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喊啟蒙下層民眾思想的時代氛圍中，開民智、鼓民力成為有識者的共同追求，「所謂中國政事雖未更動，而人心已有轉機」①。新聞報刊這種新興文化傳播媒介由於時效性強、包含信息多種多樣，對讀者的影響層面有著自由伸展的特性②，針對一般市民階層、販夫走卒，被認定是一類極具吸引力的宣傳工具。而為達到更有效的傳播，只依賴文字顯然未臻理想，由此圖畫被認為是開通當時絕大多數不識字民眾的利器，一篇名為《看畫報之益》的文章中提出：
打算家家都能開通，就仗著報紙的好處了。比如一家之內，有不識字的人，莫非還請個講報的教習嗎？不用不用，這就用著畫報的輔助，家有婦孺，給他畫報一看，只要肯在畫篇上上眼，就容易引其入勝，竟看畫篇不明白，自然就問，這畫的是怎麼一檔子事情？再有人能夠講說出來，慢慢的就能上了報癮，您說這個理有沒有啊？所以說畫報能夠開通婦孺知識，又不在白話報以下了。③
以圖畫編繪新聞在中國近代報刊出版史上，系屬新創④，清末由於印刷技術的改良，促使畫報得以大量印製及傳播⑤。
畫報是近代新興的知識分子及大眾之間的溝通渠道⑥，大部分集中出刊於上海、北京、天津三個城市，上述三地是清末報刊輸出及輸入最活躍的集中點⑦。畫報既屬報類的新創，又以城市為傳播中心，是以圍繞著其出版過程及流通方式上，可作為清末民初時代變化及社會心態的反映，而各種被複製、重造、濃縮的圖像，也是晚清大眾文化的重要參照。畫報在出版者、編者、繪者和觀者之間，構造了一個分享社會消息的「公眾」範疇，尤其是婦女，在過去，不僅是閨房生活不允公開，連外出露臉都是社會地位低下的顯示⑧，更遑論成為社會消息的來源及共享者⑨，由此而言，畫報可謂是清末性別秩序變動的重要指引及線索。故筆者將以《點石齋畫報》作為研究的比較基礎。
近代中國隨著專制統治的鬆動，使得報刊及出版事業得以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並進而轉變成為一項文化事業。而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清末的文人成為一批社會的浮動者，他們的心態成為晚清世變日亟一個重要觀照面向，其中一部分人的實際作為是以遊戲、放浪作為反抗現實、尋求逃避的途徑，表現在出版內容上，消閒、譴責成為一股風潮，如1901年創刊的《笑林報》，其銷售訴求之一即為消閒⑩。
文人的譴責和消閒傾向，顯示出的文化移轉使愈來愈多的讀書人把過去以官途仕進作為其生涯生活的傳統關懷，轉移至以「大眾」作為文化生產及消費的主要對象(11)，如此即造就了一種新的士庶關係，也可謂是精英文化與下層文化的涵融(12)，愈來愈多的文人將個人投身於民眾的社會事業中(13)，以清末譴責小說的重要作者吳趼人而言，他曾強調小說「普遍深入群眾」(14)的影響力。清末的讀書人有向城市集中的傾向，以清末上海的書畫人士為例，泰半來自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15)，這是由於市民大眾的消費提供了文人生活的可靠支持。與傳統士紳不同，城市中的文人已開始將自己所習得的知識，轉變而成為商業社會中的生產工具，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16)，用以維持個人的生計。總而言之，處於新興的口岸城市裡，在廣交遊、博通聞的互動中，文人與大眾兩者彼此依附，再加上西化的影響，促使許多新職業、新身份紛紛出現，如律師、記者、商行經理、小說家等(17)，彼時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和現實處境都與口岸城市的生態發展密不可分。
主導晚清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驅力，即蓬勃發展的城市經濟活動，加速報刊書寫和形制的商業化趨勢，也就是說，銷售與傳播的成功與否，愈來愈取決於傳播內容，報導也趨近近代新聞的特性，即在議時、論政之餘增加述異、獵奇的比例(18)，這種政治性與商業性的結合正是晚清報刊出版的重大轉變(19)。尤以畫報的出版為代表，在啟蒙的前提中又要迎合市場，貼近不識字的閱眾思維及文化水平(20)，圖像的表現便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一位畫師即言：「開通民智，畫報雖為婦孺所歡迎，然非圖畫精良，不能醒閱者之目。」(21)顯見訊息的傳播對象，其能否有效接收，是畫報編繪的重要考慮。
事實上，圖像的視覺傳播，向來是中國庶民文化中的重要組成。視覺圖像的傳播，強調的是藉助圖說、圖解、圖述來表達事件及訊息，是針對識字不多的下層階級百姓的(22)。中國過去農村中的訊息流通多半依賴口耳相傳，特別是依賴識字者的宣講(23)，其次是圖畫，尤以年畫最為突出。這種畫類起源甚早，至少東漢時期已出現，歷經唐、宋、元、明、清諸代，題材包含揚賢忠、崇善孝、貶貪惡、述異奇等類，也有宗教果報及復仇報恩的故事(24)，在中國農村中扮演引導民眾接受訊息的作用(25)，義和團事變時，農民的反外行為亦有受到各種傳單及圖繪中呈現的外國人殘暴行為所激勵(26)。總之，這種面向群眾傳遞訊息的通俗方式，可為清末畫報有圖有文表現形式的參照。不過，晚清的畫報也受到西方新聞型態的影響(27)，在商業化及交通發展的帶動下，報紙定價低廉(28)，一般發行後各地多設有代銷處(29)，大量流通與銷售使其成為「製造」或「操縱」輿論的重要媒介(30)，其社會功能不是過去插圖小說及政令說明能夠比擬的。
而畫報出版必須以有利可圖作為維持其影響力的重要考慮，這就使得畫報上不乏誇張的事件繪述和來自作者的想像所擬構的人形及物像(31)。首先，晚清的文藝報刊非常注意圖畫，尤其喜登女子的肖像、圖像，所謂「仕女圖又為婦孺注視之集線」(32)，顯見女人被搬移到公共媒體有促銷的實際作用。1904年(光緒三十年)出版的《時報》，其主持人狄楚青即明言時裝美人的照片能為報紙打開銷路，只是礙於良家婦女不能拋頭露面，為此而特別向北裡的妓院中徵求，繼之者1909年由包天笑、陳冷血主編，有正書局出版的《小說時報》亦登載名妓照片(33)，1911年出版的《婦女時報》便開始登出當時社會著名女士的玉照，此舉竟成為男女認識進而交往的新方式(34)。晚清刊載女子圖像的出版行為之所以被認為有利可圖，其操作基礎是來自於傳統對女子步入公共空間的詆議(35)，如此說來，清末的畫報其實是挪用長久以來的嚴格內外觀所造成的對閨閫搜奇、探密的心態，以畫報而言，既不是本人的真實攝影也並非依據特定人物所描繪的身容，只是畫師在畫上擬構一些女人身形，藉此披露婦女「私人」的思想與作為，使之成為公眾消費的商品。在這種虛擬想像的線條構成中，也含有有性別塑造的潛在影響，因為女子人身一旦被繪製成形，再搭配文字說明，即成一組有效溝通的形象及符號(36)。即被刊布出的「女子形象」，其本身如何被解讀，不一定能夠全由繪製及出版者所主宰，任一觀者會依據自己的社會地位、教育品階、生活經驗而擁有自身的詮釋意義(37)。也就是說，畫報等於是開放公眾不斷加入、退出、選擇意見的一個方式，圖像比起文字能達到更大的傳播範圍及構成更有效的社會流通，使編者、繪者、社會群眾共同涉入了製造、想像及模仿的行動中(38)，而使大眾化的趨勢更加顯著。在將「時事」聯繫到圖像的同時，對於被報導的個人及集體來言，都埋藏了更大的威脅——對於那種趨於一致的形象及價值系統顛覆的可能。
