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維安娜·澤利澤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王水雄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55元，336頁
既是「無價」，又何談「定價」？無論是中譯版的詞語擇用，還是英文原版pricing與priceless的同根異形，書名本身便暗示了經濟生活中的這一奇妙悖論。
「定價」是市場中的經濟行為，人們根據商品的成本與預估效用確定其交易價格；而「無價」在於人類意義系統中的道德神聖性；兩者本不相干。誰都不會去研究秤盤上的一棵青菜蘊含怎樣的道德意義，誰都不會去評估梵蒂岡的教皇每月該領多少薪水。然而，市場與人類意義系統之間相互影響與塑造，微妙地建構起特定時期人們的經濟活動，讓一些居於「神壇」的事物蒙上物質的塵土，也讓原本稀疏平常的商品變得「神聖化」。
探析兩者間的交互關係，這是經濟社會學家們的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美國當代著名經濟社會學家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澤利澤現為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社會學系教授，致力於經濟行為的文化和道德意義研究。《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 1987）便是她偉大航行的第二站，於1985年榮獲美國社會學界的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獎年度作品。
市場已是「看不見的手」，人類的文化與道德便更為虛幻。是什麼橫亙在兩者之間，幻化為我們最熟悉的實體？澤利澤說，是孩子。
閱讀澤利澤的文字從來不用擔心晦澀難懂，她總能深入淺出地從紛繁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擇取矛盾最鮮明卻也是我們最熟悉的領域。當我們弄清楚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時，我們自然而然便清楚了市場與文化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
從最開始《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 1979）的驚豔登場，分析人壽保險如何一步步將人類的生死與貨幣等價，到這本書所關注的美國1870年至1930年兒童價值與市場價格的碰撞與變化，再到之後對貨幣意義的研究（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1994）。站在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的對立面，澤利澤從親密關係等非理性社會情境的景深，分析人類的經濟行為是如何嵌入這些情境之中的。是以凸顯經濟理性背後實質的社會性意義，抵抗著世界的理性化和商品化對所有社會領域摧枯拉朽似的侵襲。現在，王水雄等譯者對2008年最初的中譯本進行了修改與糾正，中文讀者們能夠更好地感受澤利澤文字的魅力。
兒童生命的神聖化
「還有什麼比孩子的生命更為神聖的呢？」書中引用了歐美倫理運動（Ethical movement）旗手費力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1908）的話。
任何傷害兒童的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中國2017年不斷曝出的虐童事件，不管其真相與結果如何，無一不牽動著整個社會的心。
然而誰能想到，即便對喪子的家庭而言，曾經一個孩子的死亡都只是無可奈何的小事。以中國為例，幾千年的文明中極少有正式的兒童墓室，兒童以甕棺葬為主。就算是貴族墓葬，死去的兒童幾乎都是幾個陶製葬器一合便埋入土中。甚至在楊顯惠直白的敘述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一個孩子的死亡也不過是後院山坡的一處新墳。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社會進程，才會讓人們對一個不過數載的生命灌注以情感或宗教的意義？澤利澤在第一章中強調，這是兒童價值文化轉型。孩子從家庭中異化出來，超越階級的限制，被定義為情感上無價的資產，與整個社會的神聖價值相聯繫。
情感價值的轉變更深刻地影響著美國兒童經濟價值的轉變，奔走在紡織廠、工廠和礦場裡的瘦小身軀，開始刺痛人們的雙眼。然而，「將兒童從市場領域排除出去，意味著一場艱巨而持久的戰爭」（第二章），但也正是童工爭議中改革者與反對者爭鋒相對的道德衝突，使其成為了解兒童經濟與情感價值轉變的關鍵。
經濟世界的兒童
兒童到底該不該工作？答案從未得到明確的統一。
