外，很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一次是人大會議之前，他在吃飯時問我們：「如果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你們同意嗎？」我沒有思想準備，也不知說什麼好，過了一會兒才說：「如果毛主席自己不願當，那當然聽他的。」昊蘇、小魯也表示了類似的意見。
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共產黨召開代表大會，按常例我黨是要派高級代表團去參加的，可那時中蘇論戰很激烈，兩黨的分歧甚至影響到兩國的關係。又是在吃飯時，父親問我們蘇共要開會了，你們說我們要不要去參加。
昊蘇說：「參加，參加去和他鬥爭。」
我說：「可參加可不參加，參加與他鬥爭，不參加也是反對的意思。」
小魯說：「不參加，不給他捧場。」
父親笑了：「嗯，還是你乾脆。」
不久，中共就宣布不派團參加蘇共大會。
1964年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開展了一場反對不良傾向的運動，集中批判了各種自由主義。其中有一個學生在日記中寫著：「陳毅講紅與專，完全是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四個第一相對立的。」學院自然將這位學生批判了一頓，不過卻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憂慮，連著幾天都心事重重。正好同學張九九從北京回校了，她告訴我，你父親身體不好，正在休養。我聽了更加坐不住了，就向王政委請假，理由是父親身體不好，要回家看看，系裡馬上就同意了。
到了北京，一進門看見父親正在大廳裡散步。
他看見我很奇怪：「咦！你怎麼回來了？」
我說：「聽九九說你病了，我特地請假回來看你。」
父親頓時大喜過望，拉著我的手向房裡走，一面大聲喊我母親：「張茜，張茜。」
喊得母親有點心慌，一面往外走一面說：「又出什麼事了？這樣大喊。」迎面猛地看到我也是一愣：「你怎麼回來了，有什麼事嗎？」
父親搶著說：「小丹回來看我的，聽說我病了。」他又感嘆地說：「兒子長大了，懂事了。」
1964年2月，在成都的全家合影
晚上我陪父親散步，就把學院的情況告訴了父親，把我的困惑說出來了。「有人說你講的紅與專和林彪的四個第一、突出政治不一樣。」
父親反問：「那你是怎麼看這件事的呢？」
我把握不定地說：「我覺得你們兩個都對，你講的紅與專，我同意，不能都當政治家，也不能沒有政治方向。林總講的四個第一、突出政治是中央同意的，我也接受，這也是在強調理論的作用。可是這兩個說法放在一起，就讓人覺得不協調，我也不知道怎麼看了。」
父親笑了：「你倒是說實話。你要知道有些問題在中央也是有爭論的，今天你提的問題，我也不能講清楚，也不是簡單就能講清楚的，有些事情需要用時間來證明的。不過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你們當學生的，搞科學技術的，各行各業都要紅專結合，才能更好地為國家服務。」我點了點頭，但心中的憂慮仍然沒有解開。
忽然父親嚴肅地對我說：「你是不是在擔心我？」
我怔怔地看著父親。
父親又笑了：「我對自己是有信心的，你們也要有信心，不要擔心。」
以後我與父親就沒有再談過這樣嚴肅的話題，但是我牢記兩條：對父親有信心，時間會證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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