與其將畫報的性質解讀為對社會現實或民眾意見的直接表現，不如說它們是社會某類形象的折射(39)，畫者雖未必親臨其境地採訪所繪的人、事、物，但其所繪題材多半即社會見聞，也可以說是民眾生活變動的反映。以圖繪婦女而言，晚清報刊上的婦女形象經過兩個階段的演變。1884年創刊的《點石齋畫報》，其中有關婦女消息及活動的報導，仍有承續明清以來名媛閨秀風貌的傾向。畫中的女子造型仍免不了纖弱的表現，這個形象與文藝辭章中圍繞著婦女而演成的創作主題，如「春思」、「閨情」、「閨怨」的文學想像是有連帶關係的(40)，這種普遍的婦女形象又多半和「內」的性別角色分配相連(41)，而畫報上有部分關於妓女的報導，學者也認為編採者似是特別鍾情於「情深意摯、俠肝義膽」的妓女(42)，這應該是自明清以來男性在妻室之外，有關紅顏知己的想像投射使然(43)。
畫面上的女子並非按照個別婦女的形貌加以描制，而是透過畫者自身的揣摩來繪現，其目的不過是以圖說事件來傳播訊息，有徵信的內容但並非全部真實。也就是說，用圖來繪示婦女的外表及行為也只是配合文字的一種表述手法，重要的是，這些畫報對於婦女外表及行動的繪述，其報導角度及口吻顯然是出自男性對他者(異性)的觀察上，不僅極少引述被報導者本身的話語(44)，在彼時，甚至沒有女性參與畫報的繪圖陣容，也就是不由女子來畫女子，而全由男性畫師包辦，這樣的形象顯然是透過異性想像的折射，男子對婦女地位及處境的理解與傳統的男性書寫並無二致，即傳統文人與現代報人書寫性別之間具有承續關係。相較於男性，婦女的處境及作為絕大部分用來作為禮防、風教內涵的註腳(45)，不過，由於口岸城市的西化及消費市場的衝擊，在「圖畫新聞」這種新的物質文明之上，鬆動了這種傳統由文人主宰的性別秩序理想。同時，透過畫者的轉繪，婦女的身體及行為躍乎報端，經由視覺傳導，男女兩性在體型及行為上判然而分且「隨處可見」，畫報這個媒介有意引導閱眾將虛構與真實相連(46)，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第一次有這樣大規模的女子在公共領域「現身」，如此，男女豈能再有別？內外如何能隔絕？
畫報既依賴民眾既有的生活經驗作為吸引他們觀看的基礎(47)，有關情色的揭露與壓制(48)，這類成為消費文化中最基本的操作手法，也為其所採用。清末城市文化中，被聯結到情色想像的主要女子集體，當屬人數眾多的妓女，她們是公共空間中最活躍的婦女屬群，特別是海禁大開西方人進入中國後，隨著口岸商業的興起，妓女身份愈加複雜化。各色妓女夾雜在士子、商賈與貴胄之間，不論流品及作風都足以作為晚清社會變動的參照(49)。最顯著的是妓家日趨物化，在唯利是圖的轉變中，被貫上牛鬼蛇神、通天魑魅的形容，這類嫖場黑幕侵蝕著情禮的想像(50)，甚且，在社會劇烈流動下，良賤幾乎莫辨。包天笑回憶他在城東女學任教時，一位漂亮、聰明且勤懇的女學生，竟是上海妓院裡鼎鼎有名的四小金剛中的金小寶，她與留日學生陸達權交往，由陸某在城東女學就學的妹妹介紹其入學，沒想到卻在該校教師黃任之與商界應酬「叫局」(召妓侑飲)時，當場拆穿金小寶白天是女學生，晚上出堂唱侑的真相(51)。
而娼門之盛與妓女社會活動力之強，可以從淫穢猥瑣與革命救國合流窺知。妓家的規矩是門前置一簾，有客垂下，無客懸起，門帘垂下，無論何人皆不能擅入，如此的隱秘性，致使當時上海革命志士每於妓院門帘之下高談革命(52)。而被形容為「書賈中革命之最先鋒」的徐鏡吾，是上海有名的「野雞大王」，「曾開花榜多次」(53)。晚清上海真可謂是「女閭成市、脂夜為妖」(54)，散發紙醉金迷的氣氛，當然也包括「位處下流」的江北流娼、廣東鹹水妹，她們都是滬上紅裙翠袖的新加入者(55)。文人對於擁翠倚紅的生活，流露出目眩神迷的依戀，黃式權說道：「英法二租界，幾於無地不有蓬臺仙子謫下塵寰，六寸膚圓，不加束縛而銖衣霞舉，仙袂風翻，亦覺別饒韻霍。費洋蚨一二角，使之瀹苦茗、調哀箏，口琖鞋杯，無所不可。」(56)
文人筆下描繪的是一幅風流笙歌的世紀末圖景，對照畫報上的妓女形象是形容冶豔、體態妖嬈、裝扮奢華、舉止張狂，圖旁附記之文字則一概譴責妓女的作為有害風化。這樣的表述，讓人不禁起疑，是否清末的婦女早已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性別解放？由於良家婦人得以自由出外，衛道者恐怕其與妓家混同，以致報章的風教議論才有如此強烈的聲調？更弔詭的是，畫報對妓女的報導如此熱衷，不啻為解放婦女增添助力，也就是在繪圖及評論之時即埋藏了顛覆表面宣教的意圖，因為導正風化的說教背後，其實替妓女作了免費宣傳，而妓女也能借這種「曝光率」來提高身價。其例為文人和妓女的關係漸染有商業交易的氣息，以主辦《遊戲報》名享一時的花國提調李伯元，便經常在報上品評介紹妓女(57)，並提薦各類花榜(58)，而清末以來圍繞著情色衍生的商業出版品、商業行為日益普遍(59)，其結果即加速促成社會上色情與性愛的解禁。時至晚清，如上所述，社會趨利之風盛行，良家婦女被誘引成奸也時有所聞。上海一地甚至出現一類稱之為「臺基」的淫媒，她們收受重金然後替狎遊弟子撮合他們看中的婦女，以致「繡闥嬌娃、璇閨玉質，一經煽惑往往失足，其中至有為父母所責，或不禮於其夫而懸梁服毒者」(60)，而趨於下流的花鼓戲，明目張胆地由土娼粉墨登場，「蕩態淫聲不堪聽」(61)，除此之外，煙館中的女招待，俗稱「女堂倌」招惹少年男子毫不避忌，而流動妓女更以「打野雞」的經營方式，在街道閒行，「往往借一榻之煙霞，訂三更之雲雨」(62)，社會風氣敗壞可見一斑。而西方女子穿梭於公眾之間，比起中國女子更屬「特異景觀」，她們的形貌成為男性觀看的樂趣：
西邦女子資質明瑩，肌發光細。遠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飾仿佛霓裳羽衣，疑非人間所有，出則以輕綃障面，如秋雲之籠月，胸乳間湘裙圍繞，長可垂地，步曳革履，足不迫襪，自覺纖柔多姿，雲鬢則青絲覆額，貫以玳瑁之簪，其色微黃，然笄年以下，女子間有黑如點漆者，清瞳秋水，纖指春荑，玉骨冰肌，清極無比。(63)文人採取了近乎「情色」的眼光，對西方女子的身體外表流露著賞鑑的態度。如此看來，文人身邊的眾多中國婦女，她們經常被提及佔了中國人口一半(64)，男性的態度也會期待她們分享這些觀賞樂趣嗎？或相反的，對待西方婦女與妓女採取賞玩的態度，但除此而外，廣大婦女不僅不容分享觀賞的樂趣，更加以限制及防範她們成為被賞玩的對象。
顯然，文人對待各種婦女屬群的思想及作為是極其複雜的。在與妓女交往時雖則不免於放誕邪行(65)，但對家庭的妻子又期待其恪守倫理(66)。這兩種心態反映在畫報的風教上，即不僅消遣妓女們的所作所為，又著重於揚舉個別婦女的品德操守，女性守節、守貞、殉烈的作為被大書特書，尤其借圖說如深居內室、衣裝簡素、舉止貞靜來傳達該類女子的精神，達到對節、烈、貞行為的揚舉，在增強婦女的理解和興趣下，更傳達性別塑造的理想，而這類婦教操作手法並非創自清末，明代的女教讀物中已應用大量圖述(67)。
