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可夫斯基在詩歌朗誦會上
蘇聯天才詩人、劇作家馬雅可夫斯基19歲時便寫下堪稱經典的未來主義作品。但1930年4月的14日，年僅37歲的他卻選擇在寓所飲彈自殺，身後留下13卷詩文。一直以來，他的自殺都隱藏著重重謎團。人們搞不懂，他為何會在才華橫溢、風華正茂的年紀自殺離開？
但比他的自殺之謎更撲朔迷離的，是他「花花公子」式的感情世界裡一個又一個愛情故事。今天，我們將掀開他和模特兒艾麗故事的一角，試圖理解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的選擇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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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20日一早，蘇聯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在「考察西方的藝術」期間從巴黎出發，到了法國西北部布列塔尼區的聖納澤爾海港，第二天乘「西班牙」號輪船先去墨西哥，要從墨西哥前往目的地美國紐約。他要以藝術家的身份在紐約參加老朋友、未來派畫家大衛·布爾柳克幫助舉辦的招貼畫展。
7月9日晨，馬雅可夫斯基抵達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他的朋友、墨西哥畫家迭戈·裡維拉接待了他。裡維拉是20世紀最負盛名的壁畫家之一，曾於1909年定居巴黎，是畢卡索、布拉克等著名畫家的朋友。由於直到1933年，蘇聯在美國都沒有設立領事館，甚至還沒有使團，去美國的籤證受到阻礙。馬雅可夫斯基在墨西哥停留了差不多3個星期後，在朋友以賽亞·雅科夫列維奇·胡爾根的幫助下拿到了籤證。1925年7月30日，馬雅可夫斯基到達美國紐約，住進了胡爾根為他安排的華盛頓廣場右3號第五大街的一處公寓。
《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
1912年，也就是在馬雅可夫斯基19歲時，便創作出了《未來主義宣言》、《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等旗幟鮮明、堪稱經典的未來主義作品。
抵達紐約後，馬雅可夫斯基就被美國的記者們包圍住了。《莫斯科晚報》說，這些記者既驚奇又有點恐懼地盯著馬雅可夫斯基問道：「您為什麼親自來美國？」馬雅可夫斯基機巧地回答說：「為了多賺些錢來造一架『列夫』號飛機。」
在紐約，馬雅可夫斯基接受了幾次採訪，又出席群眾場合，發表演講。美國工人黨俄國人支部的機關報《新世界》（Новыймир）18日這樣報導他8月14日在紐約「中央歌劇院」的演講如何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
「假如你們願意——
我可以變成無可指摘的溫情的人
不是男人，而是——穿褲子的雲！」
——馬雅可夫斯基《穿褲子的雲》
《穿褲子的雲》漫畫
……就是他，馬雅可夫斯基！他就像蘇維埃俄羅斯本身一樣簡樸而偉大。魁偉的身子，強壯的肩膀，樸素的外衣，頭髮剪得短短的大腦袋……他站在那裡，等掌聲停下來。像是就要開始平息下來的時候，突然——完全出乎意外地——爆發出一陣新的掌聲，全體聽眾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帽子、手臂和手帕不停地飛舞。他一直等到這歡呼停下……緩和下來之後，大廳完全為沉默所統治。一下子，就像一陣雷聲，馬雅可夫斯基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就是1917年10月的無產階級怒吼聲……
馬雅可夫斯基在芝加哥的兩次演講，同樣也受到廣泛的歡迎，其中10月20日的那次，來了1200多名聽眾，甚至大廳都容納不下。此外，馬雅可夫斯基還訪問了費城、匹茲堡、底特律、克利夫蘭等城市。他不喜歡美國的許多東西，另一方面，他又不放過任何可以讚揚蘇聯取得的成就。
馬雅可夫斯基創作的漫畫