通過分析大量數據、文獻和法案變更，澤利澤發現，直到十九世紀，美國的兒童勞動都是一種道德上正當的制度。不只是勞工階級家庭的兒童勞動成為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甚至中產階級家庭也以兒童勞作、責任和守紀作為美德。類似的，關於中國家庭子女數量與教育的研究中，有社會學者發現，在1978年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時期，農村家庭依舊將子女視為最合理的勞動力，為了提高家庭的經濟收入，他們自然而然地希望兒童參與勞作而非學校教育（Lu, Yao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8.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Period Var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5): 813-834.）。
那麼，到底是什麼摧毀了童工的好聲譽？人們總能夠信手拈來各種因素：工業資本主義、義務教育法、新技術等等。但是這種經濟學上的排列組合併不能夠真正解釋，為何兒童從勞動市場的退出是一個如此爭議的過程？
童工爭議的實質，是兒童作為經濟行動者在文化定義上的不確定。雷蒙德·富勒（Raymond Fuller, 1922）發現，人們對「什麼是童工？」這一問題是含糊的。當我們將兒童與工廠流水線隔離時，是否也需要綁住他們為母親完成一項簡單家務的雙手？當我們將十四歲以下的孩子攬入懷抱時，是否便對邁入十五歲的孩子坐視不理？若工廠和礦場的童工是毋庸置疑的不正當，那農田、街區以及家庭中勞作的孩子們呢？文化上更加細緻和清晰的定義，顯然比經濟學因素組合更為重要。
兒童工作的細分進程伴隨著消費主義和大眾廣告的崛起，一個孩子在經濟世界的角色慢慢地從經濟上的「效用品」轉變為熟練的消費者。於是，一種出於教育性目的的兒童補貼被創造出來，它循循善誘著孩子們：做一個乖孩子，你就會得到貨架上的那隻玩具熊。孩子與家庭間的文化與經濟關係也因此被革新，1938年傑基·庫根（Jackie Coogan）的一紙控書，讓美國通過了保護兒童演員的「庫根法案」，也正式重申了父母和孩子之間新的關係：一個孩子不再只屬於他的家庭，他不應該被家庭用來增加收入，即便他掙錢了也並不理所應當上繳父母。
定價公式的修改
在全書的前三章中，澤利澤非常細緻地梳理了美國1870年到1930年間的兒童社會價值變遷，「經濟有用」向「情感有用而經濟無用」的轉變躍然紙上。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他還是十九世紀那個增加家庭收入的勞動力嗎？非也，他是上世紀凝聚人類情感的神聖物。
當人們越來越無法容忍用舊的經濟學公式來為孩子定價之時，為「無價孩子」的定價開始依據新的情感標準。在此，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交換意義被其社會意義所取代。計算不再是一個孩子值多少金錢，而是多少金錢才能夠彰顯一個孩子的神聖性。
三個重要的社會制度盤結在這條經濟與文化相交的道路上：兒童保險、兒童意外死亡的賠償，以及兒童的收養和買賣。第四、五和六章便從以下三個衍生的問題和回答出發：
「我為什麼支付兒童保險？」
——（1920年代以前）「即便法律質疑我投保的動機，但我只想為我可憐的勞工階級孩子保障一個體面而莊嚴的死亡。」
——（1920年代以後）「我支付孩子的保險是為了告訴他：『爸爸媽媽愛你，保護你健康地成長』。」
正是因為美國兒童保險業的營生誕生於兒童生命神聖化的開端，對上流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基於市場理性的經濟學想像總是那樣的具有說服力：當一個父親只需要花費很少的成本便能夠從自己孩子的死亡中獲得大額利益時，還有什麼能夠阻止他摧毀這個孩子呢？這種源自階級局限的認知，促發了對兒童保險的激烈抨擊，他們毫無疑問地確信，下層階級居高不下的兒童死亡率暗示著兒童保險的邪惡性。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並非盡然。兒童生命的神聖性是超越階級的，勞工階級再也不忍心讓自己的孩子「像個叫花子一樣」死去。但是低微的收入阻礙了他們為孩子、哪怕是為自己提供一場體面的葬禮，兒童保險便成為勞工階級父母對孩子死亡的尊重與哀悼。
按照澤利澤的觀點，美國兒童保險初期的爭議有兩個原因：一、階級間的短視，上流和中產階級看不到同樣發生在下層人們中的文化力量；二、情感上無價的孩子還未成為穩固的社會慣例，尤其是勞工階級的孩子們還在時不時地承擔起勞動力的角色。所以，勞工階級兒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但保險金卻突飛猛漲之時，兒童保險反而獲得了合法性。因為人們已經堅信，孩子是無價的情感資產，為他所做的一切投資都是愛的象徵。
「我為什麼判決兒童意外死亡賠償？」