事實上，清末的劇烈社會變動開啟婦女游離禮法鉗制的作為，貞順節烈這種夫為妻綱的女德觀，變成了防堵社會風氣敗壞的手段，而不能夠再被崇奉為普遍的社會性別規範，守貞成了少見的風正樣板，如《申報》記載一位「犁雲鋤雨」之流的普通百姓，該戶秦姓人家女兒，聽到所許男子遽然而亡的消息，堅心守貞，最後還以白綾吊頸自盡，記者評論其「似此心堅如石，求之世家大族中且難，況一農家女乎？嗚呼！足以風正」(68)，顯然，該評論流露世風丕變的感嘆。更有甚者，表彰婦女貞順，某些論述除了強調其性別規範的呈現，還強調女子個人闢澹汙而獨清持的行止，如直隸永平府樂亭縣一位白姓之妻王孺人，被以「閨範可風」錄進報刊，有關評論的文字中有述其「一生不入熱鬧場中」；「一生最惡鬥牌等事，以此為奢華之漸，故嘗誡家人，必勿踵此陋習」等語(69)。
就畫報的繪述而言，在帝制瀕臨崩解時，傳統禮法便失去其賴以依附的可靠支持，節、烈、貞就不再可能佔有評斷婦女社會價值的主宰地位，它被新的社會關系所威脅而削弱性別塑造上的影響力，而報上呈現婦女的方式已成為新的國家(專制崩解)與社會關係的註腳。清末，節烈已非是國家由上而下的典範宣示(70)，它更多反映的是大眾生活的多樣性，表面上畫報還在扮演傳統的教化題材，且力圖承繼傳統言說典教的地位(71)，但在社會現實上，卻是婦女謹守閨訓的性別典範作為，公開被披閱並參觀，民間以出版謀利的方式來推銷節烈，也就意味著節烈淪為商品，倫理變為消閒對象，它並無法掌握性別塑造及控制社會秩序，至多是婦女性別作為的一個選項，不再享有傳統性別理想的優越地位，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同時也顯示傳統讀書人所掌握的經典闡釋權，已受到嚴苛的挑戰，不論是「說民眾的事」，或是「說給民眾聽」都表明商業力量正逐漸上升，剝削著嚴肅社會改革、道德控制及愛國議題(72)，畫報上的婦女節烈正流露出情慾感官世界與嚴肅道德訓教互相暈染之痕跡。
維新運動這個清末最重要的政治改革雖以失敗收場，卻引發了有關個人控制與社會改造的變動，而其發端首先始於對社會舊有習尚的批判(73)，揆其批判的內容及方向又與中西接觸後西人對中國的觀察有密切關聯，尤其是對於中國婦女生活及處境的揭露，成為映照國族危隳的替代。正是這種國族鏡像式的披露手法，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女權覺醒風潮(74)，時人在強國的驅使下，聯結啟蒙行動與婦女想像。以年畫這種民間主要視覺傳媒而言，清末，一反過去畫張以繪製歷史故事為主的傳統，至此，開始出現進步與文明的題材，婦女的新形象也被網羅，如《女子自強》、《女子求學》、《女子愛國》(75)等畫面，顯然啟蒙行動與民間習俗相接(76)，婦女以文明之姿步出閨閫的社會跨度顯得更加寬闊。
畫報上也反映出「揚舉進步」的時代思潮，它們的觀點不同於消遣的方式，並不以負面表述來闡述社會風教，而是正面地藉由商業流通來創造社會價值，如積極揚舉改革，崇奉進化觀點(77)，對進步給予高度評價，並採取直接坦露地摹寫和呈現各種文明行動及身體，其中與婦女「進步」有關最顯著的三個主題，即文明結婚、放足及興女學。
中國傳統婚禮的進行最主要是用以體現家庭的社會功能，也就是「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78)的社會目的。女性一旦進入一個家庭中，她的角色任務就是主中饋，包括侍奉公婆、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夫婦結合不是以性的愛慕及情愛渴求為起點，在這種傳統家庭觀中，無論是士大夫「志同道合」的婚姻理想，抑或是庶民百姓「成家立業」的家庭觀，二者都統屬於儒家倫理強調「夫婦有義」的禮法規範(79)，而「兩情相悅」這種源於人性根本的欲求，包含著男女由彼此容貌、才能、性格、愛好的吸引而達成的夫婦關係是被壓抑的。晚清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新式教育的推廣，個人意識逐漸從傳統家族束縛中覺醒，通商口岸打造了一個新舊雜糅的環境，傳統婚姻關係，從禮俗到配婚，都流露變動的痕跡。晚清，已出現「新學界多用新式典禮」的作風，倡行婚禮的改革時有所聞。「文明結婚」成為晚清婚禮的一大變革，即至內地省份也漸有染此風者(80)，各省城市地方志裡多載列「近日亦間有用文明結婚之式」及「間有主持新說自由結婚者」(81)。報刊上不厭其煩地登載文明結婚儀式的詳細報導，大致參與及進行的方式是：奏樂、司儀、男女嘉賓、主婚人、介紹人、新郎、新娘入席，證婚人宣讀證書，各方用印，新郎、新娘交換飾物，相對行鞠躬祴，謝證婚人及介紹人，行見親族禮，行受賀禮，來賓演說，唱文明歌、宴會等(82)。與傳統婚禮相較，文明婚禮的進行步驟可相擬於六禮中的「親迎禮」(83)。畫報上的「文明結婚」呈現的是新郎、新娘並列，沒有祖宗廟祀的陳設，也不跪拜父母，在一對新人周圍環繞著眾多賓客，多半是採取站立姿勢，儀式極度精簡但又不失莊重喜氣。
儀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是經由個人身體來串聯儀節進行並彰顯各種權力倫理，同時禮教系由制度來確認，包括個人在典禮中的行為舉動及衣飾穿著，都是體現個體的社會位階及角色的參照(84)。以此角度而言，晚清的文明結婚，就不只是習尚制度上的變革，就文化思想上，它其實已包含個人解放的意義，也就是個人得以從家庭倫理網絡所定義的社會位置中鬆綁(85)，展現一種個人自我的社會主體。
此外，報紙上以廣告方式徵求婚配對象可謂是獨步時代變化之先河。如1902年6月26日天津《大公報》刊載的一個徵婚廣告而言，其內容提到：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此來遊學。此君尚未娶婦，意欲訪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為室，其主義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曉中西術門徑；三聘娶儀節悉照文明通例，盡除中國舊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諸格及自願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權者，毋論滿漢新舊，貧富貴賤，長幼妍媸，均可。(86)揆諸當時中國女子大半仍未有自主生活能力，要讀到這樣的廣告並由此而應聘者，恐怕是微乎其微。由此而言，該廣告最大的社會意義是藉由婚配對象條件設定的轉變，來突顯及聯結青年男女如何確認自我的「志」，這則廣告可以視作為社會心態改變的一種顯示，顯示維新以來對於中國女子改造的三個重要面向的影響，當然，該位男子雖聲稱新舊毋論，但卻又挪用晚清的新婦女身體觀、女學教育、婚俗改良為擇偶判準，亦可視作是男子自身文明立場及改革態度的宣示，只是其中婚俗的改良不全然是針對婦女而發。
