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初期的宗室政策大體承襲唐玄宗對待諸王的策略，設立諸王宅，限制宗室的居住自由，不允許宗室參與政治，這些政策大多成於太宗之手，而代價即是紙醉金迷的榮華富貴，以及在無法想像的華奢中成長起來的揮霍之患。而宋朝的宗室又有哪些渠道維持他們的榮華富貴呢？
(一)獎勵性的賞賜
宋太祖的女兒永慶公主"常以貼繡鋪翠襦"，而引來父親的告誡，勸她學自己儉樸。公主起初不以為然，認為這花不了多少錢，太祖諄諄教誨：
「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裡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 傷主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太宗對自己的弟弟廷美和姪兒德昭殘酷，對自己的兒子顯得相對寬厚。
太平興國八年(983)太宗為每一個王府任命諭德和諮議，負責教育第五子趙元傑(972-1003)的翊善是姚坦(935-1009)，兩者相處不睦。
元傑在詩歌和書法方面頗有才華，"善屬詞，工草、隸、飛白"，並建造藏有兩萬卷書的藏書樓和附屬的遊憩亭榭，還在別墅花園中修築假山，費數百萬，竣工後大設酒席邀人來觀賞，
然而，此案非應單獨譴責元傑，其父太宗也喜好此道，聽聞此事才趕緊毀去假山。宋真宗鼓勵宗室進行學術活動，以及宋仁宗晚年有宗室人數擴增的問題。
真宗時期宗室人數還不多，皇帝與親戚間的交往頗為自由平易；
仁宗朝亦承襲此友好風氣，但直到他過世為止，宗室人數已超過四千人，皇帝和他的親戚交往形式逐漸演變為宮廷宴會、射箭比賽、詩友會或臨時抽考等儀式性的活動，並在會中給予成績優異者大量賞賜。
(二)制度化的保障
相對前述臨時、帶有競爭性等不定時的賞賜，宋朝設立制度化的俸祿結構給予宗室經濟上的保障，然而隨著人數增長，至英宗即位時，宗俸已和冗官、養兵、郊賚列為四冗，可見對宗室的補助已造成財政沉重負擔。
宗室任官俸祿從大將軍帶遙刺以下明顯增加，衣賜更是優渥。
宋朝官員的俸祿並非全以現金全額支付，北宋初承襲後周的定數，比唐德宗貞元四年(788)減少一半，且在給薪時又扣除五分之一，京官任滿便停發俸料，某些官員如秘書郎則為無給職，一直到太宗時才不再扣除五分之一俸錢、發放秘書郎薪俸、京官任滿繼續給薪，而本官月俸"一分現錢，二分折支"成為定製，貫穿整個宋代。
但各級官員的俸祿依然不高，直到仁宗嘉祐間(1056-1063)才正式詳細規定文、武各級官員的俸祿數，南宋初因軍興而減半，後又多次減少，局勢穩定後才逐步恢復北宋舊制，因此宗室俸祿以發放現錢方式支付，與一般官員相較明顯佔優勢。
此外，宋代官員用度，另有公使錢和公用錢。據學者考證，前者為"首長特別津貼"，可以私入；後者為"官署特別辦公費"，用於送往迎來。一般官員使用時，限制重重，稍有不慎即遭彈劾貶謫，例如：
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張亢"過公用錢"牽連到狄青、慶曆四年(1044)任意使用"公使錢"遭彈劾貶謫巴陵郡的滕宗諒、南宋朱熹彈劾唐仲友用公款印書牟利等案件。
宗室官員的公使錢數雖屢經削減、折絹，但始終屬於"私入"的額外津貼。
(三)對弱勢宗室的救濟
南宋宗室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人口膨脹造成的經濟困難，儘管南宋宗室的人口總數至今沒有定論，但根據汪聖鐸〈宋朝宗室制度考略〉統計，建炎四年(1130)至紹興三十年(1160)，其中22年有統計數，賜名授官者433人；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列，不包括女性和孩童，總數為3947人。
若根據北宋遺留下的法規，五歲才得賜名授官，宗室成員總數當超過8000人，而居住在臨安以外的宗室費用由州縣負擔。