8月2日的《紐約世界報》（NewYork World）發表了馬雅可夫斯基和以麥可·戈爾德為筆名的美國猶太人共產黨作家伊特左克·拉格尼奇的談話。馬雅可夫斯基說，「不，紐約不是現代化的城市，紐約沒有組織起來。汽車、地鐵、摩天大樓等，都不是真正的工業文明，不過是外部的跡象。」在接受猶太共產黨的《弗列蓋特報》（Фрейгайт）主編愛潑斯坦的採訪時，馬雅可夫斯基繼續抨擊美國社會說：「我和您走在世界最富有的街道之一的上面，這裡有摩天大樓、宮殿、酒館、商店和人群，我卻覺得我在廢墟間徘徊，感到受到壓抑。為什麼我在莫斯科沒有這種感覺呢？那裡路面破爛，許多房屋毀壞，電車又滿載又忙亂。答案很簡單：因為那裡的生活蓬勃熱烈，全體獲得自由的人民的集體能量都爆發出來了。」對美國的印象，他還在《摩天大樓的橫斷面》一詩中做了概括性的描繪，結論是：「……看著∕包藏在這座建築物裡的一切，∕憎惡∕立刻塞滿了我的心間。∕我跋涉∕七千俄裡，∕到了這裡∕卻倒退了七年。」
馬雅可夫斯基的美國之旅獲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不論在後來的出版物中還是在回國之後的公眾講演中，馬雅可夫斯基都沒有提到他在美國的一段豔遇。
馬雅可夫斯基手繪《一隊紅軍戰士》
長詩《一億五千萬》海報
就在紐約激進律師查爾斯·理查特家的雞尾酒會上消磨他在紐約的第一個夜晚時，馬雅可夫斯基遇到一位年輕的女子艾麗（Elly）。剛一見面，艾麗就說，她從來沒有見過他朗誦，不論是在紐約還是在莫斯科，不過她讀過他的詩。馬雅可夫斯基說：「漂亮的女孩全都是這麼說的。當我追問她們讀過我的哪些詩時，她們都只說，『哦，一首長詩和一首短詩！』」艾麗卻回答說：「我可不知道什麼短詩，除非是您的標語口號」。想必這話一定給馬雅可夫斯基留下很深的印象。
「艾麗」真名叫葉莉扎維塔·彼得羅夫娜·西貝爾特，1904年10月生於烏拉爾的一個小山村，父親彼得·亨利和母親海倫娜·西貝爾特都是基督教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的激進再洗禮派門諾宗信徒的後裔；他們是18世紀末俄羅斯葉卡捷琳娜女皇接受外國人來發展農業、扶植工業時遷入烏拉爾地區的巴斯基利亞的。葉莉扎維塔的父親是一個富人，有大片土地，還和俄羅斯有商務往來，全家都過著富裕的生活。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爆發，使西貝爾特家失去了所有的資產。年輕的葉莉扎維塔不得不靠做翻譯維持生活。在莫斯科擔任翻譯期間，她認識了英國會計師喬治·E·瓊斯，兩人於1923年5月結婚，那年艾麗還只有18歲。瓊斯幫助葉莉扎維塔離開俄國，兩人移居倫敦，然後從倫敦來到紐約。但是他們的婚姻是不幸的，一段時間之後，兩人分居，瓊斯為她在紐約第71街租了一處公寓。為了賺錢，身材苗條的艾麗成為了一名模特兒。
小鮮肉
歐巴
大叔
馬雅可夫斯基和模特兒艾麗的第一次單獨見面很有戲劇性。馬雅可夫斯基請艾麗吃飯，艾麗因為喝了當時被禁止的「私燒錦酒」（bathtubgin），在回家的路上感到不舒服。於是，馬雅可夫斯基和她的一位女友便把她送到馬雅可夫斯基所住的公寓休息。第二天早上，依照馬雅可夫斯基的建議，他們叫了一輛計程車去了紐約布魯克林大橋。艾麗記得很清楚，「走在布魯克林大橋上面，他真是快樂極了。」
馬雅可夫斯基最初對艾麗發生興趣，主要是出於實際需要。他不會說英語，他衣袋裡帶的一張小紙片上，只有一二句跟人握手打招呼用的英語發音。艾麗則俄語、英語都很熟練，是一個理想的翻譯。在理查特的雞尾酒會後，當馬雅可夫斯基請艾麗和他一起去為他「妻子」購買禮物時，給艾麗留下的印象就是艾麗在日記中寫的：「我看他可以得到一個『獵豔者』的名號。」
在和艾麗分別時，馬雅可夫斯基表示，希望明天再能見到她。此後，馬雅可夫斯基每天早上都給艾麗打電話，他們也天天在一起，讀書、散步，去各地玩。「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去一個地方。不論我到哪裡，他都跟我一起，從不把我一個人留下。」那段時間，馬雅可夫斯基習慣於白天喜歡在第五大街散步，晚上在百老匯散步。大部分時間，他們兩人都在第五大街的一家兒童飯店吃美國或俄國食品，吃得也很簡單，艾麗覺得他是她所見到過的最窮的人。
只是，儘管他們的關係已經到了非常親密的地步，兩人仍然都很謹慎。艾麗依舊是喬治·瓊斯的妻子，為了在美國呆下去，她還不能與瓊斯離婚。馬雅可夫斯基也不得不小心。一旦爆出他竟跟一個俄國的僑民有這種關係，不但會損害他作為無產階級詩人的形象，還會直接影響到他的生活。因此，有外人在的時候，他們交談時彼此都用正式的尊稱「您」，在美國人面前，馬雅可夫斯基甚至很有禮貌地吻艾麗的手，稱她為瓊斯夫人。
馬雅可夫斯基劇作《臭蟲》