近代中國的社會變動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許多社會現象及社會角色的「定義」及「內涵」大量滲入了國家控制的表現，隨著西方人進入中國，有關中國婦女的處境在中外接觸史上成為特殊的論域焦點(87)，表現最為顯著的問題是有關婦女纏足，時人每謂「今觀天下，除中國以外，婦女均無纏足」(88)。這個源於變法維新提出「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口號下所促動的強民智與強民體目標，充滿了從國族處境出發的思慮，所謂「此時財盡民窮，伏莽會匪，遍於海內，敵國外患，迭起相乘，萬一或有變端，則中國萬萬纏足之才智婦人，竊恐皆無生路矣」(89)，這是從政治情勢而來的判斷。改革言論全面攻擊纏足為惡俗，往往表現出的是男性主體對於纏足經驗的理解，如此一來，纏足婦女等同修民閒民，表現出的即是透過「異性」的想像，把纏足從身體的一個特徵提升至成為個人社會價值的標準，忽視婦女由自我身體的順從性而得到的快樂與滿足(90)。
直接將婦女的性別角色和身體改造相連，最顯著的是強母強子的推斷。該立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男性知識分子救國的急切，不過也不能否認放足運動的確為婦女開啟脫離傳統性別陳窠的起點，一位自稱慕蓮女士者即以婦女本身的立場對於放足作了正面評價，語曰：「人生不幸女兒身，縛束筋骸苦莫伸。會結菩提逢解脫，馨香願祝赤膚人。」(91)不過，不纏足者在當時多半是本來就不纏者，如廣東的客家婦女(92)，而受到運動最大波及者是那些年正當髫髻或根本是稚齡幼女(93)，放足與她們未來的新生活與新性別角色相連，諸如操習捷便、出入率易、遊行自在這種生活體驗，這麼說來，晚清的放足運動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從社會心理、社會風尚上，鞏固與確認纏足是「遺毒」、是「慘虐戾謬」的舊風習，這種時代傳播特性佔據了畫報上有關婦女報導題材相當重要的比例。
晚清畫報上的纏足消息多半圍繞著放足者的活動，間接地壓制了那些擁護纏足的聲音，在沸沸揚揚的戒纏足國族言說影響下，出版商也挪用社會論題，參與製造及播送輿情，只是圖標不同於文字之處在於，它是直接圖繪展示社會動態來推銷觀念，破天荒地，女人的「足」問題成為公眾注視焦點，暗示著女性和男性在身體上有顯著區別，也就是畫出來的人體都有確定的性別區劃及與其相連的性別行為。同時，由於畫報上的女子呈現，著重於各地婦女放足的報導，對於自身身體採取改造行動的女子，間接地替自我——作為一個放足輿論的接受者，獲取了一個因身體的揭露而來的社會公共活動空間，這不是傳統婦女具有的生活經驗，而其原因在於婦女身體的大眾呈示與放足觀念推展，是近代國族和商業密不可分的結果。
除放足外，在國族與商業的交互影響下，婦女透過自我身體來掌握主體發聲的表現，最突出的即穿著服飾的更迭，漸有朝向個人化發展的趨勢。清末社會變動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即消費文化的逐步形成，其特徵是時尚成為個體表現自我的一種重要手段，城市商業的日趨繁榮，賦予女子透過消費，特別是服飾來表達其自身的欲望及角色認同，換句話說，一個女子穿什麼、怎麼穿成為其個人「發聲」的途徑(94)，個體的外表及穿著成為穿著者自身掌控的工具，故而女裝的流變可以看做是婦女性別角色調整的參照。以晚清而言，女裝最顯著的變化是著裝的選擇漸漸褪去傳統倫理及社會階級的限定(95)，加以攝影及印刷技術的發達，且街頭見聞及群體活動也獲得相當程度的公開，更加使得女子表達自我的欲望得以公然流轉於大眾間，譬如著名的女革命者秋瑾及以行醫著名的張竹君都喜作男裝打扮，她們的作為與傳統女子喬裝為男子的行動最大的區別在於，有許多「公開觀眾」，他們從其穿著獲取一個訊息——認為該項舉措是為效法男性作為(96)，顯然，衣著只有公開被參觀時才能達到述志的作用。
中西接觸後，西方婦女服飾風尚流入中國。女裝式樣的翻新上，衣式雖未大幅度變更，但窄裁緊貼明白宣告女子身體的特徵，是為女裝的重大突破，而這也拋棄了長久以來中式女裝與男裝寬大為尚的調式，性別殊異的服飾宣告男女時裝樣式分途發展的未來趨勢，這對於女子崇奉「女性」(或美)為自我社會主體身份認同是有推進作用的，開其風氣者如對高領細腰的附從，這類被形容為裹身的衣式變化，使得女子的身體存在更顯醒目，呈現出的是婦女對身體形貌關註上所發展的性別表演，時人每每形容婦女穿著窄身長襖，下是「虛飄飄兩條細小窄口的褲腿」(97)；彼時西方婦女流行扇面形高領，流風所及，中國婦女時興褶縐立領，領高至臉頰(98)，這種被稱作「元寶領」的高領設計，使任何臉型的女性都成為鵝蛋臉美人(99)。袖長更是由露腕不露肘到逐步縮短到露肘，有意無意露出內襯小袖，重在裝飾(100)。服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除了是個人社會階層、身份、職業的判別外，更是禮教儀節與社會性別秩序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線索(101)。
晚清改革論者擘畫婦女改造方案時，儘管深受西方觀點的影響而為女權開啟了新頁，但仔細揆其倡揚學習西方的目標背後，仍免除不去夷夏之防的思慮，這個內在的矛盾特別表現在對待婦女的改造問題上，那是源於婦女的角色和職任在傳統經典論述中多半被定位於家庭之中，以致她們的教養、品德牽涉到整個家庭的興衰，也是文化的內部核心所在，如此一來，引進西方女權思想的同時又須警戒慎防女子過度沾染西俗、浸獵西習(102)。與這種改革思慮相對的是，女子的解放往往表現出遊離國族論述的社會主體性，其中尤以服飾是婦女尋求建立主體身份的重要憑藉，畫報上開始出現一批在形貌上迥異於仕女的城市女子造型，諸如西方花邊、西式紐扣，以及西式皮鞋和東洋髮式(103)多有所見，許多公共場合中，婦女往往中西各取，通衢大道上西式大衣、西衣獵帽的女子身影交馳，「徒步而行，雜稠人中，幾不辨其為女矣」(104)。這是傳統被局限於家戶之內的婦女無法企及的。再者，圍繞著商賈貴胄的生活，是一群追求時髦、講求自我包裝的各色妓女，她們以自身的打扮裝飾作為吸引客人的重要手段，對於衣飾的翻新及設計無不耗費靡遺(105)，成為晚清時髦的引領者。
上述女子性別角色及地位的變動牽動著晚清有關「文明」的判準及性別塑造的集體趨向，而連接文明與女子改造的重要改革行動應該是興女學。改革者擘畫女學的話語亦反射著國族命運的省思，如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即言，「東西洋各國於女學一事，莫不加意講求。中國為數千年禮樂之邦，似未可困陋就簡」(106)。除此而外，論及女子教育的目標及內涵，也不免夾雜矯風易俗的功利性，與其相對的則是對傳統婦女生活形態採取偏頗的否定態度，如指其窳陋與粗鄙。在否定傳統的基礎上，使女學的進步性得以確認。如鄭觀應舉日本女學為鑑，強調其女教首重婦女治內的責任及能力，包括撫嬰、看病、御下各種「正位」的課程設計(107)，論說所及並未脫離傳統婦女的角色分配及家庭任務，唯其區別在於「文明」的洗禮，學與不學成為野蠻和文明的判別。彼時女子學堂即有堂歌，其詞為「人不學，犬馬儔；閉閨中，無所求、放棄責任被幽囚」(108)的教諭，也就是說，婦女是否具備現代知識成為進步或落後的一個判準。