因此，當朱熹在奏章內抱怨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有一、二個州被吃垮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朱熹批判的並非表面那麼簡單，法令規定沒有兄弟伯叔可以依靠者才能申請孤遺俸，因一官之俸比不上孤遺眾分之多，導致子孫繁多的宗室反而不願意出官。他在《朱子語類》中提到：
另一層因素則是地方官拖欠應當發放的宗室孤遺錢米，寧宗嘉定五年(1212)宗正寺主簿陳卓(1167-1252)上奏指出未按照訓名的宗室因沒有登記在玉牒而資格弱化。
嘉定十六年(1223)的奏章更進一步提到這些宗室因資格弱化而無法將所需材料送到州縣，由州縣轉交宗正寺，"道裡往來，費不知其幾，所以家貧無力者，每不暇訓名。甚而降生有據，亦未必畫由宗司陳給存亡之數"，說明未登記在玉牒的宗室困境。
朱熹出於對貧困宗室的同情，出語或有憤慨之處，但我們找到兩個宗室出任外官多年，依然貧困的案例。根據劉克莊撰〈秘閣東巖趙公行狀〉記載：
趙彥侯，生卒年不詳，寶慶二年(1225)進士，官至湖南轉運判官，行狀中"貧而廉為尤難，去如至尤不易"正說明南宋清官艱難的寫照。
另一個例子是趙仕可(生卒年不詳)，多次寫信向他的朋友歐陽守道(約1211-1276)訴苦仕途艱難。後者在〈送趙仕可序〉內形容仕可的境遇：
宗室出任外官尚且如此，一般官員丁憂、待闕都是不支俸，如是小官，赴任、離任更是備感艱辛，例如王栐形容"小官到罷，多芒履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為過矣"，不過這是講北宋初期俸祿微薄的情況，北宋士大夫"貧宦"情形參照楊貞莉《北宋士大夫的城居與生活》；
南宋部分，陸遊的自述較為具體，他在〈上虞丞相書〉內提到自己為官的困境：
在家鄉丁憂還可靠鄉親、地方發起的賑濟制度支應，如到臨安待闕，以南宋官多職少的現象和行都生活行情，對低階官員而言無疑是沉重負擔，往往得借貸度日，這樣更提升官員的廉潔難度。
因此，朱熹指稱宗室官員的待遇過於優渥，"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
此法應是延用北宋嘉祐四年(1059)"宗室解官給全俸"、熙寧十年(1077)"詔宗室換授外官，遭喪解官行服者，全給前官請俸"、元祐八年(1093)再度重申"宗室小使臣丁憂，父祖俱亡者，袒免親許給俸；非袒免親，許給半俸"，由此可見一斑。
該情況持續到晚宋都沒有改善，真德秀在二度擔任知泉州時(約在1231年)，針對在地宗室對泉州財政造成沉重負擔一事上奏：
泉州是南宋宗室最大聚集地，南外宗正司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臨安宗室，根據同篇奏章的統計，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349人，至慶元中，在院者1300餘人，外居者440餘人；到真德秀二度任知州時，則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
雖然比之慶元中增500餘人，但自建炎至淳熙間，朝廷、轉運司對宗室的補助較多，由泉州補貼者少，淳熙以後情況卻顛倒，幾乎變成由泉州一力承擔，而慶元後泉州田產兼併隱匿嚴重、海舶不來，導致景氣低迷和稅賦不足，令泉州財政難以支付宗室的補助款。
當時南宋與蒙古長期交戰，加上市舶司官員對海商刻剝過甚，使得願意前來的外商數量大幅縮減，泉州無力應付的情況下自然產生拖欠宗室俸祿、糧料的情況，真德秀也拿不出良好的方子，只能要求朝廷撥發度牒、重新釐定轉運司和市舶司的分攤額度。
參考文獻：
《淳熙三山志》
《宋會要輯稿》
《宋元學案》
《道光晉江縣誌》
《楊文公談苑》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
《楊文公談苑》
《宋史》
《宋朝事實類苑》
《歐陽文忠公文集》
《公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