——（十九世紀）「因為從這個孩子死亡到成年的6年間，他可以提供每年720美元的收益，卻只有每年360美元的花銷，所以他的淨收益是2160美元。」
——（上世紀）「因為這樣才能稍稍撫慰父母喪子的痛苦，並讓死去孩子的在天之靈感到寬慰。」
十九世紀美國孩子的經濟有用性，使得兒童意外死亡的民事賠償簡單而易於操作：只需計算這個孩子「從死亡到成年間預計可以提供的勞務價值，減去他在這段時間內維持生活的費用」（第五章）。然而，當社會文化的力量不斷將兒童從純粹貨幣價格中剝離時，他們的勞務價值一再貶值，而培養他們的成本卻不斷攀升。誰能夠忍受意外死去的孩子只能得到「1美分」的賠償，甚至為此「負債」呢？
當一個孩子成為情感上無價但經濟上無用的道德資產時，人們便需要一種新的公式——澤利澤認為，兒童情感價值的貨幣化也由此開始。在隨後美國法庭的判決書中，即便有理有據地計算培養孩子的成本都會顯得冰冷無情，人們要求的是金錢背後強有力的象徵意義。在民事法庭上，孩子情感價值的貨幣化便經由父母的情感表達得到實現。那麼，沒有父母的孩子們呢？
「我為什麼收養或購買兒童？」
——（1870年代之前）「我需要一個經濟上有用的孩子來為我提供勞動幫助。」
——（1870年代之後）「我愛她，我愛她藍色的眼睛、金色的鬈髮和神秘的微笑。」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的美國並沒有所謂的兒童市場，只有代養孩子的勞動之家和育嬰所。「嬰兒代養者」（baby farmers）從放棄孩子的父母手中收取費用，然後尋求能夠認養的人們。此時，一個經濟有用的孩子的勞動能力，便決定了他能夠被支付的交換價值。健康勤勞的男孩成為搶手貨，而嬰兒在被放棄的那一刻起就面臨死亡威脅。
然而進入上世紀後，情感價值顛覆了整個收養邏輯：美麗的女孩戰勝了男孩，嬰兒憑藉情感吸引力成為最火爆的商品，而六歲以上的孩子不僅被剝奪了早先的勞動力價值，還被排除在情感性市場之外。
諷刺的是，人們批判十九世紀基於市場功利主義物化孩子的領養方式，所以才不斷地強調著孩子的情感價值。但就在人們為膳宿之家的表裡不一頭疼時，一種始料不及的荒謬效應卻浮出水面——兒童市場。經濟學假設砸中了自己的腳趾，市場的社會性暴露無遺。它非但沒有與非經濟領域對立，也無法無所不能地入侵每一種社會關係。相反，市場是被文化所界定的。正是嬰兒非經濟性的、情感性的文化價值，嬰兒的市場才被創造出來。
一個中國孩子意味著什麼
剛過去的春節把不同世代的中國人湊到了一張飯桌上，而信息技術經由年輕人的手指將不同的飯桌湊到了一張網絡上。幾代人無數個家庭躺在這張網上，七嘴八舌著什麼是正確的養育、教育、職業、婚姻和生育，這些形形色色的問題背後總是繞不開一個詞——孩子。
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十九世紀和上世紀的美國社會已經給出了答案。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呢？我們是否能夠從澤利澤1978年的洞見，理解中國的兒童價值變遷呢？單純地生搬硬湊顯然是不可取的。
如果說美國還需要近一個世紀你來我往的曖昧，才能夠讓經濟行為背後的文化與道德意義初見端倪，那麼中國遲到的經濟市場從來都與文化密不可分。恰當運用澤利澤的理論，對研究現代中國社會中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關係都有極大助益。筆者目力尚淺，在此僅以兒童價值中的部分現象為喻。
子孫，一直是中國家庭傳統的中心，也成為當下部分年輕人與家人長輩間最大的分歧來源。直到本世紀之前，中國傳統家族觀念還佔據著「理所應當」的地位。怎樣才算是一種志得意滿的職業，或一段稱心如意的親密關係？個人的滿意度和幸福感被棄置一旁，真正的關鍵在於能否為孕育孩子奠定基石，傳承家族血脈。這種傳統的家族觀念，形成了中國文化中對孩子所獨有的情感價值。傳統中國文化中，孩子情感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博弈嵌入在更大的意義系統。與美國在整個社會中賦予兒童個體以神聖價值不同，兒童生命的神聖化依附於具體家庭結構之上，兒童個體的價值取決於他在家庭中結構位置的道德價值：母親的地位、出生順序和性別。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像是市場化改革和獨生子女政策等一系列變革的糅合與濃縮。一方面，遵循文化的邏輯，圍繞孩子的現代經濟市場被建構起來。性別差異總是存在於各個方面：最開始中國父母為男孩兒投保，除了對孩子個體情感的表達外，可能更多地看到了他背後延續的家族血脈；領養或購買一個男嬰總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這個孩子可以無所顧慮地將父親的姓氏繼續傳承。另一方面，布魯斯·貝林漢姆（Bruce Bellingham）的評論頗為準確，兒童的「神聖化」強調了「職業和家庭結構」的改變。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家庭結構的迅速改變，直接改變了兒童情感價值的標準，「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被削弱，美國式的情感浪潮也開始浸染我們的看待一個孩子的目光。