女學生進入一個規划過的教育體系中，有關其教法、課程及考核的規定成為改造婦女的實質設置。當時的一位官紳貴婦，也是女子言論領袖的蔣畹芳女士提出有關女子教授要先講解，使其明曉字義，再分授專門之學，包括醫學、法學、雜學，務使學生專精一門，其他針黹、紡織、烹飪兼而習之，考核採取每月一次進行，獎勤懲惰，畢業要限以年期(109)，顯然，婦女進入的是一個全然不同於家庭的系統知識培養的現代社會機制中，身體上受到新式時間與空間的控制與馴服(110)。這些文字的具體形象在畫報中是以圖像捕捉，晚清畫報上往往見婦女以排列整齊的方式，或聽課、或參加社會活動、舉行遊藝會、演講會(111)，以紀律規範和面向社會的方式，來傳達「新思想、新文明」的內涵，並反襯落伍，進而與文字描述迭合，透過圖畫建立「女學生」的模型，引導社會建立有關女學生的一組性別想像(112)，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別想像包含著社會風俗道德的衛護色彩，即少年女子不宜「遊行街市」(113)，不可男女混雜，蠹害風俗(114)，這與其他婦女的蹣跚踟躕、觀望徘徊形成強烈對照。如果說畫報的發行，其所設定的啟蒙對象是過去未曾參與公共議題的婦女及下層階級民眾，那麼對於各種女學生的繪述，仍難掩婦德觀念覆蓋其上的痕跡，但不可諱言，這已宣告女子由學習閱讀到用閱讀來學習的社會發展(115)，這是民國以後女子改變舊有性別禁錮的重要憑藉。
隨著科舉取消，晚清社會的商業化腳步日益快速，促使過去以身世來決定個人社會身份地位的標準愈來愈不可行，加上許多面向大眾的傳播媒介出現，無疑地更助成社會成員之間的流動與互動，士子和市井構造了一個「公眾」的範疇。公眾的信息傳播網絡對於傳統伏處深閨的廣大女子具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清末畫報上的婦女言說、圖說有力地消解了閨閫的屏障及私密，閨閫過去被劃定為婦女歸屬的私密空間，其活動的隱秘主要與婦女不能在外露面的限制相連，而閨閫表現更足以作為個別女德的評斷。由此而言，畫報雖然仍表揚婦女節烈、譴責妓女蠹害風俗，但當它們向大眾刊布之時，即引動顛覆性別角色、性別秩序的可能，因為閨閫生活一旦公之於世，也就催促著「內」從私密的情感、節操、欲望的場域，變成公眾集體得以注視、參與、消費的社會組成。不過，在妨害風化、蠹害人心的問題上，特別圍繞著「性」上衍生的混亂，畫報多半以女子為責備對象甚過男子，這正是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尊男卑女性別階序使然，而畫報顯然具備晚清興起的報刊「新」聞特性，強調述奇、搜密的市場導向，所以以女子為主的風化主題之所以佔很大比例，與其只從表面理解為是對女子公開行為的批判，更貼近於是社會變動的指標。
清末城市社會流動趨於劇烈，婦女的社會交往、商業生產、公共現身等活動亦隨之漸漸開放，相較於傳統的婦女，新的城市婦女屬群擁有更多自主的空間。如租界、商業、消費所締造出的新生活形態使妓女成為城市景觀最令人矚目的一環；而繅絲、紡織業的興起，促使農村婦女進入城市後以職業獨立的姿態而獲得新性別身份——女工，她們是為中國第一批大量在社會集結及公開活動的良家婦女(116)。此外，最重要的即隨著女學教育的勃興，女學生成為城市生活的新組成(117)，這些婦女在社會公眾間穿梭，在畫刊上露面，在輿論中串聯，相對地即削弱禮教閨訓、內外有別等各種規範婦女外表及言行的儀節有效性。這些變動促使畫報擷取婦女的公共表現，又設定其為主要訊息接收者，如此一來，在閨閫消費及消費閨閫之下，更進一步以閱覽方式邀請女子進入社會。
中國近代女權覺醒來自改革派國族言說的強力詮釋填塞，而面對愈來愈多的婦女進入公共空間，畫報也不免滲透了國族思潮，即婦女拋頭露面必須以求學、進步、改革為目的，這樣出入社會就是可以容許的。儘管如此，問題在於有效傳播指向被報導者與接受者之間聯繫的建立，此即公眾的形成，一旦男女無別、內外相接的變動出現即有利於婦女被納入成為公眾的一個組成，至此，禮法規範與國族女權觀對個別女子的統攝可能遭到其他「公眾」表現的挑戰，換句話說，清末，在國族和商業的交互影響下，開放了更多婦女自我表演、表達的社會空間，特別是城市經濟環境的興起，使得女子在尋求欲望實現和改變性別處境的機會上大為增加，這才是清末中國婦女的生活現實。
1900年後，大眾傳播媒體大量出現，尤其是逐日出刊的畫報，它在商業競爭的動機下，直接訴諸圖像的視覺傳達，對於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的規範無疑是巨大的破壞。如果擺脫五四對於中國婦女運動觀點的影響，重新看待傳統中國的婦女歷史，可以說，至清末，西方文化的衝擊促發知識分子從思想上對三綱五常、男尊女卑提出質疑，並以救國出發而進行性別改造的設計，但他們未必真能脫去涵養自身的傳統成分(118)，這樣看來，更大的衝擊其實是來自社會，禮法的餘威在「大眾化及化大眾」中滅減削弱，突顯傳統經典中的家庭倫理觀幾乎已無法涵蓋新的女子社會角色，而新興的婦女群體(119)在這種相應的社會變動之下，獲取了解放的契機，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對於封建倫理的攻擊不過就是再加把勁把它徹底掃入舊傳統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晚清在商業化的發展中，傳統讀書人所具有優越的經典闡釋及言論道德主導地位已漸喪失。至五四時期男性知識分子重新提出有關新女性的檢討與論說，學者認為這些圍繞著時代婦女問題的討論本身，反映的是知識分子試圖從清末以來受到商業力量主宰的民眾改造中，重新取回主導權，並據以重新確認知識分子本身的社會責任和政治影響力(120)。
①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71頁。
②學者估計《時務報》的直接受眾及間接受眾大概有100萬人以上。閭小波：《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80－181頁。
③楊曼青：《看畫報之益》(演說)，《北京醒世畫報》1909年第12期。
④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點石齋畫報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灣)1990年第19期，第145頁。
⑤康無為(Harold Kahn)：《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第94－97頁。
⑥康無為指出插畫古已有之，但直至近代才造成視覺衝擊，特別是晚清這種線條文字型表達方式主導了公共論域。康無為(Harold Kahn)：《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第93頁。
⑦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J.Nathan,"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 a Press,1985,pp.368-369.