那段時間裡，馬雅可夫斯基的大量時間都花在激進猶太人圈子裡，他有幾首詩翻譯成猶太人意第緒語就發表在《獨立報》（Freihait）上。周末他偶爾也去紐約北部60公裡的哈得孫河《獨立報》露天營地玩，偶爾由艾麗和布爾柳克伴同。
後來，艾麗搬到了馬雅可夫斯基附近的格林威治村居住，兩人經常待在一起，彼此很是密切。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短詩《挑戰》寫道：「一排丈夫∕會目瞪口呆，∕為眼前的無禮不勝驚愕！——∕不顧一切法律（！）∕我們要在哈德遜河上∕親吻∕你們的∕長腿的老婆。」（盧永譯詩）原稿中的「我們」用的不是複數的「我們」，而是單數的「我」。可見這就是在寫馬雅可夫斯基「親吻」艾麗·葉莉扎維塔。
在紐約待了兩個多月後，馬雅可夫斯基打算離開。告別之前，他在曼哈頓列剋星敦大街和59街路口那家著名的布魯明戴爾百貨店給艾麗買了一條棕色毛料裙子和一件花呢大衣；同時，他還為艾麗支付了一個月的房租50美元。在碼頭上，馬雅可夫斯基吻艾麗的手，然後上了船。艾麗回憶說：當時，「我只想躺到床上大哭一場……但是我躺不上去，我的床上鋪滿了鮮花：全是勿忘我。」艾麗認為，他的錢那麼少，但這正是他的作風，他喜歡這麼做：不是送一支花或一束花，而是鋪滿一床的花。這就是馬雅可夫斯基典型的辦事風格：他要是想取悅一個女人，他送她就不是一籃花，而是好幾籃花；不是一箱巧克力，而是十箱；他不是送一張彩票，而是全堂的彩票。
10月28日，馬雅可夫斯基乘「羅尚博」號小輪船離開，於11月5日到達法國的海港城市勒阿弗爾，再從這裡乘火車輾轉回到了莫斯科。
馬雅可夫斯基畫他和葉麗的激情，他是苦悶的光頭，她有一雙電死人的大眼睛
1926年6月15日，艾麗在美國為馬雅可夫斯基生了一個女兒。馬雅可夫斯基得知此事時，並不覺得意外，因為當初兩人親密時，他就曾經問過艾麗，害不害怕會產生什麼後果。艾麗平靜地回答說：「愛就意味著有孩子。」馬雅可夫斯基離開美國時，也已經知道或者猜到艾麗已經懷上他的孩子。正是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所以他在1925年底給艾麗發電報時，曾暗示說，希望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所有的事。新年快樂。」但是艾麗沒有對他說，她擔心這信息在通信中會被麗莉和蘇聯當局截獲，引起麻煩。直到臨產前不久的5月6日，她才告訴馬雅可夫斯基，說她臨近分娩，請他給予經濟支持：「三個星期裡我已經給醫院付了600美元。如果可以，你將錢匯到以下地址……」但沒有說錢的用途：「我認為你能理解我沒有說的事。如果我死了——對，如果我不死，我們還會見面。」
等馬雅可夫斯基意識到他就要成為父親時，便立即與艾麗聯繫：「看到你這信，我是多麼的高興啊，我的朋友!為什麼，為什麼不早些寫信來？」在艾麗給他的信上，則有這樣的話：「我完全相信，我們能夠為你弄到籤證。來電報，你何時最後決定要來。」如此看來，他是曾經計劃要去紐約的。
但是馬雅可夫斯基一直沒有做出決定。因為比妨礙他把錢轉到美國的「客觀環境」更複雜的「客觀環境」還在於他怎樣說明他這次去美國旅行的正確和必要？直到1928年10月，馬雅可夫斯基先去了柏林，然後為拍攝電影《玻璃眼睛》和商談作品的出版事宜，去了巴黎和尼斯。在給麗莉的信中，他說，「我今天要去尼斯待兩天，然後再選擇到底去哪兒療養：要麼在尼斯住上4周，要麼回德國。」在「去尼斯待兩天」一句後面，他加上了一句「偶然碰上了一位熟人」。
艾麗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女兒小艾麗在尼斯
這裡的「熟人」，即是帶著他的女兒小艾麗來見他的艾麗·瓊斯。艾麗·瓊斯在馬雅可夫斯基下榻的旅館裡和他再次相見。兩人淚如泉湧，整整談了一個長夜。他們兩人都清楚，不論在美國還是蘇聯，他們都不可能建立家庭，他們的關係是沒有前途的。
回到巴黎之後，馬雅可夫斯基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兩個甜蜜的艾麗」：「想再見到你們都已經快要想死了。做夢都想來，在下星期能見到你。你會接受我嗎？會擁抱我嗎？……（真希望不要成為一個夢想。如果可能，我會在周三或周四去尼斯。）」遺憾的是，渴望再次見面只是一個夢想。以後，不管是艾麗或是馬雅可夫斯基，都再也沒有見到他/她的心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