時間走到今天，關於孩子的不同文化價值交織，構成了中國社會三個主要問題：過度溺愛、過度期望和不願生育。
首先，利用澤利澤的觀點，我們能夠從另一個側面理解隔代養育中的過度溺愛問題——即雙重情感價值的疊加。傳統的家族情感依然影響著人們對兒童價值的評定，尤其在年齡稍長的群體身上，孩子首先象徵著家族價值的延續。而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對家庭結構的迅速改變，大家族縮小為幾代核心家庭的聯結，美國式的個體情感價值出現，疊加在家族價值之上。此時，一個孩子擁有了情感寄託與家族延續的雙重文化意義。一方面，傳統家族的情感價值簇擁著每一個孩子成為家庭核心，孩子本就是家庭資產的合理繼承者；而另一方面，孩子與成人世界脫離，使他無法對自己所在家庭階層有一個很好的認知。這兩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超越階層的過度溺愛現象，即便是貧困家庭，其孩子依舊可以舉全家之力享受「小皇帝」的待遇。
其次，中國父母對孩子的過度期望表現在過分管束與過度投資上。美國耶魯大學蔡美兒（Amy Lynn Chua）憑藉《虎媽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讓「中國式教育」引爆全世界的討論。採用咒罵、威脅、賄賂、利誘等各種高壓手段，要求孩子沿著父母為其選擇的道路努力，相信這是很多中國父母的通用法則。儘管以「為了你好」為由，但很大程度上，把孩子禁錮於書、鞭笞其耕耘在父母指定好的土壤，並不出於對孩子的愛，而是對其所含家庭價值的強調。所謂的「好」是父母在以往歷史經驗和社會共識下的標準，是寧肯犧牲孩子個人情感與選擇權利也要達到的家族榮譽。
蔡美兒和她的兩個女兒
這類加注在孩子身上的沉重負擔還有另一種變型——過度投資。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的相關數據已經表明，超過一半以上的城鎮學生參加了教育補習，家長在相關教育投資上的金額不斷攀升，新生的城市中產階層成為這一「影子教育」的主力軍。當再高的成本都變為理所應當之時，父母傾盡全力投入到孩子的未來，孩子的教育成就也就必須值得這筆投資。因此，單純批評這是自私而虛偽的父愛/母愛是不合理的，巨額的教育資金本身就是孩子情感價值的貨幣化。但這種中國式的貨幣象徵意義，不在於彰顯兒童生命的神聖性，而在於穩固與擴大家族的神聖性。儘管同樣在經濟上無用，中國孩子與父母之間的社會關係並沒有如美國般發生根本變革，他們的收入、聲望甚至生命都屬於家庭。
最後便是「不願生育」的情緒日益增長。或許連澤利澤自己都沒有想到，英文初版不久的1980年代，「反兒童文化」便開始在一些國家中愈演愈烈。深受其害的日本甚至為此提出了一個專業術語——「少子化」，指整個社會範圍內，人們不願意生育，兒童從家庭中消失。根據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結果，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司司長李希如表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已少於二孩數量，年輕人生育意願的降低或成為主要原因之一。
「想生但不願生」，這是中國年輕人的一種奇怪趨勢。「知乎」論壇上類似「我們為什麼要生孩子」的問題，總是能吸引大量年輕人回復。那些視生育為「逆鱗」的年輕人，其實並沒有美國「反兒童文化」那樣將孩子當作破壞個體情感自由的存在；相反，他們喜愛乖巧的孩子，熱衷於維護公共領域中兒童的安全與發展，樂意為陷入困境的孩子們提供經濟和情感上的支持；然而，他們卻不願在自己的家庭中生養一個孩子，一次次地強調著兒童在經濟上的巨大消耗，以及女性可能由此受到的生理損害與社會困境。關於中國婦女生育意願與生育水平的研究也表明，多數中國女性的理想生育數量基本穩定在1.6-1.8人之間，然而人們實際生育水平卻低於理想生育數量。
兒童在情感價值上的獨特危機，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國改革開放後不同文化的融合與碰撞。傳統文化遭到衝擊，兒童在道德世界中原本穩定的文化定義受到破壞。孩子不僅失去了經濟世界的勞動力角色，也沒有獲得美國兒童生命的個體神聖性，甚至還從「傳宗接代」的道德價值上剝離。女性為反抗傳統文化加之於身的壓力而不願生育，男性則因愈發繁重的養育成本望而卻步，家庭中的孩子開始處於微妙的尷尬位置。
一個中國孩子意味著什麼？無論是雙重情感的疊加、傳統價值的變型還是兒童從家庭微妙地撤離，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都需要更細緻嚴謹地研究以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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