⑧Grace S.Fong,"De/Constucting Feminine Ide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Random Records of West-Green' and the Story of Shuangqing," in Ellen Widmer,Kang-I Sun Chang ed.,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264-281.
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中，有描寫男主人翁的堂姊喜閱《點石齋畫報》的情節。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臺北：廣雅出版，1984年，第184頁。
⑩劉永文：《晚清小說的廣告宣傳》，《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第116頁。
(11)當然晚清中國的「民」，還是指向那些能夠消費文化生產的大眾而言，而他們多半以城市為主要活動地域。按Perry Link的解釋，他提出依照政治、經濟、教育結合而成的標準，晚清上海出現了一批所謂「小市民」，他們是改革言論預設的聽眾，而社會階級則位於純粹勞力產出者之上，至於與精英的差異在於對待西化的態度比較保守。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4-5.也有學者將晚清上海社會組成分為上、中、下三個層次，上層是官僚、紳士和資產階級；中層是職員、專業人員、知識分子以及自由職業者；下層是工人、苦力。詳見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149頁。這個區劃依然是很模糊的，因為個別人物有可能出現任一情況，即在職業上極難歸類，受教育的情況難以評估，對待西化態度曖昧，但這個思考仍然有助於釐清晚清科舉取消後，文人與城市化變動的重要關聯。
(12)李楠：《上海小報中的兩種市民文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107－108頁。
(13)學者研究從1900年至1910年止，上海一地人口的增長只達百分之三十，但小說數量增加達幾十倍，也就是小說的增長不在於閱讀人口的增加使然，而是來自既有人口內部的市場變動，即大量的士人加入成為作者和讀者。袁進：《試論晚清小說讀者的變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1期，第19－20頁。
(14)阿英：《吳跰人的小說論》，《中國俗文學研究》，臺北：中國聯合出版社，1944年，第82頁。
(15)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第66頁。
(16)如商務印書館延張元濟主持編譯所，曾孟樸辦《小說林》出版社，包天笑任《時報》記者，文人靠薪酬維生已屬平常，包天笑在《時報》每月寫論說6篇，餘者寫小說，每月薪資80元。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第372－273、第378頁。
(17)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第216頁、第317頁。
(18)《點石齋畫報》的發起人曾言，「畫報盛行泰西，蓋取各館新聞事跡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一言點出畫報的市場趨向。《點石齋畫報》第1集序文(臺北：天一出版社，1978年)。
(19)王繼平：《近代中國與近代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85頁。
(20)時人頗重視開婦孺智慧，《大公報》1903年2月26日。
(21)《李菊儕啟事》，《北京醒世畫報》1909年第14期。
(22)所謂「圖畫是一種無音的新聞，最能吸引讀者注意」，轉引自張若谷：《紀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畫報之一瞥》，第317頁。
(23)David Johnson,"Communication,Class,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34-36.
(24)王樹村：《中國年畫史》，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2年，第5頁、第12－14頁。
(25)Chang-Tai Hung,"Repainting China:New Year Prints(Nianhua)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4),2000,pp.770-810.
(26)John Gittings,"Excess and Enthusiasm," in Harriet Evans and Stephanie Donald ed.,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29.
(27)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55頁。
(28)畫報以每日出一張(大約八幅圖)，零售一份銅元一枚(也有稱大洋一分)，或多至銅元一百五十文者，售價比文字報紙低。參閱《燕都時事畫報》、《舊京醒世畫報》、《淺說畫報》各報的報頁首面(按Perry Link的研究，晚清一份報紙售價大洋約8分隨即漲到10分)，超過技術工人一天工資的十分之一，所以為了提高銷售量並降低成本，發行者定出如果當日買報者閱完又賣回，只算大洋6分的方式。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7.
(29)如《淺說畫報》出版於北京，在天津、山西、通州、吉林、盛京、南京、上海、湖北、河南、福建都有代派處，參見《淺說畫報》報頁首面。
(30)以上海環球社編的《圖域日報》為例，該報始於1909年出版第1號至1910年出版至404號，系持續兩年的連日刊畫報。收於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續編》第6冊－第15冊。
(31)本文並不考慮畫報的畫家流派、繪畫風格、審美趣味等問題，這是藝術史的範疇，雖然與普遍歷史研究也有重疊之處，但筆者著重的是圖像出版的社會現實及視覺紀錄也是「歷史論述」的這個角度。有關圖像如何成為歷史書寫的一環，參閱曾藍瑩：《圖像再現與歷史書寫：趙望雲連載於〈大公報〉的農村寫生通信》，《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年，第63－64頁。Craig Clunas,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Reaktion Bookltd,1997,pp.9-11.
(32)《李菊儕啟事》，《北京醒世畫報》1909年第14期。
(33)劉永文：《晚清報刊小說的傳播及發展》，《社會科學輯刊》2003年第1期，第176－177頁。
(34)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第429－430頁、第432頁。
(35)學者研究明代的相書，多只有以男人圖像作為命相說明的載體，女人像付之闕如，良家婦女多半不與外人謀面，只有醫師才稍通融。Craig Clunas,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Reaktion Bookltd,1997,pp.88-89.
(36)Judy Chicago and Miriam Schapiro,"Female Imagery," in Amelia Jones ed.,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London:Rouledge,2003,pp.40-43.
(37)學者研究「文革」的海報指出，即使共產黨對於海報的政治教育監控極嚴，但由於社會地位、海報出現的時空環境等影響，使得民眾各自理解的「意義」，大相殊異，不過即使如此，許多「因習成俗」的符號及形象如顏色的社會意識和女子身體柔順等還是能被政治力量挪用以達成宣傳的目的。Harriet Evans,"Comrade Sisters:Gendered Bodies and Spaces," in Harriet Evans and Stephanie Donald ed.,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nham:Raw Man and Fittle Field Publishers,Inc.,1999,pp.63-76.
(38)畫報取材自民眾生活，目的是以熟悉親切感來吸引百姓，這樣才能達到以訊息夾帶出來的啟蒙、娛樂、教化意義。Harriet Evans,"Comrade Sisters:Gendered Bodies and Spaces," in Harriet Evans and Stephanie Donald ed.,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nham:Row Man and Fittle Field Publishers,Inc.,1999,pp.64-65.
(39)這個觀點引自學者對中國商業廣告的研究，最主要的是畫報在清末被用以傳播新知識、新訊息，這點和商業廣告推銷效用，其實頗有雷同之處。Sherman Cochran,"Marketing Medicine and Advertising Dreams in China,1900-1950," in Wen-hsin Yen ed.,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62.
(40)Susan Mann,"Learned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hristina K.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and Tyrene White ed.,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7-46.
(41)1890年由吳友如主編的《飛影閣畫報》，在屬性上比較不像新聞報類，較近於專刊，雖則該畫報有大量仕女閨媛的圖像，但不在本文定義的討論之列。見向迪琮：《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報及其繼起者》，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248頁。
(42)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點石齋畫報例》，第150頁。
(43)男性作者在仕途不暢、科場失利、功名受挫時，往往肆情青樓，覓求知音及佳遇，衍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書而成文，也等於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雷勇：《狹邪小說的演變及其創作心態》，《漢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第61－62頁。
(44)畫報強調的是視覺的傳播，西方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女子成為視覺上的客體時，其形象往往成為男性注視者的「性」和「欲望」落足處，反面言之，視者看到的是擬構的女子形象，筆者認為這種視覺傳播的「形象閱讀」，正是晚清畫報上婦女足以作為「時代再現」的有力論據。Mary Kelly,"Desiring Images/Imaging Desire," in Amelia Jones ed.,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London:Rouledge,2003,p.72.
(45)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iudies,50(1),Feb.1991,pp.287-308.
(46)魯迅曾有一段評論《點石齋畫報》的話，他認為該報畫流氓、妓女特別好，這是因為畫師「看得太多的緣故」(《二心集》，《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292－293頁)。以此而論，觀者在接受畫報之時，也會以所接受的形象來認識那些從未接觸的人、事、物，某種程度虛構與真實已難分別。
(47)Harriet Evans and Stephanie Donald,"Introducing Poster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arriet Evans and Stephanie Donald ed.,Picturing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s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anham:Rowman and Little Field Publishers,Inc,1999,p.9、pp.63-76.
(48)畫報上不乏男女風化情色的報導，顯然對於社會閱眾而言，這種揭露是具有吸引力的，圖以外的文字評論內容，則著重在界定「正常」的性及性的關係，這似乎是編者與讀者共同締造的論域，而這種訊息消費類同黃克武提出的，人類情慾生活在私密與揭露之間因而能創造出「某種程度以窺探來追求的喜悅」的商業文化。黃克武：《不褻不笑：明清諧謔世界中的身體與情慾》，熊秉真、餘安邦合編：《情慾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49)雍正時，宣布「除賤為良」的政策後，導致官妓衰落，私妓盛行，這可能是青樓文化轉變的重要線索。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214頁。但筆者認為晚清的媒體介入，更是促使妓女城市化、商品化轉型的直接導因。
(50)孫家振：《海上繁華夢》，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
(51)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第409－410頁。
(52)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中)，第423頁。
(53)陳伯熙編著：《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61頁。
(54)王韜：《瀛壖雜誌》，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上海：上海著易堂，清光緒刻本，第51頁。
(55)王韜：《瀛壖雜誌》，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52頁。
(56)黃式權：《淞南夢影錄》，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87頁。
(57)海上漱石生：《退醒廬筆記·天香閣韻事》，收於孫安邦主編：《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8－149頁。
(58)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頁。
(59)光是重要報刊即有《遊戲報》、《笑林報》、《世界繁華報》、《採風報》、《消閒報》、《春江花月報》、《及時行樂報》等20餘種；重要小說如《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海天鴻雪記》等數種。見徐永志：《恣肆的欲情——晚清狎妓之風與色情業的興盛》，《文史精華》1997年第11期。
(60)黃式權：《淞南夢影錄》，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88頁。
(61)黃式權：《淞南夢影錄》，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88頁。
(62)黃式權：《淞南夢影錄》，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91頁。
(63)王韜：《瀛壖雜誌》，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70－71頁。
(64)舉劉坤一語如「中國人民四萬萬，以男女各半計之，婦女得二萬萬之數」，引自國家檔案館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303頁。該言論透露晚清知識分子從「國家」角度出發，始將婦女納入「公」的範疇中，此點與前代士紳論婦女地位時顯有極大差異。
(65)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及孫家振的《海華繁華夢》都描寫了文人一方面有著悅而不淫的理想，另一方面卻又任情縱慾，情節至如母親剛去世，即娶妓女歸家。侯運華：《江南士風與狹邪小說》，《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第28－29頁。
(66)明清至民國，許多男性書寫自身母親的文本，多以典範式的賢、德、慧為記述重點。Ping-chen Hsiung,"Constructed Emotions: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15(1) June 1994,pp.89-93.
(67)16世紀末，為改良社會風氣，呂坤也曾作《閨範》一書，他在序中解釋該書特附圖畫以吸引婦女閱讀。Katherine Carlitz,"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ei nü Zhuan," Late Imperial China,12(2),Dec.1991,p.117、p.130插圖．
(68)《申報》第67號，引自溫文芳：《晚清時期貞女烈婦盛行的原因及狀況——建立在〈申報〉(1899－1909)上的個案分析》，《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247頁。
(69)《順天時報》1904年7月15日。
(70)帝制統治時期，帝王及官僚體系向有透過制度式的揚善懲惡來使百姓效從的做法。Daniel L.Overmyer,"Value8s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Ming and Ch'ing Pao-chüan,"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19-254.
(71)Frederic Wakeman,"the Price of Autonomy:Intellectuals in Ming and Ch'ing Politics," Daedulus 2(Spring),pp.35-71.
(72)近代商業剝削愛國議題的表現，晚清已漸開其風，其後日盛。以廣告國貨商品時操縱反日的集體記憶最為顯著，如1920年代申報上有「毋忘國恥，請吸國貨金龍牌香菸」的廣告標題。《申報》1925年5月7日至11日。
(73)晚清被批判的不良生活習俗主要有纏足、早婚、蓄辮、賭博、吸鴉片。見楊念群：《戊戌維新時代關於「習性」改造的構想及其意義》，收於薛君度、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1－12頁。
(74)生物性的「女」之所以成為「女子」、「女性」或「婦女」各類具有社會角色、身份意義的個體，是透過社會建構而來，按社會學的研究指出性別屬性和性別個性必須通過社會化成為特定的角色和身份並被置於生理機能中。(英)布萊恩·特納：《身體與社會》，馬海良、趙國新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頁。就此而言，晚清重構女子家庭、社會角色的國族思潮，在中國婦女覺醒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突破。
(75)侯傑：《晚清社會文化與民間史觀》，《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65－66頁。
(76)民間習俗是逢年「掃舍之後，便貼年畫」，見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臺北：「中華書局」，1982年，第66頁。
(77)夏曉虹：《從男女平等到女權意識——晚清的婦女思潮》，《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第100－103頁。
(78)《禮記·昏義》，收於《四部備要》(經部)第8冊，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
(79)祝端升主編：《中國婚姻家庭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80)「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引自徐珂：《清稗類鈔》(婚姻類)第38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1頁。
(81)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82)1903年11月26日，留日男學生廉礪卿和桐城姚女士結婚，婚禮在張園舉行，由務本女校長吳畹九為男賓代表人，其夫人為女賓代表人，所有婚禮儀典全實行西式。見《女子世界》(記事)1930年第11期，第2－4頁。
(83)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年，第77頁。
(84)Ann Anagnost,"the Politicized Body," 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Bralow ed.,Body,Subject and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36-137.
(85)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許多婚禮在異國進行，更加脫離了宗族、家族等血緣網絡在典禮進行中的角色和功能。如一位留日男學生與一位隨父遊歷日本的女士在東京舉行婚禮，見《女子世界》(記事)1905年第3期，第2－3頁。
(86)《大公報》1902年6月26日。
(87)王美秀：《西學東漸影響下的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第105－106頁。
(88)抱拙子：《勸戒纏足》，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第24頁。
(89)黃鵠生：《中國纏足一病實阻自強之機並肇將來不測禍說》，《時務報》第35冊，1897年，第32頁。
(90)學者以為纏足婦女因自身的金蓮小足而得到異性的青睞及同性的豔羨都是一種由身體帶來的快樂與欲望滿足。而纏足再解開者，其痛苦更甚於已纏而維持者。高彥頤：《檔案·纏足史·欲望：遊戲〈採菲錄〉》，收於餘安邦、熊秉真合編：《情慾明清——遂欲篇》，第134－136頁。
(91)慕蓮女士：《衛足詩》，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第64頁。
(92)克裡斯蒂娜·吉爾馬丁(Christina K.Gilmartin)：《國民革命時期(1924－1927年)的性別、政治文化和婦女動員》，收於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第5頁。
(93)鄭毓秀(魏道明夫人)回憶自己幼時極力反抗纏足，其後因為雙足健康而能自由自在地出國讀書，20世紀30年代以一名女律師身份在上海執業。My Revolutionary Years: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e Wei Tao-Ming,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3,pp.9-10、pp.138-156.
(94)研究西方性別與消費問題的學者，提出一個論點，即在消費文化中，「外表的修飾」是個人透過身體表達自我的取徑，即個人慾望和身份判定與消費流行之間彼此互相激蕩，進而使時尚成為各種價值的符碼，最終個人及社會集體消費的不一定是物質本身的實質效用，反而是符碼代表一些抽象的價值。Philip Hancock,the Body,Culture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p.54-61.
(95)不只有婦女因時裝而去除禮法訂製的社會角色，其他如「負販之子御狐貉」、「廝養走卒作橫鄉曲」、「衙署隸役與縉紳交際」在王韜眼中都是「衣服僭侈、上下無別」的社會表現。見王韜：《瀛壖雜誌》，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51頁。
(96)張竹君經常西裝革履，以男裝打扮出現。江百鍊：《略論晚清時婦女自主意識的覺醒》，《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34頁。秋瑾從日本回中國後，也嗜愛穿男裝，見柯惠鈴：《去舊質、鑄新魂：清末革命政治中的「女傑」》，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未刊論文，第15頁。
(97)張愛玲：《更衣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0頁。
(98)焦潤明、蘇曉軒編著：《晚清生活掠影》，瀋陽：瀋陽出版社，2002年，第68頁。
(99)屠詩聘：《上海市大觀》，引自卞向陽：《論晚清上海服飾時尚》，《東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30頁。
(100)張敏：《試論晚清上海服飾風尚與社會變遷》，《史林》1999年第1期，第50頁。
(101)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9-50.
(102)Prasenjit Duara,"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Timeless,Gender,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iudies,50(1),Feb.1991,pp.295-297.
(103)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前置圖頁。
(104)徐珂：《清稗類鈔》(服飾類)第91集，第54頁。
(105)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32－33頁。
(106)《兩江總督劉坤一》，國家檔案館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303頁。
(107)《兩江總督劉坤一》，國家檔案館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384－385頁。
(108)轉引自俞宏標、顧曉紅：《晚清女子教育多邊關係探略》，《浙江學刊》2000年第4期，第134頁。
(109)上虞女士蔣畹芳：《論中國創興女學實有裨於大局》，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第100頁。
(110)晚清西人的時間概念流入中國，身體的勞動與休閒逐步由時間來掌理。葛元煦記述西人七日一禮拜為休息之期，華人居停西商者，遂習於禮拜六徵歌尋歡，時間的概念又與鐘錶的流通相連，晚清上海開始出現中西商人經營的各類鐘表店，包括亨達利、悅生、全亨。葛元煦：《滬遊雜記》，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秩，第78、82頁。
(111)報刊喜刊載婦女這類活動，並給予正面評價，目的為引導性別塑造的方向，可謂是公共論域中的重要組成。見《不纏足會之演說》，《警鐘日報》1904年5月19日。《女學校之開校式》，《警鐘日報》1904年5月11日。《女學大開運動會》(常州通信)，《民立報》1910年11月21日。《女子教育會出現》(南京通信)，《民立報》1910年11月8日。《京師女學界第一次盛會》，《大公報》1906年11月30日。《運動兩志》，《女子世界》1905年第2期，第2－3頁。
(112)這個觀點參考自Sander L.Gilman,"Black Bodies,White Bodies:Toward an Icnon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Medicine,and Literature," in Amelia Jones ed.,Th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e Reader,London:Rouledge,2003,p.136.
(113)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73頁。
(114)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4頁。
(115)參考Elizabeth L.Eisenstein,"Some Conjectures about the Impact of Printing on Western Soeciety and Thought: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0(1),1968,pp.5-6.
(116)陳文聯：《晚清婦女解放思潮興起的原因及特點》，《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第94頁。
(117)Weikun Cheng,"Going Public Through Education," Late Imperial China,21(1),June 2000,pp.107-143.
(118)關於晚清知識分子以西化為依歸，卻置身於傳統中，表現出提倡女權的矛盾心態及處境，參見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1月，第17－38頁。
(119)自清末興女學的運動展開，1907年全國有女子學堂428所，女學生15498人，此外，還有一部分是留學外國的女子。孫石月：《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年，第51－129頁。女學生這個婦女屬群是中國現代化性別改造中的起點，她們是傳統中國婦女所未出現的「現代」身份，有關女學生的論述就成為國族、啟蒙、衛道、保守各種主張的鏡像。
(120)Louise Edward指出1920年代後，除了商業力量外，軍事成為壓縮知識分子影響力的另一個挑戰。見Louise Edwards,"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 China," Modern China,26(2),April 2000,